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求學經歷與治學經驗………………… 侯體健訪談 1

(一) “三角地”與文學史………………………………… 2

(二) 大判斷與小結裹………………………………… 12

(三) 文獻整理與專題研究…………………………… 21

(四) 學院派與大眾化………………………………… 29

二、 文學史談往…………………………… 戴 燕訪談 36

(一) 中文繫課程重要的是文學史………………… 37

(二) 文學史與“童子功” ……………………………… 40

(三) 學術研究的方法………………………………… 44

(四) “戰鬥的集體” …………………………………… 48

(五) “無傷大雅”與“勿傷大雅” ……………………… 55

三、 研究“唐宋轉型”與當今社會有密切聯繫………………………………………… 李純一訪談 57

(一) 當代的宋代文學研究已經有很大的改觀……… 58

(二) 文言白話之爭,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國古代的文章學…………………………………………… 65

(三) 引進一種理論觀點應有助加深對本國文學的

認識,而不是增加困惑…………………………… 69

四、 《甲子春秋》與文學所………………… 侯體健訪談 73

(一) 從《甲子春秋》談起……………………………… 73

(二) 我是“準逍遙派” ………………………………… 78

五、 文學所“何其芳時代”雜憶…………… 侯體健訪談 81

(一) 何其芳的兩個面相……………………………… 81

(二) 文學所的人事格局與何其芳的治所思想……… 90

(三) 何其芳與胡風…………………………………… 96

(四) 文學所的集體項目……………………………… 98

(五) 胡喬木與文學史編纂…………………………… 107

六、 作為文學現像的何其芳……………… 侯體健訪談 114

(一) “何其芳現像” …………………………………… 114

(二) 何其芳心目中的………………………… 120

(三) “衷心感謝他” …………………………………… 128

七、 錢鍾書先生與《錢鍾書手稿集》 ……… 侯體健訪談 130

(一) 與錢先生的交往………………………………… 130

(二) 錢先生的三種手稿……………………………… 133

(三) 手稿集與錢先生的日常讀書生活……………… 136

(四) 錢先生的讀書興趣……………………………… 139

(五) 私密性與資料取舍背後的深意………………… 142

(六) 尋找《管錐編》續編……………………………… 147

(七) 精微•會通•自得: 錢先生的學術境界……… 151

八、 宋代文學研究的前沿問題…………… 侯體健訪談 159

(一) 和《文學遺產》的因緣…………………………… 159

(二) 《新宋學》的復刊………………………………… 163

(三) 宋代文學研究的交叉性課題…………………… 166

(四) 文學與地域……………………………………… 169

(五) 文學與傳播……………………………………… 173

(六) 學術會議與文學研究…………………………… 179

(七) 《宋代文學通論》與宋代文學的歷史定位……… 187

(八) 《北宋三大文人集團》的修訂…………………… 194

九、 文章學研究與《歷代文話》的編纂…… 侯體健訪談 201

(一) 復旦古代文章學研究書繫……………………… 201

(二) 文話研究方興未艾……………………………… 206

(三) 《歷代文話》的編選標準………………………… 211

(四) 正確看待新材料………………………………… 217

十、 現當代舊體詩詞創作及其他………… 侯體健訪談 223

(一) 現當代舊體詩詞還在發展……………………… 223

(二) 餘英時與錢穆…………………………………… 229

(三) 龍榆生與汪偽政府……………………………… 233

(四) “板凳要坐十年冷” ……………………………… 239

十一、 詞學研究與詞學學科……………… 倪春軍訪談 244

(一) 學科意識與詞學建構…………………………… 245

(二) 時代風氣與治詞門徑…………………………… 251

(三) 詞學會議與學術風向…………………………… 255

(四) 大師印像與群體定位…………………………… 264

(五) 突破瓶頸與關注熱點…………………………… 270

(六) 日本詞學與錢學研究…………………………… 278

十二、 《錢鍾書的學術人生》與“錢學”研究……………………………………… 侯體健訪談 288

(一) 錢先生筆帶風霜、口含斧鉞…………………… 289

(二) “錢學”有無“體繫”之問………………………… 292

(三) 《宋詩選注》的“未解之迷”……………………… 298

編後記…………………………………………………… 309

王水照：一位知識分子的用世之心

侯體健

刊載於《新民晚報》2020年2月9日 星期天夜光杯（第819期）

出生於1934年，王水照先生無疑稱得上是當代宋代文學研究人。先生一生的熱情在於學術，然而，作為他的助手，我初對先生的了解，不是他的《蘇軾論稿》，而是《蘇軾選集》，還有他和崔銘合著的《蘇軾傳：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更多的青年朋友喜歡先生早年所作的《宋代散文選注》，就此，先生曾說：“普及性的讀物要做好，我很高興他們因為我的那些小書，愛上古典文學。”

宋代的文學家中，王先生愛蘇東坡。在他看來，蘇東坡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身份從詩人、文章家、書法家、政治家、繪畫家到美食家不一而足，他的一生樂觀豁達，三起三落卻仍保持初心，關注社稷，追求美好事物，堅持藝術創作。“後世的知識分子都愛以蘇東坡為榜樣。”王水照先生如是說。

1 “三角地”與文學史

13歲那年，王水照先生從浙江餘姚西部一個偏僻小鎮去縣立中學求學時，看到縣城外豎有一方石碑，上鐫“文獻名邦”四個顏體大字。後來他知道，嚴子陵、王陽明、朱舜水和黃宗羲是自己的四大鄉賢，並且四人與宋代學術、文化都有這樣或那樣的關聯。

王先生後來走上宋代文學研究道路，更直接的原因是1955年考上了北大中文繫。開始於1952年的全國高等院校院繫調整，北大中文繫得益甚多，包括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校在內的眾多名師宿儒紛紛雲集未名湖畔。王先生入學北大中文繫的1955年，正值這一輝煌時期。其時，文學研究界的遊國恩、林庚、吳組緗、季鎮淮、王瑤、吳小如和語言學界的王力、魏建功、周祖謨、高名凱等先生，組成了強大的教學陣容，以致讓學生們驚嘆獲得了千載難逢的學習良機。“寢室的學習氛圍也很濃，每天睡覺的時候都不忘問問上鋪：‘今天看了什麼好書？’如果他看的書我沒看過，又很有興趣看，第二天我就要找來認真讀讀，和同學們交流。那段時間可以說是完全沉浸在學習的愉悅之中了。”

隨著形勢的變化，他們這批還沒有學完文學史的在讀大學生編寫了一套自己的“文學史”，也就是轟動一時的北大中文繫55級的“紅皮”《中國文學史》。先生說，用今日嚴肅的學術眼光審視這部《中國文學史》，可以留給後人的東西不多，但它對個人的成長與集體的凝聚卻有很大作用，至少對他個人來說意義十分重大。被組織安組，並且被指定為負責人，王先生開始比較繫統地閱讀宋代部分的文獻資料，為他後來的文學研究指引了基本的方向，也讓他與宋代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紅皮”《中國文學史》沒出多久，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召開了幾次文學史問題討論會，幫助學生們認識其中的錯誤和不足。王水照印像深的，是時任文學所所長何其芳先生所作的總結發言，何先生表示文學史有規律可循，但是尋找規律是十分艱難的，告誡學生們“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謬誤&rdquo組的指導老師是吳小如先生，也是從那時起，王水照先生與小如先生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我和小如先生之間有許多關於具體問題的討論，現在還記在書的頁眉間。讓我更感動的是，小如先生審改後的稿子都是他送到我宿舍來，不讓我過去取，他說恰好可以借此機會活動身子。”大概不到一年時間，師生同心協力，修訂成了一部篇幅翻倍的“黃皮”《中國文學史》。

編寫完“黃皮”文學史，王水照先生進了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工作，一進所又投入到新的《中國文學史》編寫中去了。由於大學時代的那段經歷，他順理成章地承擔起唐宋段的編撰任務，治學領域和主攻方向也正式確定為唐宋文學，直到1978年，因為要與家人團聚，調離北京，來到上海，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繫工作。

“我把自己的學術生涯概括為‘三角地’與文學史”，王水照先生道。“三角地”是北大一個公布重要信息的地方，因而層意思是說北大中文繫是學術生涯重要的起點；第二層意思是指他一生問學的三個地方：北大中文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復旦大學。在北大中文繫他參與編寫了兩部文學史，在社科院文學所也參與編寫了一部文學史，在復旦則是教文學史。

2 對錢鍾書先生好的紀念

北大畢業進入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王水照先生一直說這段經歷對他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文學所工作的18年是他精力旺盛的時段，是他吸取各類養料的重要時段。更重要的是，他在文學所遇到了兩位影響了他一生的老師，一位是當時文學所的所長何其芳先生，何其芳先生強調文學研究工作中理論、歷史、現狀的結合，提倡實事求是的學風，而另一位就是他的工作指導老師錢鍾書先生。

王水照先生在文學研究所工作18年，與錢鍾書先生有師生之實。對於嗜書如命的錢鍾書先生，王先生充滿感情。“沒有書的地方是待不下去的。”和錢先生的交往中，類似的表述，他印像深刻。王先生的學術隨筆《鱗爪文輯》出版後，“錢鍾書迷”們競相購買，因為該書組文章便是“錢學拾零”，收錄相關文章10餘篇，披露了許多珍貴材料。但當上海某電視臺《大師》欄目某一期做錢鍾書專題而邀請王先生出鏡時，他婉辭不去。

“錢鍾書先生以他的博學與睿智，使我次領略到學術海洋的深廣、豐富和復雜，向我展示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全身心的研治、體悟和超越，可以達到怎樣一種精妙境界。”在淵浩廣博的“錢學”中，王先生首先關注的便是“錢鍾書與宋詩研究”，從《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中整理輯錄有關宋詩研究的資料共50餘萬字，涉及300餘位宋代詩人，以備繫統總結分析錢先生的宋詩研究成果，展示出“錢氏宋詩學”博通精思的特點。接觸過《錢鍾書手稿集》的人都知道，該書誠為古代文學研究之寶藏，可惜勾連塗抹，一片斑斕，熟悉錢鍾書手書字跡和行文風格的王先生，也曾經感嘆“眼力不濟，認不清；對他手書不熟，認不準；學力不足，讀不懂”，可謂遺憾至極。但王先生仍然不辭辛勞，與學生一起辨字輯文，初步利用該書進行學術研究。“如何整合錢先生散見的學術觀點，勾勒出‘錢學潛體繫’，讓錢先生的學術發揚光大，是後輩學人的責任，亦是我對先生的紀念。”王水照先生說，“離開文學所至今已經四十年了，但是我還是很懷念那段時光。”

3 學者的使命與反省

早年在文學所的時候，王水照先生出版了獨立署名的本小書——《宋代散文選注》，這開拓了先生後來的另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即古代散文研究。

那時王先生接到陳友琴先生的邀請，開始選注宋代散文。為了做好這個工作，他把文學所有關散文、文章學的材料，特別是各種選本都認真讀了一遍。在閱讀這些文獻的時候，他注意到古代散文研究是很有學術價值的領域，但困難也很大，難點和盲點甚多。

面對豐富的宋代散文，先生發現對文章的分析，學界尚缺少一套穩定的批評術語，“要檢驗有沒有文學性、審美性，多數是依照西洋的文學觀念來要求的，這對於我們中國文學是不合適的，這個帽子戴不上。我們的古代文章有自己的發展繫統。”從這時起，他就開始收集各類序跋、書信中的論文之語，嘗試輯錄古代的論“文”文獻，力圖從中梳理批評範疇和術語，並進行準確穩妥的現代闡釋，總結出“中國古代文章學”的理論體繫。

2007年，歷經十餘年，王水照先生編輯的《歷代文話》出版，該書遵循“應有盡有、應無盡無”的學術要求，收錄自宋至民國的文話143種，繁體豎排配以新式標點，每種之前撰有提要，次全面而繫統地整理了文話著作。

王水照先生曾經在一次會議上提出過“中國的文學史”與“中國文學的史”兩個概念的不同，前者是以現行的西方文學觀念統攝的國別文學史，而後者則是建立在對中國文學特質認識上的獨特文學史。有一段時間，先生愛提的便是王葆心的《古文辭通義》一書，這部文章學著作就是站在中國本土文學立場上的著作，先生還認為它彌補了《歷代文話》不收單篇序跋文論的缺陷。我想，這種眼光實際上已超越了具體的文章學研究，而與他探索中國文學本土特質的學術追求密不可分，更是其強烈的人文關懷與歷史使命感在文學研究中的投射。

王水照先生在復旦的辦公室位於光華樓12樓，從地面到書桌，四處是堆得一人高的各類著作，人隻有在書的夾縫中纔能落腳。先生在辦公室接待過不少著名學者，在辦公室會見多的，還數先生的學生們。每兩周一次的師生見面會，先生恐怕已經堅持了幾十年了。先生帶學生的方式，根本不是給學生開設課表上有限的課程，而是循著師父帶徒弟的傳統方式，定期見面，定期討論，交流學術動態。

他是“學院化”的學者，但在文史普及方面也做了許多工作。他一直和學生們說，不要把“學院派”與“大眾化”對立起來，而應該結合起來。讓真正的學者去做廣泛的普及工作，纔是好的狀況。先生涉獵的學術領域雖然很廣，但用心切、用力深的無疑是宋代文學。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普遍蘊含的文化使命感與用世之心，對他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無論是公開發表的論著裡，還是課堂上，先生雖從不奢談使命感、學術良心、當代意識之類的話語，但他執著的學術道路、宏深的學術境界、春風化雨般溫潤和煦的人格魅力與影響力，無不彰顯出他對文化使命感與用世之心的默默踐行。

耄耋之年的先生仍會每天和書待在一起，讀得多的仍然是東坡先生的書。與東坡先生相伴多年，他有一個夢，希望可以根據現存的各類資料來恢復《注東坡先生詩》全文。在光華樓草坪上，我有時抬頭遙遙地尋找著1206室的窗戶，就好像仰望先生這座學術高峰，讓我看到晴空雲彩，獲得向上的力量。

• 學術生涯——“三角地”與文學史

    我的學術生涯，概括地來說就是：“三角地”與文學史。“三角地”本來是北大一個公布重要信息的地方，因而這裡層意思當然是說我是從北大走出來的，北大中文繫是我的學術生涯重要的起點；第二層意思是指我一生問學的三個地方：北大中文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復旦大學。這三個地方，在北大中文繫我參與編寫了兩部文學史，在社科院文學所也參與編寫了一部文學史，在復旦則是教文學史。所以說是：“三角地”與文學史。（P3）

• 影響深的兩位老師

更重要的是，我在文學所遇到了兩位迄今依然影響著我的老師，一位是當時文學所的所長何其芳先生，一位是我的工作指導老師錢鍾書先生。何其芳先生強調文學研究工作中理論、歷史、現狀的結合，提倡實事求是的學風，他的這些思想是作為文學所“所風”建設提出來的，給我很深影響。而錢鍾書先生則以他的博學與睿智，使我次領略到學術海洋的深廣、豐富和復雜，向我展示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全身心的研治、體悟和超越，可以達到怎樣一種尋繹不盡的精妙境界。（P10-11）

• 文史研究的“小結裹”與“大判斷”

    怎樣把文學史這個知識體繫，變成一個有思想的知識體繫，這是我們研究應該著力的地方。這些年我一直在探討、思考這個問題。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寫過《重提“內籐命題”》的小文章，發表在《文學遺產》上。之所以我用內籐湖南的“唐宋變革論”，是因為他這個理論是蘊涵著學術生長點的，從他的理論裡面我們可以抓住宋代文學的一些關鍵問題。而且“唐宋變革論”是中外一些學術大家共同的學術思想，這些思想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們雖然大都沒有具體的論證（像宮崎市定是有些具體論證的），內籐湖南就是一個比較大的、宏觀的判斷，而我們則應該對他的概括與判斷作出一些自己的回答。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這個領域的思路是他打開的。說個題外話，陳寅恪先生的貢獻也就在這裡。比如陳寅恪講唐代的“牛李黨爭”是進士集團與貴族集團之間的鬥爭，而田餘慶教授《東晉門閥政治》一書，已經對此有所質疑，岑仲勉先生也用具體事例來反駁。但是陳先生的一些理論性的概括和論點仍沒有失去意義與價值，比如說“種族之分，多繫於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統”，再如中央朝廷與地方邊境連環的互相作用，等等。陳寅恪的學術強調宏觀的觀察，他的學術是一種範型。這是和錢鍾書先生不一樣的範型。錢先生不主動地提出“大判斷”，他都是在“小結裹”上用力，一條一條的，你要找他的思路就比較難找。我覺得宋代文學研究就是要把“小結裹”和“大判斷”結合起來，特別是要找像“唐宋變革論”這一類的“大判斷”，能夠貫穿整個宋代文學研究的、能夠把宋代文學定位定得非常準確的一些學理性建構。這一類的觀點，還有像劉子健提出來的“南宋的背海立國”啊，包括餘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提出來的“後王安石時代”、“國是”問題，還有我們常常關注到的雅俗關繫，等等。這些問題，我們已經很明顯感覺是存在的，但是要從各個方面進行回答。這是我個人覺得宋代文學研究當中應該努力的地方。當然，“大判斷”必須是從實證開始，從“小結裹”開始。（P15-17）

• 契合本土特色的 “文章學”建構思路

我就感覺到，中國散文的研究是大有可為的，決不能夠忽視。你看，蘇軾的前、後《赤壁賦》，算是文章的範疇嘛，並不比他的“大江東去”差啊。再如王勃一篇《滕王閣序》，那是多大的影響啊！這些文章中所涵攝的文學的東西、文學的價值，詩歌裡面不一定有。對於詩歌而言，隻要有一個詩歌的形式就都算作文學作品了；而對文章而言呢，算不算文學作品還要去驗明正身！要檢驗它這裡面有沒有文學性啊、審美性啊，各種各樣的條件，這些條件多數是依照西洋的文學觀念來要求的，我覺得對於我們中國文學是不合適的，這個帽子戴不上。我們的古代文章有自己的發展繫統。吉川幸次郎在《中國文章論》一文中的句話就說：“在中國人的意識裡，做文章是人間諸生活重要的事。”這句話講得很實在，比如對於蘇東坡來說，肯定寫文章比他寫詩歌更認真，更要充分發揮他的潛能。即便是寫作朝廷的一些文書，這些文書的寫作也是有文學的要求在裡面的，他並不是隻表達概念的東西，隻把道理說清楚就完了，不是這樣。他還是有一種藝術上的追求在裡面。這是中國文學的特點，離開這個就不是中國的文學，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自己在做散文研究的時候，苦於沒有一套評價的語言。而文獻閱讀的直覺告訴我，我們的漢語言文學裡面是有一個“中國文章學”的體繫存在的，現在卻還沒有開拓出來、沒總結出來。要尋繹這個體繫，那麼就要占有豐富的材料，所以就有了編撰文章學資料彙編的想法。開始的時候，我倒沒想到要編“文話彙編”之類的東西，主要是收集各類序跋和書信，好幾年功夫下來，抄了不少……

抄的過程中也慢慢體會到中國文章學的一些東西，比如文章中的“氣”——即“文氣”——很重要。有種文章，它不一定有所謂的“抒情性”、“形像性”，等等，這些西方文學觀念告訴我們的文學因素，但是你能讀出一股“氣”在裡面，或者說是一種邏輯推理的語言氣勢。典型的例子就是韓愈的“五原”，它也沒有什麼形像，就是一種邏輯推理，但是有了這個東西，它就打動了你。那不光是說它“曉之以理”，而是文章語言的組合中，本身就有一股氣在推動你，去接受它。我覺得這個是中國文章裡面的特點，因而由此基礎產生的中國文學的觀念也應該與西方的文學觀念不同。當然，我們應該有新的文學觀念，這是學科進步的標志。但

是我們不能不加分辨地拿西方的文學觀念直接來審定我們的文章的“正身”，而是應該結合起來。我想，評析我國古代文章，多用“審美性”這個詞彙，或許比“文學性”更準確些。就是我們的文章裡面有美的東西，美的東西和藝術、和文學就比較靠近了。美的因素也包括形式美。比如韓愈的《畫記》，從內容上說，《畫記》其實就是一篇流水賬啊。面對一幅畫，韓愈對它進行描述，記下來人多少、馬多少、牛多少。但是，《畫記》句式、結構，錯綜變化，波瀾迭起，完全與流水賬不是一回事，它是一篇藝術文啊。光是形式的結構，就是藝術的結構。你得承認這個東西。這是我們中國文章特有的。（P20-24）

• 寫論文要旨

侯：我曾經與周裕鍇先生聊天時也談到這個問題，他就和我強調，所謂的“ 標題黨” 在我們的論文寫作中其實是應該學習的。他舉了一個例子，就是他的一個學生寫唐代的道書中女仙的形像，學生的文章寫得很好，但投稿一直不中，他就給這位同學改了一下標題， 叫作《道教的清修觀與文人的白日夢——唐五代道書與文人創作中女仙形像》，不但一投就中，而且還被《新華文摘》轉載了。可見標題作為論文的“名片”， 確實不應該忽視。會議上，竺青老師也談到，“問題” 與“ 論題” 是有區別的。我的理解，“問題”是你要解決的疑問，而“論題” 隻不過是你要處理的、面對的材料論域而已。隻有把“問題”亮出來了，文章纔有焦點。

王：是這樣。標題很重要，當然前提是論題確實具有學術意義，完全的“標題黨”，名不副實，也不行。我常跟同學們說，論文的選題非常重要，選題好了就成功了一半。好的選題不但能夠出好的成果，而且還比較有延展性，能夠提供給你持續深挖的可能。所以，同學們一進校我就強調，學位論文的選題一定要慢，要充分了解學術前沿，也要對自己的學術積累、知識結構的長處優點有正確認識，一旦定下來，那麼就要快速進入狀態。就寫作一篇十五萬字以上的博士學位論文來說，三年時間很短，如果題目中途變更了，那是很被動的。馬克思說過嘛，人和螞蟻造房子的不同，就在於人是有藍圖的，螞蟻沒有。我們確定選題也是如此，要有足夠的預期，否則就比較麻煩了。這當然也不是說同學們讀書就完全隻讀與論文相關的書，還是要博覽，開卷有益嘛，但是又不能太散漫，好是經典常讀以提升水準、刊物常翻以掌握動態。

• 談前輩名家

在文學所給我影響的老先生之一是何其芳先生。其芳先生是很有文學的素質與敏感的，有時甚至可以說是很天真的，在懂政治的人眼中，他是不懂政治的。但他畢竟是北大哲學繫出身的，受過繫統而良好的哲學訓練，我很喜歡看他的文章，層層推理，邏輯相當嚴密，而且“小結裹”與“大判斷”結合得很好。比如他有一篇《論〈紅樓夢〉》，是篇長篇論文。這篇文章一方面非常細致地分析了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等人性格的不同，另一方面他又從這裡面提升出一些繫統而宏觀的理論觀點，如“典型共名說”、“愛情主線說”、“雙重悲劇說”等。就憑借這一篇文章，使得他成為“紅學”之一家啊，因為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不同於眾的看法。我在《半肖居筆記》裡有一篇文章提到這個事，我曾問過他：“你這篇文章我很佩服、很喜歡，你是怎麼寫出來的？”他說：“就是讀書啊。”他倒不做卡片的，就在書的天頭地腳作批語。在寫論文的時候不斷地回憶當時直接的藝術感覺。“大判斷”與“小結裹”之間的交互關繫就是這樣，從作品的細讀開始，然後從中再抽出理論大觀點，接著反復地進行。也就是先讀作品，讀了作品你就會有總體上的想法，然後帶著這個想法，再讀作品，再琢磨有關材料來印證這個想法，想法經過細化、糾正，形成文字，就是一篇好文章了。所以，其芳先生的推理很有說服力，他是一層一層地生發、推斷，不是有一個大判斷就完了。好的文章就像一棵樹一樣，有主干、有枝葉，這樣去生發，顯得十分豐滿，不是干癟癟的。（P19-20）

《錢鍾書手稿集》是錢先生生命的外在形式，他並不是把學術研究當成職業，而是他的志業。“職業”與“志業”，一字之差卻相去萬裡。如果沒有這種立場，錢先生也不會留下《手稿集》這麼一大筆學術財富。我可以舉兩個例子，在第十六冊有一部分是集的筆記，我次看到時十分喫驚，因為錢先生的手跡一般來說還是比較清楚的，雖常用草書，但基本規範，可是這一部分的字卻寫得歪歪扭扭，多在行格以外，猛看起來連小學生的字都不如。怎麼錢先生的筆跡會這麼亂七八糟呢？後來在書影下看到楊先生識語，這一冊應當是在1974年至1975年間的筆記，“觀《柳河東集》以後筆跡，可知‘流亡’期間，哮喘，急救後，大腦皮層受損，手不應心”。所謂“流亡”期間，指的是與鄰居不和，遷居文學所辦公室的那段日子。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錢先生在重病未愈時，便開始做讀書筆記了，這種勤奮、這種毅力，是十分罕見的。

另外一個例子，第十七冊讀《鄭孝胥日記》，注明為勞祖德整理本。勞祖德整理本《鄭孝胥日記》的出版時間在1993年10月。錢先生這條筆記一共寫了40頁，篇幅是比較大的。而在1993年上半年錢先生動了一次大手術，摘掉了一個腎，1994年7月又發現了膀胱癌，進了醫院就再也沒出來。讀《鄭孝胥日記》的這40多頁筆記，就是他在這兩次大手術中間做的，在這種身體狀況極其惡劣的非常時期，他依然手不停抄，“日課”不輟。

大家都知道錢先生學問博大，不管是崇拜他的人，還是質疑他的人，都公認這一點。這裡面固然有天賦的原因，即錢先生記憶力確實特別好，但主要恐怕還是勤奮。他連《紅樓夢》、《水滸傳》這樣的常見書也大段大段地抄下來，這一方面可能是用以寫作參考，因為他家是不藏書的，另一重要方面恐怕也是幫助他記憶。錢先生學問之博、記憶之強的謎底，正可在這裡揭開。所以說這些筆記，是他生命的一種外在實現形式，這是令人感動的。（P137-139）

先說錢先生其人。有人評價錢先生是個明白人、干淨人、城府極深的人，前兩點我很認同，但後一點，我要替他改一改。錢先生是一個明白人，他是個書生，但是他洞悉世事，有人文關懷，也有終極關懷，對人生的意義有很深刻的思考，對現實的問題有個人的見解；雖然他有時穿鞋子分不出左右，寫阿拉伯數字寫得不好，但是他對於人情世故是非常了解、非常明白的。他又是一個干淨人，在敵偽上海“孤島”時期、蔣介石政權統治時期，他都是干干淨淨的，雖然他的朋友圈中有一些人陷入糾葛，但錢先生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沒有污點。新中國成立後的歷次運動中，他也從不揭發他人，更不糟踐自己、違心地“批判”自己，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第三點，我要改一下，我覺得錢先生是一個筆帶風霜、口含斧鉞的人。他許多時候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尤其是他覺得這樣說很能顯示中文奧妙時，更是忍不住要說。（p 290）

我和唐（圭璋）先生的接觸印像一直非常深刻，他給我的信現在約有十多封。事情起因也比較偶然，我當時就是為了要追究張綖《詩餘圖譜•凡例》關於豪放婉約那段文字的出處。首先發現唐先生在《宋詞三百首箋注》、《詞苑叢談》校注本中有所涉及。於是，我就去查閱《詩餘圖譜》的各種版本，通行的就是汲古閣《詞苑英華》本。但是，我查遍了復旦和上圖所有的版本，沒有發現這段文字，於是我就寫信向唐老請教。從此以後，唐老就不斷給我寫信。後來唐老的身體不太好，所以有些信件的字跡比較難認，我就把信的內容辨認出來，因為我怕自己遍能看出來的，第二遍不一定能看出來。唐老的每封信實際上都給我提問題，讓我回答，所以我稱之為“函授教育”。他在信中說他年紀大了，不能到蟠龍裡去看書了，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是要查書的，所以學問要靠你們這一輩了，你要經常給我寫信啊。讓我非常感動的是，有時候老先生一封信寫好封好了，還要在信封上再作補充，可見老先生一直是以詞學為生命的，一直在考慮詞學問題。所以，我們不諱言學術研究是我們謀生的職業，但更高層次的追求應該是將其視作一種志業，是自己生命的追求。這十幾封信我一直珍藏保留著。特別是唐老每次給我提問，我就要去圖書館查閱資料，對於我的回答，他有的表示同意，有的不同意。所以，我是非常懷念唐先生的，但是我和他隻有一面之緣，就是60年代文學所編文學史時去南京、上海征求意見，由餘冠英先生帶領我和鄧紹基先生登門拜訪。後來唐先生85華誕慶祝大會，我因為在日本教學而無法抽身前往祝壽，深以為憾。唐先生的詞學論文集《詞學論叢》一厚冊，幾乎囊括了他所有的詞學論文，並簽字贈送給我。唐老當時剛搬了家，學生登門求教可能有所不便，所以感覺他比較寂寞。當時我和他的信件來往也十分迅速，有時候我還沒來得及回信，他的第二封信又來了。唐先生和夏先生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時時刻刻想著學問，一個學者就應該達到這樣的境界。（P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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