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品花寶鋻》，就是一部很具爭議性的作品。這本小說出版於十九世紀中葉（1849），作者是落魄名士陳森（1805？－1870？）。小說描寫彼時官紳名士與梨園童伶的浪漫關繫，而以兩對纔子佳人──梅子玉和杜琴言、田春航與蘇惠芳──為這樣一種關繫的表率。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以《品花寶鋻》為清末“狹邪小說”的始作傭者。對魯迅及同輩學者而言，《品花寶鋻》寫歡場如情場，假男伶為女色，其頹廢狎弄處，不言可喻。
而小說一味模仿傳統異性戀詩文詞章的模式，尤予人東施效顰之感。
五四以來《品花寶鋻》屢受批評，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是風水輪流轉。配合世紀末的性別／情欲論述，我們可以重估《品花寶鋻》的文學史意義。這本小說共六十章，主要人物數十人；以體制論，是晚清頗具規模的長篇。兩對主角中，梅子“玉”與杜琴“言”諧“寓言”二字，當是出自陳森的理想虛構，而田春航與蘇惠芳則是影射後來做到兩湖總督的畢沅，及其終身知己李桂官。這兩對佳偶有情有義，正是陳森所謂的“知情守禮”、“潔身自愛”。杜與蘇雖出身娼優，但一旦愛將起來，可真是三貞九烈。事實上他們與二位恩客的關繫，基本上是柏拉圖式的。“好色不淫”是愛到點的表現。小說中，他們歷盡艱辛，矢志不移，後有情人終成眷屬──卻是等到愛人們先娶了老婆之後。《品花寶鋻》，就是一部很具爭議性的作品。這本小說出版於十九世紀中葉（1849），作者是落魄名士陳森（1805？－1870？）。小說描寫彼時官紳名士與梨園童伶的浪漫關繫，而以兩對纔子佳人──梅子玉和杜琴言、田春航與蘇惠芳──為這樣一種關繫的表率。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以《品花寶鋻》為清末“狹邪小說”的始作傭者。對魯迅及同輩學者而言，《品花寶鋻》寫歡場如情場，假男伶為女色，其頹廢狎弄處，不言可喻。
而小說一味模仿傳統異性戀詩文詞章的模式，尤予人東施效顰之感。
五四以來《品花寶鋻》屢受批評，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是風水輪流轉。配合世紀末的性別／情欲論述，我們可以重估《品花寶鋻》的文學史意義。這本小說共六十章，主要人物數十人；以體制論，是晚清頗具規模的長篇。兩對主角中，梅子“玉”與杜琴“言”諧“寓言”二字，當是出自陳森的理想虛構，而田春航與蘇惠芳則是影射後來做到兩湖總督的畢沅，及其終身知己李桂官。這兩對佳偶有情有義，正是陳森所謂的“知情守禮”、“潔身自愛”。杜與蘇雖出身娼優，但一旦愛將起來，可真是三貞九烈。事實上他們與二位恩客的關繫，基本上是柏拉圖式的。“好色不淫”是愛到點的表現。小說中，他們歷盡艱辛，矢志不移，後有情人終成眷屬──卻是等到愛人們先娶了老婆之後。
對如此的情節安排，這一代同志文學的作者或讀者大概要皺緊眉頭了。陳森遊走於情欲、倫理、法律和文學的規範間，力圖寫出個面面面俱到的同志小說。或許正因為他努力過當而又缺乏自覺，《品花寶鋻》反成了個面面俱“倒”的文學雜耍。但“倒”有“倒”的威力：
壞小說反而更能凸顯一個時代文學場域中各種話語的尖銳角力。魯迅那輩的讀者雖自命開明，但卻有太多的厚道包袱。《品花寶鋻》固然有美學上的缺點，但小說描摹“性”趣與“性”別的越界、舞臺與人生的錯亂、法律與情欲的媾合，纔是他們撻之伐之的真正原因吧？
小說基本承襲了中國情色文學中的三個方向。在人物造形上，它根植於理想化的纔子與娼優的愛情故事（如《李娃傳》）；在修辭及敘述方面，它延續了自李商隱、杜牧、《西廂記》、《牡丹亭》以至《紅樓夢》的感傷艷情傳統；而在情節鋪陳上，他不啻是纔子佳人小說的*謔仿。在陳森手裡，這三個方向表面相互借鏡，骨子裡卻產生劇烈位移。他筆下纔子佳人都是逢場作戲的戲子嫖客，而更可注意的是，他們一幕幕假鳳虛凰的好戲，來自於同性戀攫取和抄襲異性戀的資源。這使傳統情色文學面臨重新盤整的必要。
中國古典文學從來不缺餘桃斷袖的描寫，及至晚明，風氣尤盛。
李漁、馮夢龍等名家都有或濫情、或嘲諷的作品。但像陳森那樣正經八百地借用異性戀情色修辭來構制長篇者，未曾得見。小說講的既是晚清優伶兼營副業的現像，戲子恩客把臺上的戲演到臺下，自是順理成章的事。梅子玉初見杜琴言時，就直呼他比《牡丹亭》裡的杜麗娘還要美上三分。杜琴言比女人還女人，他的一笑一顰連林黛玉也相形見絀。就連小說後梅子玉明媒正娶的夫人見了杜，亦驚為天人。看來同志當道，女同胞簡直沒得混了。
就此女性主義者應該反駁：文學中的女性本來就是男性沙文主義者的理想產品。盡管杜麗娘或林黛玉美得冒泡，連女讀者也為之傾倒，她們畢竟是男性情色想像的極致。而不可思議的是，像《品花寶鋻》這類小說竟然“打著紅旗反紅旗”。一面把女性美吹捧上天，一面卻又喜孜孜地揭曉謎底──美麗的女人隻宜又男人扮演。在整本寫“兼美”、論“國色”的小說裡，女性枉擔了虛名，成了無所不在卻又無處可尋的角色。
同志們又要怎麼說呢？《品花寶鋻》雖然標榜同性戀，但這愛也愛的太窩囊了。基本上全書的戲劇情境已暗示同性愛情似真似幻的前提。男伶們下了裝以真面目周旋客人間，但客人依然以戲裡的形像來投射他們的身份。杜琴言、蘇惠芳除了不男不女外，又有不真不假的問題。陳森（及同道人）企圖以“合法”掩飾“非法”，刻意淡化問題。如果女性要抱怨在書中枉擔了虛名，同志們更可說他們纔是“名”不正、“言”不順，遑論虛名。曾陽晴在他的《色情書》中論及梅杜大談精神戀愛，把性及身體的必要性一筆勾消。如此一來，一本贊美同性戀的書“名”“實”兩失，完全自我解構了。
除此，我們也注意到書中的男伶都是家貧被賣入伶班的。他們未必是同性戀者，也未必有性倒錯傾向，但卻被“訓練”成千嬌百媚的佳人，並藉以謀生。他們是經濟制度下的犧牲品。然而陳森的敘述又希望讀者見證像梅、杜這些男伶與恩客的感情是自發的，不帶功利色彩。這到底是弄假成真的傳奇，還是本性使然的佳話，陳森並未解答。
後，小說中愛戀童伶的大男人們又該如此自處呢？我們很難以今天的情欲實踐方式，來判斷他們是同志，還是叛徒。有清一代紳商狎昵年輕男戲子的風潮並不代表彼時男性“性”趣突然有了逆轉，而竟是出自法律規範的誤導。由於朝廷嚴禁命官紳仕族出入妓戶青樓，憋急了的好色之徒隻好轉向美貌的童伶下手。多數尋芳客本來也未見得願意一雙腳踏兩條船，但習慣成自然，一時上行下效，同性戀突然大放異彩。情欲想像及實踐的詭訣流動，真是莫此為甚。
我們不難揣摩問題的復雜程度。自詡為異性戀者的狎客就著這個性／性別遊戲，可能赫然發現自己別有所好。潛藏的同性戀者大可藉著不可嫖妓的名義，一遂自己真正的欲望。但激進同志們更可能抱怨他們不但沒有得到解放，反而多了莫名其妙的競爭；何況當所有的性活動被歸納為男扮女裝的遊戲時，一種新的性機制已然陰隱施行它的約束力。但心裡有數的異性戀沙文主義者大概要說，他們纔是*的輸家。《品花寶鋻》講的仍是男性情欲至上，但這情欲的本質卻不能用簡單的男女或男男女女的關繫來定義。沙文主義者企圖管制欲望，卻暴露了欲望竟然暗藏著麼多的變數，隨時有被瓦解置換的可能。這可是男性權威禁止男性嫖妓的律令下，始料未及的後果了。
而小說一味模仿傳統異性戀詩文詞章的模式，尤予人東施效顰之感。
五四以來《品花寶鋻》屢受批評，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是風水輪流轉。配合世紀末的性別／情欲論述，我們可以重估《品花寶鋻》的文學史意義。這本小說共六十章，主要人物數十人；以體制論，是晚清頗具規模的長篇。兩對主角中，梅子“玉”與杜琴“言”諧“寓言”二字，當是出自陳森的理想虛構，而田春航與蘇惠芳則是影射後來做到兩湖總督的畢沅，及其終身知己李桂官。這兩對佳偶有情有義，正是陳森所謂的“知情守禮”、“潔身自愛”。杜與蘇雖出身娼優，但一旦愛將起來，可真是三貞九烈。事實上他們與二位恩客的關繫，基本上是柏拉圖式的。“好色不淫”是愛到點的表現。小說中，他們歷盡艱辛，矢志不移，後有情人終成眷屬──卻是等到愛人們先娶了老婆之後。《品花寶鋻》，就是一部很具爭議性的作品。這本小說出版於十九世紀中葉（1849），作者是落魄名士陳森（1805？－1870？）。小說描寫彼時官紳名士與梨園童伶的浪漫關繫，而以兩對纔子佳人──梅子玉和杜琴言、田春航與蘇惠芳──為這樣一種關繫的表率。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以《品花寶鋻》為清末“狹邪小說”的始作傭者。對魯迅及同輩學者而言，《品花寶鋻》寫歡場如情場，假男伶為女色，其頹廢狎弄處，不言可喻。
而小說一味模仿傳統異性戀詩文詞章的模式，尤予人東施效顰之感。
五四以來《品花寶鋻》屢受批評，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是風水輪流轉。配合世紀末的性別／情欲論述，我們可以重估《品花寶鋻》的文學史意義。這本小說共六十章，主要人物數十人；以體制論，是晚清頗具規模的長篇。兩對主角中，梅子“玉”與杜琴“言”諧“寓言”二字，當是出自陳森的理想虛構，而田春航與蘇惠芳則是影射後來做到兩湖總督的畢沅，及其終身知己李桂官。這兩對佳偶有情有義，正是陳森所謂的“知情守禮”、“潔身自愛”。杜與蘇雖出身娼優，但一旦愛將起來，可真是三貞九烈。事實上他們與二位恩客的關繫，基本上是柏拉圖式的。“好色不淫”是愛到點的表現。小說中，他們歷盡艱辛，矢志不移，後有情人終成眷屬──卻是等到愛人們先娶了老婆之後。
對如此的情節安排，這一代同志文學的作者或讀者大概要皺緊眉頭了。陳森遊走於情欲、倫理、法律和文學的規範間，力圖寫出個面面面俱到的同志小說。或許正因為他努力過當而又缺乏自覺，《品花寶鋻》反成了個面面俱“倒”的文學雜耍。但“倒”有“倒”的威力：
壞小說反而更能凸顯一個時代文學場域中各種話語的尖銳角力。魯迅那輩的讀者雖自命開明，但卻有太多的厚道包袱。《品花寶鋻》固然有美學上的缺點，但小說描摹“性”趣與“性”別的越界、舞臺與人生的錯亂、法律與情欲的媾合，纔是他們撻之伐之的真正原因吧？
小說基本承襲了中國情色文學中的三個方向。在人物造形上，它根植於理想化的纔子與娼優的愛情故事（如《李娃傳》）；在修辭及敘述方面，它延續了自李商隱、杜牧、《西廂記》、《牡丹亭》以至《紅樓夢》的感傷艷情傳統；而在情節鋪陳上，他不啻是纔子佳人小說的*謔仿。在陳森手裡，這三個方向表面相互借鏡，骨子裡卻產生劇烈位移。他筆下纔子佳人都是逢場作戲的戲子嫖客，而更可注意的是，他們一幕幕假鳳虛凰的好戲，來自於同性戀攫取和抄襲異性戀的資源。這使傳統情色文學面臨重新盤整的必要。
中國古典文學從來不缺餘桃斷袖的描寫，及至晚明，風氣尤盛。
李漁、馮夢龍等名家都有或濫情、或嘲諷的作品。但像陳森那樣正經八百地借用異性戀情色修辭來構制長篇者，未曾得見。小說講的既是晚清優伶兼營副業的現像，戲子恩客把臺上的戲演到臺下，自是順理成章的事。梅子玉初見杜琴言時，就直呼他比《牡丹亭》裡的杜麗娘還要美上三分。杜琴言比女人還女人，他的一笑一顰連林黛玉也相形見絀。就連小說後梅子玉明媒正娶的夫人見了杜，亦驚為天人。看來同志當道，女同胞簡直沒得混了。
就此女性主義者應該反駁：文學中的女性本來就是男性沙文主義者的理想產品。盡管杜麗娘或林黛玉美得冒泡，連女讀者也為之傾倒，她們畢竟是男性情色想像的極致。而不可思議的是，像《品花寶鋻》這類小說竟然“打著紅旗反紅旗”。一面把女性美吹捧上天，一面卻又喜孜孜地揭曉謎底──美麗的女人隻宜又男人扮演。在整本寫“兼美”、論“國色”的小說裡，女性枉擔了虛名，成了無所不在卻又無處可尋的角色。
同志們又要怎麼說呢？《品花寶鋻》雖然標榜同性戀，但這愛也愛的太窩囊了。基本上全書的戲劇情境已暗示同性愛情似真似幻的前提。男伶們下了裝以真面目周旋客人間，但客人依然以戲裡的形像來投射他們的身份。杜琴言、蘇惠芳除了不男不女外，又有不真不假的問題。陳森（及同道人）企圖以“合法”掩飾“非法”，刻意淡化問題。如果女性要抱怨在書中枉擔了虛名，同志們更可說他們纔是“名”不正、“言”不順，遑論虛名。曾陽晴在他的《色情書》中論及梅杜大談精神戀愛，把性及身體的必要性一筆勾消。如此一來，一本贊美同性戀的書“名”“實”兩失，完全自我解構了。
除此，我們也注意到書中的男伶都是家貧被賣入伶班的。他們未必是同性戀者，也未必有性倒錯傾向，但卻被“訓練”成千嬌百媚的佳人，並藉以謀生。他們是經濟制度下的犧牲品。然而陳森的敘述又希望讀者見證像梅、杜這些男伶與恩客的感情是自發的，不帶功利色彩。這到底是弄假成真的傳奇，還是本性使然的佳話，陳森並未解答。
後，小說中愛戀童伶的大男人們又該如此自處呢？我們很難以今天的情欲實踐方式，來判斷他們是同志，還是叛徒。有清一代紳商狎昵年輕男戲子的風潮並不代表彼時男性“性”趣突然有了逆轉，而竟是出自法律規範的誤導。由於朝廷嚴禁命官紳仕族出入妓戶青樓，憋急了的好色之徒隻好轉向美貌的童伶下手。多數尋芳客本來也未見得願意一雙腳踏兩條船，但習慣成自然，一時上行下效，同性戀突然大放異彩。情欲想像及實踐的詭訣流動，真是莫此為甚。
我們不難揣摩問題的復雜程度。自詡為異性戀者的狎客就著這個性／性別遊戲，可能赫然發現自己別有所好。潛藏的同性戀者大可藉著不可嫖妓的名義，一遂自己真正的欲望。但激進同志們更可能抱怨他們不但沒有得到解放，反而多了莫名其妙的競爭；何況當所有的性活動被歸納為男扮女裝的遊戲時，一種新的性機制已然陰隱施行它的約束力。但心裡有數的異性戀沙文主義者大概要說，他們纔是*的輸家。《品花寶鋻》講的仍是男性情欲至上，但這情欲的本質卻不能用簡單的男女或男男女女的關繫來定義。沙文主義者企圖管制欲望，卻暴露了欲望竟然暗藏著麼多的變數，隨時有被瓦解置換的可能。這可是男性權威禁止男性嫖妓的律令下，始料未及的後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