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在巴塞羅那的列寧兵營，加入民兵組織的前一天，我見到一個意大利民兵站在軍官的桌前。

他是個相貌兇悍的年輕人，大概二十五六歲，長著褐紅色的頭發，肩膀強健有力，戴著一頂鴨舌帽，斜拉下來，遮住了一隻眼睛。他側對著我，下巴抵著胸膛，注視著桌上一張某位軍官攤開的地圖，迷惑地皺著眉頭。他那張臉深深地打動了我。看到那張臉就知道他干得出殺人的事情，為朋友願意兩肋插刀——你會覺得他是無政府主義者，但他卻是共產主義者。這張臉的主人既正直坦率，又兇殘暴虐，而且看得出是個目不識丁的人，對上級領導非常尊敬。顯然，他連那張地圖的東西南北都分不清，覺得看地圖就像看天書一樣晦澀難懂。不知道為什麼，我對他頓生好感——我很少對別人——我是說，別的男子——有這種感覺。那些人圍著桌子在聊天，說起了我是個外國人。那個意大利人抬起頭，語速很快地開口問道：

“意大利人？”

我操著蹩腳的西班牙語回答：“不，英國人。你呢？”

“意大利人。”

我們走出去時，那個意大利人走過房間，用力地和我握手。對一個陌生人你會感受到那股情誼，真是太奇怪了！似乎在那一瞬間我和他的心靈跨越了語言和文化的溝壑，結為了親密伙伴。我對他頗有好感，希望他也對我有好感。但我知道，如果我要保留對他的好感，我就不能再和他接觸。不用說，我再也沒有見過他。這種萍水之交在西班牙經常發生。

我提起這個意大利民兵，是因為他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像。他那身蹩腳的制服和兇殘而可憐巴巴的臉龐讓我強烈感受到當時的特殊氣氛。他和我對這場戰爭的所有回憶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巴塞羅那飄揚的紅旗、一列列滿載著士兵奔赴前線的破舊的火車、鐵路線上那一座座灰蒙蒙的飽經戰爭破壞的城鎮和山丘上泥濘冰冷的戰壕。

那是1936年12月末，距離現在我動筆是不到七個月前的事情，但似乎已經過去了很久很久。後來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使得這段時期的回憶變得模糊了，比1935年或1905年的回憶更加模糊。我來西班牙的目的是為了撰寫新聞稿件，但我立刻加入了民兵組織，因為在當時那種氣氛之下，那似乎是的正確之舉。無政府主義者仍然控制著加泰羅尼亞，革命形勢如火如荼。對於從革命伊始就投身其中的人來說，到了12月或1月，革命似乎已經結束了。但對於一個從英國來的人而言，巴塞羅那的情景令我覺得十分震撼和驚詫。那是我生平次來到一個工人階級翻身作主的城市。幾乎每一座建築都被工人占領，掛著革命的紅旗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紅黑相間的旗幟。每一面牆上都畫著錘頭和鐮刀的圖案，寫著革命黨派的名字縮寫字母。幾乎每一座教堂都被搗毀，裡面的神像被焚滅。工人群體正到處有組織地搗毀教堂，每一間商店和咖啡廳都寫了標語，標榜自己是集體所有制經營，甚至連擦鞋匠也被集體化了，他們的鞋匣被塗成了紅黑兩色。服務員和售貨員直視著你的臉，和你平等相待。奴顏婢膝的話，甚至那些禮節性的話都暫時消失了。沒有人說“閣下”或“先生”，甚至“您”也不說了。大家互稱“同志”和“你”，打招呼時說的是“祝你健康”，而不是“請安”。法律規定不許給小費。有一次我想給看電梯的小男孩一點小費，結果被酒店的經理訓了一通。街上沒有私人的汽車，它們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電車、出租車和許多交通工具都塗成了紅黑兩色。宣揚革命的海報無處不在，貼在塗成干淨的紅藍兩色的牆壁上顯得特別振奮人心，讓剩下的幾張廣告海報看上去就像髒兮兮的塗鴉。蘭布拉斯大道是貫穿市中心的主干道，行人熙熙攘攘，穿梭不停。整條馬路都安置了高音喇叭，從早到晚大聲播放著革命歌曲。奇怪的景像莫過於行人的面貌。從表面上看，富人已經基本上在這座城市絕跡，除了少數婦女和外國人之外，根本找不到“衣著華麗”的個體。大家要麼穿著樸素的工作服或藍色的弔帶褲，要麼穿著不同款式的民兵制服。這一幕幕景像非常奇怪而令人振奮，裡頭有許多事情是我無法理解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覺得不喜歡，但我覺得這是值得為之戰鬥的事業。我還覺得情況就像表面看起來的那樣，這裡真正成為了工人當家作主的國度，資產階級已經被驅逐、處決或接受改造，與工人站在同一陣線。我沒有意識到，許多富裕的資產階級隻是暫時化裝為無產階級的一員，低調地隱藏起來。

除了這些以外，戰爭的可怕影響隨處可見。整座城市蕭條破敗，道路和建築急待修葺。到了晚上道路非常昏暗，以防止敵人空襲。所有的商店幾乎都空蕩蕩的。肉制品很少，牛奶幾乎無從購買，煤炭、白糖、汽油非常緊缺，而面包的緊缺尤為嚴重。即使是現在，排隊買面包的隊伍經常一排就是幾百碼長。但看得出人們都很滿足，充滿了希望。這裡沒有失業，生活成本非常低廉。你很少看到完全赤貧的人，除了吉卜賽人之外沒有乞丐。重要的是，大家都對革命和未來懷著堅定的信念，感覺突然邁進了平等自由的時代。每個人都試著展現出人性化的行為，而不是資本主義機器裡的零部件。理發店裡張貼著無政府主義的告示(幾乎所有的理發師都是無政府主義者)，莊嚴地宣告理發師不再是奴隸了。街上掛著彩色海報，規勸妓女從良。對於任何來自冷漠而目空一切的英語文明的人來說，這些胸懷理想主義的西班牙人說的盡是革命的陳詞濫調，實在是乏善可陳。那時候街上賣的是天真的革命歌曲的歌譜，內容都是關於無產階級兄弟情誼和墨索裡尼的邪惡作為，一本隻賣幾分錢。我經常看到大字不識幾個的民兵買了一本革命歌譜，艱難地拼讀著上面的文字，然後，等他理解了上面的內容，就將其哼成一首歌謠。

那段時間我一直在列寧兵營，表面上在接受訓練，準備上前線作戰。當我加入民兵組織時，他們告訴我第二天就會派我上前線，但事實上我得等候新的百人隊組建完畢。戰爭伊始工會匆忙組建了工人民兵部隊，至今還沒有以正規軍事編制進行整頓。負責指揮的“指戰部”大概有三十人，士兵以百人隊為編制，而縱隊的人數規模則更加龐大。列寧兵營是一座宏偉的石建築群，有一間騎兵學校和幾個寬闊的鵝卵石庭院。這裡原本是駐扎騎兵的營地，在七月份攻占下來的。我的百人隊在其中一間馬廄睡覺，那裡的石頭馬槽上還刻著那支騎兵隊士兵的名字。所有的馬匹都被繳獲並運到前線，但整個兵營還是彌漫著馬糞和爛燕麥的味道。我在兵營待了一個星期，記得清楚的就是馬的味道、尖銳的軍號聲(我們所有的軍號手都很業餘——我還是在法西斯陣線外面偷聽纔學會吹西班牙式軍號的)、軍營裡平頭軍靴的踏步聲、鼕日下漫長的晨訓以及在沙礫馬術場上進行的熱烈的足球比賽，一邊各有五十名隊員。兵營裡大概有上千人，隻有十來個單身女人，其他女人都是民兵的妻子，她們負責做飯。民兵組織裡有女兵，但人數不是很多。當然，在初的幾場戰鬥中，這些女人與男人一起並肩戰鬥。在革命時期這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現在觀念已經開始改變，在女兵們訓練的時候，男兵們必須離開騎兵學校，因為他們會嘲笑女人，還想阻止她們訓練。而在幾個月前，看到一個女人手持長槍沒有人會覺得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

民兵們將整座兵營裡的每一座建築都搞得污穢不堪，這似乎是革命的副作用之一。每個角落裡都堆放著被搗毀的家具、破碎的馬鞍、黃銅的騎兵頭盔、空的刀鞘和劍鞘，還有發霉的食物。食物浪費很嚴重，尤其是面包。光在我的營房每頓飯都得倒出滿滿一籃子面包——而平民們卻缺少食物，實在是很不光彩的事情。我們在長長的高桌上喫飯喝酒，用的是永遠油膩膩的錫盆和一種頂糟糕的西班牙式波隆酒瓶。波隆酒瓶是一種玻璃器皿，有一個突起的出水孔，隻要你把它稍微傾斜一下就會射出一道細細的酒水，這樣的話你就可以隔著一段距離喝到酒，不用將酒瓶湊到嘴邊，大家可以傳著喝酒。一看到大家在用波隆酒瓶喝酒，我就會提出抗議，要求用酒杯喝酒。在我眼裡，這東西簡直就像夜壺，特別是裡面裝著白酒的時候。

他們給征召的壯丁派發制服並不是一步到位，因為這裡是西班牙，每樣東西都是零星發放的。沒有人知道誰領到了什麼東西，許多我們需要的物資，像腰帶和子彈匣，直到後一刻，火車已經在等著載我們上前線了，纔發到我們手裡。我提到了民兵“制服”，或許會讓你形成錯誤的印像。其實那根本稱不上是制服，應該說是“雜牌裝”。每個人的軍服都是照著大體上同一個款式設計的，但基本上沒有兩套軍服看上去是一樣的。基本上隊伍裡每個人都穿著齊膝的燈芯絨馬褲，但服裝的一致性就到此為止。有的人纏著布綁腿，有的穿著燈芯絨長筒襪子，有的穿著皮綁腿，有的穿著長筒靴。大家都穿著拉鏈式的大衣，但有的是皮衣，有的是羊毛衣，而且顏色各異。至於軍帽，可以說有多少個人就有多少種帽子。我們的軍帽前面通常會別著黨派的徽章，而且幾乎每個人都會在脖子上圍一條紅黑的手帕。那時候一支民兵隊伍看上去就是一幫外貌稀奇古怪的烏合之眾，但當時就隻能分發這些從不同的軍工廠裡趕制的衣服，考慮到當時的情況，能有這樣的衣服就不錯了。不過，那些襯衣和襪子都是粗制濫造的棉布織品，根本抵御不了嚴寒。想到民兵們在漫無紀律的頭幾個月所經歷過的事情，我就覺得很恐怖。我記得讀過兩個月前的一份報紙，一位馬聯工黨馬克思主義聯合工人黨(西班牙語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簡稱“馬聯工黨”［the
P.O.U.M.］)，創立於1935年，是西班牙的左翼政黨，西班牙內戰時支持西班牙共和國政體，與發動政變的弗朗哥將軍作戰。的領導人視察完前線後說他會努力實現“每個民兵分到一條毛毯”。如果你曾經在戰壕裡睡過覺，這句話會令你不寒而栗。

到了兵營的第二天，我們開始了被戲稱為“軍訓”的活動。一開始的時候情況非常混亂。征召來的新丁大部分是來自巴塞羅那、十六七歲的街頭少年，空有一腔革命熱情，但對戰爭一無所知。甚至連讓他們整齊地排好隊伍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這裡漫無紀律，要是一個人不喜歡某個命令，他會從隊列裡站出來，激烈地和長官爭吵。我們的指戰員是個健碩的年輕人，臉蛋很稚嫩，性格熱情開朗。他以前是常備軍軍官，現在看起來仍很英挺，英姿颯爽，穿著一塵不染的軍服。奇怪的是，他居然是個虔誠熱情的社會主義者。他比其他人更堅持不同軍階之間徹底的平等。我記得當一個傻帽的新丁稱呼他為“長官”時，他會感到驚訝而難過。“什麼！長官？誰叫我長官？難道我們不都是同志嗎？”我懷疑這其實會妨礙他的工作。新兵所接受的軍事訓練對他們來說一點兒用處都沒有。他們告訴我外國人可以不參加軍訓。(我發現西班牙人很自卑，覺得所有的外國人都比他們更熟知軍事)，但我和他們一道接受軍訓。我很想學會使用機關槍，我從未有過機會開機關槍。但令我失望的是，我發現根本沒有人教我們如何使用武器。那所謂的軍訓不過是老掉牙的閱兵訓練，傻得要命：
向右轉、向左轉、向後轉，三行隊列齊步走和其他一些毫無意義的內容。這些我十五歲時就都學過了。訓練遊擊隊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是你隻有幾天時間操練士兵，顯然你必須指導他們迫切需要的技能：
如何找掩護，如何在開闊地帶行進，如何扼守陣地和構築工事——重要的是，如何操作武器。但這群熱情的少年再過幾天就要被派往前線，甚至沒有學會如何用步槍射擊，或如何拉開手榴彈的保險銷。當時我不知道原來這是因為武器嚴重不足。在馬聯工黨的民兵部隊裡，槍支短缺的情況非常嚴重，抵達前線的新兵隻能從他們所接替的部隊那裡接過步槍。在整座列寧兵營，我相信隻有負責崗哨的士兵纔配備了槍支。

幾天後，雖然按照常規標準我們仍是一群烏合之眾，但領導們認為我們可以拉出去亮相了。好幾個早上我們行軍到西班牙廣場後面山丘上的公園。這裡是所有黨派的民兵組織、武警部隊和新組建的國民軍一師共用的訓練場。公園裡好一派奇怪而振奮人心的景像。每條道路和小徑和原來的花床裡都有一隊隊一排排的士兵在來來回回地走正步，一個個昂首挺胸，拼命想讓自己看上去像個真正的士兵。大家都沒有武器，而且沒有一個人穿著一整套軍服，大部分人身上的民兵制服都破破爛爛的。訓練流程總是大同小異。我們要走三個小時正步(西班牙式的行軍步子短而急促)，然後就停下來，隊伍解散。大家口干舌燥地朝半山腰一間小雜貨店蜂擁而去，店老板正在大聲吆喝叫賣廉價紅酒。大家對我都非常友善。由於我是英國人，大家都對我很好奇。那些武警部隊的軍官很看得起我，請我喝酒。與此同時，我總是把中尉逼到一個角落裡，吵著要他安排我接受機關槍訓練。我總是從口袋裡摸出我那本《雨果字典》，操著蹩腳生硬的西班牙語對他說道：

“不用步槍，用機關槍。要學機關槍。會學機關槍嗎？”

他總是抱以一個不勝其擾的微笑，答應我明天就會有使用機關槍的指導課。但不用說，永遠是明日復明日。又幾天過去了，新丁們學會了漂亮地走正步和立正，而關於開槍射擊，他們頂多隻知道子彈是從哪頭射出來的。有一天，當我們軍訓休息的時候，一位有佩槍的武警部隊軍官走了過來，同意讓我們看看他那支步槍。我所在的排裡，原來隻有我會給步槍上子彈，更不知道該如何瞄準。

這段時間我一直在和西班牙語進行著鬥爭。兵營裡除了我之外就隻有另外一個英國人，軍官裡沒有人會說一個法語單詞。而我的戰友們彼此說話時用的是加泰羅尼亞語，但這對我來說像是在聽天書一樣。我隻能去到哪兒都帶著一本小字典，一遇到緊急情況就從口袋裡摸出來應急。但西班牙是我想待的國度。在西班牙交朋友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剛過一兩天已經有幾十個民兵戰友稱呼我的教名，向我講解應注意的事項，他們的熱情令我非常感動。我可不是在撰寫宣傳手冊，我不會刻意美化馬聯工黨的民兵組織。整個民兵組織體繫有嚴重的缺陷，士兵們魚龍混雜，因為到了這個時候志願征募的兵源已經開始枯竭，許多能干的男人已經上了前線或為國捐軀了。在我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到了戰場根本派不上用場。有的孩子纔十五歲就被父母派來參軍，說白了就是為了一天十比塞塔的兵餉和喫頓飽飯。民兵們面包可以任喫，還能偷偷帶一點回家孝敬父母。我和西班牙的工人階級在一起時——或許我得說是加泰羅尼亞的工人階級，因為除了少數幾個阿拉貢人和安達盧西亞人之外，我身邊就隻有加泰羅尼亞人——如果有人不被他們的坦率和慷慨所打動，我會很鄙視這個人。西班牙人的慷慨有時幾乎到了令你尷尬的地步。要是你向他要根煙抽，他會把整包煙硬塞給你。而且他們的慷慨並不隻是停留於此，他們有一種真正的大度之風，而且在不可能出現的情況下一次次地打動了我。有的記者和到過西班牙的外國人說西班牙人打心眼裡對外國的援助抱以怨恨。我要說的是，我從來沒有發現西班牙人有這樣的心態。我記得在我離開兵營的前幾天，一群士兵從前線回來休假。他們興奮地談論著自己的經歷，對一支在韋斯卡和他們並肩作戰的法國部隊贊不絕口。他們說那些法國士兵非常英勇，還熱情洋溢地補充道：“比我們還要英勇呢！”我當然提出異議，他們解釋說那些法國兵更熟悉軍事——他們開起機關槍或扔起手榴彈什麼的更加訓練有素。但這番話很有意思。一個英國人寧可被砍斷一隻手也不會說出那樣的話。

每個在民兵部隊裡服役的外國人在頭幾個星期都會愛上他的西班牙戰友，卻又會被他們的某些品行氣得夠嗆。在前線時我的氣憤有時候真到了盛怒萬分的地步。西班牙人什麼都好，就是打仗不行。所有外國人都驚詫於他們的低效無能，而令人頭疼的是他們令人抓狂的毫無時間觀念的性格。每個外國人都必須學會的一個西班牙單詞就是“明天”(字面上是“早晨”之意)。隻要有可能，今天的事情就會推到明天，情況之嚴重連西班牙人自己都開起了玩笑。在西班牙，從喫一頓飯到打一場仗，沒有一件事情會準時進行。通常來說，他們做事情總是太遲了——但有時又太早了——所以你又不能以遲一點的時間為準。原本應該是八點鐘出發的火車通常得拖到九點多十點纔啟程，但一星期或許會有那麼一次，某位司機會一時心血來潮，七點半的時候就出發了。這種事情實在是令人討厭。理論上，我很羨慕這些西班牙人不用像我們北方佬一樣被時間折磨得神經衰弱，但不幸的是，我也是時間神經衰弱癥患者中的一員。

經過無數次謠傳、“明天”和推遲後，突然間我們收到命令準備上前線，隻有兩個小時進行準備，許多裝備還沒有分發。軍需處亂得不可收拾。後，許多士兵在裝備不齊的情況下被迫出發。兵營裡突然間不知從哪裡冒出了許多女人，她們幫自己的男人卷好鋪蓋，打點好行囊。另一個英國民兵威廉姆斯的妻子是個西班牙女孩，她指導我如何把皮制子彈匣穿上，真是丟人。她是個風情萬種的女孩，長著一雙黑漆漆的眼睛，看上去似乎是個隻會搖嬰兒床的小婦人，但在七月份的巷戰時作戰非常英勇。那個時候她身懷六甲，戰爭開始十個月後產下寶寶，或許就是在一座街壘後面把孩子生下來的。

火車原定於八點鐘出發，八點十分氣急敗壞滿身大汗的軍官們纔好不容易讓我們在兵營的廣場集結。我仍清楚地記得火把照耀下出發的那一幕——到處都非常喧鬧興奮，紅旗在火把的照耀下迎風飄揚，隊伍排得亂七八糟的民兵們背著行囊和打成一卷的毛毯，肩膀斜挎著皮制子彈匣，人人都在大吼大叫，還有沉重的軍靴腳步聲和錫盤叮叮當當的聲音，還有人在聲嘶力竭地讓我們安靜下來，後總算成功了。一位政委站在巨幅的紅旗下向我們致辭，說的是加泰羅尼亞語。後，我們列隊朝火車站進發，走的是遠的一段路程，有三四英裡長，讓整座城市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們的英姿。在蘭布拉斯大道我們停了下來，一支臨時拼湊的樂隊奏響了革命歌曲。我們領略到英雄出征一般的待遇——熱烈歡呼聲此起彼伏，紅黑旗幟到處飄揚，友好的群眾麇集在人行道上給我們送行，女人們在窗邊向我們招手。那時候這一幕是那麼自然，而如今卻顯得如此遙遠而虛幻！火車上擠滿了人，連地板都坐滿了人，更別說有座位可以坐。後一刻威廉姆斯的妻子從站臺上衝了過來，遞給我們一瓶酒和一串鮮紅的香腸，那東西喫起來有肥皂味，會讓你拉肚子。火車緩緩駛出加泰羅尼亞，以戰時不到二十公裡的時速駛上阿拉貢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