《小城春秋》再版序
文/俞兆平

當時光之手撥動歲月，那漸之消隱而去的歷史事件與人物，有的會在現今的某一節點上再次閃射出它那特殊的光焰。高雲覽先生所著的長篇小說《小城春秋》即是這樣，它將再版了！
對於這樣一本在國內已經印刷、出版多次，印數達150萬冊，且先後譯成英、法、俄、日、西班牙等國文字出版的小說，其再版的緣由是什麼呢？我覺得還是以高雲覽先生在1936年10月底，擔任“廈門文化界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大會”主席時，他本人演講的一段話來說明：“我們是把這一位正義的戰士，放在大時代的天秤上面，估量他，批判他，冷靜地、客觀地看他給與這時代到底有多少的意義，多少的利益，多少的重要性。” 同樣地，我們也應該把高雲覽先生和他的《小城春秋》放在“時代的天秤”上，估量他的價值與意義。若從這大的時代、歷史視角來考察，我認為有兩點值得先行提出。
其一，《小城春秋》是一段文學性的中共黨史。
在理論上，文學與歷史是不能揉合的。因為，文學講究的是想像與虛構，流行世界的韋勒克的《文學理論》一書甚至把“虛構性”作為文學的本質之一；而史學的本質卻是真實，是在史實考證基礎上的撰述與判斷。但作為小說文本而存在的《小城春秋》卻融合了二者，以文學的形式記敘了一段珍貴的中共黨史，是一個獨特的存在。
原因來自於作者的寫作動機：“我的家鄉廈門發生了轟動全國的大劫獄。這一個有計劃有組織的劫獄是在當時我們黨的地下組織的領導下發動的。我深受感動，一直想拿這事件寫個長篇小說。黨派人來和我聯繫，並把劫獄的全部秘密材料交給我，鼓勵我寫出來。” 他對女兒高迅瑩說：“這部小說在我心裡懸了20多年，我必須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不難看出，作者創作的出發點首先是完成多年前黨交給的任務。劫獄的全部秘密材料在他手中，烈士的身影“一直沒有離開我的回憶”，這部小說的寫作，已不是單純的文學創作了，而是對一個革命者的忠誠的考驗。
由此，對歷史真實的尊重超過了小說藝術的虛構要求，中共黨人可歌可泣的一段歷史得以完整地保留下來。小說以主要人物劍平被捕入獄後的視角，寫出牢獄環境的陰森與惡劣：“小黑牢像個獸櫥，一面是木柵，三面是矮牆，黑得如同在地窖裡。牆壁潮得發黏，牆腳滿是看不見的苔蘚和螞蟻。一股類似牲畜的惡臭，混合著強烈的尿味和霉腐味，衝得他腦漲。”在這裡，劍平和他的同志們經受了灌辣椒水、壓杠子、弔秋千、竹簽刺指甲心等種種酷刑，但他們忠貞不渝，寧死不屈，頂住了肉體的摧殘，精神的折磨。
像小說中四敏這一人物形像，其原型即是引導作者高雲覽走上革命道路的泉漳中學的陳三民老師，他留蘇回來，在廈門開展秘密工作，不幸被捕而英勇就義。雖然在小說中對他的死有了藝術整合，使他的犧牲更為壯烈。他因傷勢過重，為著不拖累戰友，借口支開劍平，翻身滾入暗夜中的茫茫大海。寧可犧牲自己，也要把生的希望留給戰友，顯示了真正的共產黨人的品格與信念。
1930年5月25日，這場由中共福建省委精心組織、實施的廈門武裝劫獄行動，以營救出了40餘名我黨同志，我方無一傷亡而收局。這一驚心動魄的事件震動了國內，甚至傳到了海外，為中共黨史寫下了史詩性的光輝的一章。高雲覽先生以他對黨的信仰，以他的筆忠實地記錄下這一歷史事件，再現了歷史的原貌。黨的歷史在小說的審美創造中成為具體可感的形像存在，小說的藝術創造也在黨史事件中獲得意義與價值。《小城春秋》首先就是以它“文學性的中共黨史”這一特質，再度引發後人的重視，因為在今天要培養心懷家國、勇擔使命的一代新人，這種形像性的、有血有肉的黨史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種形式。
其二，《小城春秋》為廈門城市文化史留下可貴的一頁。
進入21世紀後，人們對逝去的時間與空間日益重視。各地方政府對本地的人文景觀、民俗風情，以及歷史文物、大師名人等資料、實物，加強了收集、整理的工作，並以文字、圖像、塑像等形式凝定下來。《小城春秋》的作者在創作中，不經意地也為今天廈門城市文化史，留下了20世紀30年代一幅幅富有地域色彩的畫面。
高雲覽1910年出生於廈門橋亭街，到1937年底前往新加坡，他一生中寶貴的青少年時光都在廈門度過。作為廈門本土作家，他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風物人情自然了如指掌、一往情深，所以他在小說的情節演進、人物塑造時，所納入的環境描寫，往往如畫面般鮮明、生動。
小說開篇，就展開了同安鄉裡何族和李族之間宗族械鬥的場景：“何族的鄉鎮流行鼠疫，死了不少人，遷怒到李族新建的祠堂，說它傷了何族祖宅的龍脈。兩族的頭子都是世襲的地主豪紳，利用鄉民迷信風水，故意擴大糾紛，挑起械鬥。”惡鬥中，何劍平的父親何大賜被李悅的父親李木一刀砍死，李木因此逃離家鄉，到了廈門島，又被騙賣到南洋當豬仔、做苦工。這是歷史，是當年閩南地方特色的宗族峙立的社會狀況；但它又是文化，因為作為歷史事件的宗族械鬥，凝定了當年民眾的特定心理和社會現像。這一切，都在作者的筆下得以準確地再現。
又如，臺風到來, “這一天，天纔黑，對面鼓浪嶼升旗山上已經掛起了風信球。漁村裡，漁船還沒有回來的人家，燒香、燒燭、燒紙、拜天、拜地、拜海龍王爺，一片愁慘。入夜，天空像劈裂開了，暴雨從裂口直瀉，臺風每小時以二十六裡的速度，襲擊這海島。”作者親歷親見，文筆承接地氣，臺風來臨時的境況歷歷在目，特別是漁民家人拜天、拜海的哭禱，更是揪動人們的心弦。
類似這樣的富有地方色調的畫面，在小說中還有多處，它們為今天的人們描繪出已經逝去了的廈門地方風物人情，是不可多得廈門文化史的資料。廈門作為早的“五口通商”的海岸港口城市，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特殊的文化景觀，像小說中寫到的碼頭工人、漁村民眾、流浪漢、強盜、小偷、妓女，和愛國青年、文化群體、先鋒藝術家，以及地痞流氓、日籍浪人、警察看守、特務偵緝隊等，這些由不同的階級、階層，不同的政治力量所組合成特定的文化景觀，都應引起今天從事這項工作人們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