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法教義學視野的網絡犯罪概念
章 像征性網絡立法對刑法功能的損害（3）
一、“像征性立法”:現代風險社會刑法的應對趨勢（3）
二、“像征性立法”:二十餘年來中國刑事立法之趨勢（9）
三、“像征性立法”對刑法功能的損害（20）
四、結語（26）
第二章 網絡刑法學的法教義學基本立場（28）
一、刑法學變革的邏輯:教義法學與政法法學的較量（28）
二、中國刑法教義學化過程中的五大誤區（34）
三、中國法學流派化志趣下刑法學的發展方向:教義學化（66）
（一）積澱與變遷:中國法學“流派化志趣”（67）
（二）刑法的應對:中國法學派別之爭下部門法的派別化（71）
（三）審視與剖析:中國法學流派化志趣下的刑法教義學化方向（77）
四、結語（88）
第三章 法教義學上的網絡犯罪的理論初建（90）
一、網絡犯罪的代際特征與刑事政策（90）
（一）Web1.0/2.0時代網絡犯罪的代際特征:物理性（91）
（二）Web3.0時代網絡犯罪的代際特征:智能性（95）
（三）新時代網絡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剛柔並濟（98）
二、網絡犯罪的概念:刑法學化重述（100）
三、網絡犯罪的類型:外延膨脹交錯（104）
四、網絡犯罪的性質:進化論之提倡（108）
五、結語（112）
中篇 網絡空間的刑法介入邊界
第四章 新挑戰:網絡犯罪之於傳統刑法的影響（117）
一、犯罪智能化中行為構造的演進（117）
二、犯罪平臺化中行為主體的轉向（138）
三、犯罪網絡化中裁量基準的設置（140）
四、網絡犯罪刑法挑戰的解決路徑（142）
（一）網絡空間秩序法益遭受實質損害方可定罪（143）
（二）網絡犯罪的追責重點應該由個人轉向平臺（146）
（三）網絡犯罪的定罪標準宜升維而非降維（150）
五、結語（156）
第五章 管轄效力:刑法在網絡空間的效力範圍（157）
一、網絡空間對屬地管轄原則之衝擊（158）
（一）瓦解以屬地管轄為原則的管轄體繫（158）
（二）恣意擴張刑罰權以建立網絡“殖民地”（159）
二、實害或者影響關聯性標準之否定:後天缺陷與先天不足（161）
（一）後天缺陷:形式與內容兩方面（162）
（二）先天不足:兼論領土具體化說（164）
三、結果及與行為關聯度標準之提出:理論模型與司法意義（170）
（一）一國立場:網絡主權觀的中國化（170）
（二）兩種路徑:效果原則和普遍原則（172）
（三）第三選擇:結果及與行為的關聯（176）
四、餘論:網絡時代管轄的建構原則（181）
第六章 共犯處罰:網絡中立幫助行為的可罰性（184）
一、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中立幫助行為性與正犯性（184）
（一）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中立幫助行為性（184）
（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幫助行為正犯性（187）
二、我國網絡中立幫助行為可罰性的階段性演變（189）
三、德日限縮網絡中立幫助行為可罰性的實務和理論（196）
四、“全面性考察”視角下我國對網絡中立幫助行為擴大處罰的批判與反思（201）
五、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獨立入罪之批判（207）
（一）中立幫助行為全面可罰之批判（207）
（二）幫助行為正犯化之反思（208）
六、結語（211）
第七章 言論自由:網絡言論自由的合憲性界限（213）
一、時代難題:網絡時代言論自由的合法邊界（213）
二、行為構成:以網絡言論內容本身為核心之重構（215）
（一）事實與觀點（215）
（二）私事與公事（217）
（三）客觀真實和“主觀真實”（220）
三、行為主體:網絡服務提供者不作為傳播新罪責（224）
（一）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保證人地位之確立（224）
（二）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保證人地位之反思（225）
（三）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不作為罪責之限制（231）
四、告訴乃論:公安機關協助下網絡親告罪再審視（242）
（一）在自訴程序受理階段的缺陷（242）
（二）在自訴程序審理階段的弊端（245）
（三）刑法上的“告訴纔處理”具有獨立於刑事訴訟法的含義（246）
五、公訴程序:網絡言論的可罰性基準與罰則之限制（248）
（一）客觀方面的限制:現實的物理秩序（249）
（二）主觀方面的限制:故意和不法目的（252）
（三）程序方面的限制:告訴意思表達之不能（253）
（四）法律

前言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搭建了一個與現實世界相平行的網絡空間，網絡空間已經成為繼陸地、海洋、天空、太空四大自然地理空間之後的第五大戰略空間。然而，虛擬的網絡空間在復制現實世界時並不區分“好”與“壞”。在互聯網對個人、社會和國家進步將發揮更大促進作用的同時，網絡空間也面臨日益嚴峻的風險隱患與不斷疊加的多重矛盾。①自1997年刑法規定網絡（計算機）犯罪以來，多部刑法修正案又予以修正。近年來，我國網絡空間法治化進程進一步加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明確提出國家建設網絡與信息安全保障體繫;《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加大了對網絡犯罪的打擊力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2018年修正）規定了網絡服務提供者在“反恐”中應承擔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加大了對危害網絡安全行為的懲戒力度;《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規範了電子商務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就對數據、網絡虛擬財產、個人信息的保護等作了規定。可見，不但網絡空間早已不再是法外之地，而且法網漸密漸厲。
然而，“在任何一個國家，刑法創制都不是經常發生的，在一部刑法典生效時間長達百年以上的情況下，一個刑法學者或許一生也見不到刑法的創制（當然，對刑法典的小規模修訂可能時有發生）。而刑法適用是常態，一部生效的刑法每時每刻都在司法中被適用”①。一部理想的刑法典的標志是，“它制定了很久，我們隻是通過解釋，這個刑法典就依然夠用……要做到這一點，不能夠像我們現在這樣，一部刑法典要把所有犯罪規定下來。如果是采取這種模式，我們這個刑法典永遠都不可能是理想的，以後必然要經常改，因為社會發展太快”②。在網絡犯罪刑法規制體繫基本形成的當下，對網絡犯罪的研究範式應當由立法論向解釋論轉型，從服務政治目的的政法法學向具有科學品質的教義法學回歸。
網絡刑法學的教義學化的本質是網絡空間治理法治化。在依法治國的今天，網絡空間是社會秩序、國家戰略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實現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網絡空間法制化向法治化升級。法治是良法之治。先賢亞氏主張，“法律為優良時就應具有至上性”③。這種“優良的法律”主要體現在形式和實質兩個方面:一方面，法治是規則之治、守法之治等觀點，奠定了法治的形式要件;另一方面，關於法治分為良法之治與惡法之治、正義的法律之治與非正義的法律之治的看法，所針對的是法治的實質要件，即法律之治中法律的價值基礎是什麼，它在價值上應該如何被評價。④而“法教義學是遵循價值論路徑的，其塑造了整個法律體繫和個別法律領域所依據的價值、法律原則和推導關繫”⑤。刑法教義學能以不變之形式和變動之價值保證在日新月異的網絡時代刑法的適應性。可見，網絡犯罪的法教義學研究具有雙重意義。
刑法教義學能夠優化網絡犯罪刑事立法的司法適用。“近年來，刑法教義學的研究方法在我國刑法理論上得到了不少學者的關注。”①“刑法學經歷了一個從以立法論為中心到以司法論為中心的演進過程……尤其是刑法教義學逐漸生長，成為我國刑法知識的主體內容。”②一方面，網絡犯罪層出不窮、案情各異，刑法教義學總能靈活應對。“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韓非子？五蠹》）法的尊嚴源於法的統一性與穩定性。雖然“皇帝也不能改變語言的意義（Caesarnonsupergrammaticos）”，但是“時間在變化，而我們在時間裡變化（Temporamutantur，etnosmutamurinillis）”，我們“必須善意地解釋法律，使其意義得以繼續保存（Benigniuslegesinterpret-andaesunt，quovoluntasearumconservetur）”。另一方面，網絡立法總有缺陷、漏洞百出，刑法教義學總能加以彌補。“法律並不作詳盡規定，而是委諸善良之人進行判斷（Lexnonexactedefinit，sedarbitrioboniviripermit-tit）。”判斷時，應當堅信“法律總得顯示正義的力量（Lexnondeficitiniu-stitiaexhibenda）”，“任何法律規定都符合理性（Lexsemperintendit，quodconvenitrationi）”，即使再糟糕的立法，“嚴刑峻法用之恰當，為愛中之勞”（《海瑞集？督撫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