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講楚辭生成的歷史與文化背景

003從落後的“荊蠻”到強盛的“楚霸”

012生機勃勃的楚文化

019第二講楚辭——楚地文化的綜合產物

021巫與神鬼——濃厚的巫風遺存

028天國——楚人的宇宙意識

034楚歌、先秦散文及神話傳說

051第三講偉大詩人屈原

053屈原生活的時代及其身世

060屈原思想屬於哪一家

069“好修”的哲人

081第四講屈原屬於世界一流大詩人

083橫向掃視世界上古時代詩壇

089世界詩歌發展史的縱向鳥瞰

099第五講驚世的《離騷》奇特的《天問》

101驚世駭俗的《離騷》

112大膽奇特的《天問》

119第六講詩人的藝術之歌

121楚民求生長繁殖的藝術之歌

129詩人身世經歷的生動記錄

135《招魂》《大招》及其他

145第七講情感美與形像美

147情感美

152形像美

157第八講多種美的展示

159自然美

163悲劇美

166形式美

175第九講悲秋詩人宋玉

177悲秋詩人宋玉

181《九辯》的價值

189第十講回聲與承傳

191回聲——漢代擬騷詩

194真與奇的承傳——《詩經》與楚辭

前言

在中國，隻要談到屈原，幾乎是婦孺皆知。這是因為，屈原作為中國歷早的大詩人，他的作品流傳甚廣、影響很大，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他不僅像征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也代表了中國古代文學特別是古代詩歌創作成就的高峰，而屈原所創作的以《離騷》為代表的詩歌作品，正是中國文學史早期先秦時代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楚辭的核心。屈原與楚辭，兩者乃密不可分、緊緊相依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

說到屈原，中國老百姓必定會首先自然地聯想到端午節、喫粽子、龍舟競渡。

關於端午節

中國傳統的端午節，起源於端午文化。每到端午節，中國人總喜好喫粽子、劃龍舟、掛蒲葉等，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都以為這是為了紀念愛國詩人屈原。其實，客觀的歷史事實並非如此。

端午的習俗起源很早，傳統歷史文獻《荊楚歲時記》中記載，中國在漢代之前，民間即已有五月端午除邪避兇的習俗，特別在長江中下遊的兩湖地區，這方面的習俗尤為濃厚，當地民眾習慣在農歷的五月初五，即端午之日，舉行祭祀活動，祭祀龍圖騰，祭龍祭水，投粽入水，劃龍舟等。由於屈原忠君愛民，他的感人事跡在長江中下遊地區流傳廣泛、影響深遠，當地百姓為了紀念他投汩羅江自盡的壯舉，在每年的端午前後，都要舉行各種紀念活動，以表示對這位偉大詩人的深切懷念。久而久之，各地民眾就將端午的這些紀念活動，自然與屈原這個偉大詩人聯繫起來了。

如今，端午節已被確定為法定節假日，其目的，主要是為了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讓優秀的傳統文化在今天得到傳播和發揚。當然，確定端午節為法定節假日，與韓國人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項目“江陵端午祭”有點關繫。不過，韓國的端午祭祀與中國的端午節有很大區別——韓國是“江陵端午祭”，他們祭的是山，中國人端午節祭的是水、是龍，兩者的祭祀對像完全不同，且圍繞祭祀的各種民間活動，也全不相同，兩者不可混為一談；況且，韓國的這個“江陵端午祭”，從本質上來說，乃是中國傳統文化流傳到朝鮮半島後的產物，它屬於東亞漢文化圈影響的衍生物，是中國古代文化傳播到朝鮮半島後衍生的，這是客觀歷史事實，誰也否定不了。

關於楚辭

楚辭，是繼《詩經》之後，崛起於戰國時代，具有濃郁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詩歌，它承繼了《詩經》餘緒，融合了先秦時代南方楚地文化特色，獨創一體，別具一格，以其浪漫奇譎之形態，在中國詩歌史上閃耀著不朽的光輝，澤被了後世百代詩壇和文壇。

楚辭的名稱，西漢初期已有流傳，至劉向將屈原、宋玉等人詩歌作品合為一集，編集定名，開始有了作為詩歌總集的《楚辭》。對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楚辭》之所以姓“楚”，不光是因為屈原、宋玉等人是出身楚地的楚人，更因為其詩歌所寫，“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正由於這些詩歌作品大量運用了楚地的民歌樣式和方言聲韻，載錄了楚的風土物產，具備了濃厚的楚地和楚民族的色彩，因而構成了獨特的語言和文學風格特色，在《詩經》四言詩格局的基礎上，開創了中國詩歌史上的楚辭體——也稱騷體的詩歌樣式，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學遺產。

屈原其人

《楚辭》的主要代表作者——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位以個人作品傳世的偉大詩人，他一生為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而奮鬥，矢志不渝，百折不撓，表現了一位封建士大夫忠君愛民的氣節與人格。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對他的生平傳略做了歷史的記載。

屈原名平，字原，戰國時代楚國人，大約前340年，前278年，歷楚國懷王與頃襄王兩個朝代。他出身名門望族，從小“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早年輔佐楚懷王，頗受信任，任左徒，入則圖議國事，出則應對諸侯，制定憲令，改革楚政，力主彰明法度、舉賢授能、聯齊抗秦，實現楚國一統天下的大業，然卻不幸遭朝廷奸臣讒言離間，被去職流放，復起復落，終未能重返故都。但他壯心不泯，初衷不改，悲憤至極，終投身江河，以身殉理想。為表述自己的理想抱負和向君主表示忠心，抒發滿腔的激情和對理想的不懈追求，屈原寫下了一繫列的詩歌作品——《離騷》《九歌》《天問》《招魂》等，這些詩歌，是屈原心聲的真實吐露，是他畢生經歷的歷史再現，也是他人格精神的集中體現，它們藝術地展示了這位歷史文化偉人的崇高形像。這些詩歌作品，創立了獨特的詩體形式，熔《詩經》、楚地民歌、先秦諸子散文和神話傳說於一爐，在充分吸收楚地民間文化和文學形式的基礎上大膽創新，開創了中國詩歌歷史，其中尤其是《離騷》一詩，語言奇美，想像奇特，構思奇譎，融歷史、神話、傳說於一體，塑造了高大偉岸的主人公形像，展現了浪漫主義風格色彩，成為中國詩歌史上的一篇絕唱。

屈原的作品

對於屈原傳世作品的真偽，歷來學界爭議較多。據司馬遷《史記》所載，《離騷》《九歌》《天問》《招魂》及《哀郢》應該屬於可信之作，到劉向父子編著《七略》及班固撰《漢書·藝文志》，載錄屈原作品25篇，究竟具體應該是哪25篇，歷代學者產生了歧異之見。依據現存早的著錄屈原與楚辭作品的集子——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25篇屈原作品是：《離騷》（原書題為《離騷經》）、《九歌》（包括《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天問》《九章》（包括《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遠遊》《卜居》《漁父》。但是這些詩篇中，有些曾被懷疑是否為屈原的作品，如《九章》中的部分作品，以及《遠遊》《卜居》《漁父》等，為此，歷代學者各執己見，聚訟不已。由於缺乏確鑿的資料，對這一爭論難以下準確的判斷，一般還是以《漢書·藝文志》的25篇為據。《楚辭》集子中收錄的詩歌作品，除屈原作品外，還有宋玉的《九辯》，此外，王逸注本中，還收錄了包括唐勒、景差的作品，以及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王逸等人的擬騷作品。從王逸《楚辭章句》可以知道，古代載錄《楚辭》的本子還有《楚辭釋文》，其所錄楚辭作品之篇序與王逸的本子有所不同，此尚待加以考證。.

歷代的楚辭研究

《楚辭》問世以後，自漢代開始，便有了模擬仿效之風，尤其兩漢時代，擬騷詩盛行，一時蔚成風氣。其中較有代表性並被收入《楚辭》注本的主要是：賈誼《惜誓》《弔屈原賦》（各本不一），淮南小山《招隱士》、嚴忌《哀時命》，以及王褒《九懷》、劉向《九嘆》、王逸《九思》等。這些詩篇大多從哀憐同情屈原身世際遇出發，抒發個人內心情感，有的結合了自己的身世遭遇，感喟社會歷史和人生的不測。一般來說，這些詩篇雖說內容情感乃至藝術表現均無法與屈原作品相比，但它們畢竟有意模仿屈原作品，其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上多少還有可取之處，故而在文學史上也能記下一筆。

從漢代開始，研究屈原和注釋《楚辭》作品漸成風氣——從西漢司馬遷、揚雄到東漢班固、王逸，都對屈原和《楚辭》或撰寫傳略，或評論其人，或注釋其作品，但他們在認識觀點上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完全對立。如王逸與班固，對屈原的評價褒貶完全不同。王逸《楚辭章句》高度肯定屈原，且該書乃歷史上部全面注釋《楚辭》的標志性著作，而班固雖然承認屈原作品的藝術成就，卻對屈原其人的人格品行予以貶抑。概括地看，楚辭研究在兩千多年的學術史上曾出現過四次高潮：兩漢、南宋、清代及現代（“五四”迄今）。其代表性著作為：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南朝齊梁劉勰《文心雕龍·辨騷》，南宋朱熹《楚辭集注》、洪興祖《楚辭補注》（補王逸《章句》），明代汪湲《楚辭集解》，清代王夫之《楚辭通釋》、林雲銘《楚辭燈》、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和戴震《屈原賦注》。到現代，則有梁啟超、聞一多、郭沫若、遊國恩、姜亮夫、陳子展、林庚、湯炳正等著名學者，將傳統學術與現代意識相結合，一繫列研究成果由此問世，推動了楚辭研究向縱深方向的拓展。

辭作為先秦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詩經》之後崛起於戰國時代，它承《詩經》之餘緒，而又獨創一體，別具一格，在先秦詩壇上以其浪漫奇譎之形態展示了卓異的風采，在中國詩歌史上閃耀著不朽的光輝。

楚辭的誕生有其歷史與文化背景條件，並非詩人屈原突發異想，一朝而成。探討其歷史與文化背景條件，極利於我們對楚辭的深入了解和對文學史上新文學樣式產生規律的掌握，這在我們了解和把握中國古代文學時十分必要的。

從落後的“荊蠻”到強盛的“楚霸”

促使楚辭產生的各種因素在屈原時代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與楚國早期的興盛史有關，因而，了解並探討楚國在懷王之前走過的歷程，對把握楚辭的生成很有裨益。

楚在屈原之前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先楚至楚成王（前671—前626年在位），作為南方一弱小“蠻夷”， 始與殷商往來，繼受周天子分封，立楚國（約在前11世紀），此時為“荊蠻”時期。楚成王之後，由於楚人長期奮鬥和楚君勵精圖治，征伐周圍列國，政治、經濟、軍事均漸臻強盛，進入了“楚霸”階段，霸勢基本維持到懷王（前328—前299年在位）前期。

讓我們先看“荊蠻”時期。

對這一時期，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楚由何人所建，也即楚早先由什麼地方的人群所組成。對此，學界歷來有爭議，計有東來說、西來說、北來說與土居說四種。東來說認為，楚人原居淮河下遊，後沿長江西上，定居江漢間；西來說以為，楚、夏原同祖，後楚人由陝西東部遷入今楚地（長江中遊一帶）；北來說主張，楚人由北向西南發展，後移居漢水之南；土居說則認為，楚人繫土生土長於長江中下遊地區。範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中對這個問題闡述了如下見解：

居住在南方的人統被稱為“蠻族”。其中九黎族早進入中部地區。……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領，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個氏族酋長。……九黎族驅逐炎帝族，直到涿鹿，後來炎帝族聯合黃帝族與九黎族在涿鹿大械鬥，蚩尤請風伯雨師作大風雨，黃帝也請天女魃下來相助。這些荒誕的神話，暗示著這一場衝突非常激烈，結果蚩尤鬥敗被殺。九黎族經長期鬥爭後，一部分被迫退回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後來建立黎國，一部分被炎黃族俘獲，到西周時還留有“黎民”的名稱。

那部分退回南方的人仍不服，帝堯時，“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史記·五帝本紀》）。“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帝王世紀》）這裡，“三苗”即“有苗”，與楚人屬同一祖源，所居之地與楚地同屬一個區域。 又據《國語·楚語》的記載可知，重黎是楚人的先祖，三苗從黎氏發展而來，是重黎的另一支重要後裔，這就證明了楚和三苗的祖源都是重黎，而重黎是顓頊的後代。“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史記·楚世家》）這正與《離騷》中所述“帝高陽之苗裔兮”相合。換言之，上述文獻說明，楚人屬於“土居”——土生土長於長江中下遊地區的“蠻夷”。

考古發現也可對此予以佐證：“江漢流域具有南方特色的新石器時代的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晚於屈家嶺文化的一個受中原文化影響而又有長江中遊原始文化的湖北龍山文化”，這些文化，“在地層上有直接的疊層關繫和文化內涵的承繼關繫”，它們的“文化遺址分布的主要範圍，恰好與楚文化的範圍大體一致”，“很可能是楚的原始階段，即楚的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