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量請德•諾布瓦先生次來家喫飯時，母親說，遺憾的是戈達爾教授目前在外旅行，她本人又完全斷絕了與斯萬的交往，否則這兩位陪客會使那位卸任的大使感興趣的。父親回答說，像戈達爾這樣的顯赫上賓、著名學者，會使餐桌大增光彩。可是那位愛好賣弄、唯恐旁人不知自己結交了達官貴人的斯萬，其實隻是裝模作樣的庸俗之輩，德•諾布瓦侯爵會用“令人惡心”這個詞來形容斯萬的。對父親的這個回答我得稍加解釋。某些人可能還記得，戈達爾從前十分平庸，而斯萬在社交方面既謙和又有分寸，含蓄得體。但是我父母的舊友斯萬除了“小斯萬”、賽馬俱樂部的斯萬之外，又增添了一個新頭銜（而且不會是後的頭銜），即奧黛特的丈夫。他使自己素有的本能、欲望、機智服從於那個女人的卑俗野心，盡力建立一個適合於他伴侶的、由他們兩人共有的新的地位，這個新地位大大低於他從前的地位。因此，他的表現判若兩人。既然他開始的是第二種生活（雖然他仍然和自己的朋友單獨來往。隻要他們不主動要求結識奧黛特，他不願意將她強加於他們），一種和他妻子所共有的、在新交的人之間的生活，那麼，為了衡量這些新友人的地位，也就是衡量他們的來訪給自己的自尊心所帶來的愉快，他所使用的比較尺度不是自己婚前的社交圈子中傑出的人物，而是奧黛特從前的朋友，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了。然而，即使人們知道他樂於和粗俗的官員以及政府部門舞會上的花瓶——名聲不好的女人來往，但他居然津津樂道地炫耀某辦公室副主任的妻子曾登門拜訪斯萬夫人，這未免使人愕然，因為他從前（至今仍然）對特威肯漢城或白金漢宮的邀請都曾瀟灑地保持過緘默。人們也許認為昔日風流倜儻的斯萬的淳樸其實隻是虛榮心的一種文雅的形式，他們也許認為我父母的這位舊友和某些猶太人一樣，輪流表現出他的種族所連續經歷的狀態，從不加掩飾的附庸風雅，赤裸裸的粗野，直到文雅的彬彬有禮。然而，主要原因——而且這普遍適用於人類——在於這一點，即我們的美德本身並不是時時聽任我們支配的某種自由浮動的東西，在我們的思想中，美德與我們認為應該實踐美德的那些行動緊密相連，因此，當出現另一種類型的活動時，我們束手無策，根本想不到在這個活動中也可以實踐同樣的美德。斯萬對新交無比殷勤，眉飛色舞地一一舉出他們的姓名，這種態度好似那些謙虛或慷慨的大藝術家：他們在晚年也許嘗試烹飪或園藝，為自己的拿手好菜或花壇沾沾自喜，隻能聽誇獎，不能聽批評。但一旦涉及他們的傑作，他們是樂於傾聽批評的；或者說，他們可以慷慨大方地贈送一幅名畫，可是在多米諾牌桌上輸了四十蘇卻滿不高興。

談到戈達爾教授，我們將在很久以後，在拉斯普利埃宮堡維爾迪蘭夫人府上再次和他長久相聚。此刻，關於他，隻需首先提請注意一點。斯萬的變化嚴格說來無法使我驚訝，因為當我在香榭麗舍大街看見希爾貝特的父親時，這變化已經完成，隻是尚未被我看透罷了。再說他當時沒有和我講話，不可能向我吹噓他那些政界朋友（即使他這樣做，我多半也不能立即覺察到他的虛榮心，因為長時期形成的對某人的看法使我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母親也是一樣，在三年裡，她竟然沒有覺察到姪女嘴上的唇膏，仿佛它溶解在流體之中無影無蹤了。直到有一天，過濃的唇膏或者其他什麼原因引起了所謂超飽和現像，於是從前沒有看見的唇膏結成晶體，母親突然看見了繽紛的彩色，大叫可恥，如同在貢布雷一樣，並且幾乎斷絕了與姪女的一切來往）。戈達爾的情況卻相反，他在維爾迪蘭家目睹斯萬跨進社交界的那個時期已經相當遙遠，而歲月的流逝給他帶來了榮譽和頭銜。其次，一個人盡可以缺乏文化修養，盡可以做愚蠢的同音異詞的文字遊戲，但同時仍可以具有一種任何文化修養所無法取代的特殊天賦，例如大戰略家或傑出醫生的天賦。在同行們眼中，戈達爾不僅僅是靠資歷而由無名小卒終於變為馳名歐洲的名醫。年輕醫生中之佼佼者宣布——至少在幾年內，因為標準既然應變化之需要而誕生，它本身也在變化中——萬一他們染病，戈達爾教授便是他們能以命相托的人。當然他們願意和某些文化修養更深、藝術氣質更重的主任醫生交往，和他們談論尼采和瓦格納。戈達爾夫人接待丈夫的同事和學生，盼望有朝一日丈夫能當上醫學院院長。人們在晚會上欣賞音樂，戈達爾先生卻無意聆聽，而去隔壁的客廳裡玩牌。然而他的好眼力、他診斷之敏捷、深刻、準確，令人贊嘆不已。第三點，關於戈達爾教授對我父親這種類型的人所采用的聲調和態度，應該指出，我們在生活的第二部分所顯示出的本質可能是本質的發展或衰敗、擴大或減弱，但並不永遠如此，它有時是相反的本質，是不折不扣的反面。戈達爾青年時代的那種遲疑的神情、過分的靦腆與和藹曾使他經常受人挖苦，當然迷戀他的維爾迪蘭家除外。是哪位慈悲為懷的朋友勸他擺出冷冰冰的面孔呢？由於他的重要地位，這樣做是輕而易舉的。在維爾迪蘭家，他本能地恢復原貌，除此以外，在任何地方，他表現得冷若冰霜，往往是一言不發。而當他不得不說話時，他又往往采取斷然的口吻，故意令人不快。他將這種新態度試用於求醫者身上，既然求醫者以前從未與他謀面，自然無法作比較。他們如果得知戈達爾並非生性粗魯，準會大喫一驚。戈達爾極力使自己毫無表情。他在醫院值班時，講述同音異義的玩笑引得眾人——從主任醫生到新來的見習醫生——捧腹大笑，而他的面部肌肉卻紋絲不動。由於他剃去了胡須，他的面孔也完全變了樣。後說說德•諾布瓦侯爵為何許人，戰前他曾任全權公使。五月十六日危機期間他任大使。盡管如此，使許多人大為喫驚的是，他後來曾多次代表法蘭西出使國外執行重要使命，甚至赴埃及出任債務監督，並施展他非凡的財務能力，屢有建樹，而這些使命都是由激進派內閣委任於他的。一般的反動資產者都拒絕為這個內閣效勞，更何況德•諾布瓦先生：他的經歷、社會關繫和觀點都足以使他被內閣視為嫌疑分子。然而，激進派的部長們似乎意識到此種任命可以表明他們襟懷坦白，以法蘭西的利益為重，說明他們不同於一般政客，而當之無愧地被《辯論報》稱為國家要人。後，他們可以從貴族姓氏所具有的威望及劇情突變式的出人意料的任命所引起的關注中得到好處。他們明白，起用德•諾布瓦先生對他們有百利而無一害，他們不用擔心後者會違背政治忠誠，因為，侯爵的出身不僅沒有引起他們的戒備防範，反而使他們放心。在這一點上，共和國政府沒有看錯。這首先是因為某一類貴族從童年時起就認為貴族姓氏是一種永遠不會喪失的內在優勢（他的同輩人，或者出身更為高貴的人對這種優勢的價值十分清楚），他們知道自己大可不必像眾多資產者那樣費盡心機地（雖然並無顯著效果）發表高見，攀交正人君子，因為這種努力不會給他們增添任何光彩。相反，他們一心想在身份比自己高的王侯或公爵面前抬高自己的身價，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往姓氏中添加原來所沒有的東西：政治影響、文學或藝術聲譽、萬貫家產。他們無意在資產者所追求的、無用的鄉紳身上浪費精力，何況得到一位鄉紳的無實效的友誼並不會導致王侯的感激。他們將大量精力使用於能有助於他們擔任使館要職或參加競選的政治家身上，使用於可以在自己的業務範圍內幫助他們進行“突破”的、聲譽顯赫的藝術家或學者身上，簡而言之，使用於一切促使他們揚名，促使他們與富人結成姻親的人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