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001
親歷社科法學的發生史001
建構社科法學的知識體繫006
從法社會學到法社會科學011
第一編法社會科學的格局流變
第一章社科法學在中國：是不是正在發生019
一、 不同的學科制度環境019
二、 社科法學的研究進展022
三、 多邊跨界的對話格局023
四、 實證不足的研究現狀025
五、 建設中國的社科法學派027
第二章社科法學的傳統與挑戰034
一、 為什麼簡稱“社科法學”035
二、 從法社會學到社科法學036
三、 有沒有統一的社科法學039
四、 社科法學的功用043
第三章社科法學的研究進路與整體論解釋052
一、 研究進路及其知識遞進的關繫053
二、 觀察視角：宏觀社會、微觀社會與微觀個體056
三、 具體方法：從孤立運用走向有機運用060
第四章法社會科學在中國：一個學術史考察068
一、 什麼是法的社會科學研究068
二、 從法社會學到法社會科學071
三、 法社科研究的分化與交鋒076
四、 反思性小結083
第二編法社會科學的研究範式
第五章法律的實證研究：是不是“包裝”法學097
一、 “實證”的語詞邊界098
二、 法社科研究是實證研究嗎？100
三、 個案能做實證研究嗎？102
四、 有數據就是實證研究嗎？103
五、 實證研究如何理論化105
六、 建立法律的實證研究傳統107
第六章法律的經驗研究：以規範研究為參照117
一、 經驗研究的類型化117
二、 解釋問題與解決問題120
三、 規範面向的經驗研究124
第七章立法的社會科學：規範性的追問131
一、 立法研究的現狀132
二、 立法的經驗研究：從規範出發136
三、 立法的社會科學：規範性的追問140
四、 制度—組織視角的引入145
第八章司法的社會科學：從《送法下鄉》說起155
一、 《送法下鄉》的學術貢獻155
二、 《送法下鄉》對我的學術影響158
三、 司法的經驗研究的未來162
第三編法律中的社會科學運用
第九章司法中的社會科學判斷173
一、 以事實為中心174
二、 社會科學與裁判事實178
三、 社會科學與法官心證182
四、 社會科學與立法事實187
五、 社會科學與後果判斷189
六、 社會科學與形式法治195
第十章司法中的人類學思維203
一、 法律糾紛背後的文化衝突203
二、 法律思維與人類學思維205
三、 事實認定的人類學思維207
四、 後果考量的人類學思維211
五、 法律人如何理解文化衝突214
第十一章司法中的經濟分析219
一、 問題與方法219
二、 法官如何運用經濟分析說理222
三、 法官運用經濟分析說理的激勵約束235
四、 法官運用經濟分析說理的未來238
第十二章司法中的科學運用246
一、 傳統科學在司法中的運用247
二、 新興技術對司法的巨大影響252
三、 法學學者的“科學”認知偏差256
四、 共同應對科學挑戰260
第四編法學的社會科學反思
第十三章法學理論學科的知識變遷273
一、 法學者在概念使用上的混亂274
二、 教科書中的知識更替275
三、 課程的存廢問題277
四、 法學研究中的知識競爭280
五、 法學者如何建設學科284
第十四章法學核心期刊：誰更有知識影響力291
一、 期刊之間相互影響力的宏觀評價292
二、 期刊之間相互影響力的微觀分析300
三、 期刊的個案考察：以《法學研究》為例304
四、期刊如何影響知識生產307
第十五章法學實力格局：以學者引證為樣本314
一、 問題與方法314
二、 從引證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317
三、 從引證看法學各學科的實力分布321
四、 進一步地分析329
第十六章精英法學院向何處去340
一、 因何知名341
二、 傳統的利弊343
三、 挑戰與轉型345
第十七章法理學：局內人的知識社會學觀察352
一、 學習的體會353
二、 教學的感受355
三、 研究的心得358
四、知識的反思361
代結語塑造法社會科學的研究傳統365
一、 法社會科學的課程設計365
二、 法社會科學的專業訓練369
三、 一代人的學術使命373
附錄法社會科學的記憶碎片
法學圈到底有多“卷”379
建立“無形的學院”383
從費孝通到摩爾：在魁閣遇見《法律與人類學手冊》385
雲南是法律人類學的最佳研究地388
這就是法律人類學！390
建立學術對話的傳統393
共同面對新科技396
讀書也是一群人的事402
用文字打敗時間405

序言   法學與社會科學關繫的體繫化
由學生為老師的書作序，可能是相當少見的做法。他序往往是對作者學術成果的評價，代表著學術共同體對作者本人及其學術思想的認可和接受。那麼，學生作序，就必然是與此迥異的另一種意涵，即代表著作者想將其所承繼的研究傳統再傳給下一代的願望。對作為學生的我來說，隻能誠惶誠恐地寫下這段文字。但好處可能在於，我見證了侯猛老師在該書中的問題意識與答案的形成過程，因此或許可以提供稍微不同於他本人對該書的理解的理解。
該書的核心是“法社會科學”。在法學討論中，“社會科學”的概念始終稍顯怪異。一方面，在現有學科體制中，法學毫無疑問屬於社會科學，以結合法學與社會科學為目的的研究，似乎是一種概念上的冗餘。另一方面，在學科方法上，“社會科學”的概念又顯得不夠——社會科學的經驗主義方法無法滿足法學對客觀性、普遍性的追求。因而，法社會科學總是受到來自法學內部對其學科身份的質疑，學科問題始終是法社會科學與法理論、法教義學論辯的關鍵理論點位。雖然解決身份焦慮、謀得身份認同，無論如何也不是法社會科學的中心工作，但卻是法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加以解決和回應的問題。該書正是回答這一問題的成果之一。
該書的工作是將法社會學迭代到法社會科學，並建構起法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繫。該書的篇章結構呈現了四部分內容：第一編呈現了為何迭代、如何迭代；第二編到第四編則具體呈現了法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繫——法社會科學的研究範式、法律中的社會科學運用、法學的社會科學反思，它們即該書搭建的法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繫的三個部分。
第二編“法社會科學的研究範式”，將目光聚焦單純的學術活動或者說認識活動，分析、研究某一特定法律現像。具體而言，該編分別討論了如何將定性和定量方法用於討論立法、司法領域中的規範性問題。不過，相比於以往，該編的一個主線是“規範性”。在這個領域，社會科學與法學的方法存在重大差異。在通常觀念中，社會科學的方法，是描述性的、經驗性的、實證性的方法。法學的方法，則是所謂“規範性”的方法。法社會科學的方法更多來自社會科學，而非法學。也因此，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規範性問題”。例如，法律本身是一種規範性事物而非自然事物，那麼描述性的方法能夠用於研究規範性事物嗎？作者試圖在法社會科學的立場上，吸收社會科學解決事實問題的優勢和法學在規範性問題上的長處，實現描述性與規範性的融合。
法律中的社會科學運用，是指法社會科學在具體規範性議題上的意見。例如，就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的早期交鋒集中的司法領域而言，朱蘇力老師對熱點個案的分析經常能夠引起廣泛的爭議。但如我們所看到的，這類研究既需要天賦，也需要機遇。在法教義學發達的今天，從學者視角出發，直接對法律個案進行社會科學的分析，甚至所謂“基於社會科學”對法律案件和立法作出規範性評價和規範性判斷，都顯得相當困難。今天的情況更多是法教義學與法社會科學的合作。因此，第三編並不直接分析個案，而是分析法官對社會科學的使用。該編考察了社會科學、人類學、經濟學、廣義上的科學技術等非法學知識，在司法裁判的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後果考量等環節的作用與功能。其結論是，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不是社科法學與法教義關繫，而是社科法學、法教義學與法官知關繫。因此，雖然在某一類型的案件中，社科法學學者、法教義學學者不可避免存在知識競爭問題，但就司法領域的整體而言，並不存在社會科學取代法學或法學取代社會科學的問題，社科法學學者、法教義學學者與法官終究是一種合作關繫。
以上每一部分的具體內容都較以往觀念有突破。例如，強調各法社會科學研究範式中的規範性觀照，與近來政策研究領域對規範性的關注、社會學領域對公共社會學的關注有契合之處。法律中的社會科學運用，將以往作為知識接受者的法官納入考慮，也突破了僅基於知識生產者視角而得到的社科法學—法教義框架。不過，在我看來，將法學的社會科學明確為法社科體繫的一部分，是最為意義重大的。法學的社會科學反思，是將法學學術本身當作對像加以研究，即所謂“法學學”，它是法學針對自身的學術反思。具體而言，該書討論的學術史、學術引證等問題，似乎僅是經驗的，乃至“俗氣”的描述。這在其他法學流派尤其是法理論看來，顯然稱不上“反思”，因為學術反思應該采取概念反思、理論反思等思辨形式。下文就將闡釋該書這種經驗的、社會學的反思形式的理論基礎。
如前所述，該書的篇章架構實際上從兩個角度解決了法社會科學的身份焦慮。一是就法社會科學自身而言，它的內部體繫有哪些部分，應當如何加以改造；二是就法社會科學外部而言，它在法學體繫中的位置是什麼，對於法學的其他研究範式有何作用。毫無疑問，將法學的社會科學納入體繫對這兩個部分都有重要意義。
主流法學向來稱道自身知識的體繫性和融貫性，而法社會科學卻一直面臨體繫化的困境。不同研究進路所追求的體繫化並不一樣。部門法學對體繫化的追求主要來自它們的對像——體繫化的規範體繫。正如凱爾森所揭示的那樣，在制定法傳統中，法律規範的體繫化無可置疑。而對法學理論學者來說，如德沃金所言，“法理學是司法裁判的總則，是任何法律判決的無聲序言”。體繫化是指法律理論與法律實踐的一體性和關聯性。
該書所追求的體繫性和法學中的其他體繫有什麼區別？區別正在於法學的社會科學，將研究者本身納入了討論範圍，即我們不僅要關注各種實質的法律問題，也要關心研究者本身如何進行研究的問題。在我看來，建構法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繫，凸顯了該書試圖將法社會科學研究從“無形學院”提升到“有形學科”的雄心壯志。這種雄心壯志，既來自作者自身作為社科法學重要學者的職責，也是由於法社會科學在學科化上的不足——例如該書所說的知識體繫、課程體繫、人纔培養體繫上的不足。換句話說，法社會科學追求體繫化，並不是因為法社會科學的對像——法律經驗——本身是體繫化的，也不是為了能夠直接提出服務於法律實踐的理論命題和價值判斷，而是通過對學術研究本身乃至學術人的分析，探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應當做什麼樣的法社會科學研究？在這個意義上，對於法社會科學的發展而言，該書最為重要的貢獻就是對體繫化的追求及其提出的具體框架。
明確法社會科學內部的諸組成部分的同時，該書沒有丟掉法學的學科本位。因此，法社會科學的三個部分，在不同場景下呈現為與其他法學研究範式的不同關繫：社會科學與法學的對話、社會科學與法學的合作、社會科學對法學的反思。在這個意義上，我反而更願意將法社會科學的三個部分稱為法律的社會科學、法律中的社會科學和法學的社會科學，這更明確地體現了法學運用社會科學的方式，及其在法學研究中的不同對手。這麼說可能仍然令人困惑。實際上，法律的社會科學是指對法律這一現像的研究，其對位概念為法理論、法哲學。不同於法理論、法哲學主要以概念分析的方式研究法律這一現像，法律的社會科學堅持以自然主義、經驗研究的方式分析法律這一現像，闡明真實世界中的法律實踐。法律中的社會科學是法社會科學的實踐組件，它負責提出能夠在法律實踐中運用的法律對策。它的對位概念則是法教義學的解釋論和立法論。法學的社會科學是對包括法社會科學在內的法學研究進行反身性思考，考察為何法學研究呈現出今天這種樣態。這種經驗性的反身性思考必然導向方法論反思。例如，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是：法學研究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並非天然的、無來由的、客觀的，而是受到各類因素的影響纔形成的。那麼，如何能夠確保法學研究是無偏見且大致可靠的呢？這種工作，對法教義學、法理論而言，是由後設理論提供的。對法社會科學而言，部分是由社會科學哲學提供，但更多是由該書涉及的知識社會學提供。
稍作總結，如果說任何法學研究都無外乎是對法律現像的觀察並提出實踐方案，那麼任何一個法律研究都需要具備方法論（觀察事物的方法）、事實研究（觀察事物）、規範研究（實踐方案）這三個層次。該書的三個分編（第二、第三、第四編）就對應著這樣的體繫：法社會科學的自反視角是法社會科學的方法論部分，負責衡量法社會科學研究所處的場域對我們研究方法、研究態度的影響；外部視角的法律的社會科學研究，旨在描述、揭示真實世界中的法律；內部視角的法律中的社會科學研究，旨在基於對法律的實然理解，就具體法律問題提出立法論和解釋論上的規範性主張。由此，通過該書的體繫化工作，無論是就法社會科學自身發展而言，還是就法社會科學與其他法學研究範式的對話而言，該書就建構起反身性思考——法律經驗研究——法律實踐方案的完整體繫，完成了法社會科學知識的體繫化工作。這三個層次構成了遞進關繫，法社會科學的規範性主張，必須要基於經過反思的可靠方法論和完整豐富的事實研究纔能做出。這也是法教義學錯誤地理解了法社會科學的地方——法社會科學並非忽略規範性，而是對法教義學而言這一能夠輕而易舉觸摸到的目標，法社會科學必須經歷更為漫長的思索和盤桓纔能艱難抵達。
在這裡，我還想進一步闡述反身性思考對法學研究的意義。反思一直是法社會科學對法學研究的獨特貢獻，但其形像多過於負面。它往往被扭曲為法社會科學對法律人思維、法學教育、法治理念的反對。毫無疑問，法學研究需要反思，這並非說今天的法學研究出現了錯誤，而是說任何學術研究都內在地要求反思。
一般認為，反思就是糾正研究過程中的偏見和謬誤，完善自身的研究方法，使學術能夠更加地接近真理。在這個意義上，似乎反思是一件相當常見的事情。在任何學術研究中，學者都會仔細地斟酌、琢磨論證過程是否合理、是否可信。那麼，對法學的反思似乎也是一件相當尋常的事情。例如，法學界中的諸多論戰似乎就可以被認為是法學反思的一種形式。
但這裡的反思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反思。事實上，“反思”之所以在當代社會科學中變得異常重要，源於真理觀上的改變。在更早的認識論和知識論中，所謂真理和知識，就是符合客觀事物的陳述。但是，建構主義、規範主義的一繫列發展表明，真理和知識並不能通過符合客觀事物而得到保證，真理和知識的作用和功能也並非符合客觀事物。例如，根據戴維森的融貫論或庫恩的範式理論，真理和知識的性質在於與其他知識命題整體的融貫性。換言之，知識的性質不依賴外在，而是求諸內在。也因此，反思性是晚近以來社會科學中的重要概念。無論是布迪阨的反思社會學，還是盧曼的自我指涉都指向“反思”這一概念。
具體而言，這裡的反思首先表現為對學術研究的諸前提進行思考。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法理論所進行的概念分析工作。例如，權利這一概念有它不言自明的自然含義，似乎也沒有值得深思之處，但隻有通過霍菲爾德的工作，纔能發現權利的具體要素如此豐富。那麼，法學研究中還有多少這樣的自然觀念沒有得到反思和釐清呢？隻有從事這樣的反思工作，纔能夠確保學術研究建立在牢固的概念基礎之上，完善知識內在體繫的融貫性。
但知識內在體繫的融貫性，也無法為知識找到確定的根基。內在主義始終面臨曼海姆悖論：如何將自身提出的理論用於解釋自身。這種向內求索導致了知識本身不再具有之前那種絕對確定性，反而陷入了不確定性、相對性或者“偶聯性”的境地。正是在這裡，“反思社會學”這一概念登場了。所謂內在，並非天然就在那兒的事物，它是被建構起來的，它是一種自我預言的實現。例如，在法社會科學與法教義學這一對立場中，它們都不會認為對方在自身內部，相反，它們是自身的外部。通過明確意識到對方屬於外部，反過來加強了對自身內部的確認。可以認為，這是法學領域中最早進行的反思，通過這種反思，法社會科學和法教義學各自的“內在統一”被生產出來了。從而，雙方各自獲得了自身的內在。在今天，評價法教義學的主要標準在於解釋學工作的好壞。而該書的工作，就在於通過體繫化確證法社會科學的內在標準，完成法社會科學自身的反思工作。因此也可以說，該書是法社會科學研究的自我意識。
“內在”本身可以被生產出來。這意味著，法社會科學不認為自身外在於法學研究。法社會科學的反思可以更進一步，作為法學研究的反思性功能而存在。這種反思，既可以表現為理論分析，例如法理論分析，或者類似盧曼針對法律理論所進行的，在現像學意義上對認識、理論的前提條件的反思。這種反思，本身屬於認識論、社會科學哲學的部分。但反思也可以表現為布迪阨意義上的反思社會學，即在該書中，作者對現實的學術活動的經驗描述和分析。相比於理論反思，這種經驗分析的優點在於，提醒我們法學的學術活動是由具體的研究者所承擔的。法學研究工作並非隻是一種理論思辨，也是一種社會實踐活動。
因此，尤其需要強調的是研究者本身的能動性和姿態。研究者當然可以認為，自己僅僅是在闡述一個客觀事物，那保證了自身討論的客觀性。但如盧曼所揭示的絕望境地那樣，在這種觀念下，任何法律理論的言說者並非研究者，而是法律繫統，法律理論是法律繫統的自我反思和再生產工具。這樣的話，研究者本人難道不就淪為某種號稱客觀中立的符號再生產的道具了嗎？研究者的存在有何意義？在這個意義上，不能以實證主義、客觀主義的立場來遮蔽法學學者的倫理立場與道德責任。顯然，這需要法哲學所理論、法社會科學所提供的反思社會學工作來加以揭示，將學術、學者本身當作一個問題加以考慮。也隻有在尊重並接納法社會科學作為法學一分子的情況下，法學研究纔是具有反思性的學術活動，而不僅僅是操弄法律的技術。也因此，於我而言，該書最令人動容的，正在於學者對學術活動本身的觀照。

代偉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生
2024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