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陳平原
一
要談中國人的宗教意識,當然必須佛、道並舉。可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談佛教的散文小品甚多,而談道教的則少得可憐。盡管放寬了尺度,仍然所得無幾。弘法的不說,單是寫宗教徒的,前者有追憶八指頭陀、曼殊法師和弘一法師的若干好文章,後者則空空如也。二十世紀的中國文人何其厚佛而薄道!
或許這裡得從晚清的佛學復興說起。真正對整個思想文化界起影響的,不是楊文會等佛學家的傳道,而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等政治家的“以己意進退佛學”。提倡學佛是為了“去畏死心”,“去拜金心”,創造“舍身救世”、“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的新民,並尋求自我解放,獲得大解脫大自在大無畏的自由。用章太炎的話來概括就是:“要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佛教救國論對“五四”作家有很大影響,魯迅、周作人等人批判儒家,也批判道教,可就是不批判佛教,甚至頗有喜讀佛經者。一方面是以佛學反正統觀念,一方面是借佛學理解西方思想(如自由、平等、博愛)。盡管此後很多政治家、文學家自認找到新的更有效的思想武器,可對佛學仍甚有感情。
相比起來,道教的命運可就慘多了。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文化界,道教幾乎從來沒有出過風頭。二三十年代魯迅、許地山、周作人曾分別從思想史、宗教史、文學史角度,論證道教對中國人性格和中國文化發展趨向的深刻影響,也隻不過是持批判的態度。魯迅《小雜感》中有段話常為研究者所引用:“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至於何以中國人不憎道士而憎惡其他宗教徒,魯迅並沒展開論述。不過從二、三十年代作家們的隻言片語中,大體可猜出其中奧秘。首先,道教是真正的中國特產,影響於下層人民遠比佛教大。老百姓往往是佛道不分,以道解佛,而民間的神仙、禁忌也多與道教相關。其次,佛教、耶教都有相當完整且嚴謹的理論體繫,道教的理論則顯得零散而不完整,且含更多迷信色彩。再次,佛教徒講齋戒、講苦行、不近女色,而道教徒雖也講虛靜,但更講采陰補陽、長生不老。如此不講苦行的理論,自然容易獲得中國一般老百姓的歡迎。後,佛教講求舍身求法,普渡眾生,而道教講白日飛升,追求自己長生,未免顯得更重實利。如此分辨佛道,不見得精確;可對於揭露國民劣根性並致力於改造國民靈魂的這一代作家來說,抓住道教做文章確是用心良苦的。
隻是這麼一來,道教也就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散文小品基本無緣了,這未免有點可惜。對於道教,二、三十年代有過正襟危坐的學術論文,也有過熱諷冷嘲的片紙隻字,可就缺少雍容自如的散文小品。至於五十年代以後,宗教幾成“瘟疫”,避之唯恐不及,作家們哪裡還有雅興談佛說道?奇怪的是,近年學術界為宗教“平反”,作家們何以還是多談佛而少論道?或許,隨著氣功的重新崛起,道教將重返文壇也未可知。隻是在本選集中,道教明顯處於劣勢。
二
文人學佛與和尚學佛著眼點自是不同,沒有那麼多“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執行”的盲信,而更喜歡刨根問底探虛實。單是嘲笑和尚不守教規出乖露丑,那說明不了任何問題。無論何時何地何宗何派,總有濫竽充數的“喫教者”,非獨佛教然。何況佛家對此頗有自覺,《梵網經》即雲:“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非餘外蟲。如是,佛子自破佛法,非外道天魔能破壞。”佛子流品不一,可這無礙於佛法之如日中天普照人間。唐宋以來,小說、戲曲中嘲弄和尚的作品多矣,可文人讀佛的熱情並未消退,理由是“信佛不信僧”。這並非罵盡天下和尚,而是強調佛教作為一種理論體繫的獨立價值。如此讀佛,方能見出佛教的偉大處。
許地山用詩一般的語言表達佛家的根本精神“慈悲”:“我願你作無邊寶華蓋,能普蔭一切世間諸有情。”(《願》)豐子愷則明確表示鄙視那些同佛做買賣,靠念佛祈求一己幸福的“信徒”,理由是“真正信佛,應該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義,而屏除私利;應該體會佛陀的物我一體,廣大慈悲之心,而護愛群生”(《佛無靈》)。《大智度論》稱“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撥一切眾生苦”,這一佛教的真精神並非為所有學人所接受,起碼批評佛教為消極出世者就不這麼看。而在弘一法師看來,佛教“不唯非消極,乃是積極中之積極者”,因為大乘佛法皆說空與不空兩方面,“不空”為救世,“空”為忘我(《佛法十論略釋》)。曼殊法師一九一三年為配合革命黨人二次革命而發表的《討袁宣言》,以及弘一法師抗日戰爭中提出的口號“念佛必須救國,救國不忘念佛”,即可作為佛教徒“不空”的例證。你可以懷疑“念佛救國”的實際效果,卻不應該指責其“消極出世”。當然,佛教徒追求的本來就是一種精神價值,多也不過是欲挽救今日之世道人心,不可能有什麼“立竿見影”般的實際效果。
俗人中善讀佛經的莫過於周作人了。這裡除了學識與洞察力外,更主要的是一種寬容的心態和尋求理解的願望。在常人看來,佛教的戒律無疑是繁瑣而又枯燥無味,連大小便和劈柴吐口水都有如此詳細的規定;而周作人則從中讀出佛教的偉大精神:所有的規定都合於人情物理。能體現這一點的莫過於“莫令餘人得惱”六個字(《讀戒律》)。至於容易引起誤解的齋戒,周作人也從《梵網經》中得到啟示:“我以為菜食是為了不食肉,不食肉是為了不殺生,這是對的,再說為什麼不殺生,那麼這個解釋我想還是說不欲斷大慈悲佛性種子為得體,別的總說得支離。”(《喫菜》)這一點豐子愷的見解與周作人為相近,盡管豐本人是曾作《護生畫集》的居士,且因生理原因而喫素。“我的護生之旨是護心,不殺螞蟻非為愛惜螞蟻之命,乃為愛護自己的心,使勿養成殘忍。”(《佛無靈》)隻要真能護心,喫素喫葷實為小事。若過分鑽牛角尖,隻喫沒有雄雞交合而生的蛋,不養會喫老鼠的貓,那不隻迂腐可笑,失卻佛學本旨,而且類推到底,非餓死不可,因植物也有生命。民初作家程善之就寫過一篇題為《自殺》的小說,寫接受近代科學知識的佛教徒因了悟水中布滿微生物,為不殺生隻好自殺。
談到佛教,總讓人很自然聯想起古寺和鐘聲。比起和尚來,古寺鐘聲似乎更接近佛學精義。文人可能嘲諷專喫菩薩飯的大小和尚,可對橫亙千年回蕩寰宇的古寺鐘聲卻不能不肅然起敬。徐志摩驚嘆:“多奇異的力量!多奧妙的啟示!包容一切衝突性的現像,擴大霎那間的視域,這單純的音響,於我是一種智靈的洗淨。”(《天目山中筆記》)如果嫌徐氏的感慨過於空泛,那麼請讀汪曾祺記承天寺的《幽冥鐘》。幽冥鐘是專門為難產血崩死去的婦人而撞的,“鐘聲撞出一個圓環,一個淡金色的光圈。地獄裡受難的女鬼看見光了。她們的臉上現出了歡喜”。並非所有的鐘都如承天寺的幽冥鐘,乃“女性的鐘,母親的鐘”;可鐘聲似乎溝通了人間與地獄、實在與虛無、安生與超越,比起有字的經書來更有感召力。
三
僧人流品不一,有可敬也有不可敬。為世人所詬病的“專喫菩薩飯”的和尚,其實也壞不到哪裡去。就看你怎麼理解宗教徒了。蘇曼殊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至今仍為人所稱羨,不隻是其浪漫天性,其詩纔,更因其對宗教的特殊理解。至於龍師父這樣“剃光頭皮的俗人”,一經魯迅描述,也並不惡俗,反因其富有人情味而顯得有點可愛(《我的個師父》)。寫和尚而不突出渲染色空觀念,卻著意表現其世俗趣味(首先是人,其次纔是宗教徒),這種創作傾向貫串於廢名的《火神廟的和尚》、老舍的《正紅旗下》和汪曾祺的《受戒》等一繫列小說。這種既非高僧也非惡和尚的普通僧人的出現,使得二十世紀中國作家對人性、對宗教的本質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隻可惜好多作家轉而拜倒在弗洛伊德門下,一門心思發掘僧人的性變態,這又未免淺俗了些。
有趣的是,圍繞著一代高僧弘一法師,出現了一批很精采的散文。一般來說,高僧不好寫,或則因過份崇拜而神化,或則因不了解而隔靴搔癢。作為現代話劇運動和藝術教育的先驅,弘一法師披剃入山前有不少文藝界的朋友,而且俗聖生活的距離,並沒有完全切斷他們之間的聯繫。弘一法師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為文人所了解的僧人,這就難怪幾十年來關於弘一法師的紀念文章層出不窮,且不少甚為可讀。
五四新文學作家中具有“隱逸性”的遠不隻廢名、許地山、夏丏尊、豐子愷等三五人;周作人五十自壽詩引起的一大批“袈裟”,並非隻是逢場作戲。俞平伯《古槐夢遇》中有這麼一句妙語:“不可不有要做和尚的念頭,但不可以真去做和尚。”亦處亦出、亦僧亦俗的生活態度,既為中國文人所欣賞,又為中國文人所譏笑——譏笑其中明顯的矯情。1936年郁達夫拜訪弘一法師後,曾作詩表白自己矛盾的心態:“中年亦具逃禪意,兩道何周割未能。”對照其小說,郁達夫並沒有說謊。而據豐子愷稱,夏丏尊十分贊賞李叔同(弘一法師)的行大丈夫事,隻因種種塵緣牽阻,未能步其後塵,一生憂愁苦悶皆源於此(《悼夏丏尊先生》)。也就是說,弘一法師以其一貫的認真決絕態度,把文人潛藏的隱逸性推到,拋棄不僧不俗的把戲,完全割斷塵緣皈依我佛。就像俞平伯所說的,“假如真要做和尚,就得做比和尚更和尚的和尚”(《古槐夢遇》)。這一點令作家們感到震驚和慚愧。因而不管是否信仰佛教,他們對弘一法師學佛的熱情和信念都表示尊重和敬畏。即使像柳亞子這樣以為“閉關謝塵網,吾意嫌消極”的革命詩人,也不能不為其“殉教應流血”的大雄大無畏所感動。
不見得真的理解弘一法師的佛學造詣,也不見得真的相信弘一法師弘揚律宗的價值,作家們主要是把他作為“真正的人”,一個學佛的朋友來看待的。弘一法師之所以值得尊敬,不在於他是否能救苦救難,而在於他找到了一種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嘗到了生活的別一番滋味。夏丏尊反對說弘一法師為了什麼崇高目的而苦行,“人家說他在受苦,我卻要說他是享樂”。在他,世間幾乎沒有不好的東西,就看你能否領略。“對於一切事物,不為因襲的成見所縛,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如實觀照領略,這纔是真解脫,真享樂。”(《〈子愷漫畫〉序》)而葉聖陶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弘一法師的自然平靜如“春原上一株小樹”。不管信教與否,人生不就希望達到“春滿”“月圓”的境界嗎?弘一法師“一輩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歡喜滿足,了無缺憾”(《談弘一法師臨終偈語》)。沒有實在的功績,也不講輝煌的著述,隻是一句“華枝春滿,天心月圓”,這在世人看來未免不夠偉大,可這正是佛家的人生境界。學佛能進到這步田地,方纔不辜負“悲欣交集”數十載。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於暢春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