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章地方立法能力評估指標體繫概述
節地方立法能力的內涵
第二節地方立法能力評估
第三節地方立法能力評估指標與指標體繫
第二章域外立法能力評估指標體繫的比較分析
節歐盟候選國家政府立法能力評估指標體繫
第二節美國州議會立法能力評估指標體繫
第三節域外立法能力評估指標體繫的評價與啟示
第三章地方立法能力評估指標體繫的整體建構
節評估指標體繫的建構思路
第二節評估指標體繫的內容劃定
第三節評估指標體繫的指標設計
第四章立法準備階段的能力評估指標
節發現事實的能力及其評估指標
第二節統籌安排的能力及其評估指標
第三節法案起草的能力及其評估指標
第五章由法案到法階段的能力評估指標
節立法前評估的能力及其評估指標
第二節整合分歧的能力及其評估指標
第三節凝聚共識的能力及其評估指標
第六章立法完善階段的能力評估指標
節立法後評估的能力及其評估指標
第二節完善立法的能力及其評估指標
結論
附表地方立法能力評估指標及評分標準
後記

總序
立法法理學（Legisprudence），顧名思義即立法的法理學，它是一門用法律理論的方法及視角研究立法及其過程，並促進立法完善的學問，其學術旨趣在於探求理性的立法理論。
立法法理學肇始於20世紀50年代的歐美國家，它是隨著對傳統法律理論的批判以及對立法實踐的反思而產生發展起來的。
在歐美國家，傳統法律理論傾向於法制主義（Legalism）的研究視角。法制主義將規範性行為視為規則遵守問題，主要關注的是裁判問題，即法官對規則的適用，而不重視這些規則的來源，更不重視規則的創制，此外，法制主義認為，立法是前法律的（pre-legal)政治理論問題，應由政治家而非法學家去研究。由此，法律理論便逐步將研究重心聚焦司法，但是，由於研究對像的專業性質，政治家對立法問題的研究又顯得力不從心，這便造成了立法這一重要問題域被忽視、被“邊緣化”。總之，傳統法律理論對於立法理論是忽視的，立法問題沒有被認真對待。
20世紀歐美國家正處在一個“立法國”（legislation-state）的時代，面臨著立法膨脹（legislative inflation）與立法緊縮（legislative deflation）共存的困境，這主要體現在，歐美國家成文立法的數量呈現指數性的增長，但立法的質量卻越來越低，立法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造成這種困境的直接原因是實踐中立法的被貶低。在現實中，人們往往將立法問題視為政治問題，並且視政治為非理性、恣意的選擇問題，因而立法具有諸多“壞名聲”。例如，每每提到立法，人們經常將諸如決策交易、討價還價、 相互吹捧、利益迎合以及政治分肥等標簽貼於其上。在當時，相對於司法、行政，立法被視為不道德的（unprincipled）、不連貫的（incoherent）、無尊嚴的（undignified）的事業。
在這種背景下，立法法理學（legisprudence）作為研究立法問題的新進路應運而生，它試圖構建一種理性的立法理論，以此恢復立法的尊嚴，並喚醒法律理論家對立法問題的嚴肅對待。終，通過理論上的反思與重構為立法實踐提供更好的智識支撐，實現提高立法質量的終極目的。
早使用Legisprudence這個名詞的學者是美國法學教授朱利葉斯·科恩(Julius Cohen)。1950年，他在《耶魯法律評論》上發表《邁向現實主義的立法法理學》(Towards Realism in Legisprudence)一文中使用了這一名詞。1982年，其在《霍夫斯特拉法律評論》上發表了《立法法理學：問題與方案》（Legispredence: Problems and Adenda）一文，比較詳細地說明了這個概念，但在美國並未引起很大的反響。推進立法法理學研究並引向深入的則是歐陸國家的學者。在歐陸國家，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維特根斯（Luc J. Wintgens）教授2012年出版的《立法法理學：立法中的實踐理性》一書是立法法理學領域的部專著，該書對立法法理學的概念、背景、理論基礎及主要內容進行了較為繫統的分析。目前，以布魯塞爾大學法學院“立法·法例·立法法理學研究中心”、歐洲法律理論研究會等機構為基地，以《立法法理學》期刊（自2007年始，每年出版1期，維特根斯教授任主編）為載體，雲集了一大批對立法法理學有濃厚興趣的學者，從各個學科、各個領域、各個角度探討立法的理論，成為立法法理學研究的重鎮。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立法迅速發展，從中央到地方每年的立法都是以數以百計的規模產出。2011年我國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範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繫已經形成，國家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各個方面實現有法可依，黨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繫的立法工作目標如期完成。”我國的立法可謂碩果累累。但我國立法的質量尚不盡如人意，加強“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繫，成為時代的強音，國內相關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豐碩。但從總體上來說，我國現有的立法學研究成果更多的是關於具體的立法制度和立法技術問題的研究，缺少對自身的理論反思及提升，因而，在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繫的過程中以及在對立法制度的建構與完善方面，在整體上產出有限的知識貢獻。
國內目前有關立法法理學的研究僅有極少量翻譯資料及論文，無體繫化的研究成果，研究基礎比較薄弱。我與我的博士生姜孝賢合作發表的《立法法理學探析》一文，在國內算是早的關於立法法理學的專門研究成果。為將立法法理學研究推向深入，並為完善中國立法提供決策參考和理論支撐，特組織一套“立法法理學叢書”。
廈門大學法學院法學理論教研室，尤其是以學院為依托的立法學研究中心，長期以來將立法學作為重點研究的方向，發表了一繫列研究論文，研究成果為國家立法與地方立法提供理論支持。在我歷年指導的碩士與博士學位論文中，以立法為選題的占大多數。立法是一門科學，要想真正為我國立法提供智力支持，我們的研究既需要有深厚的專業知識，還需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至少需要對中國立法的現狀有充分的了解。為了使碩士與博士論文的寫作不至於陷入空談，我總是要求學生多了解我國立法的實際，並通過參與起草具體法案而直面立法，深切地感受立法，所寫的論文能夠理論聯繫實際，真正做到既有學術價值又有實踐意義。
本叢書將由我自己的著作和歷年指導通過答辯的立法法理學博士論文、博士後研究報告及立法學研究中心同仁相關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構成。希望本叢書的出版能夠為我國的立法提供理論支持，為完善我國的立法制度貢獻綿薄之力。
宋方青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