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一、選題背景和意義
二、國內外研究綜述
三、研究方法
（一）規範分析方法
（二）比較研究方法
（三）歷史研究方法
（四）實證研究方法
（五）跨學科的研究方法
第一章 民事強制調解之基礎篇
一、民事強制調解的內涵
（一）民事強制調解釋義之爭
（二）民事強制調解的特點
（三）民事強制調解與相關概念之辨析
二、民事強制調解的正當性論證——由民事強制調解與相關基本理論的關繫展開
（一）民事強制調解與調解的自願原則
（二）民事強制調解與民事糾紛解決程序的效益
（三）民事強制調解與裁判請求權
（四）民事強制調解與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
三、民事強制調解的制度功能
（一）有助於增強民事調解的實效性
（二）有助於實現民事糾紛的類型化解決
（三）有助於提升民事糾紛解決的效率
（四）有助於引導民事糾紛解決的文化
第二章 民事強制調解之域外篇
一、大陸法繫國家的民事強制調解
（一）德國的民事強制調解
（二）法國的民事強制調解
（三）日本的民事強制調解
二、英美法繫國家的民事強制調解
（一）美國的民事強制調解
（二）加拿大的民事強制調解
（三）澳大利亞的民事強制調解
三、我國臺灣地區、澳門特區的民事強制調解
（一）我國臺灣地區的民事強制調解
（二）我國澳門特區的民事強制調解
四、總結——基於民事強制調解模式分析的視角
（一）一個簡單的模式框架
（二）域外民事強制調解的模式定位
（三）域外民事強制調解模式背後的分析
第三章 民事強制調解之中國篇（上）
一、我國民事強制調解的歷史譜繫
（一）明清時期的民事強制調解
（二）民國政府時期的民事強制調解
（三）革命根據地時期的民事強制調解
（四）新中國成立以來民事強制調解的發展
二、我國民事強制調解的發展背景
（一）國家訴訟處理能力的不足
（二）特定民事糾紛解決的需要
（三）域外法律制度的借鋻
（四）世界ADR運動的影響
三、我國民事強制調解的主要特色
（一）制度延續的穩定性
（二）適用範圍的側重性
（三）類型選擇的偏好性
（四）調解主性
四、我國民事強制調解的當代挑戰
（一）民事強制調解合理性的論證
（二）民事強制調解探索經驗的提煉推廣
（三）民事強制調解建構路徑的選擇
第四章 民事強制調解之中國篇（下）
一、現階段我國民事強制調解實踐探索的典型模式
（一）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庭前調解前置模式
（二）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前調解前置模式
（三）上海市人民調解前置模式
（四）浙江省保險行業人民調解前置模式
二、現階段我國民事強制調解實踐探索的有益經驗
（一）突出民事強制調解中法院的主導作用
（二）拓展民事強制調解的類型
（三）整合各種調解資源在民事強制調解中的運用
（四）充實民事強制調解的內容
（五）增強民事強制調解的效力
（六）搭建民事強制調解的激勵機制
三、現階段我國民事強制調解實踐探索存在的突出問題
（一）思想觀念保守
（二）適用範圍比較混亂
（三）訴調銜接不暢
（四）配套機制乏力
第五章 民事強制調解之建構篇
一、建構我國民事強制調解的重要意義
（一）促進我國調解制度從傳統向現代轉型
（二）緩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
（三）滿足特定當事人對糾紛解決的需要
（四）平衡特定民事糾紛解決與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
（五）提高我國調解資源的利用效率
（六）促進我國律師角色的轉變
二、建構我國民事強制調解的基礎條件
（一）大調解工作格局提供了組織保障
（二）既有的法定前置程序提供了思想認識上的鋪墊
（三）各地調解前置的實踐探索提供了經驗積累
（四）域外的民事強制調解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鋻
（五）國內立法提供了制度支撐
三、我國民事強制調解的模式選擇
（一）我國訴前民事強制調解的模式選擇
（二）我國訴中民事強制調解的模式選擇
四、我國民事強制調解適用範圍的界定
（一）訴前民事強制調解的適用範圍
（二）訴中民事強制調解的適用範圍
五、我國民事強制調解的調解人資質
（一）法官擔任調解人的資質要求
（二）非法官擔任調解人的資質要求
六、 我國民事強制調解的程序規範
（一） 調解的方式
（二） 調解的期限
（三） 調解的效力
（四） 訴調對接
七、我國民事強制調解配套制度的搭建
（一）進一步推行醫責險制度
（二）進一步完善司法確認制度
（三）制定相應的制裁措施
（四）完善相應的激勵機制
（五）增設當事人異議程序
結語
參考文獻
附錄
後記

序
今受王閣老師之托，為其新作作序。雖誠惶誠恐，深憂陳詞濫調難為現時所用；且勉為其難，願為後起之秀助展未來宏圖。大作讀罷，感慨良多，謹作下文為序。
調解，作為我國傳統的糾紛解決和社會治理方式，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改革開放以來，調解艱難地衝破諸多爭議和重重困境，在世紀之交與世界ADR潮流相遇，通過現代轉型和創新發展，逐步成為我國司法改革、社會治理和法治建設的基礎要素。本書所研究的強制調解，是一個容易引起歧義和爭論的概念，但始終是調解制度建構中的重要課題。
改革開放早期，面對社會轉型和法治初建的復雜環境，糾紛解決研究者首先需要解決化糾紛解決機制、非訴訟程序和調解的正當性問題。如何推進傳統調解機制實現現代轉型，如何在法律移植中保留中國特色及創新空間，如何建立起科學與經驗相結合的理論體繫和運行機制，是我們這一代學者和實踐者孜孜以求的目標。時至今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理念得到了國家政策的認可和制度的保障，逐步為社會公眾和學術界所接受，“把非訴訟機制挺在前面”已成為新時期的主流意識，調解的正當性不再被質疑。然而，歷史的經驗證明，隨著社會發展的需求，糾紛解決機制需要不斷通過合理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建構，持續調整、完善和優化，人類社會無法一勞永逸地終結這種動態發展的過程；而糾紛解決的社會觀念、理論和公共政策也會隨時代而發生改變。目前，我國很多基本的制度建構尚未完成，有關調解及糾紛解決機制的研究和實踐絕不能就此止步。糾紛解決機制的創新和完善需要成為立法、司法和實務部門持續的任務，也必然是理論研究長期的課題。在正當性論證基本解決之後，深入的制度研究尤為重要，為此，學者責無旁貸、任重道遠。本書作者王閣精心呈現的這部有關強制調解的研究，孕育於社會轉型之際，完成於新的歷史時期，可謂生逢其時，適逢其用，顯示理論研究的深入和年輕學者的成長。
近年來，盡管調化糾紛解決機制在司法改革和制度創新中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毋庸諱言，相關頂層設計和制度建設始終進展緩慢。糾紛繼續向法院彙集，案件量持續增長，非訴訟機制雖然在審判之前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並沒有在法院之外對案件形成有效的分流，特定類型糾紛亦未形成專門化（非訴化）處理機制。有關調解前置的立法提案、建議和嘗試雖醞釀已久，但並無實質性突破。除定位模糊的先行調解和一些地方的創新實踐外，作為獨立程序的、法律意義上的訴訟前置性調解實際上並不存在。本書從中國現實問題出發，適時地呼應了實踐中對強制調解的強烈需求和關切，顯示鮮明的問題意識和務實指向。作者遵循學術規範，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對民事強制調解問題進行了繫統深入的研究論證，為民事程序法和糾紛解決理論增添了新的成果，並對我國強制調解制度的建構提出了繫統的建言。讀者可以跟隨其研究進路，了解強制調解的正當性、發展及未來。
文獻梳理與概念界定。作者從“強制調解”的概念、定義出發，通過文獻、制度和實務的比較，向讀者展示這一概念的多面性以及此前存在的諸多誤解和歧義。作者在梳理和細致解析“民事強制調解”概念的同時，界定了其內涵、外延及研究範圍，使後續的研究論證得以在清晰嚴謹的規範之上展開。由此，也明確了強制調解與其他同義概念的關繫，開放了為避免誤解而選擇其他定義的可能，如訴訟前置調解或法定前置調解等。
比較研究。我國的法治建設是在比較的背景下進行的。與早期簡單的模仿移植不同，我國當下以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為目標，有了明確的制度自信，制度建構和設計更具中國特色。但是，開放的中國同樣也需要面向世界、更好地與國際接軌和相互融合。改革開放初期，在我國，調解一度遭到冷遇。20世紀90年代以降，原有的法定前置調解（如交通事故處理）逐步被盡數取消，作為獨立程序的強制調解已不復存在。與此同時，在國際上，隨著調解的蓬勃發展，強制調解的應用範圍在不斷擴大。其中的原因與教訓何在，或許可以在本書的比較研究中尋找可能的答案。當前，我國的調解已實現了現代轉化，與世界ADR浪潮融為一體，在相互借鋻中推陳出新、與時俱進纔是制度建構應有的科學態度。
實證研究。制度建構或改革的需求源於社會現實。作者通過實證研究和經驗性觀察發現，盡管並無明確的法律依據，實務部門和各地方通過各種“創新”，如訴源治理、無訟社區建設、地方一站式解紛中心等方式，實際上正在積極向強制調解靠近。據此，作者得出了較為樂觀的判斷：我國建立強制調解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並通過事實和數據論證了其客觀需求、可行性、效益、條件和效果等。實證研究亦不乏從事實出發的批判精神，從本書的調研資料和數據中，讀者可以對強制調解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略窺一斑，從而得出自己的判斷或提出疑問。例如，在缺乏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基層法院推進強制調解的努力是否會輕易地被某個當事人或律師的投訴所否定，是否會被善於訴訟的人（如職業訴訟人）巧妙地規避，是否會導致調解的同質化（如司法化）？公共資源大量投入調解是否會導致更低的效益？中國的強制調解是否隻能設立在法院，成為司法的附屬？在摸著石頭過河已經成為習慣，模糊性的制度安排具有更強的適應性，傳統大一統調解模式已形成定勢，看不到更優選擇的情況下，各主管或相關部門基於自身利益或局限性能否將強制調解提上立法日程並提出合理的方案？這些問題都是制度設計者和研究者需要正視和回應的。
規範研究與分析論證。制度建構必須以法律規範與合法性為基礎，對正當性、價值、功能、合理性、可操作性、效益、風險規避、程序和法律責任，乃至替代性方案等作出全面考量。在世界各國，強制調解的正當性都曾引起爭議，時至今日，其中最重要的理論障礙——強制調解是否限制當事人訴權並違背調解的自願性，已經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同時，強制調解的效益、當事人滿意度、社會效果等也已被經驗性研究所證成。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強制調解可以無條件地適用於任何場合和所有糾紛類型，也不意味著沒有更好的選擇和替代方案。在我國，強制調解依然面臨正當性的質疑，甚至其概念尚難以被接受，這就需要慎重設計具體可行的制度，包括定義、適用範圍、程序設計、行為規範、制度銜接、法律效力及救濟方式等。作者所做的繫統的規範性研究與實證研究資料相結合，不僅為其建構設想提供了依據，亦可成為決策者和立法者的有益參考。
歷史和文化研究。歷史文化溯源和動態研究對制度建構具有重要意義，作者對強制調解的沿革及制度實踐進行了詳細的梳理和分析。無論東西方，調解都經歷了漫長的探索和發展過程，強制調解在歷史中若隱若現。20世紀末期以來，非訴訟機制得到了空前重視，形成了全球調解趨勢。與此同時，隨著各種新型糾紛的專門化處理機制不斷出現，調解的應用已超越了傳統民事領域，強制調解的模式也在不斷推陳出新。在這種背景下，調解研究和制度建構需要高屋建瓴，既充分重視文化差異及傳統，也應具有前瞻性和國際視野，並敢於面對一些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首先，西方國家歷來強調調解與司法（仲裁）程序及方式的分離，強調調解的獨立性及其與後續程序的嚴格區分。而中國民事司法自古以來就存在調裁（判）不分的傳統，司法機關、社會主體和當事人也更習慣這種方式。因此，我國更青睞先行調解這種模糊的制度設計，並熱衷於調解與司法（裁決）的一體化或緊密銜接的模式。由此可能影響對強制調解模式的不同選擇。
其次，強制調解既可以設立在法院，也可以設立在法院外。前者被定義為司法程序，如日本、韓國等國家或地區的法院附設調解，盡管調解程序由法官掌控，但調解員的社會身份、作用及其與法官的區別纔是制度設計的核心，由此形成調解與裁判的差異和獨特功能。例如，家事案件中男女調解員的性別對等，勞資雙方代表的利益協調等。當代更多的強制調解設立在法院之外，或賦權民間社會組織（如行業協會），以發揮自律和治理作用；或強調行政主管部門對專門性機制的主導，以在訴前窮盡非訟救濟。制度設計的意義在於保證這些機制與司法的區別及獨立地位，並確立為訴訟前的必經程序，以減少對司法的依賴。而在我國法院主導的一站式解紛機制中，調解員實際上是以法官輔助人員身份和法官視角、參照司法判例進行調解，可通過無爭議事實認定與後續的訴訟形成密切的聯繫，並通過法院調解書和司法確認等方式轉化為強制執行依據。大量社會調解機構缺少獨立的案源，難以獨立生存和發展，進入一站式體繫後，亦被統合為準司法機制。這種司法依賴和國家中心的解紛文化，決定了制度建構的基調，也必然會影響強制調解的功能和價值。
最後，調解的專門化與創新發展。當代世界糾紛解決機制的專門化趨勢，是指針對勞動、家事、消費、醫療、交通事故、金融消費、投資等不同類型的糾紛，通過專門或單行立法，建構專門解紛機制，采用非訟化、專門化及協商、調解、裁決一體化（準行政或準司法）的方式處理，並將其設定為訴訟前置程序，由此將這些糾紛從常規民事訴訟中整體加以剝離，司法僅發揮最終救濟作用。鋻於涉及非平等主體關繫、非民事關繫，強調國家干預和弱者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負責等因素，這類機制的設計原理與普通民事程序不同，需要根據各自的特點和規律，設置調解人員、程序（協商、調解、裁決）、輔助機制（保險、鋻定、調查等），采用不同的調解模式，並可以在調解不成時直接作出裁決或決定；與法院附設程序相比較而言，不僅可大量有效分流和紓解訴訟，解紛的專業性、預防性、社會治理的效果也更好。我國雖較少采用這種方式，然已有《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和《證券法》設立專門程序的先例，表明除通過基本法建立統一的民事強制調解制度外，采用制定修改單行法方式建立強制調解的可能性同樣存在且更加易行。然而，這兩個較適宜實現調解前置和整體分流的專門機制都未能實現這種創新突破，說明強制調解和專門機制的建立實屬不易。
制度建構研究。本書以建構篇作為終點，彰顯其建設性特點。由於強制調解涉及當事人的基本權利，無法以地方法規、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的方式建立，隻能通過立法實現，這就需要體繫性的建構。作者從強制調解的意義、條件、模式選擇、適用範圍到調解人、調解程序、配套制度，進行了全面繫統的闡釋論證。這些建言細致而周密，充分顯示作者對強制調解制度建構的嚴謹態度、滿腔熱忱和責任感。作為學者，亦可不為部門利益和實務局限所囿，秉持相對客觀理性的立場。誠然，任何建議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瑕疵和問題，鋻於制度建構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研究者亦無法期待自己的方案會被全盤接受。然而，毫無疑問，本書提供的豐富資料、分析論證和建構方案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至此，研究者圓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可以問心無愧地坦然接受讀者的評議和決策者的審視。
我以為，這就是此項研究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範愉
2022年歲末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