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獄門

第二章  市場

第三章  認出

第四章  故人重逢

第五章  海絲黛做針線

第六章  珀爾

第七章  總督家的大廳

第八章  精靈孩與牧師

第九章  醫生

第十章  醫生與病人

第十一章  心靈深處

第十二章  牧師的不眠之夜

第十三章  海絲黛的另一面

第十四章  海絲黛與醫生

第十五章  海絲黛與珀爾

第十六章  林間漫步

第十七章  教區牧師和教民

第十八章  陽光燦爛

第十九章  溪邊的孩子

第二十章  迷惘中的牧師

第二十一章  新英格蘭的節日

第二十二章  遊行

第二十三章  紅字的顯露

第二十四章  尾聲

 “這個家伙是干什麼的?”一個祖先的鬼魂悄悄問另外一位祖先的鬼魂。

 “一個寫小說的。……這算個什麼職業，在他那個時代干這一行能算是贊美上帝服務人類嗎?敗家子，還不如當個提琴手。”

    (《紅字》)

   
美國浪漫主義作家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Hawthorne，1804—1864)是一個背負著因襲傳統而生活、創作的人。這個傳統一方面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識，一方面是200年前的祖先那糾纏不患的幽靈。霍桑被拖進故土和祖先的陰影和幽靈之中似乎不能自撥。霍桑的小說總是以歷史，更確切地說，以17世紀英格蘭清教文化為背景，表現的主題也總是與罪惡相關。


   
霍桑出生於於薩諸塞州一個沒落的世家，霍桑的曾高祖是薩拉姆鎮上的望族，祖輩中其中一人將殖民地許多被控為女巫的婦女判處死刑；其中一人是殖民地的大法官，在女巫審判案中動用火刑、打烙印、絞刑等手段。霍桑沉湎於對父輩祖先的幻想中，在想像的文學世界中勾勒出缺場的父輩權威的幻影，將其父輩祖先的恐怖寫進了作品，同時也將他的幻想融入其中。父輩對霍桑的影響在《紅字》“海關”一章中可略見一斑。在霍桑對其父輩祖先不光彩的歷史的描述中夾雜著自豪和羨慕：“朦矓縹緲”、“威武雄壯”、“莊嚴”、“長著胡子”、“披著黑貂皮、戴著尖頂帽的祖先”，“攜帶著《聖經》和寶劍，威風凜凜地踏著未經磨損的街道，經歷了戰爭與和平，始終是一個叱咤風雲的人物，——他的巨大成就絕非是我所能企及的”。不過，到了祖父這一代，霍桑家的威望已經遠遠不能與當時的望族相比了。到了霍桑的父親，他就隻能當一名船長了。但他也在霍桑4歲時死去，家庭經濟陷入困境，父親未給孀婦和幼兒留下什麼，而他母親與許多女人一樣，除了依附於他人便無法生存，於是霍桑的母親帶著孩子遷居娘家。霍桑在缺乏父親的關照下成長，直接體驗了婦女低下、無權、無能的處境帶來的生活困苦。17歲時，霍桑在親戚的資助下進了博多因學院，與朗費羅和後來成為總統的皮爾斯同學。大學畢業後回到故鄉薩拉姆鎮開始文學創作。1836年和1846年兩度在海關任職。皮爾斯當選為總統後，霍桑於1853年被任命為駐英國利物浦領事。霍桑的大部分作品取材於新英格蘭的歷史或現實生活，探索人性的罪惡，揭露道德的偽善和褊狹，抨擊宗教狂熱，具有濃郁的歷史氣息、宗教色彩和神秘主義傾向。《教長的黑面紗》、《石面人像》、《七個尖角閣的房子》、《浮谷傳奇》、《玉石雕像》、《紅字》等作品都是富有代表性意義的小說。對於霍桑來說，因襲的原罪、宿命論、地獄，一旦進入人的生命，便沒有辦法躲避了。盡管他“一生沒有什麼悲劇，然而他卻看到周圍是命運的重重魅影”。或許，霍桑的憂郁氣質正來自於此，他所關注的問題也總是比同時期的作家陰暗得多，淒涼得多，諸如隱秘的罪惡、人性的孤獨、被物質技術敗壞後的精神以及殃及子孫的祖先的罪孽等等。他的作品籠罩在一種憂郁彷徨的基調裡。這種情形不得不使人將他與哥特式的傳統聯繫起來，更加體現出他的神秘和詭譎。他認為歷史短暫的美國缺乏天纔作家所必需的一切，那裡“沒有陰影，沒有古舊，沒有神秘……隻有光天化日之下普遍的繁榮”，然而，他的氣質和想像總是沉湎於那些幽暗的方面，他創造出了一種濃郁的神秘。“陷入情網的英雄，月下的幽魂，亂哄哄的孤寂，被兩個鬼魂糾纏的入，鏡中的影像，公開的秘密等等”。他不厭其煩地表明人是有罪的，這種罪惡不僅來自原罪，也來自父輩祖先，問題是人們都試圖掩蓋這種罪惡。


   
《紅字》是霍桑的代表作，創作於1850年，由於與當局政見不合而失去了海關職務之後，霍桑投入了這部小說的創作。在《紅字》“序”“海關”一章中，作者對海關的描述，滲透著他對這個權威機構的厭惡之情。作者采用浪漫主義作家常用的策略——古老大廈中被埋沒文件的發現，引出“紅字”的故事。在海關大廈二樓布滿蛛網、被塵土覆蓋的廢物中，那些公文連同人世悲哀的記錄都仿佛成了地球的累贅，沉埋在被人遺忘的角落裡。隻有作者“我”在陰雨連綿無所事事的某日翻閱著這些發霉的歷史沉積，發現了“紅字”。小說也從現實的薩拉姆鎮轉向17世紀的新英格蘭波士頓。故事的主人公海絲黛-白蘭因犯了通奸罪而被判在胸前戴上恥辱的標記——紅色的“A”字，並被示眾、關押，還遭到剝奪母愛的威脅。白蘭被徹底孤立，被交給眾人，成為公眾譴責的對像。但是白蘭很快就從痛苦中解脫了出來，她精心地縫織並裝飾那個像征著自己罪惡的“紅字”，直面自己所遭受的懲罰，並且精心教養她與情人所生的女兒，以積極的人生態度面對她所受的懲罰，生活幸福，內心寧靜。她善待窮人，幫助病人，撫慰遭難的人。海絲黛·白蘭的善良品質使人們饒恕了她的罪，他們不再把“紅字”看做是一種罪惡的標志，而是把它看做犯罪以後善行的標記了。在人們的心目中，“紅字”含有了尼姑胸前十字架的意義，給佩帶它的人一種神聖性，使她安度一切危難。這個女人從性的誘惑者變成了一個性的禁忌者，逐漸變成了一個“天使”式的女人。她終成了勝利者。專制文化和清教法律的犧牲品不是白蘭，而是男性，是與白蘭密切相關的人物——丁梅斯德牧師。作為清教政府、權力、道德、文化的代表，丁梅斯德是一個被害者而不是一個害人者。他的痛苦變成了一種美德，這種痛苦來自於遵循道德的本性對自我的懲罰，他的痛苦比白蘭深刻得多。丁梅斯德在強大的負罪感的壓力下，過著毫無生氣的生活，他采取了與白蘭完全相反的懺悔罪惡的方式，掩蓋自己所犯的罪，因為隱瞞自己的罪惡而痛苦，他過著苦行僧的生活，被罪惡意識所籠罩，生命的氣息在一天天走向枯竭。作者以極大的同情描寫了丁梅斯德牧師的矛盾與痛苦。與此並行的是，作者以極度憎惡的筆調描寫了圍繞在這一對“罪人”周圍的大眾，以及為了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探詢他人靈魂秘密、折磨他人的齊靈窩斯——白蘭的丈夫。作者把他塑造成一個衰老而又丑陋無比、冷酷無情的人，富有知識但性格偏執，在復仇欲望的驅使下喪失了人性。在他身上作者集中體現了知識與人性扭曲的關繫。在這部小說中，霍桑再次重復了他小說中經常出現的被強大的、陰險的男人所控制的女人這一敘述情境。受懲罰的“犯罪者”的善良、美好與那些充當著懲罰者的大眾或個人的偽善、邪惡、宗教狂熱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作者塑造了缺乏獨立思想的、盲目大眾的群體形像，抨擊了17世紀清教主義的文化專制，以及宗教的褊狹和狂熱。小說後，丁梅斯德牧師終於戰勝自己精神和肉體上的軟弱，公開坦白了自己的罪惡，氣息斷絕。許多人相信自己在牧師的胸前看到了紅字的標記。不久，那個被認為有著奇異法術的巫師齊靈窩斯也離開了人世，他將很大的一筆遺產贈給了海絲黛·白蘭和她的女兒。珀爾，被稱為惡魔的後裔的妖兒，成了新大陸富的繼承人。許多年以後，海絲黛·白蘭也回到了她的必然歸宿。小說從監獄開始，以死亡和墳墓結束。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女性主義批評的興起，霍桑也成為女性主義批評家關注的經典作家。他作品中的女性形像以及霍桑生活中的婦女，特別是他的母親及妻子對他文學創作的影響，是女性批評家關注的問題。美國學者的尼娜·貝姆在《納撒尼爾·霍桑和他的母親》中指出，《紅字》的創作時間是在霍桑的母親死後不久，這部作品深受母親死亡的影響，霍桑將他母親的真實生活轉化為虛構的海絲黛·白蘭的生活經驗，白蘭像霍桑的母親一樣，被社會拋棄，獨自撫養自己的孩子。霍桑將這部作品作為對母親的挽歌以紀念母親。因此，海絲黛·白蘭這一形像應該放在霍桑的母親對他本人生活影響的語境中理解。尼娜·貝姆進而從兩性關繫、特別是女性對男性的態度方面，分析了霍桑作品前後主題的變化。她認為，在霍桑的早期作品中，探索了男性否定或拒絕與女性相關的本質，如溫柔、幻想、直覺、愛、自我犧牲等品性而遇到的情況，而當霍桑逐漸認識到男人如何對待女人影響著女人的生活時，這一主題便發生了變化，他開始探索在男性神話壓力下婦女思想的被歪曲，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婦女的處境，即“婦女生活的奴隸性”，表現了對婦女的極大的同情。


   
然而，霍桑並不是一位女權主義者，他也並不關心社會秩序的變革，他不相信社會變革和進步的可能性，在這方面，他是個悲觀主義者，因此，他也不相信婦女運動的改革力量，盡管霍桑對當時的婦女運動非常熟悉。霍桑創作的主要時期，即《紅字》、《七個尖角閣的房子》、《福古傳奇》及《玉石雕像》等作品的創作階段，正值19世紀美國女權運動高漲時期。在霍桑作為作家和外交家的生涯中，他結識了19世紀許多傑出的美國婦女，她們直接或間接地與女權運動、女權鬥爭、廢奴運動有著關繫。通過她們，霍桑了解了當時深刻的女權主義思想，目睹了婦女為了進入一向嚴禁婦女進入的公眾生活領域而進行的努力，這些活動是對19世紀美國婦女生活模式和無權、依附地位的挑戰。霍桑的妻妹伊麗莎白·皮博迪是波士頓超驗主義派的活躍分子，而且在生活、創作及學術活動方面都是當時傑出的女性之一。她寫了大量的作品，也是美國位走上大學講壇的女教師。在她周圍聚集了當時的思想家和作家，如愛默生、朗費羅等。她更是一位女權主義者，常在自己的家裡舉行女權會議。她是位在雜志上識別出霍桑以筆名發表作品的人，並給當時的大出版商寫信推薦霍桑，認為他是“美國位有纔氣的人”。伊麗莎白超越了性別給自己的局限，生活得充實、幸福。另一位與霍桑關繫密切的女性是瑪格麗特·富勒，她是當時十分活躍的評論家、活動家、女權主義者。她在波士頓知識界成立了美學、文學小組和沙龍，吸引了許多“超驗主義者”。她的歷史著作《19世紀的婦女》(1845)是美國部關於婦女的論述，涉及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及性等問題。她認為：“世界上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男人，也沒有純而又純的女人。”這部作品及作者本人的生活對後來的女權主義及當時的文化界都有著深遠而廣泛的影響。因此，霍桑深知婦女的不幸生活、熟悉女權主義思想及其實踐，霍桑在他的小說中，塑造了一些違背女性道德的婦女，她們身上具有女權主義者或者強大女人的某些特點，這些新型的婦女形像都是強大的、異常的、背離了社會準則和婦女的天性的女性。但霍桑更主要地表現了這些新婦女命運的悲劇性，他一方面同情這些女性的悲劇命運，但另一方面，又表現了逾越社會道德和行為規範的女性對男性、對社會的威脅，暗含著對於不守規則及強大女性的恐懼。霍桑把女人的不幸、反叛，即對於女性道德和定命的違背，與她們不幸的婚姻生活聯繫起來。在《福谷傳奇》中，霍桑總結道：婦女的女權主義思想總是與愛情的失敗相關，她們並不是天生的改革者，她們既不能改變社會的秩序，也不能改變兩性的定命，但由於不幸命運的壓力而變成了女權主義者。《紅字》中的白蘭，具有強大的女人的特點，她是一個反抗者的縮影，具有神秘的力量。她嫁給了丑陋而衰老的齊靈窩斯，她的婚姻是畸形的，她與牧師相愛也因此是必然的，值得同情的，但這種非法的情感給牧師帶來的卻是終身的痛苦和毀滅。而作為“罪惡”之結晶的私生女珀爾，卻是一個“妖女”。她是真正反叛的化身。正如作者在小說中所說，小珀爾是“從一種茂盛的罪惡的熱情中開放的一朵可愛的不朽的花”。她身上蘊含著某種陰暗、狂野、多變、喜怒無常、反抗、輕浮的特質，她的叫聲與不可解的巫婆的咒語極其相似。作者在對小珀爾的塑造中，無數次地運用了“妖精”、“精靈”、“巫婆”、“魔術”、“咒語”、“罪惡”、“激情”這些術語。她身上充滿著濃郁的妖氣，美麗動人，天真無邪，不遵守任何的道德約束。但她的母親白蘭卻把她看做上帝給她的禮物，是安慰她的天使。瓦爾特·霍伯特在《小珀爾和霍桑的女兒：文化詩學論文》中則分析了小珀爾這一形像的塑造與霍桑本人對其女兒尤娜的態度之間的密切關繫。不論是小珀爾還是尤娜，都不具有霍桑所認為的女性天生的感性和同情心。霍桑曾說，尤娜不能使自己服從自然的規律，她的本質是美麗的、傑出的，但一切都是無序的。霍桑對他的女兒深感不安，這是19世紀早期在美國存在的對女孩子的教育和扶養的一種焦慮。


   
在19世紀的文學中，女性或者是天使，或者是妖魔。前者是道德的化身，後者則是墮落的蕩婦。在《紅字》中，霍桑在對女性形像的塑造中，超越了傳統文學中女性作為天使與妖女形像的兩極分化與對立，而是將這兩種氣質結合於一體。海絲黛·白蘭既是一個偷喫禁果的引誘者，她受到懲罰，這是一個女人壞的懲罰，戴上通奸的標志，被釘在恥辱柱上；但她又具有天使式的女人的特點。霍桑對於女人的越軌行為表現出矛盾的態度。在這部小說中，他一方面表現了女人背離標準的異常行為給他人和自己帶來的悲劇性災難，另一方面，他又把這樣的女人塑造成天使式的人物。同樣，小珀爾也是被作者當做一個妖女來塑造的，但她卻具有超脫塵世的非世俗特質。


   
《紅字》集中體現了霍桑復雜的宗教思想和人性觀以及他對罪與罰的獨特認識。人對自身罪惡的不同態度貫穿著小說的始終。從中可以看到新英格蘭的清教主義文化傳統對霍桑的深刻影響。盡管霍桑在這部小說中表現了17世紀的宗教偏執和文化專制，但他並不否定“原罪”的思想，他的許多小說表現了入的罪惡以及入對罪惡的認識和態度。在《紅字》中，霍桑贊揚白蘭對罪的坦白與承擔以及積極的服罪方式，而否定了不敢面對罪惡的丁梅斯德，但同時又否定了同樣罪惡深重但以懲罰他人罪惡為目的醫生和大眾。


   
霍桑作為美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其小說創作具有濃厚的像征主義和神秘主義色彩，如“天空”中紅字的出現、幻覺的描寫等，都使小說充滿神秘色彩。同時，小說也結合了哥特式小說的某些因素，如隱藏的罪惡、陰暗變態的惡棍式人物等等。


    復旦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陣曉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