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素有“女福克納”“作家中的作家”等盛譽的喬伊斯•卡羅爾•歐茨（Joyce Carol Oates, 1938—）是美國當代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和圖書編輯。自1963年出版短篇小說集《北門邊》（By the North Gate）以來，在近六十年的文學生涯中，出版各類作品達140餘部。雖已屆八十高齡，歐茨仍筆耕不輟，僅2021年就有2部長篇小說、1部短篇，1部詩集問世。歐茨文學創作體裁涉獵極廣，含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兒童文學、劇本、評論等，獲得過美國國家人文科學獎章、美國國家圖書獎、歐•亨利獎、法國費米娜獎以及耶路撒冷獎（2019年）等數十項大獎。憑借她多年來非凡的文學成就，歐茨還多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在一次接受雜志采訪探討關於“記憶”的問題時，歐茨曾說：“我感興趣的寫作風格是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an)式的：抓住一絲回憶細細玩味——在特定一天的特定時間都柏林的光線是什麼樣子的——然後通過一個角色意識的稜鏡進行折射，由此這段回憶就有了那個意識的色彩。我們每個人就是一層一層的回憶。如果有一天你開始失去回憶，那你就失去了自己。甚至更殘忍的說，你整個人就被蒸餾了。……”此後不久，歐茨果然拓展寫作疆域，開始關注科學界至今尚未能夠充分理解的人類大腦工作機制問題，關注失憶癥病人的生活、情感、意識空間。基於她本人多年來對心理學尤其是精神分析的持續關注，在第二任丈夫神經科學家查理·格羅斯的影響和指導下，參照神經科學著名的失憶癥病人H. M.（亨利•莫萊森）的生平故事，她為讀者創造了一位博學多識、風趣幽默，卻又飽受順行性並逆行性失憶癥困擾的病人E. H.（伊萊休·霍布斯）。由於她長期在大學任教，深諳像牙塔內的遊戲規則，將對失憶癥病人的考察置於學術競爭與發展的背景下，不僅通過小說揭示學術競爭中存在的非公正與殘酷，也透過失憶癥病人的過去與現在，審視美國的種族問題和階級差異問題，生動反映出美國社會各個階層的現實生活。

白人男子伊萊休·霍布斯出身費城上流富裕家庭，祖輩在費城布勞得大街創立了全美早、宏偉的一家百貨商店——霍布斯百貨商店。正值壯年的伊萊休·霍布斯英俊瀟灑、精力充沛、健康活力，在一次戶外露營時意外感染單純皰疹病毒導致腦炎。救護車將這位神志不清、渾身抽搐的患者送到奧爾巴尼醫療中心，然而，一切都已經太晚了。他大腦的海馬體及其鄰近區域遭到嚴重損傷，從此無法形成新的記憶。用臨床術語來說，伊萊休·霍布斯患上了部分逆行性遺忘癥和完全順行性遺忘癥。盡管他在國際標準智商測試中得分依然很高，盡管他的外表和舉止看起來都很正常，但他“記住”新信息的時間長不超過70秒。也就是說，他被困在了當下，活在永遠的現在時中。生病後所有的新信息無法被存儲、被構建，而生病之前的信息，在他腦海中仍有清晰的記憶，卻因為缺乏評估這些記憶的現在時能力，他無法將這些記憶存儲起來或驅除出去，這些模糊了邊界的真實記憶、準記憶或虛假記憶磨蝕了他對患病前那個自己的身份認同。疾病奪去的不僅是他的記憶能力，更有他對自身身份的探尋。

伊萊休·霍布斯年輕時在阿默斯特學院念本科，讀過奈特·特納領導的美國黑人奴隸起義，感受到靈魂深處的痴迷，決定與家庭決裂，積極投身民權運動。雖然終回到家族企業，在金融方面也有不俗表現，然而他堅持認為“賺錢是靈魂的死亡。”遭遇意外腦炎，手術痊愈後的數十年中，他定期前往位於達文公園神經科學研究所接受測試，以幫助神經科學家了解大腦與記憶之間的生理學關聯。這一對社會和人類知識有益的嘗試，卻帶來了一個遭到公眾乃至同行質疑的問題：記憶實驗室是否不道德地“利用”伊萊休的身體缺陷？利用他的“記憶缺失”？這位不同尋常的失憶癥患者令其中一名科學家瑪戈特·夏普震撼，也激發了她的研究興趣，她把自己的職業生涯奉獻給了他，瑪戈特因此在迅猛發展的神經科學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瑪戈特畢生的事業都與這位失憶癥病人緊密相連，二人之間的關繫也在長期的接觸中終譜寫出一曲人類情感動人、無望的戀情——每一次見面都是初見，每一次戀愛都是初戀。

伊萊休力圖通過參與反抗白人種族中心主義的民權運動達到與其所出身的家族對抗。與其相對應的是，瑪戈特·夏普，一直嘗試割斷與過往、與中西部耽於“日常生存鬥爭”的工人階級家庭的聯繫，開啟其作為嚴肅科學家的未來與事業，將自己全身心投入對伊萊休的研究，以此為借口完全切斷與家庭的關聯。因為他無法記住她是誰，她隻好一次次重新將自己介紹給他，充當他的醫生、他的妻子，甚至某位曾見證過他少年時生活的“朋友的朋友”的角色。在她看來，“大多數的生活就是一場假面舞會，尤其是性生活。所謂愛，其實是一場盛大的假面舞會。”在與伊萊休無數次憑借著氣息和感覺搭建起來的愛的關聯中，她深切認識到“愛，做愛——既不是什麼觀念，也不是科學理論。是一種身體行為，純粹的身體行為。”人類真正意義上的兩性吸引，真正的愛之關聯能夠拋開過往、拋開一切附麗和社會差異，因為做愛不需要語言，不需要記憶。這是一部極不尋常的愛情故事，在一定意義上與人們在所愛的人面前扮演的種種角色有關，歐茨以敏感的筆觸揭示出，即便是密切的關繫也可能快速灰飛煙滅。

對於伊萊休的研究始於1960年代，因此不難理解故事發生的工作背景——記憶實驗室大部分研究人員都是男性。如同在歐茨的其他作品《泥巴女人》（2012）和《金發女郎》（2000）以及《瑪雅的一生》(1986)中一樣，女性的職業往往取決於她的性別而非她的能力、智慧和技術。瑪戈特·夏普深知這一點，說，“如果你是女人，光有纔華是不夠的。你要比男性對手更優秀——而這種‘優秀’就是你身上的男性特質。同時，你還必須用自身的女性特質適當地進行平衡與調和。‘女性特質’並非意味情感豐富、多愁善感、撒嬌‘示弱’，而是指性格沉靜、謹言慎行、機智敏銳，行事不、不搶風頭。”瑪戈特因此能夠在大學乃至神經心理學領域保有自己的學術地位。但也正因為她的女性身份，她很容易被她的男性同事利用，特別是她的導師米爾頓·費瑞斯——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卓越”科學家。米爾頓俘獲了她，她心甘情願地成了他的情人和他大量科學成果的真正寫手。然而，令人震驚和不解的是，即便導師已經移情別戀，獵獲和利用其他更年輕的同行女性的身體和學術成果之後，當學界其他科學家發起對費瑞斯學術不端行為的指控時，為情所傷的她仍然狂熱地維護導師。瑪戈特因其對於女性身份的解構和顛覆獲得事業上的成功，然而，長期在男性為主導的工作環境中讓她內化、消彌了兩性之間的差異，當瑪戈特自己取得十分尊崇的學術地位後，人們對她的評價卻是“她是位狂熱的女權主義者；或者，不如說，她是位狂熱的反女權主義者。”歐茨在此想要探討當職業女性將學術成就凌駕於人類平等概念之上可能會形成的不自覺負面意識。

從表現形式上看，美國文化傳統對歐茨的影響顯而易見，在繼承馬克•吐溫、德萊塞、斯坦貝克等作家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的同時，歐茨也深受福克納的意識流和哥特式風格的影響。在這部關於記憶和意識的書作中，歐茨將意識流寫作手法發揮運用到了極致,一方面繼承前輩們的心理表現手法聚焦人物心理，同時又有效借助失憶癥病人的“虛構癥”“似曾相識”“識舊如新”等癥候凸顯想像與真實、記憶幻覺、記憶錯覺和（半）意識心理等，在書中自由揮灑地運用有限視角，采用心理描寫、內心獨白、意識流、夢魘、像征等文學技巧，對人物心理和精神世界進行深入挖掘和呈現。歐茨沿襲經典哥特小說的做法，書作一開始就通過意識流手法呈現湖邊溺亡的小女孩，此後全書直接、間接地反復出現這一來自主人公伊萊休童年時期，長期糾纏、困擾著他、在他心頭揮之不去的“強迫性記憶”場景，歐茨成功營造了一種懸謎的氛圍,激發起讀者對於潛在危險焦慮緊張的心理。書中懸念迭起、暗流湧動,作為兩條平行推展的線索，探索了一位高智識白人男性罹患失憶癥之後（有意識和無意識）的自我克制和暴力釋放和一位高智識女性（有意識）的內心壓抑和（無意識的）暴力釋放,展示出當代社會中人們的身份迷失,闡釋了人們由於無法透徹認識自身及所處環境而產生的困惑與焦慮。

本書具有歐茨一貫鮮明的哥特式創作特征——廣泛的互文性。首先，全書主人公E. H.所經歷的神經心理學測試及其生活，是對世界著名腦科學歷史人物H. M.生平的互文投射，是對蘇珊娜·科金教授所著《永遠的現在時：失憶癥患者H. M.的難忘人生》的文學禮敬。其次，歐茨對美國社會生活的多個領域，如學術界、法律界、宗教界、政壇，乃至拳擊、足球等體育運動的熟諳，以及她對文學、藝術、哲學的百科全書式的造詣，使得全書隨處可見她對美國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經典著作及相關人物話語的援引，和她對聖經贊美詩句、惠特曼、狄金森、阿諾德等人詩句的信手撚來。此外，在全書的意識流動中，文本自身話語信息和表達的重復使用，也形成增強讀者閱讀張力、在語言和意識上引導讀者的文本內在互文。

除整體互文修辭的使用外，歐茨像一位語言的魔術師，在書中大量使用戲仿、隱喻、拼寫變異、短句等創造性修辭手法。文學書寫於敏感的作者而言，宛如修辭運用的試驗田，能夠有效調動讀者積極參與解讀與建構，創造性的修辭表述有利於營造陌生化的“間離”效果，從而產生作者期待的巨大審美張力。然而，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讀者，譯者在文本細讀的過程中，不僅要緊隨原作和原作者，還需要積極建構、再現作者的創造性修辭手法，力爭能夠讓譯語讀者在閱讀譯文時產生與原文讀者閱讀原文時大體相同或相等的審美體驗。在此期間，譯者還要時刻提防、警醒自己，不可一味追求復現自己讀解出來的審美體驗，畢竟任何閱讀都隻是閱讀者帶有個人前見（偏見）的個性化閱讀體驗。負責任的譯者在承擔創造性職責的同時，還必須保持高度的克制意識。譯者應盡可能忠實於原作和原作者，盡可能保留原作中的“空白”和“未定點”，在譯文中保持原作營造的審美空間和閱讀張力，建構一個大體一致的開放性文本空間，邀約譯語讀者的審美參與和修辭建構。在具體語言修辭的使用上，不難看出歐茨對詩人艾米莉·狄金森的模仿，除了大量超常規使用破折號，還有大量拼寫變異和短句，一如餘光中對狄金森語言特質的評價，“沒有修辭的裝飾，有骨而無肉，一切皆如用利刃削成”，是一種類似“電報體”的語言表述。因此在全書的翻譯中，在限度地忠實原作信息與原作風格、盡可能便利讀者閱讀的前提下，向中文讀者推出此書的過程，對我們而言更是一次秉持克制的創造性書寫理念，與原作、原作者開展的一次跨語際對話與書寫實踐。

辛紅娟

二〇二一年九月於寧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