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這是一個陰森可怖的故事，在彼得堡陰沉的天空下，在這座大城市的那些黑暗、隱蔽的陋巷裡，在那令人眼花繚亂、熙熙攘攘的人世間，在那愚鈍的利己主義、種種利害衝突、令人沮喪的荒淫無恥和種種隱秘的罪行中間，在毫無意義的反常生活構成的整個這種地獄般的環境裡，像這種陰森可怖、使人肝腸欲斷的故事，是那麼經常地、難以察覺地，甚至可說是神秘地在進行著……”
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書第二部末尾寫的一段話。
十九世紀中葉，封建農奴制俄國的一切基礎急劇地土崩瓦解，廣大人民群眾由於資本主義的猛烈發展而遭到無窮的災難。出身於城市的下層社會，自幼就嘗到了貧困滋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那些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城市小市民階層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他十分熟悉居住在城市的陋巷和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裡的小市民的遭遇。在俄國文學史上，他是個以城市貧民為主要描寫對像的作家。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話，為作品所反映的那個時代彼得堡的悲慘淒涼、腐朽黑暗的可怕圖景勾勒了一個輪廓。
在這幅圖景中出現了兩個家庭的全部成員——伊赫緬涅夫夫婦和他們的獨生女兒娜塔莎，史密斯和他的女兒與外孫女涅莉，他們都是瓦爾科夫斯基公爵的直接受害者。作者懷著深摯的同情描寫了這一群“被欺凌與被侮辱的”小人物的痛苦和不幸，憤怒地鞭撻了以瓦爾科夫斯基為代表的貴族資產階級的虛偽、卑鄙與殘忍，揭露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狀況。
陀思妥耶夫斯基於一八四六年發表了他的篇小說《窮人》。《窮人》繼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現實主義和人道主義傳統，真實感人地描繪了小人物、小官吏的悲慘遭遇，並對他們寄予無限同情，因而立即博得俄國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別林斯基的熱情贊揚(在《被欺凌與被侮辱的》部裡提到了這件事，作品中的萬尼亞在某些方面可說是作者的自畫像)。一八四九年春，作家因參加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組(一個宣傳空想社會主義、反對俄國專制農奴制的革命團體)的活動和傳播別林斯基給果戈理的信而被反動當局逮捕。八個月後，他被判處苦役和流放。四年的苦役和五年的流放生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心遭到嚴重摧殘，他的世界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青年時代的空想社會主義信念漸漸破滅，他不再相信沙皇專制制度有推翻的可能，並鼓吹受壓迫的人民群眾應該忍辱含垢、逆來順受，到宗教教義中去尋求解脫。作家的這種錯誤思想，在本書中也有所反映。
在被迫沉默了十年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於一八五九年回到彼得堡，重新進行文學活動，從此開始了他創作中一個新的時期，即由他的處女作《窮人》到代表作《罪與罰》的過渡時期。《被欺凌與被侮辱的》發表於一八六一年，是他在過渡時期完成的部重要作品，也是他早期一繫列有關“窮人”的作品的，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創作中具有明顯的過渡性質。
首先，從作品的篇幅上來看，《窮人》是一部隻有十萬字的中篇，而《被欺凌與被侮辱的》則已是三十萬字的長篇。到了《罪與罰》，篇幅擴展到四十餘萬字。至於作家晚期的名著《卡拉馬佐夫兄弟》，更是洋洋八十萬言的皇皇巨制了。
其次，從作品的結構來看，《窮人》寫的是年老的小公務員馬卡爾·傑武什金和孤苦伶仃的貧窮少女瓦蓮卡純樸真摯的友誼，隻有一條情節線索。《被欺凌與被侮辱的》則同時敘述了兩個故事：一個是娜塔莎的故事，另一個是小涅莉的故事。《罪與罰》寫的是窮大學生拉斯柯尼科夫和退職九等文官馬美拉多夫這兩個人物及其家庭的悲慘遭遇，也是兩條情節線索在作品中同時展開。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中，《被欺凌與被侮辱的》又是從“單線”到“雙軌”的過渡。
《窮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果戈理的小說《外套》的直接影響下寫出來的。《外套》的主人公丟失了一件千辛萬苦得來的新外套，但是外套畢竟是身外之物，而《窮人》的主人公馬卡爾·傑武什金失去的卻是他在人世間的知己。果戈理可以用含淚的笑來敘述亞卡基·亞卡基耶維奇和他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則不能不用充滿哀怨然而又十分嚴肅的文筆來寫馬卡爾·傑武什金絕望的悲鳴了。《外套》基本上是講故事，而《窮人》已經接觸到了人物的內心世界。當然，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一位心理描寫的大師來說，這還僅僅是個開始。
由於作品的篇幅從中篇發展到長篇，結構從“單線”發展到“雙軌”，因而無論是在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上，還是在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的刻畫上，《被欺凌與被侮辱的》都比《窮人》大大前進了一步。就以本書中的娜塔莎和涅莉而論，她們心理內容的豐富與復雜程度都超過了《窮人》中的馬卡爾與瓦蓮卡。對於馬卡爾與瓦蓮卡的性格特征，我們用寥寥數語即可加以概括；然而對於娜塔莎和涅莉的形像，卻絕不是三言兩語所能概括得了的。娜塔莎和涅莉的悲劇，其社會內容比瓦蓮卡的遭遇豐富得多，她們的性格也比瓦蓮卡豐滿得多。但是，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後期作品中的一繫列被欺凌與被侮辱的女性形像(如《罪與罰》中的杜尼婭和索尼婭 ，《白痴》中的娜司泰謝·費裡帕夫娜等)相比，娜塔莎和涅莉的形像卻依然具有過渡性質。
在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方面，《被欺凌與被侮辱的》之所以比《窮人》大大前進了一步，主要是因為這部長篇小說裡出現了《窮人》沒有寫到的另一種類型的人物，即被欺凌與被侮辱者的對立面瓦爾科夫斯基公爵。這個惡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後期作品中一繫列同一類型的人物(如《罪與罰》中的斯維裡加洛夫和盧仁，《白痴》中的托慈基，《群魔》中的斯塔夫羅金等)的先驅。但是作為一個藝術形像，瓦爾科夫斯基在作家塑造的同類人物中卻是不成功的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未能以社會條件來解釋瓦爾科夫斯基的性格，未能揭示出他那卑劣殘忍的心理的社會本質，因此，瓦爾科夫斯基的反面特征便缺乏概括性。俄國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杜勃羅留波夫曾經指出，瓦爾科夫斯基是“以強烈的情感描寫出來的連續不斷的丑態，以及各種惡劣的、無恥的特征的集合”，盡管瓦爾科夫斯基引起人們的厭惡和憤怒，但是人們卻不能“懷著那種並非針對個人，而是針對這一類型的人，針對人所共知的這類現像的深刻仇恨”予以痛斥。瓦爾科夫斯基形像塑造中存在的這種缺陷，損害了作品的主題思想，削弱了它的社會意義。
作品的另一個缺陷，是通過娜塔莎和涅莉等形像宣揚了受苦受難的基督教精神。例如，娜塔莎對萬尼亞說：“我隻得繼續受苦纔能換取未來的幸福……痛苦能洗淨一切……”萬尼亞在談到涅莉時也不止一次地說：“她仿佛……竭力刺激自己的創傷；她仿佛從自己的痛苦中，從這種隻顧自己受苦的利己主義中獲得一種快感。”“忍受苦難”可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後期創作中的基調。譬如在《罪與罰》裡，斯維裡加洛夫在同拉斯柯尼科夫談到杜尼婭時曾經說道：“毫無疑問，她會成為一個殉難的人。當人們用燒得通紅的大鉗子烙她的胸膛時，她準會露出笑容來。而且她會有意地自己迎上前去。若在四世紀或者五世紀，她就會走到埃及的沙漠裡，靠草根、喜悅和幻想過日子，在那裡住上三十年。她渴望趕快為了某一個人去受苦受難，要是達不到受難的目的，她很可能從窗戶裡跳下去。”
我國著名作家邵荃麟同志在為本書舊譯本寫的《校訂後記》中，曾對這種錯誤觀點作了精闢的分析。他寫道：“作者不是引導他的人物去面對生活的鬥爭，而相反的要求他們用一種倔強的忍受和高傲的蔑視來對待這些侮辱與損害，用他們彼此之間相互的愛和寬恕，來溶解自己心靈上的痛苦。在作者看來，似乎這種倔強的忍受和高傲的蔑視正是抵抗侮辱與損害的的崇高的方法，是保衛自己靈魂的純潔的的方法，是緩和自己的痛苦的的方法。人類隻有從苦難的忍受中得到拯救。這正是這部作品中所反映的作者的一個基本的致命的觀點，實質上就是基督教的受苦受難的精神……毫無疑問，這種思想是空想的，不健康的，而且是有害的。這是和現實鬥爭要求不相容的失敗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並不可能引導人們走上蘇生之路，隻有引導人們走向痛苦的毀滅，走向對壓迫者的屈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書中顯示了他在寫對話方面的卓越技巧。這部作品幾乎是由各種人物的對話組成的，作者通過他們的對話來敘述故事、交代情節，又通過人物的長篇獨白對他們復雜的心理活動進行細膩的刻畫。作品故事情節的發展既緊張又曲折，各種事件紛至沓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讀來引人入勝。作者善於在敘述的過程中設置一個接著一個的懸念，誘使讀者非終卷不忍釋手。這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藝術上可資借鋻的特點。
這部作品曾由荃麟同志根據英譯本轉譯為中文，因此書名被譯作《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從俄文來看，似以譯作《被欺凌與被侮辱的人們》(或簡略地譯為《被凌辱的人們》)更為確切。但是考慮到舊譯名久已為讀者所熟悉，因此這個新譯本決定把書名譯作《被欺凌與被侮辱的》，使它同舊譯名比較接近。至於這種處理辦法是否妥當，尚祈讀者不吝賜教。
南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