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傑弗雷·喬叟(Geoffrey Chaucer，1340—1400)是中世紀英國的一位傑出的詩人。他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則相當於但丁在意大利文學史上的地位。自從一六六年諾曼人征服英國以後，英國存在著用三種語言創作的文學：僧院文學使用拉丁文；騎士詩歌多用法語；民間歌謠則用英語。喬叟是個奠定英國新的文學語言的始祖，所以通常被稱為“英國詩歌之父”。他是後來十五世紀末葉直到十七世紀四十年代以莎士比亞為代表的英國文藝復興的奠基人，也是英國詩歌從民間歌謠進一步發展的創始者。
在他所生活的十四世紀後半期，正是英國封建制度開始解體，資本主義經濟逐步上升之際。貨幣地租已起而代替實物地租，大部分羊毛和一部分谷物已進入世界市場。新興的城市市民階級在歐洲大陸的貿易方面和國內的政治生活中逐漸形成一股力量。英法兩國為了要在西歐市場上保持和擴展各自的勢力與地盤，同時為了爭奪富饒的佛蘭德斯和英國在法國境內的封建領地，發生了長期戰爭，史稱“百年戰爭”(1337—1453)。喬叟在他的一生中親眼看到英國皇家軍隊在法國戰場上由早期的勝利和驕橫轉而為失敗和退卻，從愛德華三世的末年(1377)，經過理查二世，到亨利四世登位(1399)，英國軍隊終於被驅逐到了海邊。戰爭的失利，使政府開支日增，遂即頒布人頭稅，引起廣大農民不滿；同時由於一三四八年的黑死病大瘟疫，英國人口驟然減少三分之一。一三四九年之後，黑死病又連續發生過兩次(1361—1362和1368—1369)。人口大量縮減的社會後果是人力缺乏，田園荒蕪，統治者因而頒行了《勞動者法規》(1349年公布，以後一再修訂)，禁止勞動人民提高工資，或擅自離開雇主，進一步壓榨貧苦的農民，這樣就使得階級對抗日益尖銳化和普遍化，終於導致了一三八一年瓦特·泰勒(ＷａｔＴｙｌｅｒ)領導的農民起義。
這一切都足以說明喬叟所生長的那個時代是很不平凡的。他正生活在一個事物演變的交替時期，過去的已一去不復返了，而未來的還沒有成形，在這樣一個青黃不接、變化無常的時期裡，詩人以人文主義的觀點，抓住了時代的特征，寫出了許多反映新興資產階級風貌的、新鮮活潑的、富於生命力的作品。
隨著英國民族的形成，出現了中世紀英語為當時的民族語言。喬叟運用了這種語言進行創作，為英國的詩體奠定了基礎，豐富和發展了英語。喬叟可能在年輕時讀過當時一位有纔學的史學家黑格登(Ranulf Higden，?—1364)的拉丁文著作《史綜》(Polychronicon)，這部著作是在一三六三年之前問世的。黑格登曾在書中感嘆當時英國南北方言懸殊，彼此不能通話，認為學校裡不教英文，單教法文，是造成國內語言不統一的原因。可是到了喬叟的中年，不過二十多年的間隔，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一三五六年倫敦市區的法院裡已改用英文，到了一三六二年，皇家法院以及議會也都正式采用英文了。盡管這種語言深為當時的達官貴人所不齒，認為是一種粗俗的語言，可是喬叟看準了這個全民的語言充滿著青春般的活力，因此，他無論是翻譯和創作，都始終以這種語言為的表現工具。他在促使這種語言發展為豐富靈活的文學語言這方面，有很大的貢獻。可以說，他是整個英國文學開創時期的一個巨人。
喬叟出身於倫敦的市民階層；祖先原是法國人，祖父與父親都是酒類進口和批發商，並且為朝廷供應食品，家庭比較富裕。他們與皇家素有來往。在國王愛德華三世的次子萊渥納爾(克拉倫斯公爵)的夫人伊麗莎白的家庭記事冊上可以找到有關喬叟的可靠記錄。他次認識他未來的護主愛德華三世的第三個兒子岡特的約翰(蘭開斯特公爵)大概就在一三五七年聖誕節皇家家宴的時候。一三五九年到一三六年，他參加了英國遠征軍，不料在法國理姆斯附近被俘，後來便由他父親募集資金，其中包括國王的十六英鎊十三先令四便士，於一三六年贖回。五月，返回英國。這一年的下半年英法議和，喬叟奉派赴法，為政府由卡雷攜取外交文件。此後六年，喬叟的事跡湮沒無聞，成為後世研究者一直感到困惑的問題。不過，美國學者田納西大學教授費希爾(John H. Fisher)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他編輯的《喬叟全集》一書的附錄《喬叟和他的時代》一文中認為：“妥善的推測是，在這六年期間，他是在倫敦法學院和四法學協會繼續受教育，這為他後來的行政生涯作了準備。”四法學協會是英國具有授予律師資格的“內殿”、“中殿”、“林肯”和“格雷”四個法學協會的總稱。費希爾認為喬叟先在倫敦法學院學習，然後升入一所法學協會深造。根據是，曾經有人看到“內殿”的記錄，記載喬叟因在街上毆打一名修道士而被罰款二先令。
一三六六年，喬叟到過西班牙。此行可能與愛德華三世的長子黑王子(Black Prince，1330—1376)支持西班牙國王卡斯蒂爾的唐·彼得羅(Don Pedro of Castle，1350—1369)恢復王位的戰事有關。一三六七年，黑王子親率英軍進入西班牙。
大約也在一三六六年，喬叟與一位名叫菲麗芭·德·羅埃特(Philippa de Roet)的女士結婚。菲麗芭與喀瑟琳·司溫福(Latherine Swynford)是姊妹關繫，而喀瑟琳後來卻成了岡特的約翰的第三個妻子，因此喬叟與他原來的護主成為連襟。同年，菲麗芭當了服侍王後的宮女，得到十馬克(當時的英國貨幣)的終身年金。第二年，喬叟也得到次的終身年金二十馬克。
一三六七年，喬叟被授予“儀仗衛士”(“vallectus”)的頭銜，直到一三七四年。一三六八年時，擢升為王室的“候補騎士”(“armiger”)，但都沒有具體的任命。據王室的文件記載，候補騎士們經常在下午和傍晚到內廷的宮室裡去，或說古道今，或彈琴唱歌，以娛貴冑和嘉賓。看來喬叟的創作活動和他這一經歷是有密切關繫的。
從此，喬叟多次被指派攜帶信件到海外去，並且擔任外交使節。一三六八年，他又到了法國；次年，第二次參加法國戰役。一三七二年十二月到一三七三年五月，喬叟首次在意大利旅行，到過熱那亞和佛羅倫薩，協議通商事宜。這樣，他和意大利語言文學有了接觸。也很可能他是早已對意大利文有所了解，纔具備奉派前往的條件。
當時，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已在其發源地意大利興起。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在文學上的代表人物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h，1304—1374)正在威尼斯附近度過晚年。另一位代表人物卜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則正在佛羅倫薩講述但丁(Cante Alighieri，1265—1321)的生平和作品。喬叟是否利用在意大利的機會和彼特拉克或者卜伽丘見過面，迄無資料可證，然而喬叟的一些作品顯然受到過但丁和卜伽丘的影響。
一三七四年四月，國王愛德華三世加賜給他“每天一壺酒”的待遇。五月，又讓他得到免付租金居住阿爾德門的一所房屋的權利。阿爾德門是古倫敦城的東大門，城門之上或旁邊建有供守門人居住的房屋。六月，喬叟被指派為有十英鎊收入的港務監督，同時岡特的約翰又賜給他和菲麗芭另一筆每人十英鎊的終身年金。喬叟的生活開始富裕起來。
一三七七年，愛德華三世之孫十歲的理查二世(1367—1400)即位，由岡特的約翰攝政，繼續命喬叟擔任港務監督等職務。一三七六年和一三七七年兩年內，喬叟三次奉派去法國議和。一三八一年三月，王室派使節前往法國商談理查二世與法國公主瑪麗締結良緣之事，喬叟也是其中一員。
一三七八年，喬叟再次去意大利，和米蘭的統治者巴那波·維斯康蒂(Bernabo Visconti，?—1385)談判。臨行前，他把工作交給朋友詩人約翰·高阨(John Gower，1330?—1408)等人代理。一三八五年二月，喬叟得到許可，替自己的工作指定了一位長期代理。十月，他被指派為肯特郡的治安法官。一三八六年八月，他從肯特郡被選為下議院議員。十月，他在阿爾德門的住所換了主人。十二月，喬叟又被任為港務監督。一三八八年，下議院審查愛德華三世和理查二世的全部恩許的時候，喬叟把他的王家年金轉給了別人。這時他經濟拮據，還因欠債而被控告。
這一時期，喬叟生活上的變動和英國政局的變動有關。當時，烏德斯托克的托馬斯(Thomas of Woodstock，1355—1397)取代他的哥哥岡特的約翰而掌握了王室的實權。隨著理查二世和岡特的失勢，喬叟也遭受了挫折。
禍不單行，一三八七年，喬叟的妻子菲麗芭逝世。
很可能喬叟是在這時看到仕途無望，可以清閑度日，而計劃寫作他的規模宏大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政局又發生了變化。一三八九年，理查二世發動政變，解除了烏德斯托克的職務，奪回了統治權。喬叟立刻被委任為國王產業管理員一職，工作是照料威斯敏斯特宮、倫敦塔，以及其他城堡和莊園等產業。這是喬叟一生中重大的官職，他掌握著大批人員、資材和金錢。可是，正因為他必須帶著大筆金錢來往的關繫，在一三九年九月份的四天之內，接連三次遭到搶劫。可能是這一原因，促使他於次年六月辭去了這一職務。當時，他已經被指派為薩默西特郡(Somersetshire)的泊澤頓公園的林務次官。此後，他似乎沒有再擔任過其他職務。一三九四年，理查二世賜給他一筆新的二十英鎊的年金。一三九九年十月，亨利四世登上王位，把喬叟的年金加了一倍。十二月，喬叟租用了威斯敏斯特地界之內的一所住宅。一四年九月，王室賜給他後一大桶葡萄酒。當年十月二十五日，這位享年約六十歲的詩人喬叟與世長辭。當時，他以教區成員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位偉大作家的身份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內的墓地中。不過，從此以後，在他墓地的周圍形成了一個著名的“詩人區”(ｐｏｅｔｓ’ ｃｏｒｎｅｒ)。莎士比亞、本·瓊生、彌爾頓、斯賓塞、哈代、狄更斯等英國詩人、戲劇家、小說家，以及神學家和其他著名人物死後很多被葬在這裡，或者在這裡豎立塑像和紀念碑。
上面所述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喬叟生平的輪廓。從這些記載裡，我們可以看到，喬叟的生活經驗是很豐富的；除掉宮廷貴族之外，他同倫敦各方面的市民商賈，以及歐洲大陸上的外交界和文藝界的人物也都有過頻繁的接觸。在文壇上他與英國詩人約翰·高阨，法國的德向姆(Eustache Deschamps，1346—1406)、馬休(Guillaume de Machaut，1300—1377)等作家也有過或多或少的關繫。他在青年時代，可能見到過法國文史界泰鬥費洛易薩(Jean Froissart，1337?—1410)。如前所敘，意大利的卜伽丘、彼特拉克等也有可能與喬叟見過面。
由於年代久遠，資料欠缺，有關詩人一生的事跡，直到今天仍然有待於繼續發現。不過，我們若要知道喬叟究竟是如何體驗人生，如何掌握和表現他那個時代的生活現實，還是可以從他遺留下來的豐富而珍貴的創作中去探尋。
喬叟的創作過程通常被分為三個階段。外國學者把它分為法國時期(1355—1370)，意大利時期(1370—1385)和英國時期(1385—1400)。譯者認為，這樣的劃分方法雖然便於記憶，但是並不能使我們明了作家的各個時期的創作特點，我們必須將時代的演變與作家的生平結合起來，適當地劃分階段，纔能更了解作者寫作的發展過程。這裡，譯者試圖將喬叟的創作階段分為初期(1372年以前)，中期(1372—1386)和後期(1387—1400)，並在下文分別做出分析和介紹。
喬叟在三十多歲以前是他創作的初期階段，也可以說是預備階段。在他一三七二年到一三七三年赴意大利之前，他的寫作似乎還沒有定向，有法文、拉丁文的翻譯，有抒情短詩，也有較長的一首悼亡詩《公爵夫人之書》。當時風行一時的法國寓意長詩《玫瑰傳奇》影響很大，喬叟通過對它的翻譯，無疑為自己開闢了詩的境界，建立了他那特有的風格，但是《玫瑰傳奇》也使詩人多年陷於中世紀的寓意夢幻的雲霧之中，一時難以擺脫。《公爵夫人之書》是他初期階段的主要創作，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中世紀的“愛情幻景”與悼亡詩歌的結合。這首詩的創作手法雖不免矯揉造作，但是挽歌中也充滿著深刻的抒情和細致的刻畫。他在這裡所運用的寓意手段成了故事本身的組成部分，推動著情節的開展。
喬叟的中期階段的特點，則是力求從中世紀浪漫主義的雲霧中走向現實主義的堅實的道路上來。喬叟在意大利之行以後，接受了各種官職，並且連續幾次出國。一三八一年，英國農民因為不堪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以反抗“人頭稅”為契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起義運動。武裝的農民湧入並占領了倫敦城，焚毀了岡特的約翰的薩伏依宮。國王理查二世和大臣們逃到倫敦塔避難。這一農民起義運動的浪潮，使喬叟更深入地了解生活實際，與各階層人民更廣泛地接觸，因而他在這一時期的作品，無論在形式上或在內容上，都很多樣化，題材也比較豐富。
《聲譽之堂》(1379—1384)在文學類型與詩歌格式方面，比較接近《公爵夫人之書》，不過方法的運用更加熟練，意大利文學的影響也已開始顯露出來。“愛情幻景”的方式還是沿用著，但中世紀的寓意傳統已變了質。詩人聲明他自己“度著隱士孤僧的生活”，“鑽進……書卷，直至……兩目昏眩”，應該“另闢新徑”，以廣見聞。所謂“愛徒們的消息”和“世上的事”，其實都是指實際人生而言。作者借“愛情幻景”起一個橋梁作用，以達到“世間聲譽無常”這個主題。這裡我們有的是：幻想、幽默、生動的對話，以及早期文藝復興的求知精神。從詩中所寫的天使般的喜劇性角色老鷹身上，我們體驗到後期《坎特伯雷故事》中現實主義人物的雛形。
中期兩篇完整的詩作是《眾鳥之會》(1377—1382)與《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1372—1384)。雖然兩個詩篇的寫作方法與藝術形式各有天地，然而當時的社會實際在作品中都有了比較現實的反映。《眾鳥之會》的中心內容是寫情聖發楞泰因節日眾鳥如何在自然女神面前擇偶，當時如何引起了各階層鳥類的不同觀點的爭辯。詩中雖然仍舊運用著一套中世紀的手法，如讀一本書，讀後入睡成夢，神異的引導，幻景，樹木禽鳥的羅列，以及抽像概念的寓意化等等，可是喬叟的寫作手法已十分靈活，尤其是他那特具的風格，如幽默與傷感的自然配合，創造性地處理原有的文學形式與材料，引喻的豐富與適當應用，對話的高度戲劇性等，都足以與他後期的藝術水平相比擬。同時，我們不可忽視，這時期中各社會階層的婚姻觀點都在禽鳥寓言中得到反映，例如鷹的言論表現了貴族騎士的婚姻觀點，鵝表現了講求實際的市民的婚姻觀點。喬叟在對照了騎士和市民對待愛情的兩種不同態度之後，並沒有表明他自己的看法。
中期第二篇完整的愛情敘事詩是《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從表面上看去，《眾鳥之會》似乎是一首中世紀傳統以內的產物，而這篇“哀情故事”卻具有有個性的描寫，曲折的情節，以及完善的結構與布局。因此有人就認為這是喬叟首次成功地寫出的一部“現代詩體小說”。這個看法似嫌簡單化了一些。實際上，《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恰恰顯示了作者如何把中世紀詩歌的“情愛律”發展到了一個頂點，而同時也正說明他是如何一方面擺脫寓意法、采取直接敘述法，而另一方面又運用了中世紀意識中一些能為後代讀者所接受、所喜愛的東西。意大利文藝復興文豪卜伽丘的一部長詩為喬叟提供了寫作《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的原料，然而他並未抄襲模仿，不僅如此，詩人創造的結果成了英國十四世紀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一篇精心傑作。
故事中生動地描繪了三個主角——特羅勒斯、彭大瑞與克麗西德。三人都是中世紀英國的人物，雖然故事的背景則屬於“遙遠的英雄時代”。特羅勒斯以一個“高貴的騎士”的身份出現在讀者面前，但他在故事中的作用卻很特殊——他是各方面驚濤駭浪的集中點，而他自己所經受的苦難卻多於積極的行動。同時，中世紀的宿命觀念也隨著他的戀愛轉變而灌注在整個故事的發展之中。原來，就在這同時期內，詩人還翻譯了波伊悉阿斯的《哲理定心論》。這是一部第六世紀的拉丁文著作，對上下數百年間英、德、法各國的哲人作家起過相當作用，而在喬叟時代的精神倉庫裡，波伊悉阿斯的思想也占了很大的成分。
特羅勒斯雖為主角之一，但引起後人的注意與興趣的卻是克麗西德與彭大瑞兩人的性格。究竟克麗西德是不是一個全沒心肝的淫蕩女子呢?顯然不是。是不是宿命論也在支配著她呢?可能。有人說她無非是個詭詐自私的人。不盡然。也有人說她生性懦弱，缺乏堅定的意志。但她也往往是有她的堅強主張的。總之，因為她終於背棄了特羅勒斯，造成了他的悲劇，人們就很難饒恕她了。她的行動前後不一致，她的心意轉變得太快，客觀事物的演化容易在她身上產生喜怒哀樂各種情緒，她是一個有血有肉而性格並不單純的中世紀貴族婦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