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翻譯界，汝龍翻譯的契訶夫，*為傳神地表達了原著的精髓。如同朱生豪之於莎士比亞，傅雷之於巴爾扎克，草嬰之於托爾斯泰，汝龍對契訶夫的執著，使其成為契訶夫在中國名副其實的代言人。正如巴金所說：“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訶夫身上，他使更多讀者愛上了契訶夫。”

★汝龍這位“個體單干戶”翻譯家，用四十年的時間，畢其一人之力，自學英語和俄語，翻譯了契訶夫的全集。人們通過汝龍，認識了契訶夫的智慧與幽默；契訶夫通過汝龍，在中國讀者心中扎了根。

★馮驥纔曾提過一件汝龍翻譯契訶夫小說的故事：“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訶夫的作品，因與翻譯契訶夫作品的專家汝龍談不攏，便繞過汝龍，邀請了一些俄文專家，試譯契訶夫的《套中人》。大家全都譯這篇小說，為了看誰譯得好。結果沒有一人能夠把契訶夫的味道譯出來，*終還得去找汝龍。好像唱《失空斬》，隻有馬連良纔是孔明的味兒”。

契訶夫創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絲毫不假作謙虛地肯定地說，在技巧方面契訶夫遠比我為高明！——列夫·托爾斯泰

作為文體家，契訶夫在我們當代的藝術家中是*掌握了“言簡意賅”的高超藝術的。——高爾基

據說在堤岸上出現了一個新人：一個帶小狗的女人。德米特利·德米特利奇·古羅夫已經在雅爾塔生活了兩個星期，對這個地方已經熟悉，也開始對新人發生興趣了。他坐在韋爾奈的售貨亭裡，看見堤岸上有一個年輕的金發女人在走動，她身材不高，戴一頂貝雷帽；有一條白毛的獅子狗跟在她後面跑。

後來他在本城的公園裡，在街心小花園裡遇見她，一天遇見好幾次。她孤身一個人散步，老是戴著那頂軟帽，帶著那條白毛獅子狗；誰也不知道她是什麼人，就都簡單地把她叫作“帶小狗的女人”。

“如果她沒有跟她的丈夫住在這兒，也沒有熟人，”古羅夫暗自思忖道，“跟她認識一下，倒也未嘗不可呢。”

他還沒到四十歲，可是已經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兒和兩個上中學的兒子了。他結婚很早，當時他還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如今他妻子的年紀仿佛比他大半倍似的。她是一個高身量的女人，生著兩道黑眉毛，直率，尊嚴，莊重，按她對自己的說法，她是個有思想的女人。她讀過很多書，在信上不寫“Ъ”這個硬音符號，不叫她的丈夫德米特利而叫吉米特利；他呢，私下裡認為她智力有限，胸襟狹隘，缺少風雅，他怕她，不喜歡待在家裡。他早已開始背著她跟別的女人私通，而且不止一次了，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一講起女人幾乎總是說壞話；每逢人家在他面前談到女人，他總是這樣稱呼她們：

“卑賤的人種！”

他認為他已經受夠了沉痛的經驗教訓，可以隨意罵她們了，可是話雖如此，隻要他一連兩天身邊沒有那個“卑賤的人種”，他就過不下去。他跟男人相處覺得乏味，不稱心，跟他們沒有多少話好談，冷冷淡淡，可是到了女人中間，他就覺得自由自在，知道該跟她們談什麼，該采取什麼態度；甚至跟她們不講話的時候也覺得很輕松。他的相貌、他的性格、他的全身心有一種迷人的、不可捉摸的東西，使得女人對他發生好感，吸引她們；這一點他是知道的，同時也有一種什麼力量在把他推到她們那邊去。

多次的經驗，確實沉痛的經驗，早已教導他說：跟正派女人相好，特別是跟優柔寡斷、遲疑不決的莫斯科女人相好，起初倒還能夠給生活添一點愉快的變化，顯得是輕松可愛的生活波折，過後卻不可避免地演變成為非常復雜的大問題，後情況就變得令人難以忍受了。可是每一次他新遇見一個有趣味的女人，這種經驗不知怎的總是從他的記憶裡消失；他渴望生活，於是一切都顯得十分簡單而引人入勝了。

有一天將近傍晚，他正在公園裡喫飯，那個戴貝雷帽的女人慢慢地走過來，要在他旁邊的一張桌子那兒坐下。她的神情、步態、服飾、發型都告訴他說，她是一個上流社會的女人，已經結過婚，這是頭一次到雅爾塔來，孤身一個人，覺得在這兒很寂寞。……那些關於本地風氣敗壞的傳聞，有許多是假的，他不理會那些傳聞，知道這類傳聞大多是那些隻要自己有辦法也很樂意犯罪的人們捏造出來的；可是等到那個女人在離開他隻有三步遠的那張桌子邊坐下，他就不由得想起那些關於風流艷遇和登山旅行的傳聞，於是，來一次快當而短促的結合，跟一個身世不明、連姓名都不知道的女人干一回風流韻事這樣的誘人想法就突然控制了他。

他親切地招呼那條獅子狗，等到它真走近，他卻搖著手指頭嚇唬它。獅子狗就汪汪地叫起來。古羅夫又搖著手指頭嚇唬它。

那個女人瞟他一眼，立刻低下眼睛。

“它不咬人。”她說，臉紅了。

“可以給它一根骨頭喫嗎？”等到她肯定地點一下頭，他就殷勤地問道：“您來雅爾塔很久了吧？”

“有五天了。”

“我在這兒可已經待了兩個星期了。”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