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和我國讀者喜愛並熟悉的十九世紀的屠格涅夫一樣，跨越十九、二十兩個世紀的伊凡·阿歷克謝耶維奇·蒲寧(1870-1953年)也是在俄羅斯創造了文學的輝煌，終因不願受制於本國的政治制度而流亡法國的，他還自稱“我是得到法國的周全照顧的流亡者”(見《受獎演說》)。所不同的是，蒲寧流亡的時間(33年)比屠格涅夫(21年)更長，前後經歷的政治氛圍的反差更大。但有一點兩人又是十分相同的：身居法蘭西國土，心繫俄羅斯文學，法國的僑居環境同樣都未能中止他們用俄語為俄羅斯文學寶庫繼續提供精品。另外，他們都以俄國文化旅行者的身份在西歐汲取異國文化營養的同時向世界傳播俄羅斯文學成就，當十九世紀的西歐人開始側目而視俄羅斯文學這座新的高峰時，就有屠格涅夫的一份功勞。而蒲寧也因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而把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民族文學成就向世界做了好的展示。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和屠格涅夫一樣，蒲寧也是在政治的層面上流落到國外，寄人籬下，但在文化的層面上仍卓有成效地繼續用一顆俄羅斯的心寫出本民族文學的傑作，並把它推上二十世紀文學創作的世界高峰。蒲寧流亡國外如此之久而且生活經常如此窘困，但所取得成就卻如此之大，原因就在於他雖久處異域文思始終沒有枯竭，他的秘訣是充分調動他那豐富的記憶寶庫，他長年累月地在記憶中咀嚼人生，從而獲得了用之不竭的新的創作源泉。因此，蒲寧和屠格涅夫一樣(不，比他更有資格)，成了世界文壇上罕見的流而不亡的文學現像。和我國讀者喜愛並熟悉的十九世紀的屠格涅夫一樣，跨越十九、二十兩個世紀的伊凡·阿歷克謝耶維奇·蒲寧(1870-1953年)也是在俄羅斯創造了文學的輝煌，終因不願受制於本國的政治制度而流亡法國的，他還自稱“我是得到法國的周全照顧的流亡者”(見《受獎演說》)。所不同的是，蒲寧流亡的時間(33年)比屠格涅夫(21年)更長，前後經歷的政治氛圍的反差更大。但有一點兩人又是十分相同的：身居法蘭西國土，心繫俄羅斯文學，法國的僑居環境同樣都未能中止他們用俄語為俄羅斯文學寶庫繼續提供精品。另外，他們都以俄國文化旅行者的身份在西歐汲取異國文化營養的同時向世界傳播俄羅斯文學成就，當十九世紀的西歐人開始側目而視俄羅斯文學這座新的高峰時，就有屠格涅夫的一份功勞。而蒲寧也因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而把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民族文學成就向世界做了好的展示。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和屠格涅夫一樣，蒲寧也是在政治的層面上流落到國外，寄人籬下，但在文化的層面上仍卓有成效地繼續用一顆俄羅斯的心寫出本民族文學的傑作，並把它推上二十世紀文學創作的世界高峰。蒲寧流亡國外如此之久而且生活經常如此窘困，但所取得成就卻如此之大，原因就在於他雖久處異域文思始終沒有枯竭，他的秘訣是充分調動他那豐富的記憶寶庫，他長年累月地在記憶中咀嚼人生，從而獲得了用之不竭的新的創作源泉。因此，蒲寧和屠格涅夫一樣(不，比他更有資格)，成了世界文壇上罕見的流而不亡的文學現像。
伊凡·阿歷克謝耶維奇·蒲寧，一八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俄歷十日)出生在俄羅斯沃羅涅日一個漸趨破敗卻熱愛文學的貴族家庭。在農奴制取消將近十年之後，他“從小就在衰敗了的貴族之家長大”。父親阿歷克謝·尼古拉耶維奇·蒲寧，是個貪酒好賭之徒，放蕩揮霍，常使母親柳德米拉·亞歷山德羅夫娜流淌傷心的淚水，把家庭推近破敗的邊緣，全家不得不從沃羅涅日遷往奧爾洛夫省葉列茨縣祖父的布蒂爾基田莊，後寄居外祖母的奧澤爾莊園。蒲寧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們的家族為俄羅斯貢獻了不少國務活動家、將軍、御前大臣及其他官級的官員。而在文學領域中，著名的有安娜·蒲寧娜(卡拉姆津曾稱她是‘俄羅斯的薩福’)和瓦西裡·茹科夫斯基。後者是土拉省地主阿法納西·伊萬諾維奇·蒲寧與被俘的土耳其女人薩利哈的非婚生子，由於這個緣故，茹科夫斯基用的是自己教父的姓……從母繫方面說，我屬於丘巴羅夫的貴族世家。這也是一個相當古老的、根據我們家族的傳說是在彼得大帝時代被剝奪了公爵爵位的家族……我的所有的祖先都同老百姓和土地聯繫著，父繫和母繫方面祖祖輩輩都是中部俄羅斯擁有領地的地主。這是一片肥沃的半草原，在這裡，莫斯科的沙皇為了保衛國家免受南方韃靼人的侵襲，從各個不同的俄羅斯地區的移民中建立了掩護部隊，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這裡形成了豐富的俄羅斯語言，並且從這裡湧現了以托爾斯泰為首的幾乎所有偉大的俄羅斯作家。”①蒲寧關於家史的上述自述，定位了他作為一個俄羅斯大作家產生的民族土壤和人文生態環境。盡管作家並不對自己的貴族血統忘乎所以，但貴族家族破落的悲劇卻在他幼小的心靈上早早留下了烙印。他對平民知識分子烏斯賓斯基等人的自毀行為感到納悶，對納德松、迦爾遜等人的夭折倍加關注，對人的存在之謎的探索懷有濃厚的興趣。人生的短暫、脆弱和易受傷害震撼著蒲寧敏感的心靈，而孤獨(無同齡人)和故鄉的無邊遼闊更強化了這些蒼涼的情緒。作者正是“在極其幽深的田野寂靜裡，夏天一直延伸到家門口的莊稼地裡，鼕天則在雪堆中間”度過了他那“充滿憂傷和獨特的詩情的童年”的。
莊園的生活使蒲寧從曾是農奴的鄰居多少領略了農奴制的殘酷，從母親和侍女們學到不少民謠和傳說，從與民間的接觸熟悉了人民的語言。受家境下滑的影響，蒲寧在上中學時經常拖欠學費，他本人對教學的枯燥死板也感到厭倦，終於發展到被勒令退學的地步。正在這個時候，哥哥尤裡·阿歷克謝耶維奇被監禁一年多後流放到鄉下來。尤裡曾是哈爾科夫民意黨領導人，於一八八四年因參加革命而被捕，具有較高的文化水準，曾獲大學副博士學位。他比伊凡‘蒲寧大好多，像父親對待孩子似的對待他，指導他自修完中學的課程。從思想到學業對他產生了有力的影響。這和他在此以前接受一位年老而酗酒的破落貴族作為家庭教師的教學效果(對這位家教所講授的毫無興趣)不可同日而語。
在家庭徹底破敗的情況下，十九歲的蒲寧出外謀生，先後到過奧廖爾、哈爾科夫、波爾塔瓦等地攻讀“人間大學”：當過報社校對員、采訪員、圖書管理員、地方自治局統計員，此外，還擺過書攤賣過書。據他自己在給哥哥尤裡的信中透露，他受盡了屈辱和艱辛，有時窮得被迫點頭哈腰，有時使勁干活卻反遭百般挑剔，被人當鞋匠一般吆喝。他在《奧廖爾導報》社干活時結識一位名叫瓦裡婭·帕先科的姑娘，相戀並同居兩年，終因瓦裡婭的父母認定他無法給自己女兒提供生活的保障而分手，這件事給蒲寧的心靈造成不小的創傷。
……
上述美學觀點使蒲寧的一切散文，特別是《阿爾謝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時期)》成為散文與詩完美融合的結晶，同時又使他的一切詩能在俄國白銀時代崇尚音樂化、像征化的時代氛圍中捍衛並弘揚散文化、白描化的藝術魅力。散文與詩的藝術合力使得蒲寧在二十世紀這個缺乏詩意的動蕩的暴力浪潮此起彼伏的世紀裡執著地弘揚了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人小說與詩共存的傳統。他們創作中詩與散文相得益彰的經驗結晶，為蒲寧一生所致力的詩的散文化和散文的詩化指明了方向。蒲寧的詩與散文雖在主題上各有側重，詩是從自然美單刀直人其永恆主題，散文則從社會的矛盾和人與自然的對峙中定位其永恆主題。生與死、美與丑、聚與散等人生基本衝突卻是蒲寧詩與散文的共同主題，因為同樣都源於現實生活，都富有生活氣息，如抒情詩《墓志銘》、《永不熄滅的光》與短篇小說《輕盈的呼吸》中所反映的現實的心靈矛盾與時代的社會氛圍都有著驚人地相似的緊密聯繫。蒲寧的作品，無論是詩歌，還是小說、散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語言與繪畫、音樂渾然天成的融合，即用語言營造的形像或意像，飽含著光與色的美和線條美，洋溢著節奏美和旋律美，蒲寧的語言雖然樸實、純淨甚至到了吝嗇的程度，但在視覺形像和音響方面卻是異常豐富的。無論是詩歌還是散文，體裁雖互有區別，但詩的韻味卻常是兩者共有的特征。《阿爾謝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時期)》的主人公能夠“辨別含露的牛蒡草不同於潮濕的草的氣味”就是一例。蒲寧的散文和詩歌互含著彼此的成就，這一點是和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等經典作家一脈相承的。．因此，蒲寧對俄羅斯文壇的影響也是全方位的，前蘇聯和俄羅斯的許多著名小說家，諸如革拉特珂夫、卡達耶夫、邦達列夫、拉斯普金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蒲寧的影響。至於說對於二十世紀的俄羅斯詩人，其影響也是不可磨滅的。如果說，白銀時代的主流現代主義各流派是通過費特、丘特丘夫的中介繼承並發揚了普希金的傳統，那麼作為非現代主義詩人的傑出代表的蒲寧，也是通過費特、丘特丘夫的中介繼承並發揚普希金傳統的。不過，各有所側重罷了，現代主義各流派的功績主要是豐富了古典詩歌還不夠多樣化的抒情技巧，現實主義流派的蒲寧主要是光大了古典詩歌中人與自然、聲光色之間、詩與散文等因子之間的和諧，把普希金詩的質樸清新的品格提升到了與新的時代氛圍相一致的新的高度，為保存並發展俄羅斯現實主義詩歌傳統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從詩的數量看，蒲寧寫過七百多首抒情詩(沒有一首長詩)，他詩創作的勤奮程度也是非凡的。我們在評定蒲寧的功績主要在小說的同時，絲毫也不能忘記他對詩歌所作的傑出貢獻。
詩與散文的互動，是蒲寧進行藝術創新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可以說，他是詩中有文，文中有詩。詩中有文的例子不勝枚舉。除了詩行斷句上的大量采用散文句式(古典詩中也用，但數量有限)外，明顯的表現形式之一便是采用擴展的充分細節化的比喻、同位語等修飾手段，如：《致故鄉》(1891年)總共纔十二行的這首抒情詩用母親作比喻就占用了八行，這樣恰如其分的比喻用傳統的手法是幾乎不可能的。又如《暮色》(1903年)這首總共十六行的抒情詩，用了長達八行的同位語“悵情”(本身又帶比喻)來修飾“陰影”這一意像，顯得分外貼切、細膩。這種散文化不是減弱，而是增強了詩的意像的豐美性和鮮明度，煥發了詩的藝術魅力。
蒲寧的文中有詩是蒲寧散文特征的來源。由詩人的氣質和詩藝的素養直接形成的蒲寧散文中的詩意至少有以下幾種表現：一、詩一般的節奏感和旋律感。從短的超短篇小說《蟻道》至惟一的長篇小說《阿爾謝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時期)》無不洋溢著詩的樂感。如僅由六十四個詞組成的超短篇小說《蟻道》(1930年)就是由一個包含兩組抑揚格的詩一般美的句子開始的，全文還貫穿著詞彙與語音有節律的重復，使人讀後產生詩的感覺。二、像詩一樣淡化情節，隻是從生活之流截取一個個片斷。如《阿爾謝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時期)》中作者所捕捉的歲月長河中互不連貫的思想情感的“意識流”(“回憶流”)就是，《蟻道》也僅是作者從生活中截取的一個片斷。這樣做的目的，不僅可以使散文的結構變得簡練，而且可以讓讀者對在突兀中呈現的主要形像形成多維的解讀，如對《蟻道》中的馬車夫形像既可理解為十九世紀抒情詩中馬車夫主題的再現，也可理解為對果戈理《死魂靈》中抒情獨白的呼應。三、吸取了印像派、像征派的若干表現手段。如在觀察客觀世界時常常突出作者對聲、光、色、味等的主觀感受以及內心深處的細微的心理體驗，又如在不少作品中大量運用像征性形像，如《舊金山來的先生》的後部分中用了大洋、火眼、魔鬼、船長等一繫列像征性形像。四、借助詩的時空跳躍手法使主題由社會歷史的層面向人的存在的層面升華。他描寫生活截取的不是縱切面，而是橫斷面，他看重的不是社會各具體階層中的人，而是從中抽像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性特征。“他賦予自己許多的主人公一種能力：在危機考驗的關頭更加充分地體驗生命。對蒲寧來說，人的重要的能力，可以說幾乎就是牢記並善於體驗生命的美好，盡量充分地感受生命的悲劇性壯美，視自然界為永恆不移的價值。”①從這一點來看，蒲寧對列夫·托爾斯泰和契訶夫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一方面，他繼承托爾斯泰為人生的創作傳統，但另一方面，他不受托氏對人生的宗教哲學觀念的局限，向人的內心深層開掘不止。一方面，他繼承契訶夫以敏銳的洞察力觀察現實生活的傳統，另一方面，他比契訶夫站得更高，用生、死與愛相交織的普遍規律來解讀社會的現實衝突，朝永恆的人生真諦走得更近。綜上所述，蒲寧的詩和文在風格的抒情哲理性上獲得了統一。無論在僑居法國之前，還是僑居法國之後，這一風格特征始終存留在蒲寧的詩、小說、散文以及回憶錄、文學評論文章等中間，因為“蒲寧的富有哲理的回憶錄和文學評論文章，以及他的日記和自傳是他抒發必須散文的延伸”(米哈伊洛夫斯基語)。
伊凡·阿歷克謝耶維奇·蒲寧，一八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俄歷十日)出生在俄羅斯沃羅涅日一個漸趨破敗卻熱愛文學的貴族家庭。在農奴制取消將近十年之後，他“從小就在衰敗了的貴族之家長大”。父親阿歷克謝·尼古拉耶維奇·蒲寧，是個貪酒好賭之徒，放蕩揮霍，常使母親柳德米拉·亞歷山德羅夫娜流淌傷心的淚水，把家庭推近破敗的邊緣，全家不得不從沃羅涅日遷往奧爾洛夫省葉列茨縣祖父的布蒂爾基田莊，後寄居外祖母的奧澤爾莊園。蒲寧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們的家族為俄羅斯貢獻了不少國務活動家、將軍、御前大臣及其他官級的官員。而在文學領域中，著名的有安娜·蒲寧娜(卡拉姆津曾稱她是‘俄羅斯的薩福’)和瓦西裡·茹科夫斯基。後者是土拉省地主阿法納西·伊萬諾維奇·蒲寧與被俘的土耳其女人薩利哈的非婚生子，由於這個緣故，茹科夫斯基用的是自己教父的姓……從母繫方面說，我屬於丘巴羅夫的貴族世家。這也是一個相當古老的、根據我們家族的傳說是在彼得大帝時代被剝奪了公爵爵位的家族……我的所有的祖先都同老百姓和土地聯繫著，父繫和母繫方面祖祖輩輩都是中部俄羅斯擁有領地的地主。這是一片肥沃的半草原，在這裡，莫斯科的沙皇為了保衛國家免受南方韃靼人的侵襲，從各個不同的俄羅斯地區的移民中建立了掩護部隊，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這裡形成了豐富的俄羅斯語言，並且從這裡湧現了以托爾斯泰為首的幾乎所有偉大的俄羅斯作家。”①蒲寧關於家史的上述自述，定位了他作為一個俄羅斯大作家產生的民族土壤和人文生態環境。盡管作家並不對自己的貴族血統忘乎所以，但貴族家族破落的悲劇卻在他幼小的心靈上早早留下了烙印。他對平民知識分子烏斯賓斯基等人的自毀行為感到納悶，對納德松、迦爾遜等人的夭折倍加關注，對人的存在之謎的探索懷有濃厚的興趣。人生的短暫、脆弱和易受傷害震撼著蒲寧敏感的心靈，而孤獨(無同齡人)和故鄉的無邊遼闊更強化了這些蒼涼的情緒。作者正是“在極其幽深的田野寂靜裡，夏天一直延伸到家門口的莊稼地裡，鼕天則在雪堆中間”度過了他那“充滿憂傷和獨特的詩情的童年”的。
莊園的生活使蒲寧從曾是農奴的鄰居多少領略了農奴制的殘酷，從母親和侍女們學到不少民謠和傳說，從與民間的接觸熟悉了人民的語言。受家境下滑的影響，蒲寧在上中學時經常拖欠學費，他本人對教學的枯燥死板也感到厭倦，終於發展到被勒令退學的地步。正在這個時候，哥哥尤裡·阿歷克謝耶維奇被監禁一年多後流放到鄉下來。尤裡曾是哈爾科夫民意黨領導人，於一八八四年因參加革命而被捕，具有較高的文化水準，曾獲大學副博士學位。他比伊凡‘蒲寧大好多，像父親對待孩子似的對待他，指導他自修完中學的課程。從思想到學業對他產生了有力的影響。這和他在此以前接受一位年老而酗酒的破落貴族作為家庭教師的教學效果(對這位家教所講授的毫無興趣)不可同日而語。
在家庭徹底破敗的情況下，十九歲的蒲寧出外謀生，先後到過奧廖爾、哈爾科夫、波爾塔瓦等地攻讀“人間大學”：當過報社校對員、采訪員、圖書管理員、地方自治局統計員，此外，還擺過書攤賣過書。據他自己在給哥哥尤裡的信中透露，他受盡了屈辱和艱辛，有時窮得被迫點頭哈腰，有時使勁干活卻反遭百般挑剔，被人當鞋匠一般吆喝。他在《奧廖爾導報》社干活時結識一位名叫瓦裡婭·帕先科的姑娘，相戀並同居兩年，終因瓦裡婭的父母認定他無法給自己女兒提供生活的保障而分手，這件事給蒲寧的心靈造成不小的創傷。
……
上述美學觀點使蒲寧的一切散文，特別是《阿爾謝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時期)》成為散文與詩完美融合的結晶，同時又使他的一切詩能在俄國白銀時代崇尚音樂化、像征化的時代氛圍中捍衛並弘揚散文化、白描化的藝術魅力。散文與詩的藝術合力使得蒲寧在二十世紀這個缺乏詩意的動蕩的暴力浪潮此起彼伏的世紀裡執著地弘揚了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人小說與詩共存的傳統。他們創作中詩與散文相得益彰的經驗結晶，為蒲寧一生所致力的詩的散文化和散文的詩化指明了方向。蒲寧的詩與散文雖在主題上各有側重，詩是從自然美單刀直人其永恆主題，散文則從社會的矛盾和人與自然的對峙中定位其永恆主題。生與死、美與丑、聚與散等人生基本衝突卻是蒲寧詩與散文的共同主題，因為同樣都源於現實生活，都富有生活氣息，如抒情詩《墓志銘》、《永不熄滅的光》與短篇小說《輕盈的呼吸》中所反映的現實的心靈矛盾與時代的社會氛圍都有著驚人地相似的緊密聯繫。蒲寧的作品，無論是詩歌，還是小說、散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語言與繪畫、音樂渾然天成的融合，即用語言營造的形像或意像，飽含著光與色的美和線條美，洋溢著節奏美和旋律美，蒲寧的語言雖然樸實、純淨甚至到了吝嗇的程度，但在視覺形像和音響方面卻是異常豐富的。無論是詩歌還是散文，體裁雖互有區別，但詩的韻味卻常是兩者共有的特征。《阿爾謝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時期)》的主人公能夠“辨別含露的牛蒡草不同於潮濕的草的氣味”就是一例。蒲寧的散文和詩歌互含著彼此的成就，這一點是和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等經典作家一脈相承的。．因此，蒲寧對俄羅斯文壇的影響也是全方位的，前蘇聯和俄羅斯的許多著名小說家，諸如革拉特珂夫、卡達耶夫、邦達列夫、拉斯普金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蒲寧的影響。至於說對於二十世紀的俄羅斯詩人，其影響也是不可磨滅的。如果說，白銀時代的主流現代主義各流派是通過費特、丘特丘夫的中介繼承並發揚了普希金的傳統，那麼作為非現代主義詩人的傑出代表的蒲寧，也是通過費特、丘特丘夫的中介繼承並發揚普希金傳統的。不過，各有所側重罷了，現代主義各流派的功績主要是豐富了古典詩歌還不夠多樣化的抒情技巧，現實主義流派的蒲寧主要是光大了古典詩歌中人與自然、聲光色之間、詩與散文等因子之間的和諧，把普希金詩的質樸清新的品格提升到了與新的時代氛圍相一致的新的高度，為保存並發展俄羅斯現實主義詩歌傳統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從詩的數量看，蒲寧寫過七百多首抒情詩(沒有一首長詩)，他詩創作的勤奮程度也是非凡的。我們在評定蒲寧的功績主要在小說的同時，絲毫也不能忘記他對詩歌所作的傑出貢獻。
詩與散文的互動，是蒲寧進行藝術創新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可以說，他是詩中有文，文中有詩。詩中有文的例子不勝枚舉。除了詩行斷句上的大量采用散文句式(古典詩中也用，但數量有限)外，明顯的表現形式之一便是采用擴展的充分細節化的比喻、同位語等修飾手段，如：《致故鄉》(1891年)總共纔十二行的這首抒情詩用母親作比喻就占用了八行，這樣恰如其分的比喻用傳統的手法是幾乎不可能的。又如《暮色》(1903年)這首總共十六行的抒情詩，用了長達八行的同位語“悵情”(本身又帶比喻)來修飾“陰影”這一意像，顯得分外貼切、細膩。這種散文化不是減弱，而是增強了詩的意像的豐美性和鮮明度，煥發了詩的藝術魅力。
蒲寧的文中有詩是蒲寧散文特征的來源。由詩人的氣質和詩藝的素養直接形成的蒲寧散文中的詩意至少有以下幾種表現：一、詩一般的節奏感和旋律感。從短的超短篇小說《蟻道》至惟一的長篇小說《阿爾謝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時期)》無不洋溢著詩的樂感。如僅由六十四個詞組成的超短篇小說《蟻道》(1930年)就是由一個包含兩組抑揚格的詩一般美的句子開始的，全文還貫穿著詞彙與語音有節律的重復，使人讀後產生詩的感覺。二、像詩一樣淡化情節，隻是從生活之流截取一個個片斷。如《阿爾謝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時期)》中作者所捕捉的歲月長河中互不連貫的思想情感的“意識流”(“回憶流”)就是，《蟻道》也僅是作者從生活中截取的一個片斷。這樣做的目的，不僅可以使散文的結構變得簡練，而且可以讓讀者對在突兀中呈現的主要形像形成多維的解讀，如對《蟻道》中的馬車夫形像既可理解為十九世紀抒情詩中馬車夫主題的再現，也可理解為對果戈理《死魂靈》中抒情獨白的呼應。三、吸取了印像派、像征派的若干表現手段。如在觀察客觀世界時常常突出作者對聲、光、色、味等的主觀感受以及內心深處的細微的心理體驗，又如在不少作品中大量運用像征性形像，如《舊金山來的先生》的後部分中用了大洋、火眼、魔鬼、船長等一繫列像征性形像。四、借助詩的時空跳躍手法使主題由社會歷史的層面向人的存在的層面升華。他描寫生活截取的不是縱切面，而是橫斷面，他看重的不是社會各具體階層中的人，而是從中抽像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性特征。“他賦予自己許多的主人公一種能力：在危機考驗的關頭更加充分地體驗生命。對蒲寧來說，人的重要的能力，可以說幾乎就是牢記並善於體驗生命的美好，盡量充分地感受生命的悲劇性壯美，視自然界為永恆不移的價值。”①從這一點來看，蒲寧對列夫·托爾斯泰和契訶夫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一方面，他繼承托爾斯泰為人生的創作傳統，但另一方面，他不受托氏對人生的宗教哲學觀念的局限，向人的內心深層開掘不止。一方面，他繼承契訶夫以敏銳的洞察力觀察現實生活的傳統，另一方面，他比契訶夫站得更高，用生、死與愛相交織的普遍規律來解讀社會的現實衝突，朝永恆的人生真諦走得更近。綜上所述，蒲寧的詩和文在風格的抒情哲理性上獲得了統一。無論在僑居法國之前，還是僑居法國之後，這一風格特征始終存留在蒲寧的詩、小說、散文以及回憶錄、文學評論文章等中間，因為“蒲寧的富有哲理的回憶錄和文學評論文章，以及他的日記和自傳是他抒發必須散文的延伸”(米哈伊洛夫斯基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