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走進“邊地”
凌雲嵐
使用“邊地”這個詞來界定這本散文集中作家們書寫的對像，大概會引起他們中很多人的不滿。劉亮程在采訪中，就明確表示過不喜歡“西部”這個詞。與“西部”相比，“邊地”這個詞更不討喜，因為有“邊地”，就意味著有“中心”，站在中心，我們纔能指認出邊地、邊疆或邊緣。
當我試圖說明哪裡是“邊地”時，會發現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果將邊地理解為地理意義上的邊疆的話，那麼在歷史的長河中，隨著中國疆域範疇的改變，“邊地”的所指也在不斷發生變化。舉個簡單的例子，長城曾經是中國歷史上的“邊城”，但現在，從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驅車，不過幾十公裡，你就可以看見它綿延起伏的城牆。如果將邊地理解為由於地理位置上偏遠，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發展相對落後的地區，那麼這種邊緣性隨時有可能發生變化。比如突如其來的戰爭，可以在短時間徹底改變一個區域在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版圖上的位置。抗日戰爭期間，中國西南的雲南、貴州、四川等地，不都經歷了由“邊陲”而“中心”的突變嗎？因此在使用“邊地”這個詞時，我們先得承認邊地是一個流動的概念。對於哪裡是邊地，不同的人會基於各自的生活經驗、歷史認知或者理論儲備給出不同的答案。同時，對於邊地的概念，使用者要保持警惕，時刻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某種中心主義的誤區。
雖然“邊地”一詞不夠嚴謹，但在沒有找到更好的替代品之前，我還是隻能使用它來概括這本集子中的散文所書寫的對像。邊地不可界“定”，但至少可以被描述，對於這部散文集而言，“邊地”這一概念的使用，有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含義。
首先，“邊地”指向地理空間上的“邊緣”，包括邊境地區或靠近邊境的地區。歷史學家們認為中國的邊疆是在秦統一中原、其重心部分形成之後確立的。在隨後的歷史沿革中，它不斷發生變化。但總體而言，邊地指國家毗鄰邊界線，與內地“內陸、內海”相對而言的區域。（馬玉華《雲南邊地問題研究•序言》）這裡的邊地隱含著國家地理的內涵，它本身當然也是被建構和想像的一個產物。王明珂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一書中指出，中國人並不完全依賴內部的文化一致性凝聚在一起，凝聚他們的主要的力量來自對華夏邊緣的維持。例如在漢代華夏邊緣形成之後，漢朝的中央政權便通過各種手段，包括通婚、通商、征伐、封賞等來羈縻邊疆部族和政權，以此來維繫“邊緣”“邊緣”存在的意義由此產生，它提醒我們何為華，何為夷，“他們”和“我們”的區別何在。換言之，有了邊緣，纔能確立中心。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我們對於邊地的“認知”在不斷被改變或加強。阿來在《消費社會的邊疆與邊疆文學》中提到，唐代的《涼州詞》所寫的甘肅河西走廊一帶現在已經是中國的內地了，離甘肅省會蘭州隻有一兩百公裡，但在大多數人心目中，它還是有“關外”“異域”的屬性。這一印像的形成，顯然是歷史長期作用的結果。在梳理何為邊地散文的時候，那些寫現實和歷史上的邊疆區域如西藏、新疆、內蒙古、甘肅等地的散文，無疑是首批入選的對像。
其次，“邊地”也指向文化空間上的邊地。瀋從文的名作《邊城》所寫的便是一個文化意義而非地理空間上的邊城。《邊城》中的小城位於湘西，湖南的西部，從地理位置上看，處於中國的腹部。它之所以被稱為“邊城”，是由於地處群山峻嶺之中，與外界交通不便，加上是苗漢雜居之地，因此地方風俗文化迥異華風，自古被稱為“蠻夷之地”正是由於地方歷史和文化的特殊性，瀋從文說這裡的人民“對歷史毫無擔負”，也就是被遺忘、排斥於主流歷史和主流文化之外。正因為這種地理和文化意義上的雙層隔離，湘西反而為原始、健康、未受城市文明污染的自然人性，保留了一塊空間。在瀋從文的文化改造思路中，邊城文化也因此成為對已顯病態的主流文化進行重造時的重要資源之一。文化邊地的形成原因各不一樣，歷史、政治、經濟的因素都有可能對其產生影響。2000年，鳳凰的苗疆邊牆被前去考察的專家組認定為南方的長城，這是明清兩代為了鎮撫此地的苗民而修築起來的城牆。它的存在，更進一步地證實了文化“邊城”產生過程中的復雜性。在一個看似強大統一的區域中心地帶，“邊地”仍然可能產生。基於此，本集中選入了一些寫湖南、四川等地的散文。它們的共同點在於均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邊疆之地，但在文化意義上處於中心、主流之外；它們的被發現和被書寫，點亮了文化空間中原本晦暗的區域。
後，這裡的“邊地”概念中也天然包含著族群、民族層面的話題。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的“邊地”和“少數民族聚居地”有著某種程度上的重疊。中國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但從歷史上看，主體民族漢族的認同與凝聚，實有賴於對邊緣與異族的認知。近代以降，在外來侵略者的刺激和“國族主義”概念的興起的背景下，民族之間的融合成為關注焦點。從民國時期的“五族共和”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民族自治、民族大團結，都顯示出“邊地”和在邊地生活的“異族”，在新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的重要性。在現代民族國家話語下的邊地書寫中，族群關繫、族群形像的重塑、族群文化的現代化進程都成為文學表現的對像。邊地和民族問題的重合，也就
使得邊地書寫具有了另一層意義。由於邊地往往處於不同國家、不同族群、不同文化傳統的交界之處，邊地的生活景觀和文化景觀與內地相比，具有了某種異質性，這也使得邊地書寫不論對於寫作者還是讀者，都產生了更大的魅力。本集所收錄的散文中，有相當篇幅聚焦於“民族”，不論是對民族風情習俗的呈現，還是對民族文化與民族歷史深層次的尋根，均在不同程度上呈現出我們在建構民族國家過程中，對這一問題的不同想像和思考。
就文學而言，發現邊地，意味著邊地被書寫與閱讀。
書寫邊地，首先得進入邊地。中國歷史上的不同時期，邊地受關注的程度和方式不一。在唐朝那樣的開明盛世，國家強大自信，建功立業的刺激使得大批文人投筆從戎，邊塞詩也就自然而然地興起，形成文學史上邊地書寫的一個高潮。古代中國交通不便，能夠進入邊地的寫作者多有公事在身，除了戍邊之外，常見的還有出使，出名的當數“鑿空西域”的張騫；官員的上任或貶謫，如“發往新疆伊犁，效力贖罪”的林則徐。此外出於經商、宗教、私人遊歷等原因，進入並書寫邊地的也大有人在。詩歌、遊記、日記、筆記等成為邊地書寫中較為常見的形式。
強國盛世，邊塞安定，邊地被發現和書寫會形成高潮，反之亦然。事實上，近代以來邊疆之學的兩次興起，均與異族的入侵有關。大規模的戰爭同樣會使邊地成為被關注的焦點，甚至將邊地變為“中心”。1937年，全民族抗日戰爭開始後，整個中國的西南地區都因戰爭，從地圖上的偏遠邊地，一變而為全國政治文化之中心。這種對國家地理空間的認知改變，早在1932年的西北開發潮中便已顯現。抗日戰爭期間，單以滇黔而論，“公路和鐵路的興修，公私工廠的遷移，國際貿易出口的集中，更見出這兩個遠處西南邊僻省份，地位已一改舊觀而成為非常重要的省份”（瀋從文《黔滇道上》）。瀋從文筆下的邊城湘西，亦已成為“軍事上後勤物資供應和兵役補充上”都占“特別重要地位”的區域。戰爭也為西南地區帶來大量“移民”，他們被迫進入這些“邊陲之地”，大規模的邊地書寫也就隨之產生。不論是聯大師生步行團在由湖南至雲南旅途中的采風、日記，還是作家們在大後方四川、雲南等地對西南中國的集中發現和書寫，共同構成了民國文學中邊地書寫的峰。當然，這樣的書寫熱潮，往往隻是“一時之盛”，隨著戰爭的結束，邊地很快會由“中心”退回邊緣。抗戰結束後，李震一在《湖南的西北角》中描述勝利後的湘西是“國家在復員，湘西在復原”的場景。邊地，再一次被暫時遺忘。
新中國成立之後，邊地書寫也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構，成為這一時期的重要工作內容之一。因此，邊疆的統一安定、少數民族的新生活新風貌都成為文學重點表現的對像。單就散文而言，“十七年文學”中的邊地書寫顯得相當豐富，從書寫者的角度看，大量的“外來者”進入邊地，他們的身份包括記者、文學工作者、軍隊中的文職干部、去往邊疆工作的開發者等，遊記、報告文學、各類采風文字等均成為常見的寫作形式。從題材看，新的書寫包括以“開發”“勘探”和“墾荒”為主題的創作，如李若冰的《在勘探的道路上》、杜鵬程的《塞上行》等；也有以軍隊“進藏”“進疆”為背景書寫的，如寶音達來的《翻身後的兩位老人》、若松的《草原七日》等。軍旅文學中的邊地寫作傳統在後來的周濤、畢淑敏等作家那裡得到了延續。邊地景觀和少數民族的新生活成為重點描寫對像，碧野的《天山景物記》對邊地自然風光的描寫，儲安平的《新疆新面貌》、黃鋼的《拉薩早上八點鐘》對邊地人民新生活面貌的紀實性報道等，都引起相當的關注。值得注意的是，少數民族文學此時也開始受到空前重視，成為文學類別中獨立的一門。這一時期的邊地散文書寫，從風格來說具有某種趨同性，即宏大、剛健、清新、樂觀，洋溢著時代新風。文學中這種邊地圖景的出現，是對全新的民族政策的呼應，承擔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但也不可避免地對邊地的復產生了一定的遮蔽。
新時期以來，邊地書寫隨著邊地的重新“開放”而再次形成熱潮。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知青文學”中被回憶的邊疆，“尋根文學熱”中被發現的荒僻鄉土，“先鋒文學”中馬原、扎西達娃筆下的魔幻西藏，都在再次建構我們的邊地想像。散文領域，老一輩寫作者們重新歸來，汪曾祺、王蒙、宗璞等人，均在重新書寫他們的邊地記憶和印像；而周濤、韓少功等寫作者從個體經驗出發的邊地書寫，無疑引發了更多關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隨著散文熱的興起，不論是傳統的抒情散文領域，或新興的文化散文領域，邊地題材的創作都頗有成績。特別是所謂“西部文學”“西部散文”等概念的興起，正能說明邊地書寫的熱度。包括劉亮程、鮑爾吉•原野、李娟等新生代作家在內的寫作者，為這一時期的邊地散文注入了更為新鮮的氣息。
新時期邊地書寫的大背景中，有一些因素值得關注，也決定了新時期的邊地書寫和傳統寫作的不同。其一是消費主義的興起對邊地書寫的影響。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的開放和消費水平的提高，邊地遊成為受歡迎的旅遊消費品之一。大量消費者湧入邊地，作為商品的邊地不斷被奇觀化、異質化，無可挽回地成為被消費的對像，“香格裡拉熱”的制造和傳播便是經典的案例之一。新時期的邊地書寫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挾於這股消費浪潮之中，有人隨波逐流，也有人在憤怒中反思並反抗。其二是邊地書寫中，越來越多的作家，在試圖擺脫文化中心主義的迷思，重新審視邊地文化和邊地歷史，並通過自己的寫作，嘗試建立新的主體意識。他們以寫作為“邊地”正名，也在對邊地文化和歷史的獨特體驗中，尋找更有活力、更為的精神傳統，並以此打破文化中心的單調、禁錮和僵化。
邊地書寫，一般而言因寫作者的身份不同，而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寫作視角。一類寫作者以“外來者”的身份進入邊地寫作，一類則是生長於此或長時間生活於此的“在地”書寫者。這兩類書寫者對於邊地的感知方式和觀察角度當然各不相同，這種差異性體現在各個不同的方面，比如能否進入“邊地的時間”。
劉亮程的散文中，出現了一個頗有意思的概念：“新疆時間”。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生活中隻有“北京時間”。我們當然知道“時差”，可這個概念往往和“國家”相關聯。在《新疆時間》中，劉亮程寫道：“人們一直在忽視新疆的時間。一些內地朋友，天不亮打來電話。他們那邊，大半個中國的天都亮了，他不知道新疆的天還黑著，我們還有兩小時的夢和睡眠。當我們在北京時間10點上班，他們已經快下班了。而他們下午上班時，我們正在午休。我們和內地的接觸和聯繫，一直存在著時間障礙。”時間的障礙，意味著認知、交流的障礙，它的產生與空間的距離有關，但當然遠遠不止於此。
許多外來的寫作者，進入邊地隻是暫時的，他們的觀察和書寫也隻能是旁觀的、片斷的。他們在邊地的經歷，是日常生活之外的體驗，當然，他們無法進入和感知邊地特有的時間。這方面，在地的寫作者們顯然敏銳得多，因此央珍有她的“拉薩時間”，劉亮程有他的“新疆時間”，在阿來等人對邊地民族歷史的敘述中，實際上也包含了對於邊地時間的重新建構。發現並承認、尊重邊地時間的獨特性，也正是重新認識邊地的開始。
“邊地時間”的出現，一是源於空間的距離，當歷史學家注意到地理空間分布導致的發展差異時，其實已部分地揭示出了時間在不同空間中產生差異的秘密。邊地由於地理上的相對邊緣、自成一體等空間特性，和內地空間自然產生了“時間差”。這種時間差一方面體現在現實中的“時差”的產生，一方面則體現在以“現代化”為統一標準時，邊地和中心的發展差異上。其二，邊地時間的出現，除了地理空間的特殊性，更重要的還源自其歷史傳統和文化心理的自成一脈，使得這裡的居住者對於邊地的時空，均有自己的認知方式和書寫方式。例如馬麗華在散文中，寫藏歷新年的各種習俗，可以想像，當藏民們在帳篷和瑪尼堆上更換經幡，祈求風調雨順時，身在內地的漢族人民可以對此一無所知。其實，又何止藏族如此，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節俗，也有他們自己對時間的感知方式。對很多人而言，邊地時間和內地時間的差異，往往被“簡單化”地處理為“先進”和“落後”之間的差別。央珍敏銳地感覺到這種處理方式的簡單粗暴，她說“六十年代內地處在生活困難時期，但西藏畢竟離內地很遠，跟印度的通商也沒有斷絕，我們在八廓街還可以看到很多物資，比如說英國的巧克力，德國的餅干、口香糖，等等”（《西藏往事一作家祝勇訪談央珍》）。也就是說，在歷史時間的某些段落中，西藏並不一定比內地落後或封閉，我們關於它偏遠、落後甚至野蠻的印像，無疑是一種對邊地歷史的無視與誤讀。尊重邊地的時間，是我們以平等的姿態面對邊地的開始。
在邊地長期生活過的寫作者，和那些自始至終的在地寫作者，不約而同地在他們的邊地書寫中，表現出對這種“平等”的追求。他們的寫作，成為對邊地被奇觀化、邊緣化、刻板化的自覺反抗。這一傾向自八十年代中後期，在邊地散文的書寫中表現得越來越清晰。這種努力，一方面體現在對於邊緣一中心關繫的警惕，周濤在散文《邊陲》中感慨“邊陲”這個概念對於很多人來說，意味著被藐視和憐憫，其根源在於“在一個有著漫長中央集權傳統的社會群體心目中，它意味著遠離權力中心”。因此自覺的邊緣意識，就意味著遠離文化中心的自覺，意味著一種抗爭。不少寫作者的文字中，將被排斥於主流之外轉化為自覺的“流放”，並在這種放逐中確立新的精神和文化皈依，他們的寫作正呈現出這種努力的艱難和悲壯。相比之下，李娟、央珍、劉亮程等人的寫作則代表了另一種反抗方式：在對邊地日常生活的審美和實錄中，嘗試將被奇觀化的邊地還原。李娟的散文呈現了一個外來者融入邊地生活的艱辛和樂趣，她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既在邊地之中，也在邊地之外，因此對邊地的文化與生活始終保持了相當的尊敬。在這本選集中，“舊遊”和“在地”兩輯，前者收錄曾經在邊地長時間居住，以回憶的方式描寫邊地的作家的作品；後者收錄現在長期居住於邊地，或生長於邊地的作家的作品。對其中的很多寫作者而言，邊地已經不再是邊地，而是他們曾經和現在的“家園”，是他們的“中心”所在。
在邊地的外來者中，行色匆匆的過客占了絕大多數，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文字的分量就比較輕。在建構我們的邊地想像的過程中，外來者和在地者的書寫，兩者缺一不可。外來者的邊地書寫中，常見的是記遊之文，本集中的“行色”一輯，所選的大都是此類文章。與“行走”搭配得好的文體，非散文莫屬。對邊地風光、邊地民俗、邊地文化和獨特生命形態的記錄，是這些行走類散文的共同主題。至於“行思”一輯，則收錄了一類比較特殊的外來書寫者。他們的共同身份是“學者”，這也決定了他們的邊地書寫具有較為濃厚的“學院”風。他們的長處或者不在文字本身，而在於借助自身的學識學養，對邊地歷史和現狀進行獨特的考察和沉思。
關於這本散文集，還有幾點需要補充說明的地方。其一是出於編輯體例統一的需要，散文集中所收篇目，篇幅均需控制在五千字以內，這就導致一些有分量的作品無法入選。比如周濤曾直言自己滿意的散文作品是《伊犁秋天的札記》和《哈拉沙爾隨筆》，但都因為篇幅遠遠超標而無法入選。祝勇在談及當代散文發展的趨勢時，認為散文發展的趨勢之一便是越寫越長。散文這種文體，宜短還是宜長，這裡且不展開討論。但本集中的不少作者，如阿來、熊育群等，都有大量長篇散文作品。這也使得我在選擇時，不得不對一些作品“割愛”實在無法放棄的長篇散文，隻能采取節選的方式，這又勢必影響到作品的完整性。其二是由於散文中的邊地書寫，對書寫對像而言有明顯的不均衡性，西藏、新疆、內蒙古、雲南相對而言作品較多，而其他區域，包括其他民族相關的優秀作品就顯得單薄很多。在編選時雖然有所注意，但仍不能避免這種題材上的集中。其三是很多少數民族作家的寫作，特別是使用民族語言的寫作，無法進入編選者的閱讀視野，必然會造成遺漏。這些都是編選過程中無法回避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