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证 湘人
春雨潇潇，雨湖岸边的柳树，绿蒙蒙，湿淋淋的，仿佛是一幅大写意国画。
不远处，是一条面朝雨湖的半边小街，开着一个一个的小店铺，卖画、卖古玩、卖纸墨笔砚、卖钓具、卖虫鸟、卖京胡……因为下雨，街上很清静，青石板路面上，积盈着一汪一汪的水。
雨中忽摇来一把油纸伞，褐紫色，伞盖上击打出一片错杂的雨声。伞一直摇到“天风琴店”的屋檐下，然后收拢了。
“爹，你怎么又来了?今天下雨，你不是答应在家歇着吗?”
“我怕有人来换琴，就后一把没换了，唉，我担心怕是等不来了。” “哪能呢?爹，快到店堂里来歇着吧。”
五十多岁的蓟声，接过他爹蓟良真的伞，使劲甩了几甩伞上的水，殷勤地把老人引到店堂里去坐下，随即用一把紫砂壶沏上“铁观音”，恭恭敬敬放到茶几上。
蓟良真今年七十有六，是古城赫赫有名的专制京胡的高手。白眉白须白发，背微弓，走起路来气喘吁吁，眼睛里的光有些混浊。老了!他能不老吗?儿子已年过半百，孙子读完戏剧学院的硕士都留院当老师了。
蓟良真这一生，到底制作过多少把京胡，连他都记不清了。他是十岁跟着父亲学习制作京胡的，劳作之余的必修“功课”，就是随父亲不厌其烦地去听京戏(戏票是名角们赠送的，他们的成就离不开上等的京胡)。后来，解放了，古城成立了制琴厂，他也就去当了一名技师。他自感制作京胡能出神入化，是在三十岁以后。之所以出手的玩意绝妙，是选料精：紫竹琴杆、黄杨木琴轴、上等楠竹琴筒、永州“黑质而白章”的异蛇之皮、象牙马子；第二是制艺精纯：琴筒的烤干、撑圆，琴杆的擦漆、缠弦，蛇皮的炮制、蒙粘，马子的镂琢、磨剔，还有琴轴雕成玉簪花之形，无一处不费尽心思；第三是他极熟悉京剧各个行当各个流派的唱腔，自己还能唱几口，京胡便能因人而制，名角在台上唱起来，可说是酣畅淋漓。蓟良真很自矜，往往在琴杆上刻上一行小字：蓟氏后人良真制于×年×月。
蓟良真端起紫砂壶，细细地呷了一口热茶。
“爹，味儿正吗?”
“不错，唉，我一世英名，就毁在那一年所制的琴上，惭愧，惭愧，我都无脸去见你爷爷了。” “不是差不多都换回了吗?爹。”
“还有一把，我就为等这一把琴撑着病歪歪的身子，死乞白赖地活着。”
“爹，你不能这样想。”说完，蓟声在茶几对面坐下来。
让蓟良真抱憾不已的事，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八个京剧样板戏风行全国，《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平原作战》《杜鹃山》《奇袭白虎团》《海港》和《龙江颂》，专业剧团、业余演出队铆足劲亦步亦趋地排练、演出，普及得老妇稚子个个都能唱上几段。古城自不能例外，一时间，京胡也就成了抢手货。制琴厂忽然接到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半个月内必须生产出三十把好京胡!厂部又将任务信任地交给了蓟良真，让他领着十几个工人日夜制作，一天也不能延缓。为了让蓟良真无后顾之忧，还特批让当时下乡不到一年的儿子——知青蓟声招工进厂。这么多把琴，时间又如此紧迫，蓟良真不可能都一一亲自动手制作，只能是大体上把把关，做到美观、音准就算可以了。半个月，做了三十把琴!
看着那些琴，蓟良真恨不得一把火全烧了，这是什么玩意!更让他难受的，厂领导还让他在琴杆上刻上这样一行字：东风制琴厂蓟良真小组研制于×年×月。
交琴后不久，厂里受到了表彰。那面红锦旗像火一样，灼得蓟良真心痛了好多年。
世道终于清平了，“文化大革命”烟消云散。蓟良真一直惦记着那三十把琴，不知流落何方。那上面刻着他的名字，真个是毁了他蓟家的名声。他向厂领导提出重做三十把，把那些粗制滥造的琴换回来毁掉。厂领导说：“老蓟，别去提那档子事了，谁提谁惹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蓟良真满了一个花甲，退休了。又过了几年，制琴厂破产了，蓟声在父亲的指点下，开了这家“天风琴店”，制琴、卖琴，一家人衣食是不愁的。
蓟良真像换了一个人，精气神提上来了，整天乐呵呵的。他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以好的材料好的技艺，重做三十把京胡，然后贴出广告，换回当年那一批货色。
十多年过去了，三十把京胡，换回了二十九把，就剩一把还没有换回来。换回的京胡，老爷子毫不留情地砸碎后烧了，砸和烧的过程，使他得到一种温馨的慰藉。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