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1899－1986）

阿根廷詩人、小說家、評論家、翻譯家，西班牙語文學大師。
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少年時隨家人旅居歐洲。
一九二三年出版部詩集《布宜諾斯艾利斯激情》，一九二五年出版部隨筆集《探討集》，一九三五年出版部短篇小說集《惡棍列傳》，逐步奠定在阿根廷文壇的地位。代表詩集《聖馬丁札記》、《老虎的金黃》，小說集《小徑分岔的花園》、《阿萊夫》，隨筆集《永恆史》、《探討別集》等更為其贏得國際聲譽。譯有王爾德、吳爾夫、福克納等作家作品。
曾任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文學教授，獲得阿根廷國家文學獎、福門托國際出版獎、耶路撒冷獎、巴爾贊獎、奇諾德爾杜卡獎、塞萬提斯獎等多個文學大獎。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病逝於瑞士日內瓦。

譯者黃志良，歷任北京外國語學院教師、中國外交部駐古巴經濟代表團、中國駐智利商務代表處秘書及外交部翻譯室副處長、處長，中國駐阿根廷大使館一等秘書，中國駐巴西聖保羅總領事，中國駐尼加拉瓜大使，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譯著有《總統先生》、《夜色蒼茫》等。

序言

當貝爾格拉諾大學提出要我上五堂課時，我選擇了幾個與時間有關的題目。個題目是《書籍》，要是沒有書籍這一工具，無法想像我的一生。書籍，對我來說，其親密程度不亞於手和眼睛。第二個題目是《不朽》，不朽是人們世代向往的威脅或期盼，它構成了相當部分詩歌的題材。第三個題目是《伊曼紐爾斯維登堡》，他是位幻想家，他寫道：死亡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地獄還是天堂。第四個題目是《偵探小說》，這是埃德加愛倫坡為我們留下的規則嚴格的遊戲。第五個題目是《時間》，時間對我來說依然是個形而上學的基本問題。

感謝聽眾給了我寬容和盛情，我的講課取得了出乎我意料的成功，實在不敢當。如同閱讀一樣，講課內容則是雙方合作的結晶，聽眾的重要性不亞於講課的人。
這本書裡收集了我本人在那幾堂課上所講的部分內容，我希望讀者能像當時的聽眾那樣予以充實補充。

豪路博爾赫斯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布宜諾斯艾利斯

書籍

在人類使用的各種工具中，令人驚嘆的無疑是書籍。其他工具都是人體的延伸。顯微鏡、望遠鏡是眼睛的延伸；電話是嗓音的延伸；我們又有犁和劍，它們是手臂的延伸。但書籍是另一回事：書籍是記憶和想像的延伸。

蕭伯納在《愷撒和克婁巴特拉》中，談到亞歷山大圖書館時，說它是人類的記憶庫。這就是書籍，不僅如此，書籍也是想像力。因為，我們的過去不是一連串的夢想又是什麼呢？追思夢想與回憶往事能有什麼區別？這就是書籍的功能。

一度，我曾經想寫一部書籍的歷史。不是從形態角度去寫。我對書籍的形態毫無興趣（尤其藏書家的書籍往往碩大無比），我想寫人們對書籍的種種評價。在我之先，施本格勒在他的《西方的沒落》一書中就有精彩的篇章議論書籍。我想，我的一些個人看法是符合施本格勒的看法的。

古人不像我們那樣推崇書籍—這點我深感意外；他們把書籍看成是口頭語言的替代物。人們經常引用的那句話：書寫的留存，口說的飛掉，並不是說口頭語言是短暫的，而是說書面語言有一定的持久性，但卻是死板的。相反，口頭語言是會飛的，是輕盈的；誠如柏拉圖所說，口頭語言是飛動的，是神聖的。說來奇怪，人類所有偉大的大師的學說都是口授的。

我們且舉個例子：畢達哥拉斯。我們知道，畢達哥拉斯是存心不寫作的。他不寫東西，因為他不願意受書面語言的束縛。無疑，他意識到了“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的含義，這句話的含義後來反映在《聖經》裡。想必他是意識到了這一點的，所以他不願受書面語言的束縛；因此，亞裡士多德從來不說畢達哥拉斯，而說畢達哥拉斯派。比如，他告訴我們說，畢達哥拉斯派重視信仰、教義，主張永恆的回歸。這一點是很晚很晚後為尼采所發現的。這就是周而復始的觀點，這一觀點在《上帝之城》一書中受到了聖奧古斯丁的批駁。聖奧古斯丁打了一個美妙的比喻說，基督的十字架把我們從禁欲主義者的循環迷宮中解救了出來。時間是周而復始的觀念也為休謨、布朗基……及其他許多人所接受。

畢達哥拉斯是不願寫作的，他希望在他死後他的思想能依然活在弟子們的頭腦裡。這裡就產生了那句老話（我不懂希臘文，隻能用拉丁文來表達）：Magister dixit（大師說過）。這並不等於說弟子們因大師說過而受到束縛；恰恰相反，他肯定了他們有自由在大師思考的基礎之上繼續思考。

我們雖然不知道是不是他開創了時間是周而復始的理論，但我們知道他的門徒都信奉這個理論。畢達哥拉斯的軀體死亡了，而弟子們，由於某種輪回的緣故（這是畢達哥拉斯所喜愛的），仍在他思考的基礎之上繼續進行思考再思考；每當別人指責他們說了某些新話時，他們便抬出這句話來辯解：大師說過。

但是我們還可以舉出其他的例子。突出的例子要數柏拉圖了，他說書籍猶如肖像（他可能想到了雕塑或繪畫），說有人認為書籍是有生命的，但向書籍提問時，書籍默不作答。於是，為了糾正書籍的這種沉默，便杜撰了柏拉圖式的對話。這就是說，柏拉圖把自己演化成了許多人物：蘇格拉底、高爾吉亞等等。我們也可以相信，蘇格拉底死後，柏拉圖曾以想像蘇格拉底仍然活著來安慰自己。每次遇到問題時他總要問自己：對此蘇格拉底說過什麼呢？這樣，從某種意義上說，蘇格拉底是不朽的，他並未留下任何書面東西，他也是位口授大師。

我們知道，基督隻有一次寫下過幾句話，但這幾句話很快被泥沙湮滅了。基督沒有再寫下其他我們知道的東西。佛陀也是位口授大師，留下的是他的說教。我們再引用一句聖安塞姆的話：“把書放在無知者的手裡，猶如把劍放在兒童的手裡一樣危險。”過去人們就是這樣理解書籍的。在整個東方，至今還存在這樣的觀念：書本不應披露事物；書本隻 應幫助我們去發現事物。盡管我對希伯來語一無所知，我還是對神秘哲學喀巴拉作了些研究，我讀過《光輝之書》、《創造之書》的英文本和德文本。我知道，這些書寫出來不是為了讓人理解，而是為了讓人去詮釋，是為了激勵讀者去繼續思考的。古代的人沒有像我們那樣敬重書籍，雖然我們知道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枕頭底下常放著兩件武器：《伊利亞特》和寶劍。當年人們雖然非常崇敬荷馬，但並不把荷馬看成是我們今天所賦予的意義上的聖賢作家。他們並不認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作品，這是兩部受人尊重的，但也是可以批評的書。

柏拉圖可以把詩人逐出他的“理想國”，而又不致有排斥異己的嫌疑。從古人反對書籍的例證中，我們還可以補充一個塞內加的有趣例子。在他那些值得贊美的致盧齊利烏斯的書信中，有一封信是指責一個愛虛榮的人的，說此人擁有一間藏書百卷的圖書室；塞內加不禁問道：誰有時間讀完一百本書呢？如今，那些卷帙浩繁的圖書館卻深受人們珍視。
古代有些事情令我們費解，即不像我們那樣崇敬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