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開始寫作一部望不到盡頭的小說，那是一個世紀的敘述。
2003年8月我去了美國，在美國東奔西跑了七個月。當我回到北京時，發現自己失去了漫長敘述的欲望，然後我開始寫作這部《兄弟》。這是兩個時代相遇以後出生的小說，前一個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後一個是現在的故事，那是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欲和眾生萬像的時代，更甚於今天的歐洲。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纔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個中國人隻需四十年就經歷了。四百年間的動蕩萬變濃縮在了四十年之中，這是彌足珍貴的經歷。連接這兩個時代的紐帶就是這兄弟兩人，他們的生活在裂變中裂變，他們的悲喜在爆發中爆發，他們的命運和這兩個時代一樣的天翻地覆，終他們必須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起初我的構思是一部十萬字左右的小說，可是敘述統治了我的寫作，篇幅超過了五十萬字。寫作就是這樣奇妙，從狹窄開始往往寫出寬廣，從寬廣開始反而寫出狹窄。這和人生一模一樣，從一條寬廣大路出發的人常常走投無路，從一條羊腸小道出發的人卻能夠走到遙遠的天邊。所以耶穌說：“你們要走窄門。”他告誡我們，“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我想無論是寫作還是人生，正確的出發都是走進窄門。不要被寬闊的大門所迷惑，那裡面的路沒有多長。
餘華
2005年7月11日
《活著》
中文版自序
一位真正的作家永遠隻為內心寫作，隻有內心纔會真實地告訴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麼突出。內心讓他真實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這個原則，可是要捍衛這個原則必須付出艱辛的勞動和長時期的痛苦，因為內心並非時時刻刻都是敞開的，它更多的時候倒是封閉起來，於是隻有寫作、不停地寫作纔能使內心敞開，纔能使自己置身於發現之中，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靈感這時候纔會突然來到。
長期以來，我的作品都是源於和現實的那一層緊張關繫。我沉湎於想像之中，又被現實緊緊控制，我明確感受著自我的分裂，我無法使自己變得純粹，我曾經希望自己成為一位童話作家，要不就是一位實實在在作品的擁有者，如果我能夠成為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我想我內心的痛苦將輕微很多，可是與此同時我的力量也會削弱很多。
事實上我隻能成為現在這樣的作家，我始終為內心的需要而寫作，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寫作，正因為此，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一個憤怒和冷漠的作家。
這不隻是我個人面臨的困難，幾乎所有優秀的作家都處於和現實的緊張關繫中，在他們筆下，隻有當現實處於遙遠狀態時，他們作品中的現實纔會閃閃發亮。應該看到，這過去的現實雖然充滿了魅力，可它已經蒙上了一層虛幻的色彩，那裡面塞滿了個人想像和個人理解。真正的現實，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現實，是令人費解和難以相處的。
作家要表達與之朝夕相處的現實，他常常會感到難以承受，蜂擁而來的真實幾乎都在訴說著丑惡和陰險，怪就怪在這裡，為什麼丑惡的事物總是在身邊，而美好的事物卻遠在海角。換句話說，人的友愛和同情往往隻是作為情緒來到，而相反的事實則是伸手便可觸及。正像一位詩人所表達的：人類無法忍受太多的真實。
也有這樣的作家，一生都在解決自我和現實的緊張關繫，福克納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他找到了一條溫和的途徑，他描寫中間狀態的事物，同時包容了美好和丑惡，他將美國南方的現實放到了歷史和人文精神之中，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現實，因為它連接了過去和將來。
一些不成功的作家也在描寫現實，可是他們筆下的現實說穿了隻是一個環境，是固定的、死去的現實。他們看不到人是怎樣走過來的，也看不到怎樣走去。當他們在描寫斤斤計較的人物時，我們會感到作家本人也在斤斤計較。這樣的作家是在寫實在的作品，而不是現實的作品。
前面已經說過，我和現實關繫緊張，說得嚴重一點，我一直是以敵對的態度看待現實。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內心的憤怒漸漸平息，我開始意識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尋找的是真理，是一種排斥道德判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洩，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裡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和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正是在這樣的心態下，我聽到了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經歷了一生的苦難，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對待這個世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這首歌深深地打動了我，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就是這篇《活著》，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寫作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我感到自己寫下了高尚的作品。
海鹽，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許三觀賣血記》
中文版（再版）自序
這本書表達了作者對長度的迷戀，一條道路、一條河流、一條雨後的彩虹、一個綿延不絕的回憶、一首有始無終的民歌、一個人的一生。這一切猶如盤起來的一捆繩子，被敘述慢慢拉出去，拉到了路的盡頭。
在這裡，作者有時候會無所事事。因為他從一開始就發現虛構的人物同樣有自己的聲音，他認為應該尊重這些聲音，讓它們自己去風中尋找答案。於是，作者不再是一位敘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聽者，一位耐心、仔細、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聽者。他努力這樣去做，在敘述的時候，他試圖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覺得自己應該是一位讀者。事實也是如此，當這本書完成之後，他發現自己知道的並不比別人多。
書中的人物經常自己開口說話，有時候會讓作者嚇一跳，當那些恰如其分又十分美妙的話在虛構的嘴裡脫口而出時，作者會突然自卑起來，心裡暗想：“我可說不出這樣的話。”然而，當他成為一位真正的讀者，當他閱讀別人作品時，他又時常暗自得意：“我也說過這樣的話。”
這似乎就是文學的樂趣，我們需要它的影響，來糾正我們的思想和態度。有趣的是，當眾多偉大的作品影響著一位作者時，他會發現自己虛構的人物也正以同樣的方式影響著他。
這本書其實是一首很長的民歌，它的節奏是回憶的速度，旋律溫和地跳躍著，休止符被韻腳隱藏了起來。作者在這裡虛構的隻是兩個人的歷史，而試圖喚起的是更多人的記憶。
馬提亞爾說：“回憶過去的生活，無異於再活一次。”寫作和閱讀其實都是在敲響回憶之門，或者說都是為了再活一次。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
《在細雨中呼喊》
中文版（再版）自序
作者的自序通常是一次約會，在漫漫記憶裡去確定那些轉瞬即逝的地點，與曾經出現過的敘述約會，或者說與自己的過去約會。本篇序言也不例外，於是它首先成為了時間的約會，是一九九八年與一九九一年的約會；然後，也是本書作者與書中人物的約會。我們看到，在語言裡現實和虛構難以分辨，而時間的距離則像目光一樣簡短，七年之間就如隔桌而坐。
就這樣，我和一個家庭再次相遇，和他們的所見所聞再次相遇，也和他們的歡樂痛苦再次相遇。我感到自己正在逐漸地加入到他們的生活之中，有時候我幸運地聽到了他們內心的聲音，他們的嘆息喊叫，他們的哭泣之聲和他們的微笑。接下來，我就會獲得應有的權利，去重新理解他們的命運的權利，去理解柔弱的母親如何完成了自己忍受的一生，她爆發出來的憤怒是在彌留之際；去理解那個名叫孫廣纔的父親又是如何驕傲地將自己培養成一名徹頭徹尾的無賴，他對待自己的父親和對待自己的兒子，就像對待自己的絆腳石，他隨時都準備著踢開他們，他在妻子生前就已經和另外的女人同居，可是在妻子死後，在死亡逐漸靠近他的時候，他不斷地被黑夜指引到了亡妻的墳前，不斷地哭泣著。孫廣纔的父，他的一生過於漫長，漫長到自己都難以忍受，可是他的幽默總是大於悲傷。還有孫光平、孫光林和孫光明，三兄弟的道路隻是短暫地有過重疊，隨即就叉向了各自的方向。孫光平以平庸的方式長大成人，他讓父親孫廣纔膽戰心驚；而孫光林，作為故事敘述的出發和回歸者，他擁有了更多的經歷，因此他的眼睛也記錄了更多的命運；孫光明個走向了死亡，這個家庭中小的成員先完成了人世間的使命，被河水淹沒，當他後一次掙扎著露出水面時，他睜大眼睛直視了耀眼的太陽。七年前我寫下了這一筆，當初我堅信他可以直視太陽，因為這是他後的目光；現在我仍然這樣堅信，因為他付出的代價是死亡。
七年前我寫下了他們，七年來他們不斷在我眼前出現，我回憶他們，就像回憶自己生活中的朋友，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的容顏並沒有消褪，反而在日積月累裡更加清晰，同時也更加真實可信。現在我不僅可以在回憶中看見他們，我還時常會聽到他們現實的腳步聲，他們向我走來，走上了樓梯，敲響了我的屋門。這逐漸成為了我不安的開始，當我虛構的人物越來越真實時，我忍不住會去懷疑自己真正的現實是否正在被虛構。
北京，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