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原名埃裡克·亞瑟·布萊爾，一九〇三年出生於英屬印度孟加拉邦莫蒂哈裡，英國著名小說家、散文家和政治諷刺評論家。在近二十年的寫作生涯中，奧威爾創作了大量的散文、評論、隨筆、雜文和長篇小說。奧威爾以敏銳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筆審視和記錄著其所生活的時代，做出了許多超越時代的預言，被稱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代表作《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為他贏得了世界性盛譽。出版於一九四五年的《動物農場：一個童話故事》（Animal Farm: A Fairy Story），被廣泛認為是英國二十世紀重要的政治諷喻小說，以隱喻的形式描寫農場裡的一群動物帶著對未來美好社會的憧憬，在兩頭豬的帶領下打破舊秩序、衝出人類鉗制的牢籠，卻又落入一個更加暴苛的陷阱，依然遭受欺騙、奴役和殘暴統治。該書以童話的外表，承載了深重的社會關切，夏志清教授認為，“西方文學自伊索寓言以來，歷代都有以動物為主的童話和寓言，但對二十世紀後期的讀者來說，此類作品中沒有一種比《動物農場》更中肯地道出當今人類的處境了。”

《愛爾蘭時報》曾評價奧威爾“是一位能夠且應該被每一個時代重新發現的作家”，在其去世後的六十多年裡，奧威爾確實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發現。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西方譯介、研究奧威爾的著述可謂汗牛充棟，奧威爾預言過的一九八四年的現實到來，掀起了西方世界研究奧威爾的熱潮，奧威爾誕生一百周年（2003）則引發西方學術界再度聚焦奧威爾。奧威爾研究學者馬爾科姆·布雷德伯裡在為企鵝版《動物農場》（2000）所作《序言》中分析指出，“一部好書的標志在於，它被不斷重讀，易言之，被不斷重寫。今天，《動物農場》出版五十餘年了，影響依然。圖書一再刊印，深深融入許多社會，改變了多種想像觀念。已被翻譯成六十八種不同語言。……《動物農場》可能會激發上百種現代智識解讀，這部看似簡單實則意味雋永的寓言故事，在二十世紀風雲變幻的政治與道德迷宮中，始終能夠為我們指點迷津。”

《動物農場》作為著名的反烏托邦寓言小說，講述了“動物主義”革命醞釀、興起和終蛻變的故事：農莊中的一群動物不堪人類壓迫，奮起反抗並建立自己的家園，然而這場革命終由於領導者豬的獨裁和動物們的愚昧盲從而變質，農場升級成為一個更不平等、更殘酷的專制社會。該書出版七十餘年來，奧威爾和他的《動物農場》經由翻譯，已經被普遍解讀為批判極權統治的經典文化符號。這套經典文化符號中涉及的人物（動物）並不多：幾頭豬，幾匹馬，幾隻雞，幾條狗，指涉革命中的領導者及其精英力量；綿羊、奶牛、貓、鴿子和成群的雞與鵝，等等無名無姓，代表廣大勤勞而通常愚昧盲從的普通民眾。奧威爾書中，分別喻指人類革命過程中眾生相的是：倡導“全體人類都是敵人。全體動物都是同志！”先煽動暴動的老公豬；帶領動物發起暴動取得勝利的兩頭小公豬；醉心搖唇鼓舌、歌功頌德的傳令豬；代表革命過程中截然不同兩派群眾的三匹馬；有哲學頭腦的驢子、略識文字的白山羊，偷懶嚼舌的烏鴉……

奧威爾的童年生活、後來當教師和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的經歷，使他一直熱衷於童話故事體裁，但童話不過是奧威爾政治書寫的載體。《動物農場》以童話寓言的方式，通俗卻又深刻地描述了“極權”的誕生、發展和終形成。童話寓言作為一種普遍的表達方式和觀察世界的模式，不受時間和地域條件的限制，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讀者在面對寓言作品時容易產生共鳴。奧威爾借助童話寓言的敘述方式，通過簡單易懂的故事體現人類的普遍理解力。作品的意義並不局限於對斯大林時期的政治極權的影射，而旨在更復雜、深遠的喻指——反對一切形式的極權主義，追求民主與公正。因此，世界各國關注奧威爾現像、熱愛奧威爾作品的讀者和研究者，應當將文本置於更為廣闊的社會政治背景中來理解，如此纔不會有違作者原意。奧威爾用童話寓言告誡世人：一個革命後的政權，如果沒有民主監督，沒有法治，必定異化，必定走向革命的反面，甚至會建立起更強的專制。嚴格意義上說來，奧威爾原著是“殘酷、不適合兒童閱讀的‘童話’”，但在當時的政治風雲中，唯托言童話，奧威爾的政治書寫纔能夠噴薄而出，起到政治警示的作用。他的目標讀者從來都不是兒童，而是深陷於二十世紀政治旋渦的成人。

《動物農場》之所以獲得如此的關注和普遍的喜愛，除了作品本身寓涵的政治啟示外，更主要的是由於奧威爾創作中的獨特文學藝術特色。歲月荏苒，奧威爾語言大師般質樸、精練的文風在文學叢林中熠熠生輝。奧威爾在《我為什麼寫作》中曾詳細闡述過自己寫作的四大動機，其中之一就是“唯美的思想和熱情”，並且還說如果所創作的作品不能同時也成為一次審美的活動自己是不會寫的。無疑，《動物農場》就是奧威爾將文學作為一次審美活動的典範。陸建德教授曾經評論說，奧威爾在英國文學史上留名，更多是跟他的寫作風格有關繫，其的長處就是明晰，遣詞造句恰到好處，慣常使用普通詞彙，但表達意涵契合、妥帖。作為一名文體家，奧威爾在英國文學中有非常獨特的位置，但他不隻是擁有形式，讀者喜歡他語言的時候，也必然喜歡他所論及的內容。奧威爾是一個以誠實的政治信念進行寫作的作家，他在陳述政治見解和社會認識時，努力選用普通人能夠閱讀和理解的文字形式。對奧威爾而言，“好文章應當像一塊窗玻璃。”（《我為什麼寫作》）與其他知識分子用看似深奧的花言巧語討好權力的做法不同，奧威爾的文字清晰、準確、簡潔，透過他的文字可以看到他所生活的真實世界和他的真誠思考。通常所謂的“奧威爾風格”就是政治與文學的完美結合，他憑生活經驗和直接感受，用簡潔明快的語言說出大實話，這種語言因而十分具有穿透力。馬爾科姆盛贊《動物農場》為懷疑類小說的形式，行文時而教條，時而板起面孔，時而神聖凜然，是奧威爾寫得棒的一部作品。作品借助動物寓言的形式，將犀利的政治諷喻與生動的神話敘事結合起來，充滿道德活力，鮮少政治性敵視話語。《動物農場》文筆嫻靜，文脈通暢，充溢著斯威夫特式的慨然與確定。作品能夠取得巨大成功，多半有賴於此。

即將結束行文之際，筆者擬借用錢鍾書先生關於文學翻譯的描述作結。錢先生從訓詁學的角度，闡釋“譯”“誘”“媒”“訛”“化”的辯證關繫時說，“一國文字和另一國文字之間必然有距離、譯者的理解和文風跟原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之間也不會沒有距離，而且譯者的體會和他自己的表達能力之間還時常有距離。從一種文字出發，積寸累尺地度越那許多距離，安穩到達另一種文字裡，這是很艱辛的歷程。一路上顛頓風塵，遭遇風險，不免有所遺失或受些損傷。”筆者借用錢先生的話非為自己翻譯筆力不逮、語義拙澀之處開脫，而是希望關注奧威爾現像、熱愛《動物農場》的讀者，能夠參與對《動物農場》熱譯現像的社會學思考和翻譯學思考，希望未來的翻譯實踐者能夠從中國傳統譯論中擷取理論精華，實踐與思考並重，將文學譯介事業發揚光大。

辛紅娟

二〇一六年六月

寧波大學至善樓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