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家管他們叫“雙胞胎”，因為他們形影不離。但他們並不是兄弟，長得也不像。你甚至很難找到如此迥異的兩個家伙。但他們看東西的樣子有點像——眼神清澈，安靜，目光多疑卻迷茫得很。胖的叫多爾達，他很文靜，紅潤的臉上掛著微笑；瘦的叫布裡尼內，機靈又敏捷，他黑頭發，皮膚十分蒼白，仿佛在監獄裡待了比實際上更長的時間似的。
他們從布爾內斯地鐵站出來後，在一家照相館的玻璃櫥窗前駐足，因為要確保自己未被跟蹤。這兩人顯眼又誇張，看上去像一對拳擊手，抑或是殯葬公司的雇員。他們衣著很高雅，深色雙排扣西裝，短發，雙手也保養得相當好。這是個安靜的下午，是春日裡無數干淨的下午之一，有著白色透明的陽光。人們離開辦公室趕回家，一派全神貫注的氛圍。
他們等紅綠燈，然後橫跨聖菲大道到了阿勒納雷斯街。之前，他們從憲法站坐地鐵，沿途換了好幾趟車，一路上都監視著以確保無人跟蹤。多爾達迷信，他總看到壞兆頭，還用一堆猜測給自己添麻煩。他喜歡坐地鐵，喜歡在站臺和隧道的黃色燈光中穿行，喜歡跳進空蕩蕩的車廂裡，任由列車帶走。身處險境時（好吧，他一直都身處險境），他認為在城市的內髒中旅行帶給他安全感和一種保護，讓他能輕易地擺脫那些偵探。他會在空曠的站臺上不停行走，直到列車開走，確認自己是安全的。
布裡尼內試圖讓他冷靜下來。
“會好起來的，一切都在控制範圍內。”
“我不喜歡有這麼多人摻和進來。”
“如果要出事，哪怕一個人都沒有，它照樣會發生。你要是得了瘧疾，誰都救不了你。你停下買包香煙，有一分鐘的疏忽，就完了。”
“那他們為什麼要現在讓我們集合呢？”
搶劫這件事，首先要制訂計劃，然後應該迅速行動以防洩密。迅速，指的是獲得第一手消息和在國外找到臨時落腳點之間的兩三天時間。代價總是有的，要花錢，還得冒交易人把信息同時賣給其他團伙的風險。
“雙胞胎”要去的中轉站在阿勒納雷斯街的一間房子裡。那是個干淨的地方，在一個安全的街區裡，正對著通往啤酒廠的那條死胡同。他們租下這裡作為指揮中心來組織行動。
“這地方就是嫖客區裡的妓院，在巢穴裡能做的隻有打抓四K和等待。”馬利托雇用他們的時候就這麼說過。“雙胞胎”是動武的，行動靠他們。而馬利托拿他們來賭，他把一切信息都給了他們。不過，他從不信任別人，千真萬確，馬利托對安全措施、控制的處理都很小心。這個病態的人從不讓別人看見他，他是遠程操作的隱身人和神奇大腦，他的路線、接頭人和聯繫方式都很奇怪。“馬拉b是瘋子。”一如“瘋子”多爾達所言，因為他就叫馬利托，這是他的姓氏c。他在得沃托認識了一個叫維爾多戈d的老頭，這更糟糕。維爾多戈、艾斯克拉佛e，還有一個叫德拉托爾f，和這些姓氏比起來，還是馬利托好。其他人都有綽號（布裡尼內是“小男孩”，多爾達是“金毛高喬人”），但馬利托的假名還是叫馬利托。他臉如耗子，一對小眼睛和鼻子貼在一塊兒，幾乎沒有下巴，頭發染過色，面目十分安詳，一雙女人般的手，聰明絕頂。他了解引擎，也了解槍支，動動手指就能在兩分鐘之內裝好一枚炸彈；他調鐘表，在瓶子裡裝硝基，閉著眼睛就能完成一切，如盲人一般熟練。他的手仿佛在彈鋼琴，卻能把一座警察局掀翻。
馬利托是頭兒，他制訂計劃，聯繫政客和警察讓他們提供資料、地圖、細節，而他也得交出一半的錢給那些人。這樁交易牽涉了很多人，但馬利托認為他們有十到十二個小時的優勢，能搞定分贓，然後拿著所有現金溜到烏拉圭去。
這天下午，他們有兩組人。“雙胞胎”去阿勒納雷斯街的房子裡把行動步驟仔細過一遍。與此同時，馬利托在他們要搶劫的地方正對面的酒店裡租了一間房。從酒店房間裡看得見聖費爾南多廣場和布省銀行的大樓，他試著想像所有的步驟，行動時機、逆向車道和路況。
銀行司庫的伊卡吉普車當時沿順時針方向朝左面行駛，他們本該在車進入市政府大門前從正面將其攔下。但迫於車行駛的方向，他們隻能繞著廣場開一圈，然後半路攔截對方。司機和所有警衛將會在發現這個意外攻擊後進行防衛。必須在此之前殺掉他們。
有些目擊者確信在酒店裡看到了馬利托和一個女人，但另一些人說，隻見到兩個男人，並無女性。兩人中有個神色緊張的瘦子，時不時要給自己來上一針，那是“羅圈腿”巴贊，事實上那天下午，是他和馬利托一起，待在聖費爾南多廣場的酒店房間裡從窗口監視著對街銀行裡的一舉一動。劫案發生後警方去那裡搜查，在浴室裡找到了幾個注射器、一把勺子和一些被丟棄的玻璃瓶。警方懷疑“羅圈腿”就是去樓下酒吧要了酒精燈的那個年輕人。目擊者們的口供互相矛盾，一如往常，但所有人都說那年輕人長得像個演員，眼神迷茫。由此，大家推斷從劫案發生前便已注射了海洛因的人就是他，去要火是為了給毒品加熱。目擊者們立刻開始稱其為“那個家伙”，之後他們又把巴贊和布裡尼內搞混了，很多人信誓旦旦地說他們其實是同一個人，就是大家所說的“那個家伙”。那個神色十分緊張的瘦子左手拿槍，槍管朝天，仿佛是個警察在放槍。在那種情況下，人們會覺得這人激動得熱血沸騰卻又神志不清，因為這舉動著實讓人又明白又疑惑。還有一些人看到一輛車橫在吉普車前，聽到一聲巨響，看到一個家伙在死前直蹬腿。
他們大概計劃過，劫案發生後如果無法脫身，就躲在酒店裡。能夠肯定的是，當時有兩個家伙在酒店裡操縱著劫案，另外三個人是開著一輛“事先安排好的”雪佛蘭400轎車來的——所有的版本都這麼描述。那輛車快得像子彈一樣，壞蛋裡大概有機械師，他大大地改進了轎車的性能，使發動機轉速超過了五千。
聖費爾南多是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的住宅區，這裡的街道很安靜，綠樹成蔭，有很多二十世紀初建成的大宅，其中有部分被改建成了學校，而面朝河的峽谷中則有一些都被遺棄了。
春日的白色陽光中，廣場仿佛靜止了。
作案的前一天，馬利托和“羅圈腿”巴贊在酒店裡度過了下午和晚上的時光，而其餘的人則待在阿勒納雷斯街的房子裡。此前，他們已經在省內找到一輛車，藏在地下倉庫裡。然後他們順著外部樓梯，把工具和鐵杆一起帶上樓，之後就一直待在房間裡，把百葉窗都拉下，一邊等候指令，一邊打發時間。
作案前一天的時候，一切都已準備妥當，隻差上街扣動扳機，但這個時間往往是最糟的，因為人眼會變得有超能力，看得到幻像，隨便什麼事情都仿佛是不祥之兆，覺得會被人察覺不對勁的行為，然後被通報給警方，待你一抵達現場，一場伏擊已經準備就緒。所以，如果有人“起了疑心”（這是多爾達說的），就該把所有東西都收拾起來，重新著手準備，等到下個月再議。
運鈔的時間是每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點，現金從布省銀行被轉移到政府大樓裡。車子裡裝著將近六十萬美金，沿著街區轉了一圈，隨廣場上的指示線從右往左開。從他們帶著錢出現在銀行門口，把錢放進吉普車，直到從後門駛入市政府大樓，一共是七分鐘時間。
“兄弟，我跟你說，”“小男孩”布裡尼內對多爾達笑道，“你可從來沒做過這麼‘科學’的事情，這一次，一切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多爾達懷疑地看了看他，然後拿起瓶子喝了口啤酒。他躺在沙發上，穿著長袖外套，沒穿鞋，面對著無聲的電視機發出的光，在朝向阿勒納雷斯街的起居室裡。房子很安靜，是嶄新的，非常干淨，資料擺放得十分整齊。這是團伙裡的司機——“烏鴉”梅勒雷斯租下的，他說這是為他的“女朋友”準備的，而街區裡所有人都以為梅勒雷斯是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農場主，要供養女友及其家人。現在他女朋友的家人去銀海市度假了，於是這房子就成了馬利托口中的行動基地。
那天晚上，他們必須小心行事，不能讓別人看見，不和人交談，必須安安靜靜的。大樓地下二層有一部電話機，他們每隔兩三個小時就去那裡和聖費爾南多的酒店房間聯繫。馬利托之前對他們說過：“你們得用倉庫裡的電話機，別用房間裡那部打電話。”
馬利托執著於很多事情，電話算是一件。據他說，城市裡的所有電話機都被動了手腳。不過他也執著於其他事情，“馬拉是瘋子。”一如“瘋子”多爾達所言。他見不了陽光，見不了許多人聚集在一塊兒，成天都在用純酒精洗手，他喜歡酒精在皮膚上留下的清爽和干燥感。有人說，他的父親是醫生，而醫生們探視完後都用酒精洗手，一直清潔到手肘，所以這便也成了他的習慣。
“所有的細菌，”馬利托解釋道，“都是通過手和指甲傳播的，假如沒人握手的話，這世界的死亡人數會減少十分之一，那些人都是被寄生蟲害死的。”
死於暴力的人數（根據他的說法）還不到死於傳染病人數的一半，卻沒人把醫生抓去坐牢（馬利托笑了）。有時候，他會想像，為了避免疾病和接觸，街上的女人和孩子們都戴著橡膠手套和防菌口罩，所有人都蒙面的樣子。
馬利托來自羅薩裡奧市，學了四年工程學，有時候他讓人管他叫工程師，不過暗地裡大家都叫他“條紋人兒”。他的瘋狂，源自他身上的印記，比如被打後留下的傷痕——那是在圖爾德拉地區警局裡，一個粗暴的警察用鐵床板干的。有天晚上，馬利托開車找到了他，在巴雷拉，那家伙正從公共汽車上下來。馬利托在一條水溝裡把那家伙淹死了，他讓他下跪，然後把他的頭按在泥巴裡，聽說還脫掉他的褲子，強暴了他，而那警察的腦袋被按在水中，身體不斷晃動。這是聽說的，沒人知道真假。這個面目和善的家伙，馬利托，有膽量，還有點狡猾。這世上很少有像他一樣的人，他總能讓別人自發地按他的意願辦事。
另一方面，也沒人見過像馬利托這麼幸運的人，他擁有專屬的神，擁有一道完美的光環，讓所有人都想與他共事。因此，他在兩天之內就計劃好了聖費爾南多市運鈔車的劫案。那可是個大案子，不是小事兒（“羅圈腿”巴贊說的），起碼有五十萬。
那時候，阿勒納雷斯街的房子車庫裡，有部電話機放在一個木箱子中，劫案前一夜，他們就用那部電話和馬利托聯繫。
馬利托設想的劫案好比一場軍事行動，他給同伙們下達了嚴格的指示，現在他們最後一遍核對搶劫方案。
“烏鴉”梅勒雷斯是個雙眼外凸的瘦子，他拿著廣場的平面圖，將最主要的細節一一明確。
“我們有四分鐘時間，車從銀行出來以後，得在這兒掉頭往廣場開，對嗎？”
線人是位探戈歌手，名叫豐坦•雷耶斯，是當天最後一個到達阿勒納雷斯街這處私人住所的，他面容蒼白，神色緊張地側坐著。“烏鴉”提完問題後，所有人都一言不發地看著他。隨後，雷耶斯起身走到桌子旁邊。
“車開過來的時候，是開著窗的。”他說道。
下午三點十分的聖費爾南多廣場，光線應該很亮。用於支付工資的錢款離開銀行後，便會被送往兩百米外的市政府。由於車流方向的原因，運鈔車得繞著廣場開一圈。
“平均來講，取決於不同的交通狀況，這得花七到十分鐘時間。”
“有幾個押送的？”“小男孩”問道。
“這裡和這裡有兩個警察，還有一個在車上，一共三個人。”
雷耶斯很緊張，他實際上害怕得要命（根據他後來所做的聲明）。豐坦•雷耶斯是藝名，他的真名叫埃提•歐馬•諾西多，時年三十九歲。他在胡安•桑切斯•戈裡奧的樂團裡做歌手，上過電臺和電視節目，甚至有兩首歌被錄成了唱片——《這飲酒的夜晚》和《瘋狂之夜》，給他伴奏的是鋼琴家奧斯瓦爾多•曼茲。他最輝煌的時刻是一九六〇年的狂歡節，當時他初次登臺，和艾克多•巴雷拉共同演唱，他們被並稱為阿根蒂諾•萊德斯馬的繼任者。不久後他就染上了毒品，六月他去智利和勞爾•拉維耶成立了一支二重唱組合，但一個月後，他的嗓子就報廢了，聲音變得嘶啞。可卡因吸多了，所有人都這麼看。可以肯定的是，他後來不得不返回阿根廷，還得了瘧疾，淪落到在阿爾馬格羅的一家餐廳裡彈吉他唱歌。最近他還在節日活動、俱樂部舞會上跑跑龍套，在大布宜諾斯艾利斯地區來回奔波。
運氣是個怪東西，恰恰在沒人抱有期待的時刻降臨。一天晚上，有人在酒吧裡找到他，給了他一些信息，然後他像做夢似的得知了一場巨額金錢交易。他明白自己能分到一筆大錢，便加入了這場遊戲。他給馬利托打了電話。豐坦•雷耶斯想全身而退，但那個下午，他覺得自己被困在了阿勒納雷斯街的那間房子裡，不知如何纔能離開。這個探戈歌手很害怕，什麼都怕（尤其是他說的，害怕“高喬人”多爾達，他是個瘋子，是個低能），怕那些人在把應得的錢給他之前就殺了他，怕他們出賣他，怕自己是個傻子被警察利用了。他很絕望，想擺脫這糟糕的處境。他幻想著改變生活，拿了錢以後遠走高飛，在另一個地方重新開始（換個名字，換個國家）。他想用這筆錢在紐約開一家阿根廷餐廳，招待拉丁裔顧客。他有一次和胡安•桑切斯•戈裡奧一起去曼哈頓，兩人在西五十三街的查理餐廳受到贊譽，那家餐廳是一個古巴人開的，他發瘋似的愛著探戈。雷耶斯需要錢去那裡安頓下來，那個古巴人曾保證，如果他帶著錢去紐約，就會幫助他，但事情越來越危險了，因為他不得不和這伙人攪和在一起，他們就像群瘋子，一直都像是吸了毒的樣子。這群人取笑一切事物，並且從不睡覺。討人厭的家伙們，殺人犯，他們因為喜歡殺人而殺人，不能信任他們。
他的叔叔尼諾•諾西多，是沒落的貝隆主義在北部地區的領軍人物、人民聯盟黨的領導人、聖費爾南多市審議委員會的代主席。恰好在前幾天，他的叔叔參加了財政委員會的會議，於是得知了一切。那天晚上，他去了塞拉諾街和洪都拉斯街交界處的那家寒酸的酒吧聽姪子唱歌，喝到第二瓶的時候，他開始吹噓起來：“豐坦……那起碼有五百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