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的,世故的,經典的(代前言)
簡·奧斯丁是時間河流裡的祖母級女友,所有閱讀者的一生,都會與她相遇。
我們會拿她的小說作情感啟蒙,遇見達西,遇見伊麗莎白,也會受到人情世故的引導,在惋惜與會心中讀到,愛情從來不隻是兩個人的事情,它還是年金八百還是一萬兩千英鎊的經濟生活,是姨母下午茶關於隔壁莊園的飛短流長,是縫縫補補打瞌睡的乏味日常。相對《理智與情感》《傲慢與偏見》來講,這本《曼斯菲爾德莊園》與《愛瑪》和《勸導》一起,屬於奧斯丁創作生涯中的後期之作,比較前後期作品,我們會發現,時間在奧斯丁身上留下了它獨有的刻痕,愛情的浪漫化與戲劇性輕了一些,嚴峻的勢利取舍也化作了風吹雨打過盡千帆的爐邊感喟。
奧斯丁曾在寫作《曼斯菲爾德莊園》(下簡稱《莊園》)前就告訴她的姐姐,這本小說主題完全不同於以往,講的是教會聖職——事實上,成書之後,其所涉主題已遠遠大過她初的計劃。不過這一設想確實也與奧斯丁的家庭背景有關。她父親就是一名學問淵博的牧師,在當地擔任了四十多年的教區長,這固然使她從小就有了獲得良好教育的可能,但無疑也關乎到奧斯丁對聖職的理解,而在本書中,正是這一點,成為兩位少女與埃德蒙能否通往婚姻的障礙或作用力。還有資料提到,《莊園》中芬妮心愛的弟弟威廉·普賴斯從西西裡為她帶回琥珀十字架這一細節,也取材自奧斯丁姐弟的現實生活。一八一〇年,簡·奧斯丁的弟弟查爾斯正駐軍在地中海,正好獲得一筆獎金,便送給姐姐一些黃金鏈子和寶石。
其實,所有作家的虛構常常都與本人的經歷有著千絲萬縷、或明或暗的聯繫。據奧斯丁研究者們考證,二十歲左右,簡·奧斯丁曾遇到愛爾蘭年輕律師勒弗羅伊並一見鐘情。然而,有著八個孩子的牧師之家也好,一心指望著律師兒子出人頭地的勒弗羅伊家也好,兩邊都期望自己的兒女與更富有的家庭聯姻。不久,窮律師勒弗羅伊被家人召回愛爾蘭,兩人就此再未得見,即便後來奧斯丁也曾被一位繼承有大筆財產的青年求婚,奧斯丁亦因“她不愛他”而拒絕。後終身未嫁。我們在奧斯丁幾乎所有作品都可以看到,她在處置愛情主題時,對門第、家財收入、利益考量有著高度的敏感,總夾帶著冷靜周全的分析,她深知並充分理解經濟因素所向披靡的殺傷力,可同時也勇敢地堅持獨立平等的愛情主張。在這本《莊園》中,關於後者的表達,尤為尖銳而堅定。
從芬妮以年幼貧女寄養之身踏入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個場景開始,有那麼幾章,對中國讀者來說,極有可能會有一個格局上的喚起:黛玉初入榮國府。當然,這是極其隱約的對照。富庶優美但封閉孤寂的老派莊園,威嚴家長型的伯特倫男爵,瑣屑絮叨的姨母,日日相伴處處關照的表哥埃德蒙,芬妮的飄逸纔情與敏感易動,夾在埃德蒙與芬妮當中且明媚大方的克勞福德小姐,還有騎馬、朗誦、打獵、彈琴、演戲等一幫子青年表兄妹間的藝術活動——跟大觀園及其人物布局,是不是有幾分相似?查查兩部作品的寫作時間,前後相差不過四五十年,漫長浩蕩的文學之河中,這微妙但毫無意識的小小呼應,有點意思。
不過這初的感受隨著閱讀推進,很會因主人公完全不同的個性而被覆蓋了。對“寄居者”這一身份所必然要面對的外部境況,即便有表哥埃德蒙的寬厚體貼,仍然無法抵消眾人在日常中的逼仄以待,芬妮性格中有隱忍的部分,有甘居偏側的委曲求全,但每到事關重大,她都是極為執著的。比如,家中排練戲劇時,所有男女老少皆或多或少地卷入其中,隻有她,借口這有違伯特倫男爵的家風之道,從頭到尾堅持拒不合作,其不近情理,幾乎相當於庸俗意義上的“三缺一”。可這還隻是小小預演,到了終身大事上,她的執拗幾乎成了全書後半部的倒風逆流,同時也成了強勁的敘事動力。
年金豐厚且為人活潑有趣、引得眾多閨中少女青睞的亨利·克勞福德在與芬妮兩個表姐的三角風流之後,猛然留意到沉靜克制的芬妮,便好勝地想“在她心上打一個小小的洞”,這是典型花花公子的思路。可這支遊戲色彩的愛神之箭可一丁點兒沒射中芬妮,反過來倒在他自己心口上打了一個大洞,他弄假成真地愛上了芬妮,開始了猛烈並幾乎可以說是真誠動人的追求:不聲不響地幫她弟弟跑職務升遷,煞費苦心地托他妹妹為芬妮的初次社交舞會準備純金項鏈,包括他一直追到芬妮的老家樸次茅斯,在拮據、混亂、父母親粗魯不體面的情境之下,他能不著痕跡地照顧芬妮的感受,等等。寫這一類戀愛把戲,向來是奧斯丁的拿手好戲,確實也把克勞福德的心理轉變寫得層次分明。
這時且看芬妮,以她在姨母家一直以來的尷尬身份,以及內向寡淡的處世,大家簡直都認為她必然是要老姑娘做到底,正好以照顧“可憐的伯特倫夫人”為志業,寂寥此生罷了,可而今卻冒出這樣一個出色而熱忱的求愛者,書裡所有人,以伯特倫男爵為首的眾多長輩,哪怕是秘密情敵兼虛擬閨蜜的克勞福德小姐,包括一向理解她的埃德蒙,都在訓誡、說服、勸導、請求芬妮,且都是“為她好”的名義,要好好地考慮並接收下來,就包括我們這些書外的讀者,看到這裡簡直也都要著急起來了。
但奧斯丁偏偏在這裡給芬妮以特別強大的孤行之力,有如激流中的頑石,一方面因為她始終無望地愛著埃德蒙,另一方面是她一直牢記著曾經辨認出的那個“真正的”克勞福德,不能接受他的輕浮無良。這不僅僅是一個人物設計上的力量感,其實還包括寫作上的難度,這麼個寄人籬下的少女,向來都柔弱、順從、忍讓,如何以一己孤身來對抗這仿佛是苦盡甜來、如花似錦的好運——在叫人緊張的一連串鋪墊之後,奧斯丁終動用了一個飛躍性的外部力量,讓問題出在克勞福德身上,以一樁遽然發生的丑聞來解決芬妮面前的雙重困境:埃德蒙對克勞福德小姐的痴迷不悟,來自克勞福德的無法擺脫的追求,從而使得兩對意向中的佳偶就此原地解散。
相比這一結局的關聯性反轉,我更欣賞他們排練《山盟海誓》的那幾段。這也是本書前半部的重頭戲,幾對男女間擊鼓傳花般的追求與妒忌,昏昏無事者的瞎摻和,無藝文能力者的愈加笨拙,富貴自戀者的胡鬧與興奮,旁觀者的全知視角與某種寥落,實在寫得高妙,也見奧斯丁的場景調度與細節功力,主要的是,她通過這些終因伯特倫男爵突然歸來而演出未遂的混亂排練,把書中人物關繫的利害、進退、濃淡,巧借劇中情節的覆射進行了極出色的攪拌與推動。而在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七年先後改編的兩個電影版本裡,關於這一排戲場景,正因其太過微妙,皆未能夠得到很好的呈現——讀原著纔是完整豐滿的體驗。順便提一句,這些年來,奧斯丁作品一直都是影視劇改編熱門,《傲慢與偏見》《理智與情感》《愛瑪》《曼斯菲爾德莊園》都有兩個或以上的版本,連她本人的經歷也幾度被改編成影視。但影視劇所抓取和突出的,常常是更為戲劇化的情感部分,而奧斯丁小說的精髓所在,我以為,不止愛情,遠不止愛情,而是她對淡味日常與人情世理的孜孜書寫。
而稍有經驗的讀者都知道,傳奇性其實是虛構寫作的喧囂大道,因其是日常的反面,故而盡可以去跌宕起伏,曲折浮沉,竭盡濃烈誇張之能事。相對而言,四季三餐晨昏、日常喫喝起居,越是普遍的世俗經驗,越是難以書寫且難以服眾的。縱觀奧斯丁的幾部長篇,整體敘事框架皆囿於鄉村一隅,人物騰挪,無非是起居室、花園、圖書室、閨房、閣樓,多是舞會劇院等極為有限的空間,所發生的“風波”,不過就是一些正在醞釀或正在中斷的男女情感,每日間所懸念或參悟的,也是“他終於挽起了她的胳膊”“她借口疲倦放棄了給他捎回口信”之類的細節,這甚至也成了一部分同行對她頗為不屑的理由,比如同為英國女作家的夏洛蒂·勃朗特就評價說“奧斯丁的視角過於狹隘”。
可列位須知啊,正是這樣的狹隘日常,構成了大部分人的大部分經驗。生活是什麼,就是無邊無際的海水,它在提供基本補養的同時,也腌制和淹沒著日日相似的漫長時光,這樣的狹隘,正是存在與虛無的險要之境,是孤獨個體的獨白,是通往內心也通往外部的幽長暗道。簡·奧斯丁勇敢地把她的取景器對準這些狹小之處,以一種尊重、體恤、哀憐的筆觸,把世俗日常寫成了無可避讓、不可或缺的經典命題。
尤其我想強調的,是這種世俗日常中的勢利性構成。這可能緣於奧斯丁本人的婚戀經驗,這經驗固然有限,但影響深遠。也可能是她在漫長的寫作之中,對人性所抱有的根本性體恤。在她的小說中,總會有多數的人物,把婚姻生活的實用匹配性,說白了,把對經濟的考量高置於情感之上。以《莊園》為例,兩位“親愛的姨媽”自不用說,伯特倫男爵雖則公正開明且對芬妮青眼有加,亦篤認此一信條,而在年輕男女中,克勞福德小姐及芬妮的兩位表姐,顯然也以此作為婚姻選擇的不二原則——這樣的處理,庸俗嗎,恰恰不。固然簡·奧斯丁的行文略有些淡淡的譏諷之意,可是不過分,亦並無大的譴責,因為奧斯丁深諳一點:沉重物質與精神高蹈的搏鬥,天長日久,如影隨形,正是凡人命運中的日常性存在,是激情與煩惱的動力,是妥協與耐力的拉扯,這就是生活本身,甚至是美本身。試問,誰人身邊不會有這樣一位自私的、計較的、講究物盡其用同時不願承擔責任的大姨媽,就包括一向把芬妮當作私人財產的二姨媽,在得知芬妮的被求婚喜訊後,明知這會讓她失去一個免費且任勞任怨的僕役,仍那樣發乎內心地發出崇高的呼叫:“你必須明白,接受這麼一門完美無缺的親事,是每個年輕女子的責任。”這隻是很小的一筆,可簡·奧斯丁沒有放過,她帶著一絲淡淡的笑與愛意,讓姨媽本能和真摯地呈現出她這一瞬間的自我犧牲,在一致對外、成全親人的這一勢利權衡之中,當然得這樣,非得這樣不可。而這不正是我們人生取舍中的慣常寫照嗎,我們其實都跟兩位姨媽一樣,哪有什麼更高尚的大抉擇更縹緲的大境界,所有的日常都是在本我與超我,在自我與他者,在內部與外部,在局部與整體間,做類似這樣隻是“小動作”的選擇。
確實,奧斯丁寫得多麼小啊,小得如此之大。這種對世故與勢利的迎面而上、坦然視之、端莊領受,正是奧斯丁對世俗日常主題富有深意的一個貢獻。她對人生的撫摹,知其寒涼而帶有溫度,以其細膩而見憐愛,以其狹窄而顯寬大,這正是化歸於文學長河的經典之味,它迢遞至今,爍光依舊,映照著當下與此後,映照著一代又一代讀者在不同年份的冷暖時世。
魯敏
二〇二〇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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