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屆（2018—2021）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評獎委員會 1

第八屆（2018—2021）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獲獎作品名單 2

獲獎作品《新時代文學寫作景觀》作者楊慶祥 1

楊慶祥簡介 1

獲獎感言 楊慶祥/2

新時代文學寫作景觀（節選） 楊慶祥/4

獲獎作品《批評的返場》作者何平 57

何平簡介 57

獲獎感言 何 平/58

批評的返場（節選） 何 平/60

獲獎作品《小說風景》作者張莉 123

張莉簡介 123

獲獎感言 張 莉/124

小說風景（節選） 張 莉/126

獲獎作品《中國當代小說八論》作者張學昕 193

張學昕簡介 193

獲獎後，我想起林建法老師 張學昕/194

中國當代小說八論（節選） 張學昕/196

獲獎作品《編年史和全景圖——細讀〈平凡的世界〉》寶 257

理解批評的難寶/258

編年史和全景圖（節選寶/260

新時代文學寫作景觀（節選）

★楊慶祥

這是一個人民的世紀

——第八次全國青年創作會議大會發言

尊敬的各位與會代表，親愛的青年作家同行們，大家下午好！

很榮幸能以一個青年寫作者的身份在這裡發言。我發言的題目是《這是一個人民的世紀》。

眾所周知，自現代以來，青年就不僅僅是一個生理學的概念，它更指向一種熱烈的青春氣質和豐沛的創造性力量。青年寫作的圖景，也不僅僅是一種文字的自動表達，而更是一種心靈形式和歷史形式，就前者而言，它“內圖個性之發展”，就後者而言，它“外圖貢獻於群”。這兩者的綜合，奠定了整個中國現代寫作的起源和經典譜繫，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瀋從文、趙樹理、孫犁、柳青、路遙、汪曾祺，這些卓越的創造者正是以一種深刻的“青春性”從歷史中獲得了形式，並將精神性的光譜，折射進推動民族解放、社會進步和美學構造的實踐行為中去。由此，寫作不僅僅是在解釋和想像世界，同時也在改造和建設世界。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時序輪回，轉眼我們已經站在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當代法國哲學家阿蘭•巴丟有一篇著名的文章——《世紀》，他開篇就提出疑問：“這是誰的世紀？你們的還是我們的？”我想借用他的這個提問，來理解我們身處的此時此刻以及此時此刻一個青年寫作者的責任和義務。

這是一個商業的世紀嗎？資本和利潤構成了這個世紀的重要邏輯，在一種高度物質化的語境中，精神性因為猛烈的撞擊而變得復雜多變起來。

這是一個遊戲的世紀嗎？我們必須承認，有一種不嚴肅的虛無和虛擬正在我們的世紀遊蕩，它嘲笑著正劇，解構著價值，卻在患得患失中失去了生活的質數。

這是一個“網紅”的世紀嗎？多媒體的技術發展以一種即時性的方式參與著文化的生產和傳播，並在這種傳播中獲得一種可能過於浮誇的存在感。

不，這些都不過是居伊•德波所謂的景觀化的表像，如果我們的青年寫作僅僅停留在這些景觀化的層面，就會因為某種內在性和整體性的喪失而失去對話的力量。

我親愛的青年同行們，我們正處在一個急劇變動，迅猛發展的時並存的文化觀和價值觀豐富著我們的認知視野，同時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拉扯著我們。青年面臨著誘惑，青年寫作的道路並非一片坦途。

那麼，究竟什麼纔是我們這個世紀的重心？或者說世紀的重心以什麼形像呈現其美學和歷史的內容？經過長久的思考，我的回答是，人民！是的，這是一個人民的世紀。這裡的人民，不是抽像的概念和空洞的符號。他們是工廠裡的工人、耕作中的農民，他們是腳手架上的務工者，是講臺上的教師，是手術室裡的醫生，是我在早起和晚歸的地鐵裡，遇到的一個個行色匆忙的上班族。是的，這就是我們的人民，在神聖勞動的召喚下，為追求人類幸福的自我完成和自我發展而不懈工作的普通人。

這是我們寫作的生命之源和精神之源。我曾經在太行山區一個小鎮的街頭，聽到兩位母親用河北梆子高唱她們的人生故事，其時群山肅穆，歌聲嘹亮：對生的熱切的渴望和信任，對世界的直接敞開和表達，用貼切自我的形式，表達著普遍性的生命意志。這纔是真正的藝術和真正的中國故事啊，那一刻，我被深深震撼了。

青年同行們，寫作者的力量隻可能來自於我們腳下的大地和我們身邊的人民。這些年來，我和我的同代人們一直在創作中努力實踐這種知行合一的美學觀和寫作觀。我們忠實於自身的經驗，但同時以一副白熱的心腸投身於時代生活的熱烈和喧囂，它的闊大和無窮。在前輩作家的注視中，在同代人的和而不同中，我們汲取古今中西的滋養，創造了並將繼續創造著我們的主體性、民族志和世界語。

我們還做得遠遠不夠，但我們會一直努力。

我親愛的青年同行們，真理必須探究，正義值得追求。時代從來不主動呈現其面容和形式。光榮屬於那些執著探索和艱苦書寫的靈魂。願各位的作品能夠給時代以銘記，願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人民的歌哭，在世界語中不朽！

謝謝大家！

2018年9月21日

21世紀青年寫作的坐標繫、歷史覺醒與內在維度

一、如何界定“青年寫作”

討論青年寫作的難度，首先在於怎麼界定“青年寫作”。這看起來就是一個極其模糊的詞語，與其密切捆綁的概念還有青年作家、青年批評家、青年學者等等。即使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對青年的界定也一直處於變動之中，目前社會學總體趨勢是將青年的年齡無限後延，比如的指標是四十五歲以下——一些國家和機構甚至放寬為五十歲以下——而在早幾年，這個指標是四十歲以下。這些後延的指標滿足了一種“永遠年輕”的心理期待，而變化不居的數字暗示了青年果然是意識形態爭奪的峰地，誰擁有青年，誰就擁有未來。或者用另外一句更耳熟能詳的話來表達——“世界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就是永遠的青年。

在文學研究的場域，對青年的界定更是困難。按照斯坦納的觀點，所謂文學理論，不過是為了應對現代科學理論而創造出來的一個概念，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這個意義上當然也說不上有多少科學性。① ()近世以來，所謂的文學研究往往都是從社會學、歷史學和心理學等等其他學科借鋻概念，這幾乎毀壞了文學原本脆弱的根基，也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學的天性，讓文學——尤其是所謂的文學研究面目可憎，對文學研究憎惡的話題容以後再發揮。我在這裡想要強調的是，幾乎難以對“青年寫作”這一概念做出一個極具科學性的界定，它屬於一種“習慣性用語”。如果按照索緒爾的觀點，語言的本質不過是一種約定俗成② ()，那麼在文學生活和文學話題中，大量使用“青年寫作”之類的概念隻能屬於“約定俗成”。所以我隻是在約定俗成的意義上來談論青年寫作。所謂的約定俗成大概指這麼一種情況，當我們談論“青年寫作”這個詞的時候，會自然地在眼前浮現一幅地圖，這幅地圖包括為數眾多的作家、質量不一的作品，當然，還有一些含有價值判斷的詞語、記號和聲音。

具體一點，從年齡結構來說，截止到目前，當下中國的青年寫作大概指出生於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這三個年齡層次的作家。80後、90後放進來自然毫無疑義，但是出生於1970年代的作家可能覺得有點勉強，畢竟，的70後已經整整五十歲了——這還是青年嗎？這就涉及第二個問題，從文學史的判斷來看，當下的青年寫作還指向一種價值判斷，即，這些作家作品是非經典化的，在藝術上還處於一種可塑期。或者更簡單粗暴的表達是：他們還沒有寫出更好的作品！這一判斷一方面可能來自批評家或出版人的吹毛求疵，另外一方面可能來自作家的謙遜或不自信。作家的謙遜或不自信是常有的事情，倒也不足為奇。矛盾的是批評家和出版人，他們在一種場合會對青年寫作大唱贊歌，換了一個場合可能又會嚴加苛責，一方面他們會覺得青年寫作已經構成了中堅力量，另外一方面又會在青年作家的書封上寫下“一部堪比《活著》《白鹿原》”之類的推薦詞。這暴露了對青年寫作認定的猶豫不決，這一態度有時候也會影響青年作家對自我的認識和判斷——雖然在私底下他們都覺得自己已經寫出了超越前代作家的作品，但在公開場合，他們還是願意保持一種文學史的低調，雖然這一低調並不能給他們帶來真正的進步。如果生理年齡偏小，這樣的姿態倒也能贏得“好青年”的美譽，但是對於那些確實已經寫出優秀作品的“大齡青年”來說，比如70後中的一些作家，這顯然並不公平。有時候作家會抱怨時代的風氣以及批評家的缺席，我記得作家阿乙曾經在朋友圈喟嘆50後、60後作家的好運：他們不僅踫到了好的文學環境，還有好的批評家——所以很快就被經典化了。但問題在於，好的文學時代、好的文學批評家和好的作家是不能完全割裂開來的，單個批評家的工作和認可並不能讓魯迅和瀋從文成為經典，這裡面涉及的時代、語境和運氣，實在一言難以窮盡。但不管如何，對當下青年寫作的觀察和認知，也隻能在這樣一個略微尷尬的語境中展開。

二、以1990年代為原點的坐標繫

第二個與青年寫作相關的是坐標繫問題。具體來說，一是寫作的坐標繫，一是批評研究的坐標繫。先從後者說起。我在高校任教，這幾年踫到的一個比較常見的問題是，中文繫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學位論文，尤其是代表研究水平的博士學位論文，處理青年作家的很少，即使有一些大膽的博士生想嘗試一下，往往也是在開題的環節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研究生們也許會在私下裡認為教授們過於保守，且不關注當下的青年寫作，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即使像我這樣從事當代文學批評的青年教師，其實也不敢特別鼓勵學生以青年作家作為論文的選題。教授們往往用一句“不夠經典化”來搪塞學生的質疑，學生們也往往苦於無法找到更多的知識備份和理論支持而空負一腔熱情。一方面是大量的青年寫作在湧現，一方面是對青年寫作的閱讀、觀察局限於時評，無法轉化為文學知識和歷史經驗。這種矛盾的情況，歸根結底，是緣於批評和研究坐標繫的闕失。

這一坐標繫有多重要，可以用現代文學史上的“青年作家”來做例子。魯迅寫《一件小事》，郭沫若寫《天狗》，巴金寫《家》……從生理年齡上看，都屬於“青年寫作”，但因為有了“五四啟蒙主義”這一大的坐標繫，這些作品都獲得了遠遠超出其“文本價值”的文學史價值。試想，如果沒有“國民性批判”這一坐標繫，我們就很難對《一件小事》《肥皂》這樣的作品進行經典化；同樣，如果沒有“反抗舊式家庭，尋找現代個人”這樣的闡釋坐標，《家》大概也就是一部青春流行小說。出生於1950年代、1960年代的“青年作家”比如莫言、餘華等，同樣得益於“80年代新啟蒙”這一批評坐標繫的確認，正是在這一坐標繫裡，文學的人道主義和實驗性纔得到鼓勵、肯定和放大。如果再稍微放寬歷史的眼光，我們會發現從“五四”代知識分子和寫作者開始，到1980年代第六代知識分子和寫作者，① ()其實在分享著共同的坐標繫“紅利”。從“五四”的啟蒙主義到19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雖然其中有國民性批評、安那其主義、左翼、京海派、解放區文學、現代主義等等潮流和理論的抵牾，但是在其根本上，都是這一坐標繫的變種。用現代漢語來書寫和塑造現代中國人的生命形態和生活情狀，並使之進入文明的行列，是這數代寫作者的根本旨歸。也正是從這一坐標繫出發，作家王安憶纔得出了“我們和魯迅是同一代人”② ()的結論，理論家如傑姆遜也能夠順理成章地將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學書寫認定為是“民族寓言”的寫作。③ ()

那麼，對本文要討論的青年寫作來說，這一啟蒙主義的坐標繫還適用嗎？1990年代以來，受後革命語境的影響，中國的思想界和理論界“反思啟蒙，告別革命”成浩然之勢，其既得力於1960年代興起的後結構、後殖民等等“後學”理論的支持，又有1990年代興起的消費主義和商業化寫作的現實加持，這一啟蒙主義的坐標繫似乎不再適合新一代的青年寫作。但是如果站在2020年回過頭去認真觀察21世紀以來這二十年的青年寫作，就會發現即使是那些被目為通俗的作家作品，如安妮寶貝、衛慧，甚至是郭敬明，都在其作品裡展露出了某種“寓言性”。更遑論那些告別了自動寫作和青春期抒發，以更厚重的作品進入到當下的青年寫作。也就是說，自魯迅以降的啟蒙主義坐標繫並沒有完全失效，當下的青年寫作依然可以放在這個坐標繫裡去進行歷史化和經典化。

這麼說並非出於一種文學史的保守，而是意識到一個基本的事實，現代漢語寫作不過區區百年的歷史，借助這一語言書寫所需要完成的作家的啟蒙、讀者的啟蒙，以及語言本身的啟蒙還遠遠沒有完成。在這個意義上，坐標繫的原點雖然不停地在位移，但是其基本的軸線卻沒有改變。

如此並非就是要以魯迅的標準來要求當下的青年作家，這恰好是我要反對的歷史主義。我想強調的是，坐標的軸向雖然大致不差，但坐標繫的原點至關重要，魯迅那一代人的原點是“五四”，在某種意義上，魯迅全部的作品都在回應“辛亥革命”；莫言那一代人的原點是“文革”和“改革開放”，在這個原點上他們構建了自己的人道主義和美學觀念。出生於1970年代以後的青年一代的原點則是1990年代，在這個原點上中國從一個以政治為核心驅動力的國家轉向一個以經濟為核心驅動力的國家，尤其在1990年代後期，更是全面融入世界政經秩序之中。① ()這一代青年寫作者以1990年代為原點，在縱向上與魯迅、莫言等人的新文學寫作一脈相承，在橫向上則與世界文學保持著密切、頻繁且深入的交流互動，並生成了其獨有的美學風格——這一美學風格的具體內容下文再闡釋。就批評和研究來說，如果我們從這一坐標繫出發，也許會放下某種文學史的傲慢——我一直驚訝這種文學史的傲慢來自何處——真正去面對我們當下青年寫作的成就，並推動其歷史化和經典化，據我所知，這方面的很多工作已經在卓有成效地展開。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