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的講義乃是1922年春季學期我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所開設講座的文稿。編輯成書時增加了一些注釋，既是為了做些說明，也是為了給那些有興趣更進一步鑽研這個論題的人提供一些幫助。
關於19世紀法律科學的全部歷史，涉及歐洲大陸某些思想和美國憲法中18世紀法律哲學的遺產以及以盧梭理論為基礎的新盧梭主義理論（a neo-Rousseauist theory）的興起，涉及發生在19世紀形而上學派中的各種不同的運動，而且還將涉及社會哲學派在哲學領域中的興起以及新經院哲學（the neo-scholasticism）和在20世紀復興的自然法的哲學根源與法理學根源。這部歷史將探尋19世紀形成的有關晚近法律哲學中心理學運動和邏輯學運動的思想之開端，還將探尋幸存於19世紀的18世紀自然法及19世紀的形而上學一歷史法理學（the metaphysical-historical juris-prudence）各自同法律經濟實在論（juristic economic realism）及所謂的正統社會主義法理學（orthodox socialist jurisprudence）之間的關繫。另一方面，這部歷史還將辨識構成分析法學派的各種要素，揭示該學派對英國的歷史法理學及早期的社會學法理學（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的影響，並且指出該學派與當下社會功利主義（the social utilitarianism）之間的聯繫。再者，這部歷史還將探尋19世紀機械社會學法理學（the mechanical sociological j uris-prudence）的哲學根源和法理學根源，並且揭示當今的社會學法理學是如何伴隨著社會科學的進步而從希望渺茫的隙縫中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歷史進程的主要線索卻是歷史法學派的興起、稱雄與衰落。這一歷史將表明，17和18世紀的自然法思想是如何在18世紀下半葉分裂為兩派，進而到19世紀分裂為三派並終四分五裂的。它還將揭示這些法學思想的涓涓細流是如何在19世紀末期開始逐漸彙集並終在本世紀形成兩大派繫的。但是這部歷史仍將指出，當歷史學家回顧這一歷史的整個過程時會發現，在19世紀，歷史法學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學思想發展的主流。薩維尼創立的歷史法學派的興衰史雖說不是整個19世紀的法學思想史，但是它卻是這部歷史的核心和主要的部分。正如19世紀的各個學派都是在自然法學派的衰敗中興起的，今天的各個法學流派也都是在薩維尼歷史法學派的衰落中興起的。歷史法學派對今天的法律及法律思想的影響，同自然法學派對19世紀上半葉的法律及法律思想的影響一樣顯著。
本書收錄的講義隻限於較小範圍的研究，因為它甚至沒有論及19世紀歷史法理學的歷史。它隻探討了歷史法學派中的一個問題，即歷史法學派理解法律史的方法以及它的解釋與當時各種目的之間的關繫。另外，本書的構設並不旨在對法理學歷史本身做一鱗半爪的介紹，而是旨在把歷史法學派及其衍生出來的各種學派的思想模式視作當今法律科學中的一個要素進行思考，旨在就這些思想模式對當下各種目的的價值做出評估，並旨在對那些為19世紀歷史法學派所反對或忽視的其他解釋方法的可能性進行探討。但是，如果不把19世紀的各種法律史解釋視作那個世紀法律思想史的一部分，又如果不把這些解釋視作它們與其寓於其中的當今各種潮流間關繫的一個部分，那麼我們就不可能達到上述目的。
我要特別感謝參議員貝納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我在注釋中征引了他的論著，而這些論著對我來說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另外，我在撰寫這些講義時還有幸就這個論題與他進行了討論。後，我還要真誠地感謝劍橋大學的法學教師以及三一學院的院長及同仁對我的友善禮待——他們的友善禮待使我同這些學者短暫的相處成了一件值得我永遠銘記在心的事情。

我們的現代法律科學始於13世紀；當時，法律科學乃是神學的一個分支或是對神學的具體應用，亦即一種試圖用哲理神學來支持那種以經院方式講授的羅馬法的權威。16世紀時，新教的法學神學家把法律科學從神學中解放了出來，而在這些法學神學家當中，著名的是亨明森（Hemmingsen）——格老秀斯也曾在這個方面追隨過他。在17和18世紀，法律科學與政治學和國際法結合在一起，並成為它們各自領域的一個共同的哲學基礎，因為在此基礎之上，法律科學被分別用於解釋政治學的一般原則、法理學的一般原則以及一種國際法體繫。19世紀時，國際法成了一門獨立的學科，法理學也遂與政治學分開，而且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法理學還發展出了三種不盡相同的方法。這種專門化的發展愈演愈烈，以至於每一種方法都漸漸被認為是自足的和自成體繫的，而且每一種方法都聲稱自己若不代表整個法律科學，也至少代表了一種完整的法律科學。一如前文所述，倫理解釋與那種從18世紀完全以哲學為基礎的法律科學中遺留下來的倫理學保持著某種聯繫。但是，隨著歷史法學派的發展，這種聯繫消失了，而且黑格爾把法律與道德加以區別的觀點也明確取代了那種把法律與道德等而視之的傾向。另一方面，政治解釋的興起則在法律與政治學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聯繫，而且這種聯繫自此以後一直牢固地保持了下來，因為當下的趨勢乃是擺脫前一個世紀流行的各門學科專業化的傾向和學科間狹隘而僵化地劃分範圍的傾向。今天，我們正致力於將所有的社會科學都統一起來，並且把法理學隻視為其中的一個部分，因為我們認為任何一門學科都不是自足的。除了法律功能觀以外，那種否認法律科學是一完全獨立的學科的觀念乃是晚近法理學思想重要的特點，因為我們知道，這種視法律科學為一完全獨立的學科的看法，完全源自法律本身，它無視所有其他學科對法律的意義，認為它們與法律所要解決的問題無關，因而對實現法律的目的也毫無價值可言。19世紀所特有的那種論涉範圍狹隘的法律科學不僅漠視甚至還不能容忍任何源自外部的見解；這種狹隘的法律科學在奧斯丁的追隨者所創建的英美分析法理學中達到了高潮。政治解釋乃是論者們對這種分析法理學所發起的一連串反擊中的項反擊；這一連串的反擊為法理學在20世紀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
從哲學的觀點來看，倫理解釋反映了康德對歷史法理學的影響，它致使人們依據康德的權利理論去解釋法律史和法律。政治解釋則代表了黑格爾的影響。它是一種根據黑格爾有關權利是“作為一種理念的自由”的命題而給出的解釋。我們有時將“right”這個詞譯作“法律”（law），有時則譯作“權利”（right）而我在前述論式中則將其譯作“權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兩種翻譯都是準確無誤的，而且也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將這兩種翻譯綜合起來去理解它。黑格爾所繫統闡述的正是我所稱謂的一種有關法律目的的觀念。他所意指的乃是那種被認為是法律秩序之存在所旨在產生的東西，亦即當我們說法律是作為實現正義的一種手段而存在的時候我們所謂“正義”（justice）的那種東西。因此，他認為，法律所實現的是自由這個理念，亦即“被概括的存在乃是自由意志的存在”這個理念。①在法學家看來，這種解釋乃是從政治的維度探討這個理念的，或者我們可以說，它把一種政治觀念視作是在法律史中得到實現並在法律規則、法律學說和法律制度中逐漸展現出來的那個理念。從法律角度和政治角度看，這種理念就是自由（freedom or liberty）。人際關繫的完美理想狀況便是自由。因此，法理學和政治學所必須研究的乃是市民關繫中所實現的那種自由，更為具體地說，亦即那種自由所具有的不盡相同但卻緊密相關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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