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軍旅文學整體觀
傅逸塵
進入21世紀，以李亞、王凱、王、丁曉平、曾劍、裴指海、盧一萍、楊獻平、董夏青青、徐藝嘉等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軍旅作家”進入讀者的視野，並逐漸在文壇嶄露頭角，創作實力不容小覷。他們的創作覆蓋了長、中、短篇小說以及散文、報告文學、理論批評等各種文體，不但數量可觀，並在質量上葆有較高水準。
“新生代軍旅作家”大都出生於1970年代以後，他們的軍旅生涯伊始，恰逢我軍新軍事革命浪潮開始湧動，軍隊從戰術、武器、兵種到部隊官兵的知識結構都發生了歷史性遽變，這為他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極好的機遇和表現領域。而且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論，無論是部隊讀者，還是地方上數量眾多的“軍事發燒友”，也都希望從軍旅文學中感知強軍興軍的壯闊圖景，感受“四有”新一代革命軍人的風采與“亮劍”精神。軍營生活的新變和讀者的閱讀期待，無疑為“新生代軍旅作家”提供了創新的空間和施展纔華的舞臺。
“新生代軍旅作家”作為一個日漸活躍的寫作群體，以其獨特的審美體驗與視角，觀照著當代軍人的生存境遇和情感狀態，為和平時期的軍旅文學寫作開拓了新的資源和面向。他們更願意將自己的文學目光聚焦於高強度壓力環境中的個體，表現逼仄空間內小人物的內心世界和命運軌跡；在取材上，他們更善於挖掘日常生活中人物豐富而駁雜的生命情態和生活經驗，對細節進行放大甚至誇張化處理，探索柔軟敏感的人性與人的內在心理，外化到文本層面便是作品中無處不在的傷痛痕跡。“新生代軍旅作家”普遍具有本體的、異質的獨特審美體驗，具有重構日常生活之詩學理想的文學自覺；在敘事內容上，他們傾力展示平凡個體與世俗現實之間的種種糾葛，揭示新型軍人面對軍營與社會的急速變化所遭受的各種尷尬的精神處境和命運遭際；在倫理敘事與敘事倫理兩個層面上呈現出鮮明的特色，為21世紀初年的軍旅文學增添了一道別樣的風景。當然，“新生代軍旅作家”還處於生長期，個人的文學風格有待成型，生長的瓶頸亦突出而顯明。但無論如何，作為一個鮮艷奪目的存在，“新生代軍旅作家”群值得文學界給予持續關注和研究。
聚焦“小人物”形像和日常生活經驗
上世紀90年代初的“新寫實”主義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將筆觸伸向“小人物”，通過對普通人生命欲望與生存環境之間矛盾衝突的描寫，展現普通人生活上的窘境與精神上的困惑，讀者的視線被引入了平庸而瑣碎的現實生活。這種文學思潮對軍旅作家的深刻影響在進入21世紀以後迅速顯現出來。回歸文學對像的生命倫理和生活本體，重視日常生活經驗的表達，觀照軍人的個人命運和個體經驗，反撥了長久以來“政治話語”對軍旅文學的規訓和異化，軍旅作家獲得了新的更加豐厚的精神資源和寬廣的觀察、認識生活的角度，以及新的敘事方向和動力，得以在歷史、戰爭和現實等廣闊層面，探尋軍人這一特殊群體的精神存在。“新生代軍旅作家”在初出茅廬之際便遭遇了這種更為開放的文學思潮與寫作觀念。他們對自身的經歷與經驗更為珍惜，敘事倫理的向內轉使他們無論是面對現實生活，抑或是勾勒戰爭歷史，都更習慣於從小人物的個體經驗出發編織故事。
劉躍清的《遙遠的手榴彈》和《連隊是一條河》同樣融入了“新寫實&rdq素，前者記錄了普通一兵焦文文對投彈從恐懼到自如的心路歷程，後者通過對幾個士兵的追蹤式描述，道出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一軍中諺語所蘊含的苦辣酸甜。兩部作品均體現了作者對部隊基層生活的細膩體驗和真切感悟。
如果說“新生代軍旅作家”在對當代現實題材的處理方式上延續了“新寫實”的美學風格，那麼在對歷史戰爭的書寫和追憶中，他們更傾向於運用“新歷史主義”的抒寫方式構建歷史，以感性的目光洞察歷史，在各具特色的審美觀照中探觸人性內面。王甜的《昔我往矣》在解放戰爭的大背景中，選取了女軍醫蔣南雁和孿生兄弟羅永明、羅永亮三人之間的愛情線索作為故事支點。小說在三人跌宕起伏的愛情脈絡中構建歷史，既表現了渺小的個體面對戰爭時命運的錯位和不可逆轉，同時也娓娓道出了一段真摯哀婉的革命愛情。同樣是“以情寫史”，曾皓的《篝火燃燒的地方》以一個小男孩的視角描寫了大家族中幾個女人支援抗戰的故事。小說中身在前線抗敵的“爸爸”和“舅舅”始終沒有出現，前方戰場則用“篝火燃燒的地方”這一意像指代。作者將目光定位在外婆、表姐和女僕胖丫身上，幾個身手不凡的女人的離奇遭遇既為小說增添了神秘感，也從側面表現了正面戰場的驚心動魄。此外，還有作家的視野溢出了小人物的範圍，投射到異化或弱勢的人物身上。
悲憫情懷與“存在”的焦慮
進入21世紀以來，軍旅文學開始以“個人私語”式的詩學策略消解著“史詩性”的宏大敘事模式。創作主體背棄了“史詩性”的“宏大敘事”視角，從微觀的個人化“視點”切入，以小見大，以點寫面，把生活改寫成了片段式的、具體可感的生命過程與人生經驗，賦予了“現實生活”以生命性和存在感。正是基於這種自覺性的主體建構，作品中的主人公通常被置於某種尷尬的生存境遇，生活的景像在他們敏銳而細膩的個人體驗中被賦予某種荒誕色彩，而內心豐盈的人物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不斷被迫接受衝撞，命運在時代的浪潮裡沉浮，作家的悲憫情懷得以張揚。
王瑞勝的《省親》寫一個士官回鄉探親的故事及內心的波瀾，作家通過一個個精彩的細節以及對城鄉差距所作的細膩描摹，揭示出“士官”這一部隊中重要且特殊的群體在現實生活中的尷尬境遇。尹德朝的《勛章》刻畫了一個軍人從失望到希望，再從希望到失望，到後則是徹底絕望的情感變化，起伏跌宕，直擊人心。這是一個無名軍人的心靈史，充盈著強烈的悲劇感與沉重的憂傷。
“新生代軍旅作家”精神上的漂泊和不安定的特征投射到現實題材的軍旅作品中，使得他們筆下的軍人形像也或多或少沾染了作家本身的憂慮和焦灼。創作主體的視野開始淡出宏大敘事，轉而對民間立場產生認同感，向平靜的日常生活靠攏，將情緒或細節放大，剖析為本真的“存在”的焦慮。
王凱的《任務》以伍秋原和老寶貴一家的交往為線索，寫出了一名面臨轉業的軍官的生活常態。小說沉浸在一種蓬松而綿軟的敘述情緒中，敘事脈絡是簡單的，但故事牽出了諸多社會問題。有伍秋原工作前途不可預測的苦悶絕望，有新聞干事尋求升遷捷徑的急功近利，有冒充老漢姪子的青年騙取喪葬費的詭詐。這些林林素彙集在一起，有一股勢如破竹的張力，凝聚到一個焦點上亟待爆發。但在主人公得知被騙的一刻，這股本來期待宣洩的力量又瞬間土崩瓦解，一種對生活的無力感和虛無感瞬間彌散開來。也由此，作品呈現出多重審美趣味，衍生出若干可延伸和挖掘的觸角，彰顯了作者對生活的敏銳捕捉力。劉躍清的《黨齡》通過對戰爭年代一塊黃手帕的追尋將歷史和現實做了巧妙的對接和勾連，將“光榮的臨汾旅”老軍人李如虎苦苦追討五年黨齡的歷程娓娓道來，於心酸處傳遞一位老兵長達半生的對信仰的堅守，讓我們繼《集結號》之後再一次看到“為英雄正名”而無門的苦楚。曾皓的《看不見的軍功章》中，瞎眼老漢在老伴善意的謊言中把想像中的“軍功章”作為的精神支柱，讀來可笑而可悲。這兩篇小說表現了軍人的崇高精神與現實踫撞後的殘酷結果，揭露了社會的暗面，引人
深思。
當下的青年作家在小說敘事中，總是顯示出一種簡單的思維和片面的傾向：每每將一種情感結構推向，而缺乏在復雜的視境中平衡地處理多種對立關繫的能力。而王凱的長篇小說《導彈和向日葵》則始終是在復雜的網絡中展開矛盾衝突和情感糾葛。葉春風和他的軍校同學們之間、同學與同學之間、機關層面的橫向聯繫、與基層的縱向關繫，凡此種種構成了一個錯綜復雜的關繫網。故事的推進和人物的成長都需要在這重重交叉的網絡邏輯中纔能實現。的確，我們的文學應該從狹窄的個人視域和封閉的內心世界走出來了，應該以一種客觀的態度面對豐富駁雜的外部世界。客觀性不僅意味著人物形像的精確和真實，更意味著寫作倫理的強健和美學精神的開闊。
氣像格局與生長瓶頸
興起於21世紀初年的“底層敘事”思潮，確曾打開了一扇理解、認識轉型期中國社會現實的窗口，那種模式下不同社會階層、群體間的衝突與齟齬，將某些壓抑已久的社會矛盾以文學的方式呈現出來，令人觸目驚心，也感同身受。然而十數年過去了，青年作家的寫作對時代精神、社會結構、政治文化、現實生活的觀察和思考不僅沒能自覺跳脫上一個時代的拘囿，進而構建起屬己性的思想觀念、文學經驗和審美範式，反而沿著“底層敘事”的定見、成規與模式一路滑行，陷入了“形而下敘事”的泥淖，不能自撥甚至不願自撥。似乎隻要書寫社會黑暗、人性丑惡，就意味著具有思想深度；反之，不寫現實灰暗、人生失敗，作品就不接地氣，不夠深刻。占據道德高地、展露批判鋒芒成為青年作家躋身文壇的跳板和捷徑，為此可以不惜誇張變形、裝神弄鬼、違背常識、罔顧邏輯。而這樣淺薄粗陋的作品竟會每每得到文學期刊的青睞、選刊的選載、批評家的激賞和出版商的追捧。凡此種種，反過來助長了這種思想僵化、觀念停滯、審美鄙俗的潮流。相同的情感和情緒，相似的主題和結構，病懨懨的陳腐氣息如同病毒般被復制和傳播。青年作家筆下的失敗人物，從現實遭際的蹉跎到愛情婚姻的失落再到友情親情的分崩離析，直到道德底線的後退瓦解，終墜入歷史的虛無和空洞……部分青年作家在這種“形而下敘事”的閉合回路中消耗著自己的文學纔華，作品的氣像、格局和境界亦越發狹窄逼仄。
“新生代軍旅作家”與地方“70後”作家相比，還沒有形成具有輻射影響的集群，作品的整體質量和名氣也有一定差距。但這並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讓我憂慮的是，“新生代軍旅作家”們還存在著氣像格局的狹小與未來生長的瓶頸。優秀的小說一定是不滿足於僅僅表達作為個體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則是通過對於個體內心世界特別是陷入困頓中的精神掙扎，來表現復雜人性中的詩意與崇高，並將這種詩意與崇高升華至哲學或形而上的高度。隻有這樣，小說的氣像與格局纔不至於顯得狹小和空洞，纔更具有飽滿和開闊的精神氣質。“新生代軍旅作家”還沒能整體性地達到這樣的高度。
“新生代軍旅作家”未來生長的瓶頸，首先是認知與把握現實軍旅生活的能力較弱。新時期以來的軍旅文學，因其始終密切跟蹤當代軍營和軍人生活的新變，深刻洞悉社會文化心理轉型，經由對重大歷史事件和社會熱點問題的生動描摹與深度透視，展現出了軍旅作家強大的思想能力、真誠的文學態度和崇高的精神立場，因而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鎮。現實主義堪稱軍旅文學的精神底色和寫作傳統，它自身的性質和屬性都決定著軍旅作家需要及時快捷地追蹤、記錄當下軍營正在進行中的變革。新時期之初，徐懷中的《西線軼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山中那十九座墳茔》等中短篇小說與生活的距離之近，對生活的認知之深刻、把握之精準，思想之高蹈令人印像深刻，甚至引領著當時中國文學的發展走向。而當下的“新生代軍旅作家”缺乏在更高與更深兩個向度上認識和把握當下軍旅生活的能力。在很多人的作品中，看不到我軍新軍事革命浪潮和信息化建設的圖景，看不到我軍戰略戰術、武器裝備、訓練方式和兵員成分的新變化，基於這些新變化所產生的新矛盾、新問題也沒有得到及時反映，甚至於新型高素質軍人形像都是缺席的。軍旅作家與軍旅現實生活的隔膜與疏離由此可見一斑。即便是年輕作家，盡管曾經或正生活於基層部隊，所寫的也是現實題材，但缺乏緊跟當下軍隊新變化、觀察軍營新情況的自覺意識，缺乏宏闊視野和整體性思維，缺乏穿透事像直達本質的銳利目光，導致作品所關注的並非是當下軍旅生活中震撼人心、帶有趨向性的景觀，所傳達的思想和意識並非是當下軍隊發展的主流，所塑造的人物並非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主體。
其次，“新生代軍旅作家”的很多作品還沉溺於“底層敘事”，視角狹小，缺乏大氣像。軍旅文學的審美品格既有低沉悲壯的，也要有昂揚向上的；既要聚焦基層官兵的生存境遇，也要關注中高級軍官們的生存圖景，需要有大視野、大氣像、大境界。當下的軍旅小說依然難以擺脫“農家軍歌”的陰影，所塑造的人物、反映的生活和表現出來的思想意識過於低矮、狹小、逼仄。作家執迷於對小人物、小挫折、小苦難、小悲劇、小事故的書寫，執著於軍旅文學的“底層敘事”，這樣就與當前波瀾壯闊的新軍事變革進程中的軍旅生活拉開了距離。“新生代軍旅作家”需要跳出自己反復書寫的題材，更新文學觀念，嘗試以嶄新的創作姿態，寫出具有經典性和恆常性的人性光彩，寫出和平年代軍隊趨向性的發展變化和新型軍人形像。誠然，二十年前的“農家軍歌”以對軍人生活和軍人心靈的揭示，突破了新時期軍旅文學的某些禁錮，解構了已經化為軍旅作家創作定勢的“英雄情結”，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軍人在走向現代化的同時又經歷著異化與蛻化的雙向過程。然而時過境遷，在當下的軍旅小說中，“新型高素質軍人”理應成為軍旅作家們，尤其是“新生代軍旅作家”們努力刻畫與塑造的全新形像。然而，比之“農家軍歌”中那些鮮活動人、豐滿深刻的農民軍人，“新生代軍旅作家”小說中的軍人形像卻顯得相對單薄蒼白、模糊與僵硬。這種差距，我以為除了和作家的生活經驗、情感投射與寫作資源有關之外，勾連出的是一個亟須對“軍人職業倫理”進行重新認識、深化認識的問題，也即一種新的寫作倫理自覺的問題。
再次，職業化的軍人倫理與傳統的犧牲奉獻和英雄主義精神之間的張力與錯位，是書寫新型軍人和當下軍旅生活的重要向度，而“新生代軍旅作家”對此尚缺乏文學的自覺。1990年代以來，伴隨著和平狀態的不斷持續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化，曾經籠罩在軍人頭上的崇高光環漸漸褪去，“價值解聖”之後的軍人職業日益退至社會的邊緣。1990年代之初，“農家軍歌”的唱響和朱蘇進創作風格的轉變作為當代軍旅文學“英雄主義寫作”主潮之外的一種變調，較為敏銳而及時地觸及到了軍人倫理的職業屬性。但是“農家軍歌”寫作因為對農民軍人狹隘性和功利性的過度戲劇化表現和片面性的價值評判，而喪失了對軍人職業一般屬性和生活基本面的把握。朱蘇進的《醉太平》盡管偏離了其一貫張揚的理想主義英雄美學追求，像征著創作主體“英雄夢”的破滅，但是卻歷史性地開啟了當代軍旅文學對軍人職業倫理的正面書寫。然而進入1990年代中期，隨著“農家軍歌”的式微和朱蘇進從軍旅文壇的淡出，軍人職業倫理敘事剛剛啟動便戛然中止。筆者認為，當下軍人倫理的內涵，簡言之，主要包含三個方面：一是使命任務的特殊要求，決定了軍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環境、生活內容都有著自身的特殊性，軍人生而為戰勝，要在戰爭和戰爭準備中追求其終極理想和價值；二是軍人職業的一般屬性，決定了軍人生活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通約性，在特定的體制之內成長，軍人也要面臨職業的選擇、職務的晉升、“職場”的競爭，以及婚戀問題、瑣碎的日常事務和家庭生活；三是英雄的軍史和優良的傳統對軍人的理想信念、精神追求、立場原則、價值判斷、道德規範等等方面的傳承性影響。這三個方面在現實生活中的纏繞、滲透和交融構成了現代軍人倫理體繫，也成為“軍人倫理敘事”的內在要求。
英雄敘事是軍旅文學的精神風骨，21世紀初年軍旅文學同樣需要塑造當代英雄形像，而“新生代軍旅作家”的作品過分抽離了英雄主義的精神內核，與地方作家作品同質化，難以形成獨特的品格。筆者認為，對當下軍營的深度挖掘、對新型高素質軍人形像的新鮮塑造是“新生代軍旅作家”有待挖掘的資源和可以提升的空間。當今社會生活正以飛快的速度向前發展，軍隊、軍營和軍人也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以文學的方式及時而深刻地反映軍旅生活的新變和新型軍人的生存狀態，以文學的方式構建軍人倫理新的時代意義，是“新生代軍旅作家”必須回應的現實課題。
“現實性”缺失與想像力匱乏
“新生代軍旅作家”的小說寫作多半集中於表現現實軍營中小人物的生存境遇，放大和捕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細膩感受；但是，這種日常化、碎片化、低視點的敘事倫理，其弊端也顯而易見，它局限了作家的視野，拘囿了作家的想像力，導致他們的創作很難超越前輩，達到應有的深度與高度。很多作品對當下軍旅生活的表達還停留在事像的表層和故事層面的起承轉合，沒能向著更為本真的“存在”之境深潛，向著更富於生命痛感和思辨高度的寫作倫理挺進。想像力是小說重要的因素，它在諸多層面上考驗著作家，而超越作家自身經驗、建構更為廣闊的文學性空間則是它的核心要求。小說敘事上的復雜化與陌生化、智性與藝術性都是想像力的具體表現。但遺憾的是，“新生代”軍旅小說的模式化和類型化的傾向已經十分明顯。
在“新生代軍旅作家”中，王凱的小說是現實感強的。他的作品有較為明顯的兩類書寫資源：基層連隊和部隊機關。前一類的作品有《沉默的中士》《一日生活》《藍色沙漠》等，後一類有《正午》《魏登科同志先進事跡》等。還有的作品在兩種生活資源之間交叉敘述，如《換防》《迷彩》。王凱小說中的人物往往生活苦悶，處在事業或情感上兩難的撕扯狀態。這些小說在故事之外總有一種情感上的延展，表現懷有英雄主義情結的主人公在現實面前不斷妥協，理想和倫理道德兩相衝突所遭遇的困境。王棵的“守礁”繫列小說側重書寫了當代軍人對職業倫理的堅守。王棵筆下的守礁軍人是脫離都市光鮮生活的寂寞一族，時間對於他們而言，是寂寞中大把歲月的無盡投擲，成為了對生活本體的“守望者”。守礁是偉大而沉重的職業，無論怎樣繁華的文字都掩飾不住骨子裡的悲壯與無奈。《海戒》《飛魚》《暗自芬芳》《對魚說話》《美發史》等小說沒有回避單調、寂寞、孤獨的生活，真切抵達了士兵生存的本相。對守礁生活的痛切體驗使得王棵可以將一個細節或一件細小的物件信手撚來大做文章。比如《飛魚》以一種尋常不見的氣味為線索，寫人在壓抑的環境下極度敏感以致精神失常；《美發史》則拿“頭發”說事兒，用很小的生活細節表現堅實而又無奈的沉重感；《海戒》則以精湛獨特的描寫將守礁的寂寞艱難上升到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博弈，富於人情味與美感。
如果說王棵對現實題材的書寫有沉郁、厚重的味道，那麼朱旻鳶對現實生活的把握則有幾分戲謔和調侃。在《壩上行》中，他采用了戲謔與戲仿、輕松與幽默，甚至滑稽變形等方法，將基層連隊生活呈現為一種似真非真、似像不像的笑鬧場景與喜劇狀態。青年人的活力與智慧，青春期的激動與狂想，都可以無所顧忌地表達出來。盧一萍的《快槍手黑胡子》《索狼荒原》具有濃郁的邊疆特色，寫駐扎荒漠的官兵生活，細膩描摹男女的微妙情感，讀來頗有趣味。
近二十年來的中國文學沒有主義和思潮，中國作家由此陷入了一種迷茫的狀態。當故事成為小說重要的，甚至是的要素，當所有的作家都絞盡腦汁去編織一個所謂好看的故事的時候，這個時代的文學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品質便可想而知了。小說肯定需要故事，但故事卻不是小說的，小說還有許多文學性的層面。我們應該有一場類似於法國“新小說”那樣的文學革命，纔無愧於中國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1950年代崛起的法國“新小說”，距離我們還不算太遙遠，羅伯格裡耶等，以及他們親自參與的法國“新浪潮電影”曾經讓我迷戀不已。那纔叫文學，一個影響至今仍然沒有完全消除的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文學。文學的嬗變多數是在社會轉型的時候，社會思潮的湧流當是文學發展的真正動力，二戰之後的社會思潮確為西方文學藝術提供了深厚強大的思想與哲學基礎；反觀當下的中國小說，總體論之，思想性或曰哲學性實在是弱爆了，因此，我們應該強調和鼓勵青年作家在小說中進行獨立的形而上思考，唯其如此，纔能真正改變和提升中國小說的品格。多麼好的故事，多麼飽滿的人物形像，沒有思想的支撐也難以達到高超的文學性境界。托爾斯泰也好，莫言也罷，正是他們深刻的思想和洞察，纔使得其作品具有了世界性的高度。
當1980年代後期，文學的先鋒性喪失殆盡之後，“形而下敘事”便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而先鋒作家們集體轉向長篇小說創作，並回歸現實主義，無疑起到了一重示範作用，即讓更多青年作家以為：看見沒有，先鋒文學尚且如此，何況吾乎？誠然，以文學的方式概括現實、穿透時代對青年作家而言無疑是一種“有難度的寫作”。但是我想，即便不能給現實生活的諸多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至少也要寫出迥然不同的生活經驗；即便不能貢獻整體性、超越性的思想智識，至少要具有思辨的眼光和立場；即便不能在形式上開掘創新，至少要趨近於高貴優雅的文學氣質。是故，“新生代軍旅作家”亦迫切需要跳脫“形而下敘事”的泥淖，以葆有未來發展的多向度和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