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名媛旅華四部曲》由英國知名作家、社會活動家謝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四部關於中國經歷的長篇小說組成，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度暢銷歐美。謝福芸是清末漢學家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之女，清光緒十一年（1885）生於中國，並在浙江溫州度過美好的少女時光。後負笈劍橋，畢業後又重返中國，在北京創辦培華女校。1913年嫁給英國外交官、探險家謝立山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她的聰慧、及通曉東西文化的學識，再加上父親、夫君橫跨中英政學兩界的人脈，為她深度了解中國提供了一般人不具備的條件與資源。她一生六度來華，走過大半個中國，結識了很多中國人，並直接見證了諸多近代史重大事件。她是勤奮的，一路走來，把所見所聞所思一一記下。

辛亥後避居津門，住在翁同龢姪孫翁斌孫家中，她將這段難忘的經歷寫成了《名門》；1926年作為中英庚款訪華代表團秘書，她將一路的探訪，包括與胡適、丁文江、閻錫山、吳貽芳等人的交往，寫成《中國淑女》；1935年，為排遣夫君、父母相繼去世的悲傷，她到重慶、太原、溫州追尋親人的蹤跡，當時已結束北伐後的中國正處於“黃金十年”，又一次青春煥發，她將對親人的摯愛及對中國的祝福，寫成《嶄新中國》；但隨後中國與英國均深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她在戰火燃燒的英國東南小城福克斯通，用追憶寫成《潛龍潭》，以一所北平女校及幾個普通中國女人的故事，寄托她對中國的感念及正義必勝的信心。謝福芸生活的年代及筆下的四個中國故事，時間上恰好覆蓋了清社既屋、共和初締、北伐軍興、御侮救亡這四個近代史上的重要主題。她的作品雖名為小說，自稱主要人物虛構，但故事、史實及時代背景卻並非虛構，她以親歷者的視角及豐富的見聞，以細膩的筆法生動勾勒了過去一百年幾度處於新舊交替中的中國人——男性與女性、成人與兒童、名人與普通人——在家國巨變的時代洪流中困惑、沉浮、憧憬、奮鬥的歷程。謝福芸對筆下的中國既滿懷深情，亦有旁觀者的冷靜，她“贊揚他們的美德，寬恕他們的瑕疵”。這些作品在近一個世紀前曾促進西方世界了解真實的中國，而今天，給予中國讀者的除了有細節有溫度的史料，更是回望思考歷史的嶄新視角。

謝福芸（ Dorothea Soothill Hosie ，1885-1959） 著

英國作家、中英關繫活動家。英國循道公會著名赴華傳教士、漢學家蘇慧廉之女，1885年11月出生於浙江寧波，後隨父母在溫州長大。七歲時回英國就學，畢業於劍橋大學紐海姆學院（Newnham College，Cambridge）。完成學業後返回中國，1911年前後與包哲潔（A．G．Bowden Smith）在北京創辦培華女校，並自任英文教習。1913年嫁給原英國駐華外交家、探險家謝立山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1853-1925），並協助編輯了《中國商務地圖》（Commercial Map of China）。1926年出任中英庚款訪華代表團秘書。1931年蘇慧廉去世後，將其父英譯的《論語》書稿加以編輯，作為“牛津經典叢書”之一，於1937年出版發行。謝福芸一生六次訪華，撰寫了多部有關中國風物、人情的書籍，暢銷於歐美，多次再版重印。

瀋迦 主編

1969年出生於浙江溫州，1991年畢業於杭州大學新聞繫。浙江大學文學碩士、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曾為記者、編輯，後創業經商，現居溫哥華，從事傳教士與近代中國歷史研究。著有《尋找·蘇慧廉》《一條開往中國的船》等。《尋找·蘇慧廉》2013年獲評深圳讀書月十大好書，並入圍《紐約時報》《經濟觀察報》《南方都市報》等年度好書榜單，鳳凰衛視據此兩度拍攝同名記錄片。 

何光滬 夏曉虹 雷頤 馬勇    推薦

請設想一下：如果你從小到現在，一直住在一個村子裡，然而，你對自己的爺爺奶奶、爺爺奶奶的兄弟姊妹、爸爸媽媽的兄弟姊妹，以及同你家走動*勤、互動*多的那些鄰居家爺爺奶奶、叔叔阿姨……卻都所知甚少，隔膜陌生，甚至由於父輩的糾紛恩怨而抱有偏見、心存芥蒂，那對於你的心態、人生，不是大有影響嗎？這四本小說形式的歷史書，對於還住在“地球村”的國人來說，真有大大增進認知、改變心態，有益人生的作用——因為，作者是村裡一位同我們情深意長的鄰居“阿姨”，她講出了我們所知甚少的爺爺奶奶、叔伯姨嬸……的真實又精彩的故事。其中，不光有大名人（翁同龢、康有為、胡適之、張學良……）令我們好奇，而且有陌生人（官員、教師、中國人、外國人）令我們感動，其實，不論我們是否意識到，他們都在影響著我們的今天，還有明天……而且，這影響是好是壞、是大是小，基本上取決於——我們對他們的認知！——何光滬（中國人民大學 教授） 

晚清以至民國，中國女性的生活與觀念處在重大甚至激烈的變革中。謝福芸以域外異文化的視角撰寫了一繫列中國題材的小說，其中幾乎涉及到婦女解放運動的所有關鍵詞：不纏足、辦女學、爭取戀愛婚姻自由（哪怕貴族小姐隻爭取到了“終身不婚”的結果）、抵制納妾等。她在中國接觸交往的不僅有名門貴婦,也有普通的勞動婦女——她們都要面對婚姻、生育、自我意識、子女教育等難題。這種觀察與記錄對於今天的我們是一份親切可感的史料，但比史料更珍貴、更吸引我的是謝福芸對她的中國姐妹發乎內心的理解、寬容與同情，她以她們的一分子自居。而沒有她們，就沒有今天。——夏曉虹（北京大學 教授）

英國女子謝福芸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漢學家蘇慧廉，她的丈夫是英國中國問題專家，也是數度出使中國的英國外交官謝立山。特殊的家庭背景，長時期的中國生活經歷，豐的人際交往，細膩入微的觀察，讓謝福芸這幾部名為“小說”的作品具有非凡意義：以比歷史書寫更準確，更細節，更人性的方式，記載了自晚清至二十世紀中葉對中國的“所見所聞所傳聞”，是理解那個時代*直接的歷史記錄，對於想了解晚清民國的讀者，完全可以視為歷史讀物，而且更輕松，更形像，更直觀。——馬勇（中國社會會科學院近代史所 研究員）

歷史乃是叫我們明白他的——謝福芸與她的中國“小說”（瀋迦）

十多年前撰寫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傳記時，就知道了他的長女謝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1885—1959）。當時有英國朋友告訴我，在英國謝福芸的名氣要比他父親大。初聽有點驚訝，後來讀了她的書就信然了。在20世紀英國大眾讀者的眼裡，謝福芸是個暢銷書作家兼社會活動家，經常在媒體就中英關繫問題發表評論文章。

謝福芸1885年11月21日出生在中國，這一年是光緒十一年。距她的父親蘇慧廉——英國循道公會（The Methodist Church）赴華傳教士——抵達浙江溫州還不滿三年。1884年中秋後一日，這座位於中國東南一隅的小城裡發生了針對洋人的“甲申教案”，二十三歲的蘇慧廉倉皇出走，避居海上。也是在這一年，他的未婚妻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6—1931）不畏險阻渡海而來，12月16日兩人在上海聖三一堂舉行婚禮。婚後即攜手回溫，次年鼕，謝福芸出生，童年隨父母在溫州度過，一直到七歲纔回英國接受教育。因父母在海外，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她與後來出生的弟弟維克多（Victor Farrar Soothill，1887—1956）一起寄居在約克郡親戚家，並有幾年的時間住在倫敦東部近郊的貧民區。這段孤獨及與底層社會無縫接觸的少年經歷，為她後來關心貧民疾苦、熱心社會公益奠定了精神基礎。

1904年初夏，十九歲的謝福芸返回充滿童年記憶的溫州，她在這裡待了兩年，協助母親管理藝文女校，並到父親創辦的白累德醫院幫忙。她後來說自己那段時間是叛逆的，當時的理想是到倫敦東區做個醫生，幫助無錢治病的窮人。1906年，日漸成熟的謝福芸離開溫州，負笈劍橋，她考取的是素有“女子夢天地”之稱的劍橋大學紐海姆學院（Newnham College，Cambridge）。1909年劍橋畢業時，她的名字列在“中世紀與現代語言學”優等生名單，這是美國《時代》周刊當年6月17日的報道。如果說人生也有四季，這應是謝福芸的春天。

1909年，四十八歲的蘇慧廉已是當時亞洲盛名的高等學府山西大學堂的校長，他是1906年應李提摩太的邀請離開溫州榮任此職的。許是受父親教育家角色的影響，許是年輕時在藝文女校的經歷，許是劍橋給她的熏陶，二十五歲的劍橋畢業生謝福芸志業明確——從事教育，並到中國去。她有個劍橋的校友叫包哲潔（A.G.Bowden Smith），一個血液裡都流淌著冒險精神的英國軍官的女兒，正在北京籌備一所女子學校，於是謝福芸加盟創業。這所照搬“紐海姆”模式，旨在培養中國大家閨秀的學校就選址在紫禁城邊上，可惜造化弄人，學校開張還不到一年，紫禁城就換了主人。民國肇始，百凡待治，各派角力，時局跌宕。曹錕“北京兵變”滋事期間，謝福芸母女一度避難英領館。

後來謝福芸又避居天津，在蘇慧廉的老友翁斌孫（1860—1922）家中做客數月。翁斌孫是晚清帝師翁同龢的姪翁曾源的兒子。常熟翁氏為江南望族，世代書香。翁斌孫十七歲便高中進士，蘇慧廉執掌山西大學堂那幾年，他在山西為官，因此兩人結下深厚友誼。民國後翁斌孫不仕，隱居津門，好友的女兒要來，他當然張開雙臂歡迎。但當時還是民國初年，社會風氣循故襲常，一個外國女性竟然要在名門家族中起居生活，這可讓很多人跌掉眼鏡。但開明的翁斌孫喜歡這個率真、大膽並有抱負的年輕人，收她做義女，還給她取名“福芸”，意即幸福的園丁。“一開始，我認為這個名字並不適合於我，但得知其中蘊含的精妙內涵後，我被打動了。宮大人笑著說：‘你不就是來給我們中國培育花朵的嗎？’所有思想的花園裡，不也都是開滿了不敗的花朵嗎？我非常高興也非常感激宮大人。他這麼祝福我： ‘希望幸福的園丁在中國的花園裡能夠培育出更多讓她歡喜的花朵。’”

這段客居的經歷，讓她與後來書中的“宮大人”翁斌孫一家老小結下了終生的友誼。翁斌孫的兒子翁之熹，也就是書中的主角“勵誠”（Li Cheng），一直與她姐弟相稱，並於1925年到訪英倫。翁大人的女兒“花兒”則與她大被同眠，義結金蘭。“我們叫她蘇小姐。”今年正好百歲的翁萬戈老先生給這套書題寫書名時還這樣稱呼謝福芸。他是翁斌孫的孫子，翁之熹的三子，他與他六妹可能是目前健在、屈指可數的見過謝福芸的人。已在美國住了大半輩子的翁萬戈先生是享譽中西的美術史家、收藏家。

這是她人生中第三段在中國的生活，雖然為中國培育花朵的教育家夢想因紫禁城的改換門庭而落空，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段中國行竟然在尾聲奏出了一個浪漫的強音。天蠍座敢愛敢恨、無問西東的她愛上了英國駐華外交官謝立山（Alexander Hosie，1853—1925），一個比她父親還要大八歲的老男人。有爵士頭銜的謝立山不論在英國還是近代中國都可稱大名鼎鼎，除了是資深外交官、漢學家，還是探險家，他去過除新疆以外的中國所有省份，並留下了大量的調查報告。被中國人稱為花梨木的珍稀樹種紅豆樹就是他在中國旅行時發現的，從此紅豆樹的學名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為Ormosia Hosie，中國植物界音譯為“何氏紅豆”。他二十三歲就來到中國，直至花甲之年纔告老還鄉。1912年六十歲的謝立山返回英國，定居於懷特島的桑當（Sandown，Isle of Wight.），次年1月2日，未至而立的謝福芸與謝立山正式結婚。

陽光豐沛、海灘迤邐的懷特島位於英國南部，是英倫老者的安居勝地。現被人尊稱為Lady Hosie的謝福芸（後來英國人一直這樣稱她），在島上很活躍。她服事教會，也關心當地教育事業，1916—1924年一直擔任懷特郡教育委員會委員，並參與“女童軍運動（Girl Guide Movement）”。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島上生活在六年後戛然而止，1919年英國政府召回謝立山，請其出任英國駐華使館特別館員。1920年，已經六十八歲的資深外交官帶著妻子重返中國，這是謝福芸第四段中國歲月的開啟。此後的幾年，這對舉手投足間都帶著傲嬌的維多利亞時代風尚的紳士淑女在這片古老的東方土地遊歷。我至今沒見過謝立山的照片，但讀他們的旅行記，腦中浮現的是讓•雅克•阿諾的電影《情人》中的畫面。跳躍著黃金般光彩的湄公河（不，是三峽）的渡輪上，年輕的女主人穿著絲質的連身裙，夏日的風微微吹開她敞著的衣領。然後是黑色的甲殼蟲汽車，從老式汽車中走出的他，尊嚴、睿智、滄桑，戴一頂禮帽，微黃的手指將一本書遞給斜靠在欄杆上的她。再後是溽熱但雅致的房間，百葉窗的光影隱隱綽綽，窗外是寂靜的走馬樓，一牆之隔是當時混亂而喧囂的重慶。這是仲夏，這是謝福芸的芳華。

這段鮮衣怒馬的遊歷，對謝立山而言，的收獲是編纂完成《中國商務地圖》（Philips’ Commercial Map of China），這是他漢學學術生涯的壓軸之作。

1923年，中國大部分地區遭受水災。作為中國通、英國名流，謝福芸決定在來華的歐洲人圈子中為中國募捐。她精心制作了幻燈片，然後在教堂聲情並茂地演講。可惜收效甚微，後隻有一位領養老金的老者遞上一個先令。不是這些英國人沒有同情心，而是她的口頭表達沒有說服力。謝立山建議妻子用筆寫作，謝福芸於是給一家在中國的英文報紙寫了篇勸募的文章，結果一下子收到了三十英鎊。這段先挫敗後又驚喜的經歷讓謝福芸看見了自己的短處與長處，從此一個多產並成功的作家誕生了。

1924年是謝福芸創作的個噴薄期，她除了為報章撰寫很多時評、見聞外，還出版了她的處女作：《Two Gentlemen of China》，也就是這套叢書中譯為《名門》的本。英文書名有很長的副標題：An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the Private Life of Two Patrician Chinese Families, Their Homes, Loves, Religion, Mirth, Sorrow, & Many Other Aspects of Their Family Life。書裡的故事開始於辛亥之前，名校畢業的“我”追隨父母腳步重回中國，在北平創辦貴族女校。故事隨後展開，並以兩個世交的貴族家庭漢人宮（Kung）家與滿人駱（Lo）家為載體，記錄了他們的家庭生活及身處時代轉折之中的他們對家庭、宗教、愛情的觀念。書中的宮家，就是她曾客居的天津翁斌孫家，在辛亥之年遭遇國破家亡的駱大人則是曾任山西巡撫的滿族高官寶棻。

“使她真正有資格寫下這本書的，是因為她曾在中國人的家庭中生活過，這些中國人的家族，既有富裕的小康之家，也有家徒四壁的窮人家。她和這些家庭裡的母親、妻子和女兒們過從甚密，毫不費力地進入她們的內心世界，共享著她們的秘密，歡樂著她們的歡樂，傷悲著她們的傷悲。她在中國的一家名門望族暫住的時候，萌發了寫作這樣一本書的想法，醞釀至今，終於付梓，與讀者見面。這本書寄托著她對中國人深厚的愛與尊重，因為她就是在他們之中長大的。”當時已是歐洲有名望的漢學家之一的蘇慧廉為女兒的本著述親撰序言。

這本厚達三百多頁，並有二十餘張黑白照片的《名門》，1924年由倫敦著名出版商Seeley Service & Co, Limited出版，後多次再版。1926年還推出了德文版。暢銷的處女作讓謝福芸一舉成名，華麗轉身。

人生又有多少場華麗在等著，不多，不多。躥紅的第二年，謝福芸即步入人生低谷。1925年3月10日，謝立山與世長辭。“謝立山的去世，不僅使我們學會失去一位榮譽會員，更使英國失去一位資深並自我犧牲的忠僕，也使中國失去一位真誠並忠誠的朋友。” 皇家亞洲文會如此發布訃告。《泰晤士報》更稱他是英國領事界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對中國內部事務了解透徹的人。

在懷特島上埋葬了七十二歲的夫君，收拾好十二年的婚姻記憶，謝福芸隻身離島，遷往牛津與父母為伴。蘇慧廉時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夫婦均已年邁，需要有人照顧。但遷居牛津還沒幾個月，蘇慧廉即受英國政府委派出任中英庚款委員會委員，並將出訪中國。許是為幫助女兒走出喪偶的悲痛，當然女兒本人也是中英關繫專家，於是謝福芸成為訪華代表團中的一員，以秘書的身份於1926年年初第五次登上了開往中國的船。以威靈頓勛爵為首的代表團2月24日抵達上海後，便奔赴南京、杭州、漢口、天津等地展開密集的考察。5月上旬休會期間，謝福芸還陪同父母回溫州省親。5月中旬代表團彙聚北京，討論考察報告。之後英方成員相繼離開。

回到英國後，謝福芸將這段中國行的見聞與思考寫成了她的第二本中國故事，即叢書中的《中國淑女》。英文書名是《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1929年由英國Hodderand Stoughton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國淑女》講述的仍是中國貴族家庭的生活及如何面臨時代轉型的故事，似是《名門》的續集，書的前言便是上本書主角勵誠的一封信。但這本書的主角換成了一位能講一口流利英語的美麗少婦，上海的宋太太（Mrs. Sung）。宋太太出身名門，父親是著名外交官，丈夫也是外交官，曾出使北歐，現是上海海關高級官員。宋太太是謝福芸1926年在中國的輪船上認識的。1926年前後的中國並不平靜，民族主義如烈酒般激蕩起很多國人的熱血與激情。五卅慘案、省港罷工、南京事件等震驚中外的大事先後發生，這也自然成了本書的時代底色。代表團當時在各地考察，拜會朝野名人，謝福芸的所見所聞便是書中的敘述主體。代表團中英雙方成員都是一時之選，因此書裡也留下了不少這些民國名人的未見於中文史料的軼事趣聞，還有他們難得一見的身影，書中亦有二十餘張舊照片作為插圖。

此書英文版超過四百頁，是本需要花點時間纔能讀完的書，但一出版仍是購者踊躍、好評如雲。1929年英國初版，次年即有美國版，後還有不帶插圖的簡裝版。到這時，謝福芸已成為一個在歐美都頗有名氣的中國問題專家了。

1931年早春，忙碌的謝福芸在美國華盛頓演講期間收到了來自牛津報告母親病危的電報。雖趕上了後一班去英國的輪船，但回到家見到的已是母親的遺容。3月30日埋葬母親於牛津玫瑰山墓園，然後為母親的遺著《中國紀行》（A Passport to China）整理編輯，交付出版。這是她傷心並忙碌的1931年。次年，七十一歲的蘇慧廉也病倒了。“我也盡過同樣的孝道，也是三年多光陰。”謝福芸後來對她中國的閨蜜這麼說。1935年5月14日，蘇慧廉在牛津寓所辭世。

因為孤身，所以離開懷特島來到牛津，沒想到僅十年，在牛津，她又成為孤身一人。1935年下半年，處理完父親的後事，謝福芸決定再去中國，這個似乎能帶給她家的溫暖感的第二故鄉——她要去四川，那是夫君曾任總領事的地方：“我來到四川的部分原因也是希望能夠倒轉時間機器，在他深愛過並稱之為‘中國珍珠’的土地上再次和他相遇。盡管他的軀體已經死去十多年了，但如果我能親眼看見血氣方剛的他喜歡過的事情並也樂在其中，豈不是重新獲取了他思想的精髓？”她要去溫州：“我去溫州不是為埋葬死去的親人，而是與他們重逢，尋求靈魂的平靜，也許親人所做的一切將激發我去效仿。”

“故鄉雲水地，歸夢不宜秋。”但謝福芸等不及了，1935年10月17日，謝福芸搭乘“圖斯卡尼亞”（Tuscania）號輪船由利物浦出發，先去孟買，後又轉道澳洲、爪哇島，翌年7月終於踏上了中國的土地。這是她第六次來到中國，從香港入境，先後到上海、天津、北京、山西，看看父輩生活工作過的地方，也尋訪自己當年在北平創辦的女校。後又南下重慶。山城走過的路，看過的風物，現在重讀，宛如打開一封封溫暖的情書。她當然要去溫州：“有一些西方人的人生步就開始於那面水盾牌的某個角落。他們酣睡過的個臂彎就是中國人，嘴唇發出的句話是短促、簡單、表現力豐富的中文。小時候做錯事被人發現時，他們會逃到慈祥的阿姆懷裡承認錯誤。他們把耳朵緊緊貼在阿姆的胸前，聽著阿姆均勻有力的心跳，心裡馬上就得到了安慰。”她後來在書中這樣寫道。

謝福芸這次入華帶著一臺當時非常時髦的攝像機，一路拍攝。膠片記錄的黑白中國現在還保存在英國電影協會（British Film Institute）的檔案庫裡。四十四分鐘的默片，我饒有興味地連看了幾次，並努力記下其中的場景，以便口頭描述給居住在美國東部山間、沒有手機也沒有Wi-Fi的翁萬戈老先生聽。我說，我能認得其中有您父親母親，他們從房子裡跑出來，然後又羞澀地躲開鏡頭。我能認得“勵誠”，是因為在翁家天津後人處見過幾張僥幸躲過“文化大革命”抄家的舊照，其中一張翁之熹穿著皮草大衣坐在排，上面被粗暴地畫了一個大大的叉。

當然，謝福芸繼續用筆記下了這一路的故事，這是她後來出版的第三本旅華見聞錄：《Brave New China》。謝福芸是見過舊中國的，清末的頹唐、民初的紛亂，都讓她記憶深刻。1927年北伐成功至1937年日軍入侵前，中國有過一段青春煥發的歲月，《劍橋中華民國史》把這段時期稱為“黃金十年”（Golden Decade）。謝福芸這次回國看到的就是這個簇新的中國，一切正展現融入世界的勃勃生機。因此，她把這本書命名為《嶄新中國》。

這本書看起來類似遊記，但謝福芸並不停留在景物描寫與旅行見聞，和前兩本書一樣，她關心的還是人的命運與時運。不論是名人梅蘭芳、閻錫山、張學良、吳貽芳，還是上兩本書中曾出現的舊雨新知——勵誠、宋太太、駱家小女……她要描述的是這些在古老傳統下成長、渴望歲月靜好的中國人，如何走進新的時代。

1937年盧溝橋的槍聲響起時，謝福芸已返回英國，她在英國各地奔走、演講、募捐，呼吁援助陷入戰爭中的中國。11月，一個老友在福克斯通（Folkestone）一所走讀學校為疲憊的她提供了一間單身宿舍，希望能幫她從繁重的社會活動中暫時脫身。福克斯通位於英國東南，瀕臨英吉利海峽。謝福芸獨自南下，但她的心仍牽掛著陷入戰爭中的中國和那麼多的中國朋友。勵誠好嗎？宋太太在哪裡？“花兒”的孩子“小熊”還那麼調皮嗎？在福克斯通，她沒有休息，每天都伏案寫作，歷經八月，終於用回憶與牽掛完成了《嶄新中國》，並於1938年在英國出版。

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隨後英法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完成《嶄新中國》寫作後，謝福芸出任布蘭普頓走讀學校（Brampton Down School）教職，擔任英語與法語的教學。但戰爭的陰霾很快蔓延到福克斯通，1939年肅殺之秋，她與學校一起撤離至薩默塞特郡湯頓市附近的一座叫亨拉德（Henlade）的小城。《嶄新中國》修訂版1940年出版時，謝福芸在大部分章節的結尾增加了關於時局的內容，那些初版時還在贊美的人與景在修訂版裡變成了廢墟，與中國血脈相連的謝福芸，心在滴血。她在修訂版的扉頁增加了這樣一句話——“1940 年，此書得成，實因感佩中國為爭取自由而戰鬥不輟之精神，並對其終勝利抱有無比堅定之信心。此信念立足的緣由此書三年前已詳述，三年來更千百遍證實不虛。”

這段戰火紛飛的歲月，謝福芸一直在布蘭普頓學校，從福克斯通到亨拉德，從英法語教師到擔任副校長。在校期間，她用回憶寫成了她第四本也是後一本中國“小說”：《The Pool of Ch'ien Lung：A Tale of Modern Peking》（《潛龍潭：北平新事》），1944年在倫敦出版。此書英文版不到兩百頁，是這“四部曲”中薄的，也無照片做插圖，但扉頁是一張由著名旅美畫家蔣彝親繪的彩色仕女圖，圖片裡巧笑倩兮的少女就是該書的主人公之一晶莉（Crystal Lily），北平一所女校的青年老師。謝福芸前三本書都涉及很多名流，但這本書完全著墨於普通人，通過描寫這所女校幾個老師的工作與生活，展示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的一個側面。謝福芸寫作時，中國還在硝煙中。她寫這幾個普通人，意在展示這個民族的生命力及對勝利的信心。她熱愛這片土地上的中國人，和她的父親、夫君一樣，一直以同情及耐心期待這個國家的進步。此書後一章題名《卯時》，她說中國人將一天二十四個小時分為十二個時辰，卯時之後便是辰時，辰就是巨，巨龍代表勝利。“也許卯時的生活還有點混亂，但辰時的生活一定會讓人振奮，現在似乎可以透過遠山看見巨龍震動的雙翼。”

1945年，中國這頭潛伏的巨龍終於以昂首的姿態屹立在反法西斯勝利者同盟的隊列中。但隨後又是內戰的炮火與無情的殘殺。謝福芸也進入她人生的寒鼕了。1946年年底，六十一歲的她從布蘭普頓學校退休，遷居英格蘭南部的萊德林奇（Redlynch），一座離索爾茲伯裡（Salisbury）八英裡的小城。英格蘭南部的遠山，在雨天與中國江南的煙雨濛濛竟有些相似，故國山河，哀樂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