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編  跨文化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一、     
跨文化研究中的理解與解釋

二、     
跨文化研究的觀念與方法

三、     
文學研究中的身份認同問題

四、     
全球化與文化認同

第二編  跨文化研究的中國問題

五、     
從中國智慧看“藝術邊界”

六、     
“合法化”論爭與認同焦慮

七、     
在知識和政治之間

八、     
人文學術的原創焦慮

第三編  法國理論的中國旅行

九、     
福柯話語理論批判

十、     
巴特的中國“臉譜”

十一、  
以德布雷視角反觀中國知識分子

第四編  互映的自我—他者鏡像

十二、  
易卜生和蒙克的中國鏡像

十三、  
布萊希特的中國鏡像

十四、  
以他觀我的“遊記意識”

收錄於此的十幾篇文章，集中反映了我二十年中在比較文學和跨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些看法。雖然比較文學在中國一直很熱門，吸引了很多人的熱情參與，我自己也擔任江蘇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多年，參與過不少國際或國內的比較文學學術研討會，還在香港一所大學講授過比較文學課程，但說實話，我一直不敢說自己是一個比較文學研究者。這倒不是因為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工作與比較文學無關，而是我一直敬畏“比較文學”這個稱謂，這個領域範圍過於寬闊，涉及現像過於龐雜，觀念方法過於多樣，要勝任這一研究超越了我的能力和學識。錢鍾書先生三十多年前在給一位青年學者的信中坦陳，比較文學說穿了不過是一種研究方法，而且廣義地看，晚清甚至唐代就已經存在了。我心儀此一說法，因為比較的方法是文學或文化研究中常見也上手的分析方法。這麼看，這些文章充其量也就是用比較方法考察了中西文學藝術和文化的某些問題，談不上繫統的學科性建構，也說不上太多比較文學的學理性。

所以會寫這些文字，原因也是多種多樣的。既有為參加國際或國內學術會議撰寫的發言，也有平時研究出於一時興趣之作，還有一些算得上是標準的“命題作文”。從早一篇寫於 1990年代末的布萊希特研究，到2016年關於用中國智慧解決藝術邊界問題的文字，整整跨越了二十年時間。今天，比較文學這個概念已經相當泛化了，各式各樣的人文學術研究都會或多或少地觸及比較文學。更有趣的情況是，據我觀察，晚近比較文學又和世界文學較上勁了，處在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繫中，這是其一；其二，比較文學也隨著跨學科或多學科研究的流行，隨著文化和文明比較研究的興起，越來越轉向了跨文化或跨文明研究。我的這些文章從某個角度來看，倒是契合這些發展趨勢的。進一步，按照《牛津英語詞典》的權威解釋，所謂“跨文化”就是“有關不同文化或它們之間的比較”（Relating to different cultures or comparison between them）。據此，將此書看作是一本跨文化研究文集也許是合適的。

我始終認為，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間的交流、 對話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無論是從中國文明發展的歷史來看，還是從西方或其他文明的成長來說，離開了相互之間的交流是無法想像的。盡管目前國際上出現了一股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熱衷於闡揚文明衝突論，但全球化的浪潮勢不可擋，不同文明間的交往互動越來越頻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跨文化研究無可避免，而且愈加重要。如果說幾百上千年以前尚可“雞犬之聲相聞，老
死 不 相 往 來 ”， 那麼在21世紀的當下，不同文化和而不同的相處、融彙和互動不可阻擋。正是基於這個理念，跨文化研究纔成為我學術研究中一個可持續的領域。

本書雖說是涉及不同文明之間的比較研究，但內容繁雜，歸納起來大致有四個相關的主題。部分是有關跨文化研究的理論、觀念與方法，著重考察跨文化研究（包括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和核心概念，尤其是晚近非常熱門的身份認同問題。第二部分的主題是跨文化研究的中國問題，也可以視作跨文化研究的本土性或在地性問題，包括用中國智慧來解決一些理論難題，本土人文學科所面臨的一些富有挑戰性的問題等。第三部分是對三位法國當代思想家的批判性分析，既考察了他們的思想對本土學術的影響和啟迪，也對其問題做了中國視角的審視和闡發。第四部分的主題涉及自我—他者的鏡像互映關繫，前兩篇分別討論挪威和德國劇作家和藝術家的中國鏡像的建構，後一篇概要地分析了晚清以來中國人走出國門看世界的心路歷程和觀念轉變。這些文章收錄於此時做了稍許修改，並對文章標題做了一些調整，特此說明。

是為序。

2017 年初於香港

全球化與文化認同

莊子《秋水》記載了河伯的故事。“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這則古老的寓言，卻也可作別一種闡釋，那就是河伯遭遇北海之經歷就像是面對全球化的某種反應。河伯未到北海時志得意滿，不知天下之大；至“不見水端”的北海後方知自己渺小，天下之美並不盡在己。換言之，囿於狹小而封閉的視界時，是不會有自我認同的危機的；隻有當他越出這一視界，認識與別人的差異時，便獲致自我的新看法，這正是認同危機的表征。

今天，全球化的當代背景恰似廣闊的“北海”，本土性的“河伯們”在與外來他者們的交往中，在文化多樣性和差異性的張力與對話中，深切地體認到自我的特性及其與他者的不同。正是在與文化交往的差異性實踐中，自我及其集體的文化認同，纔作為一個嚴峻的問題浮現出來.

全球化與“認同危機”

所謂認同，乃是對自我的認識。但許多研究都表明，自我認識並不是孤立的“我思”產物，毋寧說是在與他者的差異比較中被“生產”出來的，此乃“河伯效應”。

全球化帶來的文化衝擊是復雜而深刻的，它把許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卷入其中，相互遭遇踫撞，後果相當復雜。有研究者指出：

隻要不同文化的踫撞中存在著衝突和不對稱，文化認同的問題就會出現。在相對孤立、繁榮和穩定的環境裡，通常不會產生文化認同問題。認同要成為問題，需要有個動蕩和危機的時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脅。這種動蕩和危機的產生源於其他文化的形成，或與其他文化有關時，更加如此。正如科伯納·麥爾塞所說，“隻有面臨危機，認同纔成為問題。那時一向認為固定不變、連貫穩定的東西被懷疑和不確定的經歷取代。”這句話為我們理解認同的通常含義提供了一條線索。與認同相連的基本概念似乎是持久、連貫和認可。我們談論認同時，通常暗含了某種持續性、整體的統一以及自我意識。多數時候，這些屬性被當作理所當然的，除非感到既定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脅。

為什麼在“相對孤立、繁榮和穩定的環境裡，通常不會產生文化認同問題”？因為說到底認同其實是一個差異問題，而差異又總是在與不同事物或環境的比較和對照中纔能見出。就像心理學所發現的規律一樣，人對自我的認識總是通過他人的反應來獲得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把全球化視為引發並自覺到差異的過程，引發自我認同的反思與追問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引發認同的危機。

全球化所以會導致認同危機，原因是復雜的。要解釋這個難題，首先要從全球化與地方互動說起。關於全球化的含義一直存在著很大的爭議，不同的人強調它的不同層面。湯姆林森（John Tomlinson）的說法有啟發性，他認為全球化是指現代世界的復雜聯結，一種相互聯繫和依存的現代社會生活的特征，尤其是快速發展、不斷密集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依存的網絡繫統。 那麼，這種復雜聯結又呈現為何種樣態呢？有人說是一種“同質化”，即世界各地變得越來越相像，本土的異質性受到了空前的威脅；有人強調“西方化”，就是西方經濟、政治和文化對非西方國家的強勢征服；有人相信全球化就是“美國化”，是美國對世界的支配；還有人認為，全球化乃是一種克服特殊化局限的普遍化過程；等等。這些說法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全球化亦即某種普遍的或同質的外部力量正在把各個地方連成一個整體，如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言：

全球化進程同時意味著兩幅文化圖景。幅圖景是特定文化擴張越出其邊界進入全球。異質文化慢慢融入和整合進一個主導的文化，後者終會覆蓋整個世界。第二幅圖景是指向文化的壓縮。以前分離的事物現在進入了一種彼此關聯和並列的狀況。……幅圖景暗示了全球空間的一個征服和統一過程。這個世界變成一個單一的、馴服的空間，任何人都被同化進一個共同的文化之中。

實際上，全球化的後果是相當復雜的，同質化和普遍化隻是這一發展的一個層面。它的另一層面是這一進程同時激發了強有力的本土化衝動。鮑曼把這一過程形像地描述為“既聯合又分化”。他認為導致分化和聯合的原因是相似的。這裡，我們不妨把聯合看作是全球整合為一體的過程，而把分化看作是各個地方更加注重保持自身獨特差異性。不少全球化的研究者都注意到這種復雜趨向，弗裡德曼（Jonathan Friedman）注意到全球化和地方化是同時出現的兩個互為作用的趨向，羅伯森（RolandRobertson）強調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兩個相關運動。在我看來，全球化和本土化兩種看似對立的傾向所以會是相生相伴同時出現，乃是因為兩者關聯圍繞著雙重軸心：一是空間軸，它體現為本土與外部世界之間的相關性；另一是時間軸，它呈現為本土的當下（現代）與過去（傳統）的相關性。如果說差異是認同的核心，那麼差異必然在兩個軸心的交錯運轉中呈現出來。整合導致了分化，全球化催生了本土化，普遍主義激發了特殊主義。在空間軸上，我們與外部世界之間的差異導致了我們對自我的體認。在時間軸上，當下的變化催生了我們對自己過去的體認和懷舊，對傳統流失的憂患和反思。顯然，現代化和全球化是一對孿生現像，工業化、都市化、商業化、理性化、分化、科層化、勞動力的社會分工、個人主義的增長、民族國家形成等發展進程，導致了全球化的擴張，同時也引發了對這一進程的種種警覺甚至抵制的強烈反應，它們尤其體現在對本土地方性文化的重新肯定，對過去安全的、本真的“家園”的向往。這種復趨向形像地體現在晚近出現的一個新詞—“glocalization”（“全球本土化”或“全球地方化”）之中。這個概念原本是指外來商品適合本地的營銷策略，但我們不妨更加廣泛地解釋為文化現像，亦即全球化與本土化（地方化）的同時展開。

從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共生性來考量，便進入了全球化與認同危機的另一個層面，那就是全球化的時空壓縮與地域感的消失。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尤其是交通和通訊技術的飛速發展，地球變得越來越小。從步行速度到馬車速度，再到火車速度，直至噴氣式飛機的速度，地球顯然越變越小。諸如“地球村”一類的概念便應運而生。哈維形像地說， 1960 年代的地球大約隻有 16 世紀時的十五分之一。時空壓縮“標志著那些把空間和時間的客觀品質革命化了，以至於我們被迫、有時是用相當激進的方式來改變我們將世界呈現給我們自己的方式的各種過程”。
哈維認為，在相對封閉孤立的傳統社會中，特定場所具有相對自主權和權威性；當時空壓縮出現時，時間被壓縮到空間裡，或者空間被壓縮到時間裡，同時性和短暫性便成為日常生活的常態。比如，“大眾電視所有權與衛星通信的結合使得有可能體驗幾乎同時從不同空間湧來的各種形像，把世界的各種空間打碎成電視屏幕上的一繫列形像。整個世界都可以觀看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杯足球賽、一位獨裁者的垮臺、政治高峰會議、致命的悲劇……而大眾旅遊、在外地拍攝電影，使得許多人都能看到全世界所包含的廣泛模仿的和替代性的體驗。各個場所和空間的形像跟其他東西一樣，都對生產和短暫使用開放。” 顯然，全球化帶來了文化和異質因素的融入，不同程度地改變了本地生活的原生形態。由於通訊和交通的便捷全面提升了速度和效率，馬克思的預言成為現實：“一切固定的古老關繫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繫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在我看來，時空壓縮所催生的短暫性和同時性乃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兩者相生相伴不可分離。所以吉登斯堅信，現代性時代的到來就是速度的出現，因此現代文明比傳統文明更具有動態特性，“變遷的速度也更加神速”。 這種發展趨勢尤其明顯地呈現在時空分離及其“虛空化”，傳統生活的“在場”被全球化當下生活的“缺場”所取代，這就導致了所謂的“脫域”現像的出現。所謂“脫域”，意指“社會關繫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
即是說，傳統社會那種穩固的、變化緩慢的“在場”機制被摧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遠處所發生的事件對本地在場生活世界的深刻影響，吉登斯稱之為“遠距作用”。鮑曼則把這種狀況出神入化地概括為“流動性”或“液態化”，他發現，現代性說到底就是時間戰勝了空間，因為時間是積極主動的，而空間則是被動笨拙的。現代時期運動速度和更快的運動手段大量出現，“‘固態的’現代性是一個相互承諾的時代。‘液態的’現代性卻是一個解除承諾、捉摸不定、熟練地逃避和沒有希望的追求的時代。在‘流動的’現代性中，是那些為捉摸不定的人，是那些自由行動的人在統治著。”
當空間的障礙隨著時空壓縮而被克服時，鮑曼所說的這種“液態化”狀態便不可避免地消解這種傳統社會穩固的本真性基礎和在場性。今天，我們已經深切地感受到這種“液態化”的變化。值得關注的一點是，當時空壓縮形成的短暫性和同時性使得本地生活變化多端和不確定時，認同危機便難以避免。對這種危機的反應，又必然衍生出復雜的、有時甚至是相反的衝動。如哈維所言，短暫性越強，需要發現或制造出某種存在於其中的永恆真理的壓力就越大。如同傳統的丟失導致珍視和維繫傳統的衝動一樣，在時空壓縮的語境裡，個體、群體乃至族群的文化認同就成為一個越來越迫切的問題。

全球化與認同危機的關聯還在於全球化帶來的文化混雜化。混雜化是由於交往增多融入更多異質因素而引發的。混雜性（hybridity）這個概念原本是指殖民地文化的特性，它通常在我們—他者的兩極結構中加以討論，亦即作為他者的殖民話語對本土話語的入侵甚至征服。這裡，我是在更加寬泛的意義上使用混雜性的概念，把它當作一個描述全球化帶來的文化異質因素交錯附著的狀況。換言之，混雜性是既非此（本土）又非彼（外來）的第三種狀態。就像弗裡德曼所指出的那樣：

文化彼此流動並混合起來。通過移民、媒體傳播等方式所形成的文化的運動越多，那麼，混雜便越普遍，直至我們擁有一個混雜的世界，從文化角度看，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是一致的。這種情況所以會發生，是因為文化的本質就在於彼此流動，它們源自各自分離的源頭，但卻產生了混合，不過仍保持其本原的種種特性。

全球化趨向愈加顯著，這種混雜性也越來越明顯。傳統社會中相對的文化自主性和原生的單純性遭遇到威脅，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外來文化在本土語境中的“旅行”。各類譯作、好萊塢大片、網絡遊戲、外國廣告、卡通作品、外語節目、體育比賽、國外時尚等形形色色的異質文化因素在本土流行，隱含在這後面的是更為深層和復雜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當然，這裡不能簡單地以非此即彼的兩極來加以解釋，外來的異質文化進入本土情境已不同於其原來的環境，它們處於和本地文化的交融彙通的復雜關聯之中。因此，本地性的誤讀、歪曲和變形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混雜性彰顯了不同文化交彙的“別樣”狀態，“各種文化的混雜性是文化間遭遇的產物。混雜性指向一種既非內在文化又非外在文化的情境，它是一種處在邊界線上的第三空間，站在這個邊界線上，一個人同時既在內又在外”。誠然，異質文化因素的浸透並非今天所獨有，但是需要特別強調的 是， 今 天 交 通 通 訊 全 球 化， 媒 體
全 球 化 和 網 絡 虛 擬世界的出現，這種混雜性無論在程度上還是範圍上，大大超出了傳統社會。有西方學者認為，在這種“第三空間”中，已經形成了某種“世界性認同”（a cosmopolitan identity），甚至出現了某種作為“第三文化”的全球文化，但我以為此結論是大可質疑的。一方面，在第三空間裡越來越多的異質文化因素所導致的混雜性，有可能危及原有的本土文化認同；另一方面，混雜性作為一種體驗形式，又必然引發更加復衝動，甚至不可避免地導致文化原教旨主義傾向。全球化一方面在威脅到地方性差異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制造出差異並強化了對差異的意識。羅伯森說得好：“隨著整個世界日趨壓縮和更趨單一性，塑造認同的種種依據越來越具有‘共享性’，而且是有爭議的‘共享性’，盡管與此同時這些依據可能發生踫撞。”此處可以反過來闡釋這句話，那就是認同依據的“共享性”乃是對其中的諸多差異性的認可或“有爭議”的共享。

全球化的時空壓縮和混雜化，動搖了傳統文化中本地空間場所的認同建構功能。一般來說，特定空間的穩定性和同質性對於維護認同會起到關鍵作用，而全球化所導致的空間流動性和混雜性，使得傳統空間場所的認同建構功能變得不確定和多樣化了。哈維注意到這一點，我們“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裡追求個人的或集體的認同，追求安全的支撐物。在內聚於我們身上的附加於各種空間形像之上的這種拼貼畫之中，場所的認同成了一個
重 要 問 題， 因 為 每 個 人 都 占 據 著 一 個 個 性 化 的 空 間（一個身體，一間房屋，一個家，一個正在形成的社群，一個國家）以及我們如何使自己個體化而塑造認同”。 由於外部空間的影響和滲入，由於本土在場重要性的降低，特別是由於媒體和網絡穿透了空間的距離障礙而輕而易舉地進入本地，這就強化了吉登斯所說的“遠距作用”。或如梅羅維茨（ Meyrowitz）所言，接受什麼信息與在什麼地方毫無關繫。 前面所說的同時性就呈現為不同場所對信息的同時性接受。本土的信息場中充溢著各種各樣的外來信息。原本體現本地特性的生活世界現在變得越來越混化。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場所那種傳統上的認同塑造功能在全球化空間混亂中變得成問題了。安德森在描繪民族的“想像的共同體”時強調，千百萬並不相識的人通過特定的語言和文本構成想像性的關聯，這在當代的確發生了很大變化。湯姆林森強調：“我們被推向一個對立面，就是處於下述這兩者之間的一個對立面：一方面是地方的、直接的、面對面的相互影響和體驗，另一方面是具有質的不同的傳媒體驗的秩序；在發達世界中，我們在自身地方性的日常生活中，越來越能夠接近於這種具有質的不同的傳媒體驗的秩序。”

在全球化與地方性的關聯中，我們看到一運動的復雜關繫：諸如短暫性 / 恆常性、同時性 / 延時性，到遠距作用 / 本地作用、缺場 / 在場等，以及混雜 / 單 、非中心化 / 中心作用。正是在這互動的張力結構中，認同成為一個迫切的問題，同時認同的形態和結構也在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