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疲倦地解釋真理（代後記）
——在魯東大學的演講
這是從愛因斯坦那裡借來的題目。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愛因斯坦獲悉鈾核裂變及其鏈式反應的發現，他和一批有良知的科學家擔心希特勒會據此發明制造出原子彈，那將給世界帶來更大的災難，把人類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意識到這個問題之後，愛因斯坦就和一些著名科學家聯名給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寫信，建議美國研發原子彈，用以抵抗扼制法西斯戰爭力量。
後來，當然是美國制造出原子彈了，並且在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兩顆。由於投下了這兩顆原子彈，第二次世界大戰提前結束了。對於美國投下的兩顆原子彈，還有好多說法，值得長久討論。現在要說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業已結束，但危機依然存在，不容樂觀。愛因斯坦想到，目前戰爭結束了，人類進入了和平時期，可是世界上依然存在著大量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些武器隻要在世界上存在一天，人類就面臨著毀滅性的威脅。於是，愛因斯坦就開始呼吁，建立一個世界性組織，來統一管理全世界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為這個設想的實現奔走呼號，迄無結果。直到愛因斯坦去世，以至今天，也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能夠控制管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世界組織。愛因斯坦的呼吁毫無結果。然而愛因斯坦生前從來沒有放棄過，他說：“我們的義務就在於不知疲倦地解釋真理。要讓人類懂得與他們生死攸關的事情。”
一位自然科學家，尚且為解釋真理不知疲倦，奔走不懈，以探索人類靈魂為己任的文學家、作家，又怎能置真理於不顧呢？所幸，在偉大的文學家與偉大的科學家那裡有一脈相通。愛因斯坦建立一個世界性組織管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構想，與托爾斯泰的戰爭設想竟是那般相似。
托爾斯泰二十七歲的時候寫過一篇小說，《五月的塞瓦斯托波爾》。托爾斯泰在這篇寫戰爭的小說裡，設想過一種戰爭方式：如果交戰雙方認為確有必要打下去，那就不要這樣打法，把千軍萬馬投入戰爭。怎麼打呢？甲方裁下一個人，乙方也裁下一個人，甲方再裁下一個，乙方也再裁下一個，就這樣一直裁下去。假如雙方的力量差不多相等，那就一直裁到你隻留下一個人，我也隻留下一個人，就讓這兩個人打好了，一個攻城，一個守城，勝負由這兩個人來決定。這樣不就避免了成千上萬的生命死亡嗎？有人或許會以為托爾斯泰的戰爭設想幼稚、天真。其實這是建立在對生命的憐恤與悲憫基礎上的戰爭假想，是托爾斯泰在那個時代提出來的裁軍設想。失去了這樣的裁軍設想，人類世界的永久和平就隻是夢想。當今世界的裁軍是多麼艱難，一次次的談判，一年年的談判，就是沒有結果，就是不能成功。現在世界上保存的核彈頭，能把地球毀滅幾十次。這種核彈頭隻要存在一天，人類世界就存在著被毀滅的巨大威脅。一九八五年聯合國一個組織統計公布，二戰以後，已經有兩千萬人在一百五十多次軍事衝突中喪生，超過了二戰中士兵的死亡數。在這些生命的喪失中，科學發明、科學技術所造成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當我們享受著現代科技帶給我們的巨大便利的時候，我們也同時面臨著它帶來的巨大危害與災難。我們因此更應該深刻地理解愛因斯坦的擔憂，而且對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充滿深深的敬意。他說過：“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學工作對人類常常具有悲劇性的作用。”看一個科學家是否偉大，絕不能單單看他研制出了什麼樣的尖端武器，研制出了什麼樣的先進設備，而要看他有沒有這種對全人類的憂患意識，有沒有這種人文情懷。當今世界，還有幾位科學家具備這樣的胸懷呢？於是，我們更應該領會愛因斯坦另一段話的深刻含意了：“傑出人物的道德品質可能比純粹的理智的成果對一個時代以及整個歷史進程所具有的意義更大。不僅如此，甚至後者的取得也要在極大程度上依賴於道德境界，而且這種依賴程度比通常認為的大得多。”愛因斯坦之後，世界上又出現幾位這樣注重道德品質、憂心忡忡的科學家？愛因斯坦的偉大，絕不僅僅在於他發現了相對論。有一部《愛因斯坦晚年文集》，值得找來好好閱讀。在這部書裡，愛因斯坦隻用很少的幾篇文章來講他的相對論，而大部分文章卻是在書寫一種人文關懷——不知疲倦地解釋真理。
一個自然科學家，為解釋真理、追求真理而不知疲倦，不問結果，隻問過程。以淨化、鑄造人的靈魂為天職的作家，怎麼可以不把熱愛真理、解釋真理、追求真理，貫穿於他的整個生命歷程呢？直接感受著人類憂患的文學家、作家，理應更敏感更深刻地體悟到世界的動蕩不安、生命的悲劇，為探索能為人類帶來福祉的真理不懈努力。不知疲倦地解釋真理，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回望近現代以來的世界文學高峰，還是俄羅斯文學創造了獨具魅力的優良傳統。
仍然是托爾斯泰，為了踐行他的精神法規，實現他的崇高信仰，八十高齡深夜出走，倒在阿斯塔波沃火車小站上。托爾斯泰在那個小站上告別人世，臨終之前，把他的大兒子叫到床邊，說：“謝廖沙，我愛真理，十分地愛真理。”這是托爾斯泰留給這個世界後的話。
俄羅斯文學的另一座高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五歲時發表了《窮人》，一舉成名。此後他參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不久後這個小組被沙皇政府取締，主要成員都被抓去了，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死刑，正要執行時，在刑場上突遇大赦，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赦免，改為發配西伯利亞。將到流放地的時候，有幾個早就被發配到此地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去看望這些新發配來的犯人。她們送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另外幾個人每人一本福音書。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把這本福音書帶在身邊，直到生命的後時刻。一八八一年二月九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將要告別這個世界，他讓他的妻子安娜把那本福音書拿過來，讀給他聽：“約翰攔住他說：我需要你的祝福，你會常到我這裡來嗎？但耶穌回答說，不要攔我，因為我們必須去實現偉大的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這樣的誦讀聲中去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以後，成千上萬的人自發地來為他送葬。他的棺柩後面，跟著默默送行的大學生。這些大學生有的手裡舉著鐐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戴著鐐銬的聖徒，他戴著鐐銬走向真理的道路。
高爾基是俄羅斯文學和蘇聯文學的界碑式人物，他標志著俄羅斯文學的結束，蘇聯文學的開始。我們很熟悉他的作品，他的呼喚革命的《海燕》，我們在中學課本上就已經讀過了。他的另一篇作品，我們也許會不記得題目，但卻銘記它的內容：一群人在黑夜的莽林中前行，迷失在叢林中，找不到走出去的路。一個叫丹柯的人把自己的心挖出來，點燃，舉起來，像舉起一支火炬，引導大家走出莽林。那在黑夜的莽林中燃燒的心髒，正是真理的火炬，引向光明。高爾基著名的作品是自傳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高爾基的大學是什麼呢？他的大學是人間，是生活。他的老師是誰呢？是那些在底層奮鬥、掙扎的勞苦的人，盡管那些人身上有缺點，不完美。高爾基就為那些人深情地寫道：“我完全忘掉了這班生活的教師們的缺點，隻看到他們沉著應戰的堅決性，我覺得這堅決的背後，正藏著教師們對自己的不變的信念和為了真理忍受一切痛苦的決心。”
那些普通人、生活的教師對真理的信念，給了高爾基堅實的教育，令他終生難忘。斯大林時期大清洗，好多正直的知識分子、優秀的作家被投入牢獄，秘密殺害。高爾基作為蘇聯的文壇領袖，利用自己與斯大林的特殊關繫，一次次徑直找到當局那裡，保護了一個又一個作家、知識分子。有時候，高爾基為了保護一個作家、一個詩人，不得不想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辦法來。有一位女詩人生了孩子，高爾基撒謊說，這個孩子是他的私生子。他用這樣的辦法為孩子爭得活下去的權利，得到一份配給的牛奶。一次奏效之後，這個辦法就多次沿用下去，隻要有女詩人、女作家生了孩子，都說是高爾基的私生子。
高爾基就這樣利用他與斯大林的特殊關繫，保護了一大批作家、詩人、知識分子，他對斯大林的某些要求卻不妥協。斯大林一直想讓高爾基給他寫一部傳記，高爾基始終沒有答應，至死不寫。高爾基一九三六年六十八歲時患病，突然逝世。關於他的死因，一直是高爾基研究的一個疑點。近一期的《世界文學》發表了一篇文章《高爾基之死》，還是在追究高爾基到底是怎麼死的。在造成高爾基喪失生命的種種原因中，有一種原因一直讓專家們堅信不疑，就是斯大林密謀把高爾基害死了。這不是不可能的。當然還需要進一步考證。不管高爾基是怎麼死的，他是為真理而奮鬥了一生，卻毫無疑問。為真理而奮鬥，是會招來種種不測的。
還有一個俄羅斯作家，在中國始終沒有引起太大的影響，好多人沒有注意到他，他叫阿克薩科夫，是一個俄羅斯地主。阿克薩科夫比普希金還要年長，但是他成名晚。等他的長篇三部曲《家庭紀事》出完時，普希金已經不在世了。在文學的輩分上，他是在屠格涅夫一代。這是位溫和型的作家。就是這位溫和型作家，在《家庭紀事》後一部中，寫到了大學時代經歷的那些騷動、那些不安。他堅定地、激情洋溢地寫道：“這種回憶卻一直照亮著，而且指點著他走向終點的道路；盡管環境可能把他拖上溜滑的和泥濘的小徑，這種回憶卻會使他重新走上真理和光榮的大道……”俄羅斯文學中一個溫和型的作家，也把追求真理作為他創作的核心。俄羅斯作家追求真理、熱愛真理的赤誠執著令人感佩之至，每每思之，不能不肅然起敬。
真理並不玄奧，也並不神秘，它其實質樸得就是一句話、一個行動，它的核心無非是：人應該自由、平等、有尊嚴地生活。圍繞著這個核心，則有方方面面的解釋，比如善良、勞動、熱愛自然、熱愛生活、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等等，萬語千言。
說到真理，我們往往會想到復雜的推理、嚴密的論證，其實那不是獲得真理有效的途經。真理並不是向邏輯去求得。普列漢諾夫曾經引用康德的話說，誰如果向邏輯去求得真理，那就好比拿一個篩子，去公羊那裡接奶。普列漢諾夫用這樣一個生動的比喻告訴我們，真理並不在復雜的推理求證之中，真理極其樸素，可以憑善良質樸的心直接去感受，去獲得。
一位農民朋友，識字不多，沒有讀過多少書，他在品評世事、臧否人物時說：“聰明和愚蠢，隻有兩秒鐘之差。”這就是真理。這位農民朋友告訴我們，誰都不要自作聰明，誰都不要把自己當成諸葛亮，把別人當成阿鬥，誰都不要企圖用自己的小聰明，來欺哄那些看似愚笨的人。隻過兩秒鐘，人家就會識破你的詭計。多麼樸素平凡啊！然而又多麼深刻！說到這些樸素的真理，真是太多太多了，我們身邊俯拾即是。
還是說農民掌握的真理吧。在我們招遠農村中，有一個說法：“耕地看拖拖，說媳婦看哥哥。”什麼意思呢？過去耕地的獨木犁，前頭有一塊木頭，叫“拖拖”，“拖拖”後面纔是犁。“拖拖”跟犁尖在一條直線上。會耕地的人看著前面的“拖拖”，“拖拖”走到哪兒，犁就跟到哪兒，不會耕歪，這就叫“耕地看拖拖”。過去找媳婦，男女之間是不能見面的。不見面怎麼能知道媳婦什麼樣呢？你看看她的哥哥好了。哥哥好，妹妹就錯不到哪裡去，這樣找到的媳婦就可以放心。就是這麼簡單，這麼樸素，然而又是生活教給人的真理。它使人想到的，還不僅僅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等可以用來判斷人格行為的道理，還可以移用到更大的範疇，大至國家大政、朝代更替、世事變遷。
這樣的一些生活中的真理告訴我們，真理離我們每一個人都不遙遠，我們每天都與真理比鄰而居。用不著一看到“真理”這個概念，就仰視起來，把它看得多麼高不可及，多麼玄奧得不可把握。這是真理樸素切近的一個本質方面。
真理的另一個方面是，真理有它的恆定性。幾千年前的真理，到現在依然是真理。比如“善”“惡”，這兩個真理闡述中的基本概念，它們就具有恆定性。兩千年以前的善，隻要不是偽善，到今天依然還是善；幾千年前的惡，拿到今天，也依然是惡，本質上並沒有改變。隻要是惡，不管它在哪一個世紀，在歷史的某一個階段，對歷史發展起到過什麼樣的推動作用，都不能因為它把歷史推進了一步，就來稱頌它、褒揚它。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消滅全部的惡，讓人類生活在善的世界裡。
文學所承載的解釋真理的責任，不是喊幾句口號，不是講幾個概念，而是包含在生氣飽滿的形像塑造中，它因此呈現出生活本身全部的復雜性、多義性、豐富性，它也因而具有了他種形式不能取代的迷人和奧妙。
《戰爭與和平》中的反戰思想不是簡單的裁軍，不是托爾斯泰在反戰論文中設想的那種攻戰方式了。《戰爭與和平》寫大規模的俄法戰爭。托爾斯泰那種裁軍理想、戰爭設想，既然在現實中不能實現，不能你裁下一個士兵，我也裁下一個士兵，還是要千軍萬馬到戰場上廝殺，托爾斯泰就在他的小說中一反慣常的寫法，寫出了別樣的戰爭小說，來形像化地體現他的人性理想。他在《戰爭與和平》裡，不像一般作家那樣去寫戰爭，他不寫士兵怎樣英勇拼殺，也不寫兩軍統帥怎樣調動兵馬，他更不寫戰場上尸橫遍野的戰爭慘像，他不忍心寫無辜的生命在炮彈爆炸中倒下去。對於拿破侖這樣的大軍事家，他也不寫拿破侖的軍事纔能，不寫拿破侖怎樣指揮作戰；他隻是通過俄國士兵的眼睛，來寫拿破侖騎馬的姿勢不美——歷史學家們都在說拿破侖是軍事家、軍事天纔，可是在俄國士兵的眼睛裡，他連騎馬的姿勢都不美，這是對拿破侖多麼有力的否定，對戰爭多麼深刻的又別具一格的批判啊！在寫到俄軍統帥庫圖佐夫的時候，托爾斯泰也不寫庫圖佐夫怎樣地指揮若定，大將風度。他寫庫圖佐夫像一個老人一樣，老態龍鐘。他一開始就寫庫圖佐夫閱兵。托爾斯泰筆下的閱兵，不是我們平常看到的那種閱兵，正步走齊聲呼號，絕不是那樣。他寫庫圖佐夫精神似乎都提不起來，從列隊士兵的前面走過。隊列中有一個士兵還偷偷地說庫圖佐夫一隻眼睛不太好，是個獨眼龍。然而，就是這一隻眼睛不好的統帥閱兵結束以後，說了一句話，平常而又出人意料，是托爾斯泰這樣的巨匠基於他的戰爭觀念纔能寫出來的一句話，庫圖佐夫對指揮閱兵的長官說：那個士兵的靴子不好。這就是托爾斯泰筆下指揮大戰、終打敗了拿破侖的統帥，他不關心那種所謂的“軍威”“國威”兵器陣容，他關心的是那位士兵的靴子不好，士兵的靴子不好直接影響著生命。文學，偉大的文學，它在宣講真理的時候，是這樣地復雜，這樣地微妙，這樣地獨到，這樣地藝術。
《紅樓夢》對生命的悲憫，也不是佛家教義的直接說教。關於《紅樓夢》的主題，有好多種說法。但是有一種深隱的題旨卻常常被忽略了，那就是《紅樓夢》對生命的悲憫，對於生命本體悲劇的詮釋。《紅樓夢》絕不僅僅是用四大家族的衰落來影射封建社會的敗落，它寫的是生命的終極悲劇。那麼多美麗的生命，大觀園裡的女孩子，一個一個地死了。晴雯、林黛玉、金釧兒……多麼鮮活的生命，都在歲月的風刀霜劍下死去了，時光是如此地無情，生命是如此地脆弱，惹人憐恤……曹雪芹心中深深的悲傷，是在生命流逝不可挽回之中。賈寶玉後出家了，表現的並不是簡單的虛無啊、消極啊，它表現的是作者的無奈。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從生命消逝的痛苦中解脫呢？
從《戰爭與和平》到《紅樓夢》，從兩部中外偉大作品對生命關懷的描寫中，我們應該能夠看出，優秀文學與愛因斯坦關於戰爭的設想之間，存在著那種深深的關聯。
對照優秀的文學傳統，時下的文學到底擁有多少真理成分呢？“市場”“好看”就是真理嗎？具有堅硬的真理內核的文學作品常常並不那麼“好看”，它倒常常觸痛心目，它的“市場”也往往並不被看好。然而恰恰正是這些作品，在當下，不屈不撓地承擔著解釋真理的責任。經過時間長河的淘洗，一時被看好被熱捧的作品將被淘汰，留下來的是另一些作品寶石般真理的閃光。老經典正是經過了這樣的淘洗，而被認定、積累下來的。它們並不“好看”，它們隻是具備了“閱讀性”，而魅力長存。按照“可讀性”“好看”的標準要求，《追憶似水年華》《尤利西斯》等等都不夠格，都難以問世。“閱讀性”與“可讀性”一字之差，卻大相徑庭。“可讀性”初的提出，就未加界定，用意可疑，是迎合市場的早口號。它如果指的就是“閱讀省力”，那麼它從提出之始，就背離了優秀文學正確的方向，秀的文學讀起來往往並不省力，恰恰相反，它需要用心用力去閱讀，纔能穿透它堅硬的思想內核，讀有所得。由“可讀性”的提倡，到“好看”的鼓吹，是文學界、出版界的進一步墮落。“好看”的含意更需要追究，它如果指的是刺激、搞笑、感官誘惑，那麼，它就距誨淫誨盜僅有一步之遙了，至少，那麼多低俗、惡俗、瑣屑庸常的出現，與這個口號的提出不無關繫。且不說那類下三濫的東西吧。對照優秀的文學傳統，中國當代作家、當代文學缺少了什麼呢?不是技巧，甚至也不是纔華，而是對於真理的熱愛、作品中真理的內涵。那些被廣泛看好的作品，其中究竟有多少真理的成分呢？“好看”的，市場好、賣得好的作品，宣講的就是真理嗎？要回答不免猶豫彷徨。實際上正好相反，倒是一些出版困難、賣得不好的作品，包含著堅硬的真理內核，觸人心目，能喚起我們深沉的憂思，甚至是憤怒，而這憂思和憤怒，纔是促使我們改變世界、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一種基本的力量。
熱愛真理，追求真理，解釋真理，宣揚真理，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有時甚至是生命的代價。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孔子的木車駛過了禮崩樂壞的大地。在中國歷史上，宣揚真理、解釋真理不知疲倦的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孔子。春秋時期，戰亂紛爭，禮崩樂壞。為了實現他的社會理想，孔子奔走列國，四處遊說，為建立一個文明、和諧、溫文爾雅的社會，不知疲倦地解釋真理。以孔子的智慧，難道他不知道他這種做法會沒有結果嗎？蒼茫大地，沒有一個國君按照孔子的理想去做，然而孔子絕不放棄，直到生命的後時刻。同一個時期，西方思想家蘇格拉底則為真理獻出了生命。“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有了這份信念，蘇格拉底纔能夠從容赴死。
沒有人被上帝賦予獨自執掌真理的特權，但是人人負有解釋真理的責任。宣稱自己不比普通人高明，並非先知先覺，並沒有掌握真理，是為隨意寫作不負責任設下遁詞，大量沒有真理內涵、精神品位低劣的作品，在這樣的宣稱下大行其道。另一種傾向是自視甚高，孤芳自賞，一再聲稱無人理解，“世人皆醉我獨醒”，在自造的“孤獨”中蔑視公眾。其實，具體的某個人會愚昧，而人民從來都不會“愚不可教”，普通民眾憑善良質樸真誠的心靈，就能感知你所解釋的真理，隻看你是否具有同樣寶貴的心靈，在解釋真理的過程中付出了什麼。你付出了什麼，人民會以同樣的東西來回報。
還是看俄羅斯文學，後來的蘇聯文學吧。
到了蘇聯時期，作家、詩人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困難了。帕斯捷爾納克在一九五八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個消息剛剛公布，蘇聯作家協會就把他從作協開除了。帕斯捷爾納克無奈之下，被迫向瑞典皇家學院聲明，放棄諾貝爾文學獎。當然啦，多年過後，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日瓦戈醫生》以幾十種文字在全世界傳播，其文學價值和其包含的真理分量，已經毋庸置疑。可是在那個時代，帕斯捷爾納克卻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那時候蘇聯作家協會和其他一些組織，不斷召開一些會議，批判帕斯捷爾納克。同時期的另一個作家愛倫堡，跟帕斯捷爾納克並沒有特殊的私人關繫。愛倫堡囑咐家人，有電話打到他的家裡，邀請他去參加批判帕斯捷爾納克的會議，都由他親自接電話。每一次接到這樣的電話，愛倫堡都會用他那俄羅斯男人特有的聲音說：“愛倫堡外出了，短時間內不會回來。”熱愛真理的作家同道是以這樣的態度，來保衛真理的。
真理是需要保衛的。
面對真理，面對解釋真理、保衛真理的人，人民自會作出果決的選擇。
帕斯捷爾納克被迫放棄了諾貝爾文學獎，被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他被一個官辦的組織拒絕了，但他並不孤立。有一天他家裡來了一個瓦匠，兜裡裝著一瓶伏特加酒和一根香腸。瓦匠對他說：“去年我給你修過房子，但那時候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現在我知道了，你是保衛真理的人，所以我要跟你大喝一場。”
蘇聯詩人葉甫圖申科親身經歷了斯大林的葬禮，他親眼看見，人們為了爭看斯大林的靈柩，而活生生地將一個小女孩的骨頭擠碎。這件事情對他的影響非常大，個人崇拜在他心中徹底垮塌。他開始寫詩時，有人曾對他說：你開始寫詩，就走向了真理的道路，你就不再屬於個人了。他寫過一首詩，題為《娘子谷》。詩在印刷廠排好了版，準備印刷。負責印刷的女工程師說：“明天一早，這張報紙就成為珍藏版了。”第二天，登載著這首詩的報紙果然被搶購一空，同時，大量的信件寄到了葉甫圖申科家裡，大部分是贊揚的，也有批評的。有一天早上，突然有兩個一米九以上的年輕人，來到葉甫圖申科家裡，他們是共青團組織派來的，一個是拳擊冠軍，一個是舉重健將。他們對葉甫圖申科說：“當然，人民是歡迎你的詩的，可是也要防備有那麼一兩個壞蛋。”
不管到了什麼時候，人民都是保衛真理有力的戰士。熱愛真理，追求真理，不知疲倦地解釋真理，自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擁戴。不管社會發展到哪一天，不管反動勢力多麼窮兇極惡，在人民的心底總有塊溫暖的地方，為真理的鬥士提供藏身之地。
空喊幾句口號，唱幾句高調，面目可憎；重要的在於行動。在今天，一個作家，還不需要迎著刺刀走上去，需要的隻是把真理的種子首先播進自己的心田，每寫一部作品，都不要忘了自己的責任。一個讀者，拿到一部作品，也要首先掂一掂它到底有多少真理的分量，據此作出判斷，它究竟是好還是壞。一個作家不知疲倦地解釋真理的行動，就在一字一句的寫作中。要緊的是，每當我們拿起筆來寫作時，都不能忘了這個神聖的責任，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應放棄的責任。這樣說絕不是唱高調。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一日三餐維持生命，都需要有房子住，有衣服穿。孔子周遊列國，被困於陳蔡之間，也要讓弟子去找飯喫。魯迅在寫出大量文章為真理而頑強戰鬥的時候，寫日記，也要一筆筆記下書賬，誰家結婚給了多少賀禮，誰家辦喪事送了多少賻儀。日常生活的瑣事並不影響正義的人去做真理的鬥士。易卜生有一部劇作《小艾友夫》，其中有兩句臺詞，就讓我引來作為結束：
“歸根到底，我們都是肉身凡胎。”
“然而與海洋天空也有關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