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中的小說家

徐振亞

屠格涅夫(1818—1883)是一位傑出的俄羅斯作家，他為俄國人民和全人類留下了豐富寶貴的文學遺產。如果說他的具有反農奴制傾向的特寫集《獵人筆記》使他在俄國文壇上聲名鵲起的話，那麼為作家贏得世界聲譽的則主要是他的長篇小說。從19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他先後創作了六部長篇小說：《羅亭》、《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煙》和《處女地》，其中前四部尤為出色，具有深刻的社會政治意義和高度的藝術成就。

把握時代的脈搏，敏銳地發現並及時捕捉社會生活中的新現像，這是屠格涅夫創作的最大特色。他創作的全盛時期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即俄國解放運動從貴族革命階段向平民知識分子革命階段轉折的時期。這一階段階級力量的變化，社會情緒的漲落，思想觀念的更替，知識分子的心態……總之，俄國生活中所有重大的社會現像都不曾逃脫他敏銳的目光。然而，屠格涅夫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俄國知識階層的歷史命運上。正如他在回顧和總結自己長達數十年的創作生涯時說的那樣：“我集中精力和智慧，努力認真地忠實地把莎士比亞所說的‘thebody and pressure oftime’（形像本身和時代的印記）以及我的主要觀察對像——迅速改變著的俄國知識階層的面貌——描繪出來並表現為適當的典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構成了一部俄國知識分子歷史命運的藝術編年史，不仔細研究屠格涅夫的作品，也就無法具體而深刻地理解俄國解放運動的歷史。

當屠格涅夫於1855年夏天著手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羅亭》的時候，克裡米亞上空硝煙彌漫，炮火紛飛，俄土戰爭正處於高潮。雖然戰爭的勝負未見分曉，但俄國的頹勢已經顯而易見。而後來慘敗的結局更進一步暴露了農奴制俄國的落後和腐朽，也迫使人們思考俄國的命運和前途，尋找能夠改造社會的力量並探索強國富民的道路。

圍繞俄國的前途問題，早在40年代就在主張全盤歐化的西歐派和強調保存國粹的斯拉夫派之間有過一場大論戰，而從40年代末到50年代，俄國何去何從的論爭主要在貴族自由派和革命民主派之間進行。自由派表面上贊成廢除農奴制，但希望政府實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實質上依然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及其統治地位；革命民主主義者主張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制度，消滅農奴制。

從“不可救藥的西歐派”轉入自由派陣營的屠格涅夫試圖對這些重大社會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對貴族知識分子前一時期的活動進行客觀的評價，並且探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他們如何發揮作用。這便是作家僅用五十多天時間創作《羅亭》的動因。

小說原名《天纔人物》，側重寫羅亭的弱點，作者後來聽從友人的勸告，進行了重大修改，增加了波科爾斯基小組的活動情況和羅亭活動的社會背景，指出了主人公失敗的社會原因以及在當時所起的進步作用。1860年又在小說的尾聲中增添了羅亭犧牲在巴黎街壘戰中的場面。這樣處理，不僅使人物的命運有了最終交代，而且全面反映了三四十年代的時代特征和貴族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

羅亭出身破落貴族，受過良好教育，通曉黑格爾，愛好歌德、霍夫曼的作品，大學時代參加過先進小組的活動。他一出場就以敏捷的纔思、出眾的口纔和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把能言善辯的比加索夫批駁得啞口無言，贏得了滿堂喝彩。他那充滿靈感和激情的即興談話表達了他所憧憬的人生理想和意義：“我們的生命固然短暫而渺小，但是一切偉大的東西都是人創造的，意識到自己能夠成為神祇手中的工具，就會使人忘卻其他的歡樂……”信仰科學和真理，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標，為理想而奮鬥是以波科爾斯基和羅亭為代表的進步貴族知識分子的特點，也是他們與安於現狀、不思變革的平庸之輩不同的地方。

羅亭強調自尊，反對自私。他對為他提供食宿的女主人拉松斯卡婭沒有曲意奉承，保持了獨立的人格。在對娜塔裡婭的感情上，他先是用椴樹萌發新芽時枯葉纔會脫落作暗示，繼而要求與她約會，並讓這位少女首先吐露自己的心曲，這一過程體現了他自尊自重的性格。即使向沃倫采夫通報自己已經獲得了娜塔裡婭愛情的這一舉動，其動機也是為了表明自己光明磊落和對他人的尊重。這時候，他是真誠的，也是勇敢的，沒有畏縮不前或優柔寡斷。但他畢竟是理想主義者，缺乏實踐的能力。他沒有想到愛情會遇到困難和阻礙，也沒有想過如何去克服和戰勝這些困難和阻礙。當事情停留在口頭上的時候，他應付自如，得心應手；而一旦需要采取行動的時候．他就束手無策，不知所措了。盡管娜塔裡婭決心不顧一切地跟隨他，可是他隻能退縮，甘心“屈服”。除了指責他的軟弱，我們也應該看到，他不忍心破壞少女優裕平靜的生活，跟著他去受苦受難。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問題，那麼他的退縮也不失為愛的一種表現。

對於屠格涅夫來說，愛情不僅是感情的糾葛，更重要的是檢驗人物精神世界和道德面貌的一種手段，是衡量人物社會價值的一把尺子。因此，羅亭在愛情上的怯懦表現了他性格中的根本弱點：語言的巨人，行動的侏儒。而這恰恰是三四十年代那些脫離人民、不了解俄國現實的進步貴族知識分子的通病和致命弱點，羅亭隻不過是其中的典型罷了。

娜塔裡婭的愛情未能獲得羅亭的真正理解，這一方面襯托了羅亭的弱點，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青年一代的覺醒和對崇高理想的追求。娜塔裡婭對羅亭的真誠感情是有深刻的道德基礎和思想基礎的：“我明白，凡是追求崇高目標的人，不應該僅僅為自己著想。請您相信，婦女不但能理解自我犧牲的價值，她自己也能夠作出自我犧牲。”她在羅亭身上看到了理想的光輝和崇高的獻身精神，並且決心以羅亭為榜樣，投身到偉大的事業中去。在黑暗的年代裡，羅亭用熱烈、勇敢的言辭在青年的心靈中播下了美好的種子，使之萌生出高尚的思想和感情，激勵他們去行動、去鬥爭。這是羅亭們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羅亭雄心勃勃，很想施展自己的纔干，闖一番事業。他創辦實業，疏浚河道，從事教育，但又處處踫壁，一事無成。在一繫列挫折和失敗面前，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信念，也沒有停止自己的追求。他始終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更不願意與之同流合污，雖然憑他的能力，不愁撈不到地位和財富，但真理和理想之火始終在他胸中燃燒，他寧可犧牲個人利益，也不願妥協，不願與社會取得和諧。最後他戰死在巴黎街頭，更加顯示了他的進步作用。羅亭的失敗不是他個人的過錯，而是他的不幸，是時代的悲劇，是俄國歷史上“多餘人”的共同遭遇。當然，不同年代的“多餘人”有著不同的特點。奧涅金無所事事，精神空虛；畢巧林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而不惜犧牲別人；別裡托夫耽於幻想，整個人生是一份失敗的記錄。而羅亭卻始終醉心公益事業，不倦地忘我工作，一輩子“為思想服務”。他無疑是最有光彩的“多餘人”，是他們中間的佼佼者。即使與昔日的朋友和同志、後來淪為庸人的列日涅夫相比，甚至與最後嫁給沃倫采夫的娜塔裡婭相比，羅亭也要高出一頭。

對於羅亭這類人物，作家高爾基曾有過精彩的論述：“如果考慮到時代的各種條件——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智慧貧乏，以及農民群眾對自己的任務缺乏認識——我們就應該承認：在那個時代，理想家羅亭比實踐家和行動者更有用。”“理想家是革命思想的傳播者，是現實的批判者，可以說他在耕耘處女地，當初的實踐家又能做些什麼呢？”

隨著《羅亭》的問世，當時有人預言：“屠格涅夫開始了一個新的活動時期。他的纔能有了一種新的力量，他一定能創造出更加重要的作品。”事實也的確如此。經過一段時間的猶豫和苦惱之後，屠格涅夫於1859年向讀者奉獻出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貴族之家》。這部作品受到交口贊譽，奠定了他作為“社會的作家、心理學家和風景畫家”的地位。作家本人也非常滿意，認為這是他寫得最成功的一部小說。

跟《羅亭》一樣，《貴族之家》的主題也是貴族知識分子的命運。如果說《羅亭》在批評貴族知識分子弱點的同時，又肯定他們的進步作用，那麼《貴族之家》則是哀悼貴族知識分子退出歷史舞臺以及貴族階級沒落衰敗的一曲挽歌。

屠格涅夫以歷史學家的眼光和批判者的姿態為我們記錄了以拉夫列茨基家族為代表的貴族階級的興衰史，拉夫列茨基的曾祖父專橫跋扈，殘忍野蠻；祖父粗暴而懶散，對狄德羅和伏爾泰恨之入骨，父親對西歐文化頂禮膜拜，對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卻十分蔑視；拉夫列茨基這位聰明而高貴的人“雖然活著，卻已經退出了人生的疆場”。這幾代人分別代表了18世紀到19世紀初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特征，而貪贓枉法的檢察官卡裡金，造謠生事的舊官僚蓋傑奧諾夫斯基，淺薄虛偽的潘申，粗鄙武夫科羅賓這些活躍在尼古拉時代的人物，又為這幅歷史畫卷增添了具體而生動的色彩。作者告訴我們，貴族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走向沒落和腐朽。他在刻劃這些人物的時候，原來固有的那種田園詩般的恬靜風格已經不見影蹤，字裡行間透露出一股淒涼、哀傷的情調。

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善良、正直而純樸，但畸形的教育使他徒有健壯的體魄而缺乏堅強的性格。他有廣博的知識，卻沒有實際的生活經驗和辦事能力。他輕率地迷戀上外貌美麗但水性楊花的瓦爾瓦拉，並貿然與她結婚，鑄成了終身大錯，為自己播下了不幸的種子。他即使發現妻子背叛了他，也沒有徹底離異，隻是用財產和金錢換得了部分自由。他漸漸愛上了麗莎，希望她把他從消極狀態中拯救出來，鼓舞他走向偉大的目標。但是他像羅亭一樣，由於主觀的懦弱，沒有勇氣去爭取幸福，甚至認為幸福與義務互不相容，消極地忍受命運的安排。應該承認，拉夫列茨基愛情的悲劇有其客觀的原因：他的處境的悲劇性已經不是同自己的軟弱無力作鬥爭，而是同這樣一些觀念和風習相衝突，與這些觀念和風習相抗衡，確實會使最有毅力和最勇敢的人也感到畏懼。較之羅亭，他缺乏社會理想和社會激情，多少散發出奧勃洛莫夫的懶散氣息，不過也應該看到，他並沒有陷入絕望，並不因為自己的痛苦而變得麻木不仁。面對青年一代無憂無慮的歡樂生活，他不免感到悲傷和惆悵，但他沒有嫉妒，沒有一絲陰暗的情感，並向他們致以衷心的祝福。

在跟米哈列維奇的爭論中，他問道：“請你告訴我：怎麼辦？”這實際上已經觸及俄國解放運動中繼“誰之罪？”之後的另一個實質性問題了，他既不想步羅亭的後塵，又不願效法潘申，那他究竟能干什麼呢？對此，屠格涅夫是不清楚的。他安排拉夫列茨基去種地。在作者看來，種地不僅是一種謀生和經營的手段，也是接近人民、關心人民的途徑。這不禁使我們想到托爾斯泰筆下的那些懺悔貴族了。在小說結尾處我們看到：“拉夫列茨基有權利心滿意足：他真的成了一個好主人，真的學會了耕耘土地和不光為自己一個人勞動，他盡其所能使他的農民生活得到保障和穩定。”我們並不懷疑拉夫列茨基善良的願望和真誠的努力，但在革命形勢漸趨高漲的年代，屠格涅夫為拉夫列茨基指明的這條道路無疑是他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開出的一帖無濟於事的救世藥方。

《貴族之家》中的道德衝突——個人幸福與社會義務——在麗莎的命運中得到了充分揭示。麗莎是一位天真、淳樸、嫻靜的姑娘。她沉默寡言，沒有自己的語言，然而卻有自己的思想，走著自己的路。她自幼喪父，母親目光短淺，自私而庸俗。唯有正直善良、篤信宗教的奶媽對她的成長和性格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麗莎逐步看清了潘申淺薄、自私、虛偽的真實面目，結束了與他若即若離的曖昧關繫，將自己的愛獻給了拉夫列茨基。她的選擇表明，愛人民、愛俄羅斯是他們愛情的共同基礎。但是濃厚的宗教意識又使她內心充滿了矛盾和痛苦。上帝要求愛“所有的人”，這就意味著她必須去愛丑惡的瓦爾瓦拉，上帝要求寬恕“所有的人”，這就意味著她必須寬恕淫蕩的瓦爾瓦拉，並且去說服拉夫列茨基寬恕有罪的妻子；上帝認為愛有婦之夫是罪孽，因此她認為自己愛上拉夫列茨基違背了上帝的意旨，內心懷著沉重的負罪感。但她又是有血有肉的人，她希望得到人間的幸福。宗教的感情和世俗的感情在她身上展開了激烈的搏鬥。最後宗教思想占了上風，她決計放棄自己的幸福，進了修道院。邁出這一步對她來說是不容易的，伴隨著激烈的內心鬥爭和巨大的痛苦。修道院無法使她獲得平靜，無法使她忘卻過去。在修道院與拉夫列茨基最後一次見面時，她那顫動的睫毛、低垂的臉和緊握的手都是明證：在麗莎眼裡，宗教是一種道德理想和道德標準。她的宗教意識主要表現為道德意識，反映了宗法農民的倫理觀。因此，她遁入空門可以視作為純潔心靈而做出的一種犧牲，是完成崇高的自我犧牲而邁出的最後一步。還應該指出，她這樣做也是出於贖罪——為前輩贖罪的意識。她承認：“幸福不是屬於我們的。就是當我懷著幸福的希望時，我的心也總是痛苦的。”因為：“我都知道，知道我自己的罪孽，也知道別人的罪孽，還知道爸爸是怎麼積攢了我們這份家產的……所有這些，應當用祈禱來贖罪。”她的先輩給人們制造了許多痛苦和不幸，為他們贖罪是她義不容辭的責任。這跟拉夫列茨基認為自己沒有權利得到真正和完全的幸福是一致的，反映了他們不作任何努力而放棄幸福是有共同的思想和心理基礎的。基於這種思想和心理形成的愛情悲劇也就具有了深厚的歷史內容和社會現實內容，這大約也是《貴族之家》的價值所在。

屠格涅夫被譽為小說家中的小說家，他在小說藝術上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羅亭》和《貴族之家》中已經形成了後來得到充分發展的獨特的藝術風格。雖然《羅亭》偏重於緊張的思想衝突，而《貴族之家》主要刻劃主人公的心靈生活，強調他們愛情的悲劇性，充滿了強烈的心理色彩，但它們在藝術上又有許多共同之處。

這首先表現在兩部小說結構嚴謹，情節緊張，篇幅不長這些特點上，作者無意展現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和人物的全部經歷，而是選取社會發展的主導傾向和體現這種傾向的代表人物及關鍵性片斷，通過幾個重要場面急速地推動情節發展。作品中看不到與主題無關的事件和人物，一切都經過精心剪裁，不枝不蔓，如水晶般純淨。

兩部小說在布局上也頗具特色。作家一開始將主人公置於陌生的環境中，讓羅亭進入拉松斯卡婭的沙龍，讓拉夫列茨基來到卡裡金家，於是衝突驟起。這些衝突往往是思想上的，繼而又伴隨著愛情的糾葛，而愛情的糾葛又具有社會思想性質，是對主人公的一場嚴峻考驗。經過幾個不太復雜的回合，很快引向結局。情節簡單明了，經歷的時間多則數月，少則幾天，活動地點也是有限的幾處，但又波瀾起伏，有聲有色，結局則急轉直下，戛然而止，最後留下寥寥幾筆的尾聲。這尾聲並非可有可無的閑筆，而是使情節和主人公命運表現得更為完整的重要環節，是人物性格發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猶如餘音繚繞，回味無窮。試想沒有羅亭犧牲在巴黎的尾聲，羅亭的性格就不會那麼完整，他的形像也不會那麼豐滿。此外，作者往往借他人之口或直接敘述主人公的成長史，這些插敘並不是遊離於主要情節之處的枝蔓，它們對於交代性格形成的環境和條件起著必不可少的作用。

屠格涅夫喜歡使用對照和反襯的手法。熱情如火的羅亭和憤世嫉俗的比加索夫，真誠的拉夫列茨基和虛偽的潘申，純潔的麗莎和風情的瓦爾瓦拉，他們涇渭分明，對照強烈。無需多費筆墨，人物的優劣和作者的愛憎便一目了然。

屠格涅夫對托爾斯泰細致入微的心理描寫很不以為然。他認為詩人應當是心理學家，然而是隱蔽的心理學家。“應該隱伏在藝術家身上，正如骨骼隱伏在有血有肉的軀體裡，骨骼是作為穩固而看不見的支撐物為軀體服務的。”因此，他的心理描寫與托爾斯泰的“心靈辯證法”不同，他主要描寫心理活動的結果，而不是描寫心理活動過程本身。羅亭與比加索夫爭論的第一個回合就以犀利的語言和無可置辯的邏輯力量把對方駁斥得體無完膚，這時候在場的人有不同的表現——比加索夫不等羅亭說完便不聲不響地拿起帽子溜走了，李比娜在回家途中數次贊揚羅亭的智慧和口纔，娜塔裡婭徹夜難眠，脈搏狂跳，內心不時發出陣陣嘆息，巴西斯托夫急於把自己的強烈感受告訴自己的朋友，寫信一直寫到天明。作者並沒有詳細描寫他們各自的心理活動，但讀者不難猜測羅亭給大家的震動是多麼強烈和深刻。又如拉夫列茨基從報紙上看到妻子死去的消息之後，便走進花園，在林陰道上來回踱步，直到黎明。這時候主人公內心有什麼活動，作者沒有詳細描寫，但讀者可以想像到這中間既有對往昔生活的回憶和悔恨，也有精神上獲得解脫之後的某種輕松感，而更多的可能是對今後的生活，尤其是跟麗莎共同生活的憧憬和希望……這樣的筆法雖然沒有托爾斯泰那樣酣暢淋漓，卻能調動讀者的積極性和主動精神，讓讀者參與主人公的內心活動，並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進行補充或評判。這樣的手法與中國傳統小說的白描頗為近似，也比較符合中國讀者的欣賞口味和閱讀習慣。這也許是中國讀者喜歡屠格涅夫的一個原因。

《羅亭》和《貴族之家》表明屠格涅夫不愧為描寫風景的高手。自然界的山嶽河流、花草樹木、風霜雨雪和飛禽走獸，一經他的點化，無不洋溢著濃烈的詩情畫意和抒情氣息，真可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精彩的景物描寫不僅作為人物活動的背景，而且緊扣情節的發展和人物的心理，成了人物內心世界的投影和情緒變動的契機。人物的心理和情緒在自然景色中得到體現，自然景色也因為傾入了人物的思想情緒而獲得了生命力，兩者水乳交融，達到高度統一，成為有機的整體。《羅亭》和《貴族之家》中，自然界色彩的明暗變化始終烘托著人物情緒的起伏和命運的轉折。娜塔裡婭萌發愛情的時候，天氣晴朗，陽光明媚，鳥語花香，讀者與主人公幾乎在共同體驗著初戀的歡樂和激動，共同分享著初戀的喜悅和甜蜜。而阿夫久欣池塘荒蕪淒涼、陰森可怖的環境暗示了羅亭和娜塔裡婭之間的愛情將會遭到挫折，令讀者也覺得心理上有一股無形的壓力。《貴族之家》自始至終籠罩著頹敗的情緒和沒落的氣息。小說的情節多數發生在暮色沉沉的黃昏或月光慘淡的夜間。那望不到頭的漫漫長途與拉夫列茨基悲傷沉重的心境是多麼一致，而萬物蘇醒、春天將至的畫面出現又驅散了他悲觀消沉的情緒，使他對青年一代懷著希望。這類情景交融的成功例子不勝枚舉。

屠格涅夫酷愛音樂，對音樂有高度的修養。他匠心獨具地把音樂運用到作品中，使他的小說別有一番情趣。他通過音樂將視覺印像與聽覺印像結合起來，突出環境，增強氣氛，渲染人物的內在感情，使人物形像更加鮮明和富有立體感。屠格涅夫筆下的人物多數是貴族知識分子，音樂是表現他們文化素養和精神風貌的一種特殊手段。羅亭對音樂有特殊的愛好，娜塔裡婭和麗莎彈得一手好鋼琴，而拉夫列茨基憑著敏銳的音樂感受力能以樂知人。當羅亭在拉松斯卡婭的沙龍裡把比加索夫駁得啞口無言的時候，客廳裡響起了舒伯特的《森林之王》。羅亭一邊欣賞這優美的樂曲，一邊注視著亭亭玉立的娜塔裡婭。令人陶醉的音樂使這兩顆陌生的心靈一下子接近起來，取得了和諧和理解。作家本人喜歡嚴肅、高雅、深沉的古典音樂，不欣賞華麗、喧鬧、輕浮的舞曲。嚴肅對待人生的麗莎和拉夫列茨基也喜歡嚴肅的古典音樂，而自私虛偽的潘申和輕佻放蕩的瓦爾瓦拉則迷戀輕快的舞曲和華麗的抒情曲。當瓦爾瓦拉從國外回來拜訪麗莎的母親的時候，她低聲下氣，乞求饒恕，並應邀彈起了一首練習曲。可是一聽到別人提起這裡有一位年輕漂亮、前途無量的潘申，她按捺不住內心的欣喜和激動，立即換成了華爾茲舞曲，強烈而急促的顫音驟然而起……過了一會兒，她似乎醒悟到了自己的失態，又急轉直下，換了個悲哀的主題。隨著音樂的轉換，瓦爾瓦拉從偽裝、流露真情、再度披上偽裝的心理過程充分揭示了她放蕩狡猾的本性。外表陰郁、內心熾熱的萊姆為祝賀拉夫列茨基和麗莎幸福而彈奏鋼琴的場面更是感人肺腑：“那旋律整個兒都在熠熠生輝，整個兒洋溢著靈感、幸福和優美，令人心曠神怡；它正在升騰，又正在消散；它牽動著人間珍貴、隱秘、神聖的一切；它以不朽的胸懷呼吸著，飄向天空，在那裡消失。……這樂音深深地沁入了他剛為愛情的幸福所震顫的心靈；它本身就燃燒著愛情……”上面兩個例子表明，屠格涅夫利用音樂渲染氣氛和刻劃人物幾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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