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落者的天堂》樣章

我得在這兒告訴讀者，我幾乎是在聽完他的講述後立即就將它記錄下來的，因此諸位完全可以相信，故事的準確性和忠實性是毋庸置疑的。我說的忠實性，就是說，即使是所用來傳達這位年輕的冒險家用世間動人、美妙的言辭所表達的思想和感情，我的敘述也都是毫釐不差的。

怕誤了火車——這是青春不再的一個明確征兆。曾幾何時，我扛起一隻老大的旅行箱，盯著後一節車廂上的尾燈，用短跑的速度衝刺去追趕火車。不管怎麼說，我畢竟追過了！一直追到後一刻，在月臺盡頭，眼前亮閃閃的鐵軌宛若一條條遊蛇，向不同的方向遊移延展。盡管我總是遲到，但真還從沒誤過事。我喜歡打破無憂無慮、停滯不前的生活節奏，且樂此不疲，有時甚至會故意給自己制造一些麻煩，再一一將其解決。人在青春年少時，總會花費巨大的精力去克服想像出來的種種困難，直至成年後，幾乎無力再與真正的困難抗爭。也許，這就是人生的悲哀吧……

突然有那麼一天，我不再喜歡遲到了，當漫不經心的出租車司機不得不規規矩矩地在紅燈前踩下剎車時，我會咬緊牙關，提心弔膽地看著秒針噌噌地一格格前行，這種狀態我可受夠了。所以，我會提前來到火車站，當火車啟動的那一刻，我已換上舒適的拖鞋，坐在自己鋪位上，氣定神閑地等著車輪發出“咯噔”的記聲響，開始去往目的地的征程。

那天晚上，我是在結束了與聖彼得堡電影公司進行的一次屈辱的談判後，坐“紅箭”特快列車離開彼得堡的。我寫的一個電影劇本被徹底槍斃了，它講述的是一個單身母親的故事，為了養活孩子，她淪為雇傭殺手。制片方對我說，劇本中鼻涕眼淚太多，而血腥場面太少，因此影片不會有好的票房。我據理力爭，說恰恰是鼻涕眼淚，而不是流血，纔能贏得更多的觀眾。我還提請他們特別關注劇本中的一個關鍵情節，單身母親在兩次暗殺行動的間歇跑回家為嗷嗷待哺的孩子喂奶。我認為，這是一個堪與呂克·貝松呂克·貝松（1959－），法國著名導演、編劇、制片人，主要作品有《後的決戰》（1981）、《地鐵》（1985）、《碧海藍天》（1987）、《天使A》（2005）等。的劇作媲美的經典情節。然而，那個非常年輕的制片人，留著刺兒頭的蠢貨，卻不以為然。他不久前剛剛從經營一家礦泉水公司轉行，是個全然不懂電影的生意人。他還說，如果我在兩個月內，不能為他們電影公司寫一部有“驚人的”性愛情節的喜劇腳本，就要索回一年前預支給我的稿酬，可那筆錢我早就花完了。據說，這個制片人與彼得堡一位自詡演員的著名脫衣舞女郎同居。我別無他法，隻得屈就。他亢奮異常，仿佛我剛纔向他出賣的是我不朽的靈魂，甚至放棄了索回我已花完的預付款的要求，還吩咐手下由電影公司出錢，讓我坐軟臥包廂回家。

我提前半小時就來到了彼得堡駛往莫斯科的火車站，在月臺上溜達，等著列車進站。我心裡在琢磨，上哪兒弄點錢把我那輛破舊的“６型”拉達車送去修理店，老婆開著它去批發市場買東西時給撞壞了。還得為上美容師培訓班的女兒支付學費。三月裡冷颼颼的寒風把我的芬蘭風衣吹透了，這件風衣還是我十年前，在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在為代表開設的內部商店買的。我心裡還在盤算，若能拿到那本寫雇傭殺手母親劇本的稿費，該買點什麼，我打算給自己買件長的帶毛內襯的皮大衣。還想買……

列車終於進站了。列車員查看了我的車票後，嘟噥了一句：“1號包廂，2號鋪位……”隨後將車票插進了他那個帶小口袋的折疊式的票夾包裡。我是個走進溫暖的車廂的。狹窄的過道上鋪了一條長長的地毯，車廂壁上垂掛著四季常青的用塑料做的籐蔓植物。雙人包廂的兩張沙發床上，整整齊齊地鋪著漿洗得干干淨淨的床單，散發出雖然清新，卻有些嗆鼻的化學品氣味。床頭放著折成三角形的枕頭，活像頂當年拿破侖士兵的帽子。我換上了胸口標有“斯巴達克”字樣的運動衫和皮拖鞋，將那雙已經穿破了的皮鞋和已出現裂紋的人造革旅行包，塞進了床鋪下面。我望著窗外，無所事事，想給自己找個樂子，於是開始猜測同包廂的旅伴會是個什麼樣的人。

起初我以為，那個剛走進車廂來的、留大胡子、穿長袍、戴僧帽的神職人員就是，可是他邁著堅實有力、幾近正步的步伐從過道上走了過去。隨後我猜測，可能會是那個挺著個老大肚子的將軍。一大群保鏢前簇後擁地保護著他，他們都是清一色的團級軍官，對他竭盡體貼、溫柔和關懷之能事，活像是要陪指揮官進產房。可他也去了另一個包廂……終於盼來了一個妙齡的長腿尤物，我美美地遐想，興許能與她做伴，度過旅途中美妙的一夜。她醉醺醺地搖晃著身子，一直在小手包裡翻找著什麼。我在想，情愛喜劇這回可有了一個不錯的開頭，一個火紅色頭發的美女，朝著一個一家之長、已是父親年紀的樸素男士走了過來，跨進了包廂……可她終找到了車票，莫名其妙地晃了晃腦袋，又繼續順著過道前行了。深夜12點差1分，響起了國歌聲——列車顫動了一下後，徐徐地開動了。我本以為今夜能獨自一人享用包廂，可恰在此時，包廂門呼的一聲朝一側打開了，門口站著一個拳擊手長相的禿頭男人。這個成年壯漢一身年輕人的裝扮：藍色牛仔褲，粉紅色襯衫，外套一件黑色皮夾克，足蹬一雙運動鞋。拳擊手仔細地查看了一下包廂，用探尋的目光打量著我，問道：

“這是您的鋪位？”

“那還用說嗎！”我的回答自尊滿滿。

他輕而易舉地將一個帶轱轆的巨大的旅行箱塞進了包廂頂部的行李櫃裡，把一個真皮旅行包撂在了鋪位上，隨後走到過道上，喊了一聲：

“帕爾·尼古拉依奇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的口語形式。！我在這兒呢……”

過道裡出現了一個個子不高的年輕人，身上穿著一件敞著懷的黑色開司米大衣。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我心中有些不平，“我在他這個年紀，還從來沒人用名和父稱如此尊稱過我……”我有時會有這樣一種感覺，我們似乎生活在一個由兇惡而又愚蠢的變態傻小子當家的社會裡，他們自以為已經成年，卻將我們這些成年人當作孩子。所以，如同沙丘上建造的房子一樣，一切都會坍塌，這是毋庸置疑的……

“您好，”傻小子快活、響亮地說，“您得換一個包廂！”

說實話，我不是個愛找碴兒的人，甚至可以說是心慈面軟，但有一點我是無法忍受的，那就是有人對我發號施令。我妻子早就知道這一點，所以她從不說：“去，到商店跑一趟！”她從不這樣說話，即使我躺在沙發上，她也會說：“親愛的，我想請你去……當然，要是你沒別的事情！”接下來，我便會把一切事情撂下，手提購物袋飛快地往面包店跑去。

“托裡克，請你幫這位先生把東西挪挪！”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還沒等我開口，就對拳擊手發出了命令。

這時我纔弄明白，托裡克原來是個保鏢。我心裡很是不爽。此時，理智告訴我，別把這話當回事，換到另一個包廂去就是了，火車裡類似調整鋪位的這種情況很常見。但我心裡湧上了一股偏不買賬的無名火。如果他沒說那個羞辱人的詞“您得”，我無疑會同意的，但若真是這樣，這部中篇小說也就永遠寫不出來了……

“看來，這位同志沒聽見！”托裡克說。

我兩眼望著地板，沒說話。這個不知從哪兒突然冒出來的人趾高氣揚，穿一雙黑色的尖頭皮鞋，鞋面一塵不染，仿佛是穿在一個從未染指過罪惡大地的天使腳上。對了，那個拒絕用我劇本的非常年輕的制片人，穿的也是這種昂貴的、尖頭的、一塵不染的皮鞋。

“您的行李在哪兒？我來幫您搬！”保鏢提議說。

“我就在我的鋪位，哪兒也不去！”我的回答有些激動，但語氣不容置疑。

“我沒聽明白！”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很是驚訝。

“這有什麼不明白的？”我高聲喊道，兩眼死死地盯著這個趾高氣揚的人。

他的那張臉，即使說不像天使，那也像70年代電影中的大學學霸：臉蛋兒圓圓，面色紅潤，鼻子微微上翹，還戴著一副寬邊大框的眼鏡。不過，留著背頭的腦袋上，深灰色的波浪式鬈發裡已有白發顯現，與他那粉面桃腮的年齡極不相符。

“我再說一遍：您得到另一個包廂去！托裡克，你幫幫這位先生！”

我注意到，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生氣的時候，那兩片原本很薄的嘴唇會緊緊地閉合，繃成了一條毫無血色的嘴線。

“憑什麼？您不願意與我同行？您是怕我嗎？”我的問話中帶著譏笑，但說完就有些後悔。

大學生學霸的兩隻眼睛現出了鉛灰色，目光也變得冷酷無情。

“老子誰也不怕。托裡克，不麻煩你了，去把乘務員叫來！”

保鏢走了，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脫下大衣，扔在了沙發床上，接著脫下那件昂貴的帶金屬扣的上衣，也扔在了沙發床上，隨後又解開雅致的領帶，身上隻剩下了薄薄的一條黑褲子和一件將已顯形的肚子勒得緊緊的雪白襯衫。

我很受傷，心裡在想：“也許，他的襯衫從不須送洗衣房去洗，到了晚上隻是將穿過的一扔了事，第二天清晨再換一件新的，像女人一樣，用的內褲肯定也是一次性的！”

“您怎麼這麼不識相呢？”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責問道，他摘下眼鏡，稚嫩的面容顯露無遺，“您遲早也得上其他包廂去……我從不與不認識的人同坐一個包廂。”

“那您為什麼不買架飛機？與您認識的人一同飛，那不就得了嘛！”

“我有飛機。不過，我今天必須坐火車走。”他十分嚴肅地向我解釋說。

女列車員過來了。顯而易見，她已拿到了前來干預的勞務費，起碼她已得到了承諾，酬勞還不會低。

“公民，請您換到別的包廂去吧！”她要求道。

“憑什麼？”

“因為這個年輕人想和他朋友在一起！”

“我不走！”

“您是想讓人把您抬走嗎？”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喫了一驚，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態。

“您要是敢踫我一下，那您就不會有好果子喫！”我警告說。

“他喝醉了！”女列車員用手指著我，喊了一聲，“出示一下您的證件！我現在就把乘警叫來！”

“乘警？太好了！”我從口袋裡掏出了寫有“新聞記者”字樣的硬殼證件，在空中晃了晃。

這是一個頗有盛名卻也惡名昭著的青年報社的記者證，我在那張報紙上主持一個題為“鼠標”的專欄。編外人員通常是不發記者證的，但編輯部的主任秘書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他給我弄了這個硬殼證件，憑此證我可以到編輯部內部食堂喫優惠餐。

女列車員慌了：掙錢歸掙錢，與媒體人還是少打交道為好。記者是一攤臭雞屎，一旦被沾上，摳都摳不下來……於是，她說再與其他包廂的乘客商量商量，說完就走了。

“我可不喜歡狗屁記者！”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嘲笑說，“你們都是些出賣靈魂的卑鄙小人。”

“您買過嗎？”

“不止一次。”

“那好，您還沒收買過我的靈魂吧！再說了，我不是記者，我是個作家……”

“作家？那更不值錢。您貴姓？”

“斯卡比切夫斯基……”

“這就怪了。我還以為您是帕納耶夫呢帕納耶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Панаев,1812-1862），出身名門望族的俄羅斯作家、批評家、記者。……”

我們就這樣面對面地坐著，沒說話，僵了好一段時間。保鏢此時小心翼翼地將頭兒的衣服掛在了衣架上，隨後便板著面孔站在包廂門口，等候新的指示。

“這樣吧，”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突然打破了沉默，“我給您五百個美。，您就換到另一個包廂去。怎麼樣？”

他揮了揮手，托裡克打開旅行袋，從裡面掏出一個黑色手包，遞給了頭兒。

“這皮包還真不錯！”我心裡在想。

我的同路人隨手從手包裡掏出用橡皮筋捆上的厚厚的一沓綠票子，點了五張面值一百的鈔票。

“不。”我回答說，目光從那一沓鈔票上移開了。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雖然沒開口，但他那眼神分明又說了許多話：

“拿著吧，您心裡是想拿的。大膽點兒！次拿是會有些害怕。”他露出了微笑，兩個滾圓的腮幫子上現出了兩個酒窩。說實在的，我心裡還真想拿。這筆錢正好夠我把“6型”拉達車送去維修店做大修。

“把錢拿回去！”我要求說。

“那好，都給你！”他干脆把那一沓錢扔到茶幾上，還孩子氣地朝保鏢擠了擠眼睛。

“您裝什麼大方呢？說什麼您也不會把這些錢給我的！”

“我給！”

“您不會給！”

“我當然不會給。”

他戴上了眼鏡，瞬間又成了個大人。臉頰上的酒窩消失了，就像壓根兒沒有似的。

“那您奚落我干什麼？”

“我在誘惑您。我還真喜歡上您了。我們還是先干上一杯為好！托裡克，哥們兒，把酒擺上。我要與這位作家先生聊聊生活。”

保鏢從旅行袋裡掏出兩瓶紅酒。

“勃艮第的位於法國東部的葡萄酒產區，以純天然的濃醇葡萄酒聞名。。1888年的‘列級名莊特級園’！”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介紹說，“這酒非常好喝。不過，通常我喜歡的還是波爾多葡萄酒，比如1889年的‘寶藍亭’……隻是，這種酒挺難伺候，打開後，差不多得放上一個小時，它的烈性纔會慢慢消釋。旅途中喝勃艮第葡萄酒是棒的。您覺得呢？”

“一瓶多少錢？”我小心翼翼地問。

“嘿，瞧您！點小姐纔會先問‘多少錢？’隨後纔去體驗。品酒正好倒個個兒，先品，喝完纔問多少錢。”

托裡克此時已把下酒菜拿了出來：一隻塑料盒裡裝著三明治、魚子醬和魚，另一隻盒子裝的是草莓。接著，他從小桌上拿起玻璃杯，對著亮處照了照，皺了皺眉頭，拿著出去了。

“很遺憾，沒有勃艮第酒杯。隻能用車上的公共杯子代替了。敬請原諒！”我的旅伴說，話中帶著一絲調侃式的遺憾。

“那隻有將就了。”

托裡克拿著換過的干淨杯子回來了。興奮的女列車員也陪著過來了，說：

“我與三號包廂的乘客已經說好了。”

“謝謝，親愛的，麻煩你了，”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點了點頭，“不過，我們已經交上朋友了……托裡克，去謝謝這位姑娘的關照！”

保鏢回來後，從口袋裡拿出一把帶起子的折疊刀，打開了酒瓶，盡管車廂晃動得很厲害，他仍以職業服務員那種自信的動作，穩穩地往兩個玻璃杯裡倒上了紅葡萄酒。

“謝謝，睡覺去吧！”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吩咐道，隨後望著離去的保鏢的身影，說，“一個非常優秀的男人。曾給戈爾巴喬夫當過警衛。現在跟著我。有五年了。射擊沒的說，如上帝般彈無虛發！還會散打！……不過，總的來說，這種人現在已經過時了……”

“您難道不害怕，有朝一日他會朝您開槍嗎？”我打趣地問道。

“不，我一點兒都不擔心。如果他連戈爾比戈爾巴喬夫的昵稱。都沒想傷害，我還有什麼可怕的呢。這種人開槍隻會打兩種人，一是敵人，二是他自己……奇特的民族啊……不過，我們還是為俄羅斯人民干杯吧！您知道嗎，當這一切剛剛開始的時候，我以為，過上一年，多再過上兩年，像我們這樣的人全都會遭殃啦。可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相反，到頭來還是托裡克這個勞動人民的兒子來當我的保鏢。來，為人民干杯吧！”

“不，我不為此與你干。”

“那為什麼？”

“我的原則是……”

“別那麼多原則了！‘堅守原則者’隻是‘失敗者’一詞委婉的同義詞而已……”

“照您的說法，那‘無原則’就是‘成功’一詞的同義詞嘍？”

“您是與誰都喜歡抬杠，還隻是對我這樣？”

“不，不是跟誰都這樣。可是，要是我是人民的話……”

“那我早就飛黃騰達了！”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笑了起來，“您這張嘴好厲害！您也許就是因為受過欺負吧？但是，我們總不能為仇恨干杯吧？那就為愛干杯！您能想像嗎，像我這樣的渾蛋和土豪也會擁有這種美好的情感？”

“怎麼就不能想像呢！我恰恰是在監獄裡遇到了一些令人感動、充滿浪漫精神的人，那是我曾為弗拉基米爾中央監獄創設200周年寫述評做采訪。”

“浪漫精神？這和浪漫精神有什麼相干？愛情就像金錢一樣，也是在肮髒和污穢中獲得的。它也像金錢一樣容易失去。也許有一天，人們在信用卡上存的不，而是愛情……”

“嗬，那您沒試著對此寫點什麼？”我的問話相當刻薄。

“試過。我曾經在莫斯科齊奧爾科夫斯基航空學院的文學創作社學過寫作。我寫過詩……概念詩。要不，讀給您聽聽？”

“以後吧。那您現在不寫了嗎？”

“不寫了。您知道嗎，做生意，搞創作，談戀愛，人靠的都是大腦的同一個部位，所以好的詩人當不成好的生意人。反之，也是這樣。會談戀愛的生意人也不是個好生意人……您做過生意嗎？”

“沒有。”

“那您好也別試了！我認識一個編劇。他做起了石油生意，同時還愛上了一個電影明星……結果釀成了悲劇——當他被發現的時候，心髒部位插著一把車臣人的匕首。”

“我好像在好幾種報紙上都看到過……”

“隻是在報紙上嗎？”他用不屑的目光看了看我，“您隻是看到了，我可是把他埋了……來吧，我們還是喝酒！”

葡萄酒，正像我們所預料的那樣，口感確實非常好。有一段時間，我們始終默默地坐著無語。我掀起漿洗過的窗簾的一角，望著窗外：用眼前不斷閃過的電線杆丈量窗外漸漸逝去的黑夜。

“您知道嗎，有時我真想拋開一切，躲到鄉下去尋個清靜，夜晚聆聽蟋蟀的鳴叫聲，寫本書……”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遐想滿滿地說。

“寫本什麼書？”

“寫寫‘污穢’。”

“那種能從中獲得一切的‘污穢’嗎？”

“是的。我有許多故事情節。您要不要？我可以讓給您一個。的好情節。不是報紙上的那種。”

“謝謝，我自己的故事情節就足夠寫的了。”

“您不光懶，還缺乏好奇心……到頭來還埋怨讀者！”

“我從不埋怨……讀者永遠是對的。批評家——那就另當別論了。為了給您未來寫書提供新的主題，我倒可以向您講幾個關於批評家的故事……”

“拉倒吧……我永遠也寫不出什麼東西來。我要是舞文弄墨，也同樣危險，就像那位做石油生意的編劇一樣……您說，您有沒有按照別人的訂貨要求寫過東西？”

“當然有過。我為兩個將軍寫過回憶錄。在蘇聯時代，這種作品的稿酬還不低呢。哪像現在……”

“太棒了，”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激動起來，一隻手把頭發弄得亂蓬蓬的，他的白發原來要比我起初看到的多得多，“那我也來訂一個！”

“您想要訂什麼樣的？我這樣的嗎？”

“別開這種玩笑。不好玩。您心裡非常清楚，我要向您訂一本什麼樣的書。但我不知道，我的故事情節後能寫出怎樣的書來——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至於稿費，您不用擔心。我可不摳門。”

“別性急，您的故事情節興許我還不喜歡呢……”

“您又來挑三揀四了！”

“可您也不會隨隨便便在任何一個交易合同上簽字啊。”我反駁說。

“人是懶了點兒，可倒是蠻聰明的。來，我們好還是喝酒！”

“有什麼說法嗎？”

“那就是——為大腦中那個不能同時又做生意又搞創作的那個部位干杯！”

“還又談戀愛！”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又補充了一句。

“那您的故事情節還是關於愛情的嗎？”

“那當然！還能寫什麼？！”

他哈哈大笑起來，酒窩又出現在了臉頰上。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回答說，不由得也笑了，“也許，可以寫寫賺桶金的故事！”

“這也足可以寫一本大書了！寫一部關於俄羅斯資本主義的加夫羅希們的史詩……寫那些曾經一無所有，後成為天下主人的人！”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舒舒服服地半躺在沙發床上，擺出一副要高談闊論的姿態。我把枕頭墊在身後，準備洗耳恭聽。火車車輪不斷發出的咔嗒聲，此刻在我聽來，突然有些像家裡那臺打字機發出的噠噠聲。

“您有時候有沒有覺得自己似乎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審視自己，就像看一個正在演戲的演員？”他問。

“有時會……心理學家甚至還為這種感覺創造了一個專門的術語……”

“沒錯！您知道嗎，我好長時間一直有一種感覺，仿佛我在一個描寫富人的音樂肥皂劇中扮演一個主要角色，劇中這些富人哭泣、歡笑、喫喝、做愛，並從事在生活中十分重要卻又十分無聊之事。我覺得，現在這一幕即將落下，‘朱庇特們’就要殺將過來，管服裝的要收走的晚禮服，管道具的也要把我那輛吉普車送進劇組的車庫裡。而我就得換上磨白了的牛仔褲、高領毛衣和凍得發硬的人造革上衣，坐上藍色的無軌電車，從被踩爛了的地板上找一張還算新的車票（以便萬一需要時可應付售票員），隨後去學院的集體宿舍。那裡有一個高年級女生，她已經出嫁、生育、離婚，還把孩子送去了她母親的老家嘉久金斯克村，她會為我倒上伏特加，拿出雞蛋和一大截香腸，隨後，如果她的同屋不在，我們便可以在那張窄窄的公家床上‘吱吱嘎嘎’一陣：我會耐心地等待酒後變得遲鈍的情欲高潮的來臨，而她則會亢奮地在我耳邊輕聲低語：‘別想著是我！別想著是我！！’

我年輕時相好過的女人可分為兩種：有責任能力的和無責任能力的。

到了晚上，我把教科書和發言提綱胡亂塞進書包，朝位於霍登廣場1896年5月18日為慶祝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在莫斯科郊區霍登廣場舉行了民眾的狂歡活動，因秩序混亂導致了人為的踩踏事件，死了1000多人。的露天航空博物館跑去，去那裡值班。‘在那兒值什麼班？’您會這樣問我。是啊，架超聲速殲擊機誰也拖不走，甚至連拆下零件的可能性都沒有——所有能拆卸的零件都已經被拆下拿走了。我主要的任務是：不允許有人把一個個直升機座艙變成拉屎撒尿的地方，因為隨便找一個無照明的封閉空間方便都可能成為頭腦正常人的物種本能。

我因此每個月能拿到四十盧布的勞務費。此外，在莫斯科沒房子住的情侶們隻要考試成績全優，除了大鼕天，我可以讓他們去大型運輸直升機裡幽會，在帆布上盡情地快活，帆布下面鋪著散發著濃重汽油味的莫斯科干草。我是個全優生，差不多是個全優生，另外還有高額的獎學金給我。若將方方面面的進賬加到一起，我過得相當不錯。否則，一個家在外地的大學生要想在莫斯科生活談何容易。

我的經商生涯正是從這個用作情愛小屋的大型運輸直升機開始的。鋻於大部分俄羅斯男人，如同批出廠的高級轎車一樣，都以酒精為能源，我和我的搭檔開始囤積伏特加酒，加價出售給深夜前來的客人。生意非常紅火！後來我們又搞了兩架直升機和一架‘伊爾—14’，用假酒票成箱地購買伏特加。鄰區警察分局的警察會為我們保駕，當然，這是需要付費的。博物館館長，一個已經退伍的航空部門領導人以我們向他提供姑娘的方式收取‘實物稅’，此後便不吱聲了……那真是一個絕妙而又浪漫的時代，發財致富竟可以一蹴而就，輕而易舉就能一夜暴富，如同得上性病一樣快。您別說，沒過多久，那個博物館長還真染上了這種病。隻不過他並沒富起來。是本人發了大財！

您別見笑！我認識一些沒幾個月便成了百萬富翁的人，隻是到了後，他們便永遠與墓中的肉蛆做伴了。要緊的是，要學會從那個漫不經心、永遠醉醺醺的萬尼亞大叔萬尼亞即伊萬，俄羅斯的代稱，就像美國被稱為山姆大叔一樣。那裡將歸你的那根小灌腸弄到自己手上……美國是山姆大叔，俄羅斯是萬尼亞大叔……然而，會偷——隻是成功的開始，還要學會分贓。要做到分贓時能讓的一根灌腸終落在你自己手中！我的搭檔不善此道，所以早就不在人間了。”

“談妥了嗎？”

“上帝啊，為什麼一個個挺體面的人都喜歡講黑道上的話？談妥、縫就、釘死……現如今這都成了流行語了！……我不知道……興許，此乃約定俗成。自從離開家後我再也沒回過家。不，這都與我無關……我是反對暴力的！您不信？不過，您還真沒說錯……生意是一種肮髒且邪惡的營生。但此話還並不那麼簡單。開始的時候，先得手的是那些心狠手辣、老奸巨猾的家伙……我們還都是門外漢，一無所知……像您這樣的人，作家先生，習慣於對每一步都要精心算計，隨後纔會下手，所以總會誤事。您設想一下，一個裝滿了各種財富的大倉庫，裡面埋著炸彈。在炸彈爆炸前，批來倉庫行竊的是埋炸彈者。隨後來了一幫子暴徒——到處都是財富，任由他們搶奪。可你們在倉庫旁溜達，東看西看，害怕警察、克格勃、社會輿論、歷史審判等。可年輕人會踩著滑板，飛奔前來，有啥拿啥……您干嗎這麼看著我？你們憐惜的不是社會主義，你們會因為什麼都沒剩下而怒不可遏。可歷史就是這麼安排的，若要怨恨，好還是到精神病院去，在醫生的監督下對歷史發出抱怨吧……”

“照您的說法，這是歷史迫使您在直升機裡開設了一個妓院嘍？”我望著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好奇地問。

“是它，就是它，這條狗……在社會主義社會，在國家層面，推行的是家庭式性愛試驗，可是性這個渾蛋，總還要往林子裡張望。我就是從這裡撈到我的桶金的。但是，本人對妓女生意從來就沒有太大興趣。開始的時候，我隻是用相對不多的賄賂，利用相對合法的規定，租了航空博物館旁邊的一個跳傘塔。當時這個跳傘塔是廢棄不用的。有人因為一下子失去了靠自己辛苦打拼攢下的錢發瘋了，紛紛從陽臺上，頭衝下跳樓了。可這裡閑置著一個跳傘塔！誰也沒動過這個腦筋。莫斯科有一大幫有錢的人，他們在酒館裡喫飽喝足了，在桑拿房玩女人玩膩了，無聊之際，想從這個高塔上跳著玩，或是找點兒刺激。我想到了，於是創辦了一個名叫‘天地’的合資公司。如果我想不到，後肯定別人也會想到。我不做這件事賺錢，別人也會做了發財。

做生意，就像遇到了真正的愛情一樣，需要全身心投入。所以，我在航空學院讀大四的時候就退學了。科學共產主義教研室的普列沙諾夫老師對我的做法十分贊賞，我在他的課上常常頂撞他。為此，我差點兒被開除出共青團。這可是一個偉大的組織！你查查如今的俄羅斯億萬富翁，他們原先不是共青團組織的官員，就是該組織的積極分子。我租下的那個跳傘塔，原來就是共青團區委下屬的群體活動部所在地，而從我的信封裡拿走筆賄賂的就是區團委把手——區團委書記謝廖加·塔拉圖塔。第二筆賄賂我不是放在信封裡的，而是提著小提箱送給了當民航局局長的他老爸。

‘航空基金會’就是這樣創立的。

不過，後來我還是決定把大學讀完。您知道蘇聯教育留下的後遺癥有多麼嚴重嗎？若沒有文憑在手，你的感覺會非常不好，這如同一個正派的女人，去劇院看戲時隻穿了條裙子，卻沒穿內褲。起初，我想認真誠實地讀書，但我發現，我隻要給每個考官遞上一個裝了美金的信封，他們一定會給我打滿分。事後，我們還會手挽著手一起走出學院大門。教授要自己去搭公交車，而司機會在我上車之前把吉普車門打開，我很是得意。遺憾的是，此後我在學院裡再也未遇見過普列沙諾夫教授。他發表了一篇題為《古拉格之翼》的文章，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從此成了民主派的一個大人物。

然而，我很快便對扮演一個模範走讀生的角色厭煩了，而且我也沒那麼多時間耗在那裡。我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結束了我的學業：我支付了學院新實驗室裡全部設備的費用，還給所有教授級的老師發放了新年獎金。接下來，隻須給負責科研的副校長裝修私人別墅提供資助，我便能拿到畢業證書。當然，若去買一張假文憑要廉價得多，但我當時堅信，總有一天我會當上這個國家的總統。我們所有人對此都堅信不疑……當時，有人對我們說，‘小伙子們，干吧，什麼都可以！’像以往一樣，我們又被騙了。我們原以為，生活中重要的是如何攫取得更多、爬得更高！但事實上，重要的是，如何纔能一次次擺脫檢察院的起訴和匪幫們的糾纏。善於擺脫，保全生命。

那是個詭異的時代！您知道嗎，為什麼我去了一趟彼得堡？是當證人作證去了。當時還隻是一個證人。不過，這隻是原因之一。此外，盡管我連大學都沒正式畢業，卻已經是國際航空研究院的通信院士了。去那裡是因為一樁搶劫案：當時已顧不上文憑了，能活下來都不錯了。從那時起，就一直沒閑工夫去……後來，反正臉上也沒有寫‘他未完成高等教育’的字樣，往櫃員機裡塞的是信用卡，而不是文憑……您笑什麼？我的‘航空基金會’可是蘇聯航空史的廢墟上留存下來的重要的歷史記憶。我與十五個國家保持著業務往來……您把‘世界航空史中的大人物’那本手冊拿來看看。打開字母‘Ш’那一節，您就能找到沙爾曼諾夫的姓，讀了您就什麼都明白了……”

“您好像說了，您的故事是講愛情的。”我提醒他道。

“可我對您講這些故事都是有原因的！”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有些生氣，竟從沙發床上站了氣起來，“不先講這些，您就無法理解葉卡捷琳娜為什麼要置我於死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