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的，世故的，經典的（代前言）
簡·奧斯丁是時間河流裡的祖母級女友，所有閱讀者的一生，都會與她相遇。
我們會拿她的小說作情感啟蒙，遇見達西，遇見伊麗莎白，也會受到人情世故的引導，在惋惜與會心中讀到，愛情從來不隻是兩個人的事情，它還是年金八百還是一萬兩千英鎊的經濟生活，是姨母下午茶關於隔壁莊園的飛短流長，是縫縫補補打瞌睡的乏味日常。相對《理智與情感》《傲慢與偏見》來講，這本《曼斯菲爾德莊園》與《愛瑪》和《勸導》一起，屬於奧斯丁創作生涯中的後期之作，比較前後期作品，我們會發現，時間在奧斯丁身上留下了它獨有的刻痕，愛情的浪漫化與戲劇性輕了一些，嚴峻的勢利取舍也化作了風吹雨打過盡千帆的爐邊感喟。
奧斯丁曾在寫作《曼斯菲爾德莊園》（下簡稱《莊園》）前就告訴她的姐姐，這本小說主題完全不同於以往，講的是教會聖職——事實上，成書之後，其所涉主題已遠遠大過她初的計劃。不過這一設想確實也與奧斯丁的家庭背景有關。她父親就是一名學問淵博的牧師，在當地擔任了四十多年的教區長，這固然使她從小就有了獲得良好教育的可能，但無疑也關乎到奧斯丁對聖職的理解，而在本書中，正是這一點，成為兩位少女與埃德蒙能否通往婚姻的障礙或作用力。還有資料提到，《莊園》中芬妮心愛的弟弟威廉·普賴斯從西西裡為她帶回琥珀十字架這一細節，也取材自奧斯丁姐弟的現實生活。一八一〇年，簡·奧斯丁的弟弟查爾斯正駐軍在地中海，正好獲得一筆獎金，便送給姐姐一些黃金鏈子和寶石。
其實，所有作家的虛構常常都與本人的經歷有著千絲萬縷、或明或暗的聯繫。據奧斯丁研究者們考證，二十歲左右，簡·奧斯丁曾遇到愛爾蘭年輕律師勒弗羅伊並一見鐘情。然而，有著八個孩子的牧師之家也好，一心指望著律師兒子出人頭地的勒弗羅伊家也好，兩邊都期望自己的兒女與更富有的家庭聯姻。不久，窮律師勒弗羅伊被家人召回愛爾蘭，兩人就此再未得見，即便後來奧斯丁也曾被一位繼承有大筆財產的青年求婚，奧斯丁亦因“她不愛他”而拒絕。後終身未嫁。我們在奧斯丁幾乎所有作品都可以看到，她在處置愛情主題時，對門第、家財收入、利益考量有著高度的敏感，總夾帶著冷靜周全的分析，她深知並充分理解經濟因素所向披靡的殺傷力，可同時也勇敢地堅持獨立平等的愛情主張。在這本《莊園》中，關於後者的表達，尤為尖銳而堅定。
從芬妮以年幼貧女寄養之身踏入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個場景開始，有那麼幾章，對中國讀者來說，極有可能會有一個格局上的喚起：黛玉初入榮國府。當然，這是極其隱約的對照。富庶優美但封閉孤寂的老派莊園，威嚴家長型的伯特倫男爵，瑣屑絮叨的姨母，日日相伴處處關照的表哥埃德蒙，芬妮的飄逸纔情與敏感易動，夾在埃德蒙與芬妮當中且明媚大方的克勞福德小姐，還有騎馬、朗誦、打獵、彈琴、演戲等一幫子青年表兄妹間的藝術活動——跟大觀園及其人物布局，是不是有幾分相似？查查兩部作品的寫作時間，前後相差不過四五十年，漫長浩蕩的文學之河中，這微妙但毫無意識的小小呼應，有點意思。
不過這初的感受隨著閱讀推進，很會因主人公完全不同的個性而被覆蓋了。對“寄居者”這一身份所必然要面對的外部境況，即便有表哥埃德蒙的寬厚體貼，仍然無法抵消眾人在日常中的逼仄以待，芬妮性格中有隱忍的部分，有甘居偏側的委曲求全，但每到事關重大，她都是極為執著的。比如，家中排練戲劇時，所有男女老少皆或多或少地卷入其中，隻有她，借口這有違伯特倫男爵的家風之道，從頭到尾堅持拒不合作，其不近情理，幾乎相當於庸俗意義上的“三缺一”。可這還隻是小小預演，到了終身大事上，她的執拗幾乎成了全書後半部的倒風逆流，同時也成了強勁的敘事動力。
年金豐厚且為人活潑有趣、引得眾多閨中少女青睞的亨利·克勞福德在與芬妮兩個表姐的三角風流之後，猛然留意到沉靜克制的芬妮，便好勝地想“在她心上打一個小小的洞”，這是典型花花公子的思路。可這支遊戲色彩的愛神之箭可一丁點兒沒射中芬妮，反過來倒在他自己心口上打了一個大洞，他弄假成真地愛上了芬妮，開始了猛烈並幾乎可以說是真誠動人的追求：不聲不響地幫她弟弟跑職務升遷，煞費苦心地托他妹妹為芬妮的初次社交舞會準備純金項鏈，包括他一直追到芬妮的老家樸次茅斯，在拮據、混亂、父母親粗魯不體面的情境之下，他能不著痕跡地照顧芬妮的感受，等等。寫這一類戀愛把戲，向來是奧斯丁的拿手好戲，確實也把克勞福德的心理轉變寫得層次分明。
這時且看芬妮，以她在姨母家一直以來的尷尬身份，以及內向寡淡的處世，大家簡直都認為她必然是要老姑娘做到底，正好以照顧“可憐的伯特倫夫人”為志業，寂寥此生罷了，可而今卻冒出這樣一個出色而熱忱的求愛者，書裡所有人，以伯特倫男爵為首的眾多長輩，哪怕是秘密情敵兼虛擬閨蜜的克勞福德小姐，包括一向理解她的埃德蒙，都在訓誡、說服、勸導、請求芬妮，且都是“為她好”的名義，要好好地考慮並接收下來，就包括我們這些書外的讀者，看到這裡簡直也都要著急起來了。
但奧斯丁偏偏在這裡給芬妮以特別強大的孤行之力，有如激流中的頑石，一方面因為她始終無望地愛著埃德蒙，另一方面是她一直牢記著曾經辨認出的那個“真正的”克勞福德，不能接受他的輕浮無良。這不僅僅是一個人物設計上的力量感，其實還包括寫作上的難度，這麼個寄人籬下的少女，向來都柔弱、順從、忍讓，如何以一己孤身來對抗這仿佛是苦盡甜來、如花似錦的好運——在叫人緊張的一連串鋪墊之後，奧斯丁終動用了一個飛躍性的外部力量，讓問題出在克勞福德身上，以一樁遽然發生的丑聞來解決芬妮面前的雙重困境：埃德蒙對克勞福德小姐的痴迷不悟，來自克勞福德的無法擺脫的追求，從而使得兩對意向中的佳偶就此原地解散。
相比這一結局的關聯性反轉，我更欣賞他們排練《山盟海誓》的那幾段。這也是本書前半部的重頭戲，幾對男女間擊鼓傳花般的追求與妒忌，昏昏無事者的瞎摻和，無藝文能力者的愈加笨拙，富貴自戀者的胡鬧與興奮，旁觀者的全知視角與某種寥落，實在寫得高妙，也見奧斯丁的場景調度與細節功力，主要的是，她通過這些終因伯特倫男爵突然歸來而演出未遂的混亂排練，把書中人物關繫的利害、進退、濃淡，巧借劇中情節的覆射進行了極出色的攪拌與推動。而在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七年先後改編的兩個電影版本裡，關於這一排戲場景，正因其太過微妙，皆未能夠得到很好的呈現——讀原著纔是完整豐滿的體驗。順便提一句，這些年來，奧斯丁作品一直都是影視劇改編熱門，《傲慢與偏見》《理智與情感》《愛瑪》《曼斯菲爾德莊園》都有兩個或以上的版本，連她本人的經歷也幾度被改編成影視。但影視劇所抓取和突出的，常常是更為戲劇化的情感部分，而奧斯丁小說的精髓所在，我以為，不止愛情，遠不止愛情，而是她對淡味日常與人情世理的孜孜書寫。
而稍有經驗的讀者都知道，傳奇性其實是虛構寫作的喧囂大道，因其是日常的反面，故而盡可以去跌宕起伏，曲折浮沉，竭盡濃烈誇張之能事。相對而言，四季三餐晨昏、日常喫喝起居，越是普遍的世俗經驗，越是難以書寫且難以服眾的。縱觀奧斯丁的幾部長篇，整體敘事框架皆囿於鄉村一隅，人物騰挪，無非是起居室、花園、圖書室、閨房、閣樓，多是舞會劇院等極為有限的空間，所發生的“風波”，不過就是一些正在醞釀或正在中斷的男女情感，每日間所懸念或參悟的，也是“他終於挽起了她的胳膊”“她借口疲倦放棄了給他捎回口信”之類的細節，這甚至也成了一部分同行對她頗為不屑的理由，比如同為英國女作家的夏洛蒂·勃朗特就評價說“奧斯丁的視角過於狹隘”。
可列位須知啊，正是這樣的狹隘日常，構成了大部分人的大部分經驗。生活是什麼，就是無邊無際的海水，它在提供基本補養的同時，也腌制和淹沒著日日相似的漫長時光，這樣的狹隘，正是存在與虛無的險要之境，是孤獨個體的獨白，是通往內心也通往外部的幽長暗道。簡·奧斯丁勇敢地把她的取景器對準這些狹小之處，以一種尊重、體恤、哀憐的筆觸，把世俗日常寫成了無可避讓、不可或缺的經典命題。
尤其我想強調的，是這種世俗日常中的勢利性構成。這可能緣於奧斯丁本人的婚戀經驗，這經驗固然有限，但影響深遠。也可能是她在漫長的寫作之中，對人性所抱有的根本性體恤。在她的小說中，總會有多數的人物，把婚姻生活的實用匹配性，說白了，把對經濟的考量高置於情感之上。以《莊園》為例，兩位“親愛的姨媽”自不用說，伯特倫男爵雖則公正開明且對芬妮青眼有加，亦篤認此一信條，而在年輕男女中，克勞福德小姐及芬妮的兩位表姐，顯然也以此作為婚姻選擇的不二原則——這樣的處理，庸俗嗎，恰恰不。固然簡·奧斯丁的行文略有些淡淡的譏諷之意，可是不過分，亦並無大的譴責，因為奧斯丁深諳一點：沉重物質與精神高蹈的搏鬥，天長日久，如影隨形，正是凡人命運中的日常性存在，是激情與煩惱的動力，是妥協與耐力的拉扯，這就是生活本身，甚至是美本身。試問，誰人身邊不會有這樣一位自私的、計較的、講究物盡其用同時不願承擔責任的大姨媽，就包括一向把芬妮當作私人財產的二姨媽，在得知芬妮的被求婚喜訊後，明知這會讓她失去一個免費且任勞任怨的僕役，仍那樣發乎內心地發出崇高的呼叫：“你必須明白，接受這麼一門完美無缺的親事，是每個年輕女子的責任。”這隻是很小的一筆，可簡·奧斯丁沒有放過，她帶著一絲淡淡的笑與愛意，讓姨媽本能和真摯地呈現出她這一瞬間的自我犧牲，在一致對外、成全親人的這一勢利權衡之中，當然得這樣，非得這樣不可。而這不正是我們人生取舍中的慣常寫照嗎，我們其實都跟兩位姨媽一樣，哪有什麼更高尚的大抉擇更縹緲的大境界，所有的日常都是在本我與超我，在自我與他者，在內部與外部，在局部與整體間，做類似這樣隻是“小動作”的選擇。
確實，奧斯丁寫得多麼小啊，小得如此之大。這種對世故與勢利的迎面而上、坦然視之、端莊領受，正是奧斯丁對世俗日常主題富有深意的一個貢獻。她對人生的撫摹，知其寒涼而帶有溫度，以其細膩而見憐愛，以其狹窄而顯寬大，這正是化歸於文學長河的經典之味，它迢遞至今，爍光依舊，映照著當下與此後，映照著一代又一代讀者在不同年份的冷暖時世。
魯敏
二〇二〇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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