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秘而巨大的離心力撲面而來，有人浮出水面，有人活在海底。生活早已布下天羅地網的隱疾，在面目可憎之前將世界生吞，簌簌作響。

“小說家不該隻是為了寫作，我相信那是某種道義的火種在傳遞”。——常小琥

六則短篇故事，六場質地堅硬的悲憫之旅

聚焦那些失意卻驕傲的人，形同虛設但生機勃勃

《歲寒三友》

寫了這麼多年的字，落筆在得意或意外的位置，分不清它究竟對我是種祝福還是詛咒。

《穿心蓮》

打不著火的二手夏利、騰不出屋的蹩腳老房，和裝在信封裡的錢，變成為女兒生計奔走父親的精準類比。

《大狗》

片警與混混、舊南城與大時代，誰也走不出的逼仄胡同，何時會成為一片明亮的平闊天地？

《回家》

精神科醫生和努力想要與社會接軌的病人，聲嘶力竭地要把一切推入正常的範疇，卻唯獨沒有把回不去的家塞進去。

《變臉》

如父如子的師徒兩人，一生苦攢的大活，在日暮前上演。雜技少年的舊時空裡下起了一場陣雨。

《吉米，唱吧》

擁有絕對音感卻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的兒子，與曾經萬眾矚目卻中年失意的搖滾老炮，一段荒唐無力的父子情，一場搖搖欲墜的紅塵夢。

“我總是在小說裡寫到從前。 其實我也說不好這是什麼毛病，也不知道這樣做有什麼必要，隻能套用《英雄本色》裡的那句臺詞：‘這個世界變了， 我們都不再適合這個江湖了，我們太念舊了。’”

後記

我總是在小說裡寫到從前。其實我也說不好這是什麼毛病，也不知道這樣做有什麼必要，隻能套用《英雄本色》裡的那句臺詞：“這個世界變了，我們都不再適合這個江湖了，我們太念舊了。”

就像我總想起那時的雨，那些雨水仿佛格外沉重，落到泥地上、玻璃窗上，落到臉和鞋子上，令我很小就知道下雨要論輕重，而不是問大小。可能自己還是色弱的緣故，那時總感覺到處浸著藍黑色的鋼筆水，看起來粗糲、含混、有殺氣。當我望向天空，神魂顛倒地以為所有人都活在海底，他們承受著海底一樣的壓力，連行動都那麼遲緩，並且大人講話時，我也永遠聽不到他們的聲音。所以當我的小學早變成了藥房和超市後，我卻仍然喜歡回到那裡。在某個夏日的雨後，我會回到操場上，回到教室裡，回到老師面前，聽他們講著什麼。他們在講什麼呢？在那樣的時間裡，在那樣一座海底之城裡，他們會講什麼？我時常想。

我的數學老師是一位瘦骨稜稜的中年女性，她不僅永遠面色煞白，而且還沒長眉毛，加上一頭板正的八字劉海齊肩短發，後來我一看羅大佑就會想起她。她的站姿和肢體動作也和機器人一樣，枯槁的手總在冷酷地震顫著，如發電般對我們灌輸知識。

在一節測驗課上，她坐在前面正批改作業，忽然用凌厲的眼光盯住我，低聲問你怎麼一個字沒寫就交上來了。我趕緊接過作業本，發現昨天完成的兩頁紙已不知去向。我指給她看裝訂處留下的齒痕，可她沒說什麼隻讓我繼續考試。喫午飯的時候，我還在獨自苦悶，她又一手插兜一手拿個作業本，邁著機器人般殺氣騰騰的步伐走進來。我的好哥們兒在全班的注視下被她叫了過去，她叫他賠個新本子給我，還要跟我道歉。看著她又機械地扭頭走出教室，我纔知道是誰把我的作業扯掉，還貼到了他的本子上。後來我想，可能她一上午都在對照其他學生的筆跡，要找出我那篇消失的作業吧。

時至今日，我還是會為那些在志怪奇觀裡追求道義的古人，為他們捍衛生命純潔背後的精神世界大受觸動。比如為助刺秦撥劍自刎的樊於期、不辱使命仍以死相報的程嬰；比如《三王墓》裡兩手捧頭及劍，立僵不倒的少年；還有《聊齋志異》裡王六郎、田七郎的故事；甚至是在菜市口被鋸頭三十刀而殉道的譚嗣同，近現代的事例就更不用多講。由此我想，來自於普通人的情誼與信義，就更顯彌足可貴，引人深省。我相信在年幼時遇到的數學老師，便是某種道義的化身。我相信她是在堅持著什麼，在守衛著什麼。

道義的另一邊，必是辜負。這成就了寫作者永久的主題，那便是隱匿在人與人之間的深深的遺憾。借用布羅茨基對彼得堡的童年印像，北京南城在我兒時也是一座“工廠的半島、作坊的樂園和工廠的歡樂之邦”。那時父母的工友、兩邊的親戚，還有小姨和她的同學，他們坐下來會聊些什麼，是否也生發出了某些承諾和辜負？我還想如從前那樣躲在他們身旁，望著一張張憂慮、好奇且困惑的臉。在一次又一次被甩出車窗後，這裡的人想的隻是怎麼能不讓人坑了，或者怎麼也能坑人一把。我相信他們還不習慣以真正的個體來介入彼此的生活和關繫。我總是要寫師徒、兄弟或者女性間的情誼，正源於我出自這樣的地方，需要把先天缺失的不斷理想化、合理化。這可能就是看哪兒都是海底的重要原因，至少也解釋了為何我會如此敏感。

由此我落下個毛病，喜歡光顧別人的家。那時工友們還沒完全從胡同的雜居中進化出來，熱衷於帶著愛人和孩子到彼此家中做客。在這前後小孩兒難免要被教訓一頓，於是串門對我而言帶有了某種神聖感。那就好比出國旅行，你的身體會對異國的氣味和濕度極為敏感，你在別人家裡一樣能輕易聞出誰不愛洗澡、誰屋裡有東西發霉了，或者誰家孩子剛燒過試卷。特別是在悶熱的無處可去的夏日，我喜歡不請自來，獨自等候主人的時候，更可以觀察到家庭內部真正的豐富性以及他們忘記掩蓋的秘密，那等於宣告你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如今再要享受這個待遇，我隻能去老人家裡了，隻有他們還保留著這個傳統。後來我拜訪過一位在勤行飽經世事的老先生，他讓我去家裡親自炒菜給我喫，我至今還能看見他炒干煸牛肉絲時，那個廚房裡有多熱鬧。我記得他的床邊就堆滿了好幾麻袋佐料，令整個家混淆著辛辣和苦澀的味道。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始終沉浸在年輕時與師父共處艱難多變的往事中，我每次來都會看他翻出老菜譜和老照片，講得自己淚眼婆娑、滿面通紅，直到把嗓子都講啞了。他的老菜譜全是去首都圖書館影印的，當成寶貝一樣用塑料袋裹著。我告訴他可以找到原版菜譜送他，老人這纔像個孩子一樣樂呵呵地給我夾菜。而我則要咬牙喫下他做的菜（因為味覺退化，他往菜裡放了太多的鹽），如果一個廚師為你在家裡開伙，你是千萬不能喫不了剩下的。

為了證明自己所言非虛，老人帶我去品嘗了幾家老字號和小飯館。隻要他一進大堂，懂事的廚師長會立即出來聽他訓話、問候對方的師父是否還好，有時能問到師爺一輩，他纔滿意。接著他告訴對方，你這店裡的菜不合道理，手藝也退化了。對方看了看我，沒說什麼。

後來有老板聘請他去做技術顧問。那是在一個極易迷路的大公園裡，內部建有很多的蒙古包，老人在收徒儀式上，被各路媒體和徒弟簇擁在中央。之後他在氈房裡開始講授第一堂課，他不停地用吐沫蘸著破舊的橫格本，那是他熬夜謄寫的五十年代老菜譜。廚師與女服務員稀稀拉拉地坐在對面，每講到要點，老人就慢慢轉開矮胖的身體，去寫板書。我看到眾人打著哈欠、開著玩笑，有人為還沒有備菜而著急，很快就溜走了大半，可老人隻顧繼續講課。他把一個小廚師叫起來，考對方如何測油溫的問題，那副逼問的模樣反令眾人笑作一團。我記得他喝口水的工夫，旁邊的小伙計就用板擦把一半的字擦沒了。那一刻老人怔住，但他很快埋頭到橫格本上，繼續用胖嘟嘟的手指翻著筆記，以窘迫的沉默，念了起來。離開氈房的廚師越來越多，最後還在認真記筆記的，隻剩一個女服務員了。

那之後的一個朔風如刀的鼕日，我把原版菜譜送到老人家裡。他雙手把書捧在手心，我就沒見他再放下。那也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我總是會想，老人一定也是在堅持著什麼，在相信著什麼吧？可是我沒有機會再問他了。

我把問題帶向了處境更為現實也更復雜的醫者，在長達六年時間裡，我意識到這個精英群體，每個人都在執行著自己選擇相信的觀念，否則他們很難支撐下來。可是長年信奉的專業主義和職業感，令他們極易站在弔詭的邏輯裡，或者為了莫名其妙的理由去放任悲劇發生。這時候所謂的道義就成了極其模糊、幼稚，甚至是需要警惕的念頭。

我意識到自己沒有能力完成這個題材，那幾乎斷送了我的寫作道路。但是我並沒認識到，正是這些遲暮義士，引導著我的寫作道路，是他們連結出後來的一篇篇作品，如同交彙成一條河流。

於是我遇到了那位美麗且無比動人的姑娘，我們的對談跨越了將近三年，每一次見面，她都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坦誠。埋尸案的家屬、被邪教男女誘拐致死的女孩兒，以及在農村被無數次侵犯的弱智女童……她不顧一切地為事件中的受害者追討真相，永不停歇地在午夜的跨省大巴和各種流氓團伙中逃亡。可打動我的不隻是那些殘酷又迷亂的事件，而是她獨特的生命狀態和對自我的執念。在那三年時間裡，即便已不再從事新聞工作，但她依然在介入每個向她求助的人，為對方尋求法律援助或者親手寫公眾號和法律文書。我親眼目睹了她的變化，以及那不可更改的底色。在她面前我習慣成為安靜的傾聽者，從不表露任何意見。以至於在我還未真正動筆，或者提出疑問時，女孩就匆匆離開了，並且我再也沒有見到她。

這為我之後在敘事上帶來了極大的不安全感，令我一度感到懊悔和失落，因為那三年我有太多機會向她追問或者求證，而她看上去也在等待我問些什麼，隻要我能問到，她一定會講給我聽。可見我是個失敗的采訪者，我也不敢相信，隻靠自己就能探究到那些像殘留在海底一樣的她記憶深處的某些東西。這意味著與以往借助想像完成虛構不同，我需要帶上她意識上的枷鎖，設想自己就是她，獨自潛入到過去的經歷和復雜心情裡。直至被她幫助過的受害者的人生，與她某些自我痕跡和追求過的存在高度重合，仿佛三種時空交錯到一起，我好像在她到過的每一處地方與其相遇，感受到種種可能性。

正是這樣的經驗一再延續，纔有了這本書裡的故事。當我為此又坐進別人家裡，聽對方將最隱匿的感受和生命中獨有的經歷告訴我時，某種連結便隨之建立。這連結令我覺悟到，那不該隻是采訪，小說家也不該隻是為了寫作，我相信那是某種道義的火種在傳遞。如今小說中的一些朋友已經悄然故去，每當我回到南城，那裡於我而言也就有了另一種坐標，令我感覺自己仍會和他們擦身而過。那些不斷被我描述的地方，也呈現出了另一種真實，連我自己的故事一起被留在那裡。

這本書是我在寫作的第十個年頭，出版的人生第一本短篇集。為此我要感謝中國工人出版社尺寸品牌的宋楊女士和李驍先生，感謝他們對作者意願的尊重和對創作權傾盡全力的保護，這是無比美妙的緣分，是上天的恩賜，我從他們身上亦感受到了出版人對於做書理想的堅守與專業態度。我同樣不會忘記每一位在寫作道路上，向我伸出過援手、給予我鼓勵與啟發的朋友和編輯老師們，我相信他們也是出於道義來幫助我的。最後我想特別感謝《上海文學》雜志的崔欣女士，在某種意義上，這本書是獻給她的。

2024.5.4

北京，白紙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