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曹雪芹，是中國文學偉大也是復雜的作家，《紅樓夢》也是中國文學偉大而又復雜的作品。
關於曹雪芹，目前還存在著不少有爭論的問題，不僅他的生卒年一直存在著爭議，甚至連他的“字”“號”也不能十分確定，按照曹雪芹的好友張宜泉的說法，應該是“姓曹名霑，字夢阮，號芹溪居士”，但有的研究者認為他的“字”是“芹圃”，號“雪芹”。
他的生卒年問題，已經爭論了幾十年。他的生年，現在主要的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他一七一五年，即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另一種說法認為他一七二四年，即雍正二年甲辰。他的卒年，主要有三種看法，一種認為他一七六三年，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另一種說法認為他一七六四年，即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他一七六四年初春，即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歲首[一]。現在大都傾向於種看法。
曹雪芹的父親，現在也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是曹颙，曹雪芹是他的遺腹子；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是曹。
曹雪芹的上世的籍貫，據近三十年來發現的大量可靠史料，證明他的祖籍是遼陽，後遷瀋陽，他的上祖曹振彥原是明代駐守遼東的下級軍官，大約於天命六年後金攻下遼陽時歸附，以後隨清兵入關。[一]
曹振彥歸附後金以後，先是屬佟養性管轄，後來又歸了多爾袞屬下的滿洲正白旗，當了佐領。旋即跟隨清兵入關。曹振彥在入關前的明、金戰爭中以及入關後的平姜瓖之叛的戰爭中是立過功的，他歷任過山西吉州知州、陽和府知府、浙江鹽法道等官職。曹家的發跡，實是從曹振彥開始的。此後，曹振彥之媳，即曹璽之妻孫氏當了康熙的保母。康熙二年，曹璽首任江寧織造之職，專差久任，至二十三年在江寧織造任上病故，康熙旋即命其子曹寅任蘇州織造，後又繼任江寧織造、兩淮巡鹽御史等職，並命其纂刻《全唐詩》《佩文韻府》等書於揚州。曹寅很得康熙的信任和賞識，康熙南巡時曾主持過四次接駕大典。康熙五十一年曹寅在揚州任上病危，康熙特命快馬送藥搶救，曹寅病故後，又特命其子曹颙繼任江寧織造。康熙五十三年曹颙病故，康熙又特命曹寅的胞弟曹荃（宣）之子曹過繼給曹寅並繼任織造之職，直至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曹被抄家敗落，曹家在江南祖孫三代先後共歷六十餘年。
《紅樓夢》的作者偉大作家曹雪芹就是出生在南京的。直到雍正六年曹家抄沒後纔全家遷回北京。當時，曹雪芹尚年幼，按生於乙未說是虛歲十四歲，按生於甲辰說是虛歲纔五歲。曹家回北京以後的情況，文獻絕少記載，曹曾經在給康熙的奏折裡說到“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鮮魚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畝，張家灣當鋪一所，本銀七千兩”[一]等等。在曹家被抄以後，隋赫德的報告裡也說到：“曹家屬，蒙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今其家屬不久回京，奴纔應將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撥給。”[二]據近年發現的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曹騷擾驛站獲罪結案題本》及雍正七年七月《刑部移會》，得知曹抄家前，尚有騷擾驛站案，並於雍正六年結案，曹被枷號催追賠款。雍正七年七月，曹尚在枷號中。又據《刑部移會》得知曹家尚有“京城崇文門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間半，家僕三對，給與曹寅之妻孀婦度命”。但以後情況究竟如何？究竟撥給了哪些房子？曹雪芹究竟住在何處？他的青年時期是如何度過的？這些問題，統因文獻無征，不能確指。據紅學家們的考證，認為他與敦誠、敦敏成為親密朋友，是在右翼宗學裡開始結識的，後來落魄住到了西郊，他的不朽的巨著《石頭記》就是在西郊的山村裡寫成的。
曹雪芹晚年的生活窮愁潦倒而又嗜酒狂放，朋友們常把他比作晉朝的阮籍。他甚至窮困到“舉家食粥”的地步，常常要靠賣畫來換酒喝。他的畫很為當時的朋友們所推重。敦敏《題芹圃畫石》詩說：“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醉餘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磈礧時！”可見曹雪芹的胸襟和畫風。可惜他的遺作至今尚未發現。
偉大作家曹雪芹，終於在窮愁困頓一七六三年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去世。他的不朽巨著《石頭記》的前八十回，早在他去世前十年左右就已經傳抄問世；書的後半部分據專家們研究，認為基本上已經完成，隻是由於某種原因未能傳抄行世，後來終於迷失，這是不可彌補的損失。
《紅樓夢》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藝術性的偉大作品，從本書反映的思想傾向來看，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他對現實社會包括宮廷及官場的黑暗，封建貴族階級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舉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級制度，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社會統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社會道德觀念等等，都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並且提出了朦矓的帶有初步民主主義性質的理想和主張。這些理想和主張正是當時正在滋長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
《紅樓夢》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像，他們各自具有自己獨特而鮮明的個性特征，成為不朽的藝術典型，在中國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上永遠放射著奇光異彩。
《紅樓夢》的情節結構，在以往傳統小說的基礎上，也有了新的重大的突破。它改變了以往如《水滸傳》《西遊記》等一類長篇小說情節和人物單線發展的特點，創造了一個宏大完整而又自然的藝術結構，使眾多的人物活動於同一空間和時間，並且使情節的推移也具有整體性，表現出作者卓越的藝術纔思。
《紅樓夢》的語言藝術成就，更是代表了我國古典小說語言藝術的高峰。作者往往隻需用三言兩語，就可以勾畫出一個活生生的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的形像；作者筆下每一個典型形像的語言，都具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從而使讀者僅僅憑借這些語言就可以判別人物。作者的敘述語言，也具有高度的藝術表現力，包括小說裡的詩詞曲賦，不僅能與小說的敘事融成一體，而且這些詩詞的創作也能為塑造典型性格服務，做到了“詩如其人”——切合小說中人物的身份口氣。
由於以上各方面的卓越的成就，因而使《紅樓夢》無論是在思想內容上或是藝術技巧上都具有自己嶄新的面貌，具有永久的藝術魅力，使它足以卓立於世界文學之林而毫無遜色。
現存《紅樓夢》的後四十回，和高一七九一年即乾隆五十六年辛一七九二年即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先後以木活字排印行世的，其所據底本舊說以為是高鶚的續作，據近年來的研究，高續之說尚有可疑，要之非雪芹原著，而續作者為誰，則尚待探究。續書無論思想或藝術較之原著，已大相懸殊，然與同時或後起的續書相比，則自有其存在之價值，故至今仍能附原著以傳。
《紅樓夢》在乾隆中葉以後，帶脂硯齋評的八十回抄本日多，乾隆末葉即可公開在廟市中抄賣，並且價昂至數十金一部。今傳乾隆時期的《石頭記》抄本，尚有十一種之多，計有：己卯本、庚辰本、甲戌本、《紅樓夢稿》本、蒙古王府本、戚蓼生序本、南京圖書館藏本、夢覺主人序煒序本、鄭振鐸藏本、蘇聯列寧格勒亞洲圖書館藏本等[一]。另有南京靖應鹍藏本，今已遺失，又程甲本的前八十回底本，原也是抄本，如果一並計入，則可以說現知的抄本已有十三種之多。當然上面所說的己卯本、庚辰本、甲戌本等名稱，其干支年代，都不能代表現有這些本子的抄定年代，都隻能表明它們的底本的年代，這一點早已為紅學家們指出了。
在以上這些抄本中，己卯、庚辰、甲戌的底本是比較早的。其中己卯本已確知為怡親王府抄本，其抄成年代一七六○年即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以後，現存庚辰本抄定的年代，大約一七六一年即乾隆二十六年以後，甲戌本底本的年代一七五四年，即乾隆十九年甲戌，但現在所傳甲戌本的抄成年代，則是比較晚的。在上述這些抄本中，庚辰本是抄得較早而又比較完整的的一種，它雖然存在著少量的殘缺，但卻保存了原稿的面貌，未經後人修飾增補（其六十四、六十七兩回的殘缺，各本皆然，現存各本的這兩回或是據程本，或是經後人增補過的），因此本書在校勘過程中決定采用庚辰本為底本，以其他各種脂評抄本為主要參校本，以程本及其他早期刻本為參考本。凡底本文字可通而主要參校本雖有異文但並不見長者，仍依底本；凡底本明顯錯誤而主要參校本不誤者，即依主要參校本；凡底本脫漏之文字，有主要參校本可資校補者，即依主要參校本補齊。
本書的注釋，凡一應典章制度名物典故以及難解之語詞，一般均盡可能作注釋，但由於我們的能力有限，而《紅樓夢》的注釋又極為繁難，因此我們的注不僅可能掛一漏萬，而且也可能注釋得不盡恰當；我們的校訂也同樣是如此。有關校訂和注釋方面的具體情況，均見本書《校注凡例》，這裡不再一一詳述。
本書校注工作開始於一九七五年，其間參加工作的人員陸續有所更替，工作時間亦長短不一，難以一一表明，現以參加時間先後和姓氏筆劃為序，計參加本書校注工作的有：馮其庸、李希凡、劉夢溪、呂啟祥、孫遜、瀋天佑、瀋彭年、應必誠、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揚華、顧平旦、陶建基、徐貽庭、朱肜、張錦池、蔡義江、祝肇年、丁維忠。
參加本書後修改定稿的，校勘方面有：馮其庸、林冠夫、徐貽庭。由馮其庸負責。注釋方面有：陶建基、呂啟祥、朱肜、張錦池、丁維忠。由陶建基負責。
全書的校注工作由馮其庸同志總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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