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段淒慘的歌謠

今年4月，第三次到香港，我是帶著幾分感傷的心情的。從我在重慶決定了要繞這麼一個圈子回上海的時候起，我的心懷總有點兒矛盾和抑郁——我決定了這麼走，可又怕這麼走，我怕香港會引起我的一些回憶，而這些回憶我是願意忘卻的；不過，在忘卻之前，我又極願意再溫習一遍。
在廣州先住了一個月，生活相當忙亂；因為忙亂，倒也壓住了懷舊之感;然而，想要溫習一遍然後忘卻的意念卻也始終不曾拋開，我打算到九龍太子道看一看我第一次寓居香港的房子，看一看我的女孩子那時喜歡約女伴們去遊玩的蝴蝶谷，找一找我的男孩子那時專心致意收集來的一些美國出版的連環畫，也想看一看香港堅尼地道我第二次寓居香港時的房子，“一二·八”香港戰爭爆發後我們避難的那家“跳舞學校”（在軒尼詩道），而特別想看一看的，是蕭紅的墳墓——在淺水灣。
我把這些願望放在心裡，略有空閑，這些心願就來困擾我了，然而我始終提不起這份勇氣，還這些未了的心願，直到離開香港，九龍是沒有去，淺水灣也沒有去；我實在常常違反本心似的規避著，常常自己找些借口來拖延，雖然我沒有說過我有這樣的打算，也沒有催促我快還這些心願。
二十多年來，我也頗經歷了一些人生的甜酸苦辣，如果有使我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壓在心上、因而願意忘卻，但又不忍輕易忘卻的，莫過於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為了追求真理而犧牲了童年的歡樂，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個對民族對社會有用的人而甘願苦苦地學習，可是正當學習完成的時候卻忽然死了，像一顆未出膛的槍彈這比在戰鬥中倒下，給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單純的悲痛或惋惜所能形容的。這種太早的死曾經成為我的感情上的一種沉重負擔，我願意忘卻，但又不能且不忍輕易忘卻，因此我這次第三回到了香港想去再看一看蝴蝶谷這意念，也是無聊的；可資懷念的地方豈止這一處，即使去了，未必就能在那邊埋葬了悲哀。
對於生活曾經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屢次“幻滅”了的人，是寂寞的；對於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對於自己工作也有遠大的計劃，但是生活的苦酒卻又使她頗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悶焦躁的人，當然會加倍的寂寞；這樣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發覺了自己的生命之燈快將熄滅，因而一切都無從“補救”的時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語言可以形容的。而這樣的寂寞的死，也成為我的感情上的一種沉重的負擔，我願意忘卻，而又不能且不忍輕易忘卻，因此我想去淺水灣看看而終於違反本心地屢次規避掉了。
蕭紅的墳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淺水灣。
在遊泳的季節，年年的淺水灣該不少紅男綠女罷，然而躺在那裡的蕭紅是寂寞的。
在1940年12月——那正是蕭紅逝世的前年，那是她的健康還不怎樣成問題的時候，她寫成了她的最後著作——小說《呼蘭河傳》，然而即使在那時，蕭紅的心境已經是寂寞的了。
而且從《呼蘭河傳》，我們又看到了蕭紅的幼年也是何等的寂寞！讀一下這部書的寥寥數語的“尾聲”，就想得見蕭紅在回憶她那寂寞的幼年時，她的心境是怎樣寂寞的：
呼蘭河這小城裡邊，以前住著我的祖父，現在埋著我的祖父。
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了，我還沒有長到二十歲，祖父就七八十歲了。祖父一過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從前那後花園的主人，而今不見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園裡的蝴蝶，螞蚱，蜻蜓，也許還是年年仍舊，也許現在完全荒涼了。
小黃瓜，大倭瓜，也許還是年年的種著，也許現在根本沒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還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間的太陽是不是還照著那大向日葵，那黃昏時候的紅霞是不是還會一會兒工夫會變出來一匹馬來，一會兒工夫變出來一匹狗來，那麼變著。
這一些不能想像了。
聽說有二伯死了。
老廚子就是活著年紀也不小了。
東鄰西舍也都不知怎樣了。
至於那磨坊裡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則完全不曉得了。
以上我所寫的並沒有什麼優美的故事，隻因他們充滿我幼年的記憶，卻忘不了，難以忘卻，就記在這裡了。
《呼蘭河傳》脫稿以後，翌年之4月，因為史沫特萊女士的勸說，蕭紅想到新加坡去（史沫特萊自己正要回美國，路過香港，小住一月。蕭紅以太平洋局勢問她，她說：日本人必然要攻香港及南洋，香港至多能守一月，而新加坡則堅不可破，即破了，在新加坡也比在香港辦法多些）。蕭紅又鼓動我們夫婦倆也去。那時我因為工作關繫不能也不想離開香港，我以為蕭紅怕陷落在香港（萬一發生戰爭的話），我還多方為之解釋，可是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離開香港因為她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於離開香港而解脫那可怕的寂寞，並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時的心境會這樣寂寞。那時正在皖南事變以後，國內文化人大批跑到香港，造成了香港文化界空前的活躍，在這樣環境中，而蕭紅會感到寂寞是難以索解的。等到我知道了而且也理解了這一切的時候，蕭紅埋在淺水灣已經快滿一年了。
新加坡終於沒有去成，蕭紅不久就病了，她進了瑪麗醫院。在醫院裡她自然更其寂寞了，然而她求生的意志非常強烈，她希望病好，她忍著寂寞住在醫院。她的病相當復雜，而大夫也荒唐透頂，等到診斷明白是肺病的時候就宣告已經無可救藥。可是蕭紅自信能活。甚至在香港戰爭爆發以後，夾在死於炮火和死於病二者之間的她，還是更怕前者，不過，心境的寂寞，仍然是對於她的最大的威脅。
經過了最後一次的手術，她終於不治。這時香港已經淪陷，她咽最後一口氣時，許多朋友都不在她面前，她就這樣帶著寂寞離開了這人間。
《呼蘭河傳》給我們看蕭紅的童年是寂寞的。
一位解事頗早的小女孩子每天的生活多麼單調呵！年年種著小黃瓜，大倭瓜，年年春秋佳日有些蝴蝶，螞蚱，蜻蜓的後花園，堆滿了破舊東西，黑暗而塵封的後房，是她消遣的地方；慈祥而猶有童心的老祖父是她唯一的伴侶；清早在床上學舌似的念老祖父口授的唐詩，白天纏著老祖父講那些實在已經聽厭了的故事，或者看看那左鄰右舍的千年如一日的刻板生活，如果這樣死水似的生活中有什麼突然冒起來的浪花，那也無非是老胡家的小團圓媳婦病了，老胡家又在跳神了，小團圓媳婦終於死了；那也無非是磨倌馮歪嘴忽然有了老婆，有了孩子，而後來，老婆又忽然死了，剩下剛出世的第二個孩子。
呼蘭河這小城的生活也是刻板單調的。
一年之中，他們很有規律地過生活；一年之中，必定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燈，野臺子戲，4月18日娘娘廟大會……這些熱鬧、隆重的節日，而這些節日也和他們的日常生活一樣多麼單調而獃板。
呼蘭河這小城的生活可又不是沒有音響和色彩的。
大街小巷，每一茅舍內，每一籬笆後邊，充滿了嘮叨，爭吵，哭笑，乃至夢囈，一年四季，依著那些走馬燈似的挨次到來的隆重熱鬧的節日，在灰暗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現了粗線條的大紅大綠的帶有原始性的色彩。
呼蘭河的人民當然多是良善的。
他們照著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他們有時也許顯得麻木，但實在他們也頗敏感而瑣細，芝麻大的事情他們會議論或者爭吵三天三夜而不休。他們有時也許顯得愚昧而蠻橫，但實在他們並沒有害人或害自己的意思，他們是按照他們認為最合理的方法，“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們對於老胡家的小團圓媳婦的不幸的遭遇，當然很同情，我們憐惜她，我們為她叫屈，同時我們也憎恨，但憎恨的對像不是小團圓媳婦的婆婆，我們隻覺得這婆婆也可憐，她同樣是“照著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的一個犧牲者，她的“立場”，她的叫人覺得可恨而又可憐的地方，在她“心安理得地化了五十弔”請那騙子雲遊道人給小團圓媳婦治病的時候，就由她自己申說得明明白白的：
她來到我家，我沒給她氣受，哪家的團圓媳婦不受氣，一天打八頓，罵三場，可是我也打過她，那是我給她一個下馬威，我隻打了她一個多月，雖然說我打得狠了一點，可是不狠哪能夠規矩出一個好人來。我也是不願意狠打她的，打得連喊帶叫的我是為她著想，不打得狠一點，她是不能夠中用的。
這老胡家的婆婆為什麼堅信她的小團圓媳婦得狠狠地“管教”呢？小團圓媳婦有些什麼地方叫她老人家看著不順眼呢？因為那小團圓媳婦第一天來到老胡家就由街坊公論判定她是“太大方了”，“一點也不知道羞，頭一天來到婆家，喫飯就喫三碗”，而且“十四歲就長得那麼高”也是不合規律，——因為街坊公論說，這小團圓媳婦不像個小團圓媳婦，所以更使她的婆婆堅信非嚴加管教不可，而且更因為“隻想給她一個下馬威”的時候，這“太大方”的小團圓媳婦居然不服管教——連喊帶哭，說要“回家”去，——所以不得不狠狠地打了她一個月。
街坊們當然也都是和那小團圓媳婦無冤無仇，都是為了要她好，——要她像一個團圓媳婦。所以當這小團圓媳婦被“管教”成病的時候，不但她的婆婆肯舍大把的錢為她治病（跳神，各種偏方），而眾街坊也熱心地給她出主意。
而結果呢？結果是把一個“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名為十四歲其實不過十二，可實在長得比普通十四歲的女孩子又高大又結實的小團圓媳婦活生生“送回老家去”！
呼蘭河這小城的生活是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聲響和色彩的，可又是刻板單調。
呼蘭河這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
蕭紅的童年生活就是在這種樣的寂寞環境中過去的。這在她心靈上留的烙印有多深，自然不言而喻。
無意識地違背了“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的老胡家的小團圓媳婦終於死了，有意識地反抗著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的蕭紅則以含淚的微笑回憶這寂寞的小城，懷著寂寞的心情，在悲壯的鬥爭的大時代。
也許有人會覺得《呼蘭河傳》不是一部小說。
他們也許會這樣說，沒有貫串全書的線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個的有機體。
也許又有人覺得《呼蘭河傳》好像是自傳，卻又不完全像自傳。但是我卻覺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傳，所以更好，更有意義。
而且我們不也可以說：要點不在《呼蘭河傳》不像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小說，而在於它這“不像”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說更為“誘人”些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淒婉的歌謠。
有諷刺，也有幽默，開始讀時有輕松之感，然而愈讀下去心頭就會一點一點沉重起來。可是，仍然有美，即使這美有點病態，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也許你要說《呼蘭河傳》沒有一個人物是積極性的，都是些甘願做傳統思想的奴隸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憐蟲，而作者對於他們的態度也不是單純的。她不留情地鞭撻他們，可是她又同情他們：她給我們看，這些屈服於傳統的人多麼愚蠢而頑固——有的甚至於殘忍，然而他們的本質是良善的，他們不欺詐，不虛偽，他們也不好喫懶做，他們極容易滿足。有二伯，老廚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這樣的人物。他們都像最低級的植物似的，隻要極少的水分，土壤，陽光——甚至沒有陽光，就能夠生存了，磨倌馮歪嘴子是他們中間生命力最強的一個——強的使人不禁想贊美他。然而在馮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麼特別的東西。除了生命力特別頑強，而這是原始性的頑強。
如果讓我們在《呼蘭河傳》找作者思想的弱點，那麼，問題恐怕不在於作者所寫的人物都缺乏積極性，而在於作者寫這些人物的夢魘似的生活時給人們以這樣一個印像：除了因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樂，在這裡，我們看不見封建的剝削和壓迫，也看不見日本帝國主義那種血腥的侵略。而這兩重的鐵枷，在呼蘭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該也不會輕於他們自身的愚昧保守罷？
蕭紅寫《呼蘭河傳》的時候，心境是寂寞的。
她那時在香港幾乎可以說是“蟄居”的生活，在1940年前後這樣的大時代中，像蕭紅這樣對於人生有理想，對於黑暗勢力作過鬥爭的人，而會悄然“蟄居”多少有點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經分析她的“消極”和苦悶的根由，以為“感情”上的一再受傷，使得這位感情富於理智的女詩人，被自己的狹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縛（而這圈子盡管是她詛咒的，卻又拘於惰性，不能毅然決然自撥），和廣闊的進行著生死搏鬥的大天地完全隔絕了。這結果是，一方面陳義太高，不滿於她這階層的知識分子們的各種活動，覺得那全是扯淡，是無聊，另一方面卻又不能投身到農工勞苦大眾的群中，把生活徹底改變一下。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悶而寂寞？而這一心情投射在《呼蘭河傳》上的暗影不但見之於全書的情調，也見之於思想部分，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們對於蕭紅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樣。

茅盾
1946年8月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