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種生活是可惜的
       當代影響力的作家之一餘華，shou部精裝四色裸書脊散文集，從中可見到真實的餘華，走進他的“文學白日夢”，了解其三十餘年的創作歷程。從文學到社會，從中國到世界，從過去到未來。
    著名水墨畫教授傾情繪制精美插圖,四色精美印刷。
       本書繫“新華經典散文文庫”叢書之一，該叢書包含歷史文化散文、哲理散文、生活美文等，讓經典作品重新煥發生機活力，提升國民閱讀品位，重識散文之美；後續作品將陸續推出。
       在孤獨中照見自我，與豐盈的靈魂相遇；聽從生命本真的召喚。身處荒誕的世界，我們都該讀讀餘華。
活著，就該盡點兒興
  ★“香港四大纔子”之一蔡瀾寫給所有人的生活美學之書，首次精裝四色裸脊亮相，書寫近80年的人生智慧；積極樂觀的人生觀極具正能量，對年輕人有極大啟發和借鋻意義。大師金庸作序，倪匡盛贊。
    ★著名水墨畫教授傾情繪制精美插圖,四色精美印刷。
    ★本書繫“新華經典散文文庫”叢書之一，該叢書包含歷史文化散文、哲理散文、生活美文等，讓經典作品重新煥發生機活力，提升國民閱讀品位，重識散文之美；後續作品將陸續推出。
    ★贈送蔡瀾先生親筆題字書簽二枚——半生揮劍，一世笑傲；別管我。感受老頑童蔡瀾的生活態度。

生命因孤獨而圓滿
 ★國民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陳忠實散文創作集大成，shou次精裝四色裸脊亮相；憶往事、聊友誼、談生活、話人生，陳忠實將數十年人生感悟宣洩於字裡行間，體悟別樣的孤意與深情。
    ★著名水墨畫教授特別繪制精美插圖。
    ★本書繫“新華經典散文文庫”叢書之一，讓經典作品重新煥發生機活力，提升國民閱讀品位，重識散文之美；後續名家作品將陸續推出

沒有一種生活是可惜的
    如果說餘華的小說是享譽世界的偉大作品，那麼散文則更加體現了他的藝術思想，*接近現實生活中的餘華。本書是餘華的散文經典。包含對往事的追憶，對文學和音樂的感悟，旅行中的所見所聞所感，以及對整個社會和歷史的深思。剖析在日常生活表像下隱藏的社會病灶，對我們所處的時代進行由外而內深刻反省。正如餘華所說：“這就是我的寫作，從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出發，經過政治、歷史、經濟、社會、體育、文化、情感、欲望、隱私等等，然後再回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活著，就該盡點兒興
 這是一部蔡瀾先生寫給所有人的生活美學之書。在書中，他談酒，談茶，談花，談貓，談男人，談女人，談愛情，談讀書，談旅行，談美食，談自己喜歡做的事，談生活的意義……無所不談。文字至真至純，活潑有趣，短則數百字，長則千餘字，看似散漫瑣碎，實則深藏智慧與巧思，常有新見，深得明清小品文精髓，自成一派。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同時深切感覺到蔡瀾熱愛生活、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

生命因孤獨而圓滿
本書是著名作家陳忠實先生的散文集，由其家人親自授權，收錄了陳忠實四十餘篇代表作品，如曾入選教材、中學語文試卷的《告別白鴿》《一株柳》，央視《朗讀者》江一燕朗誦的《晶瑩的淚珠》等名篇；包含對故土的深情、對生活的見解、對往昔的追憶、對生命的追問、對社會及歷史的思考。陳老筆力深厚老到，敘事質樸感人，行文大氣，每一篇散文都展現出其豐富的內心世界和人生經歷，在書中跟隨陳老一同走進白鹿原，親眼見證原上的美妙風景和風土人情。

    餘華，1960年4月出生， 1983年開始寫作。
    主要作品有《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兄弟》《第七天》。
    作品被翻譯成35種語言，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37個國家和地區出版。
    曾獲法國文學和藝術騎士勛章，法國國際信使外國小說獎，意大利朱塞佩•阿切爾比國際文學獎等榮譽。

  陳忠實，陝西西安人。中國當代作家，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作家協會主席。
    長篇小說《白鹿原》曾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並被改編成秦腔、話劇、舞劇、電影、電視劇等多種藝術形式。
    其他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說《信任》、報告文學《渭北高原，關於一個人的記憶》、散文集《告別白鴿》等。 


  蔡瀾，1941年生於新加坡，祖籍廣東潮州，現居中國香港。
    知名作家、生活家、美食家、電影人、主持人。
    與金庸、倪匡、黃霑並稱“香港四大纔子”。
    《新周刊》年度生活家，《開講啦》特邀講師，《舌尖上的中國》《風味人間》總顧問。
    向來瀟灑，過得任性。會喫、懂喝、能玩，是一個真正把人生活透了的人。
    為人通達智慧，為文清新雋永，深受讀者喜愛。

 一個記憶回來了


    潘卡吉•米什拉問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說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後來這個趨勢減少了，為什麼？”
    這個問題十多年前就纏繞我了，我不知道已經回答了多少次。中國的批評家們認為這是我寫作的轉型，他們寫下了數量可觀的文章，從各個角度來論述，一個作品中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的餘華，是如何轉型成一個溫情和充滿愛意的餘華。我覺得批評家們神通廣大，該寫的都寫了，不該寫的好像也寫了，就是我的個人生活也進入到了他們的批評視野，有文章認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寫作的轉型，理由是我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一個可愛的兒子，幸福的生活讓我的寫作離血腥和暴力越來越遠……這個問題後來又出口到了國外，當我身處異國他鄉時也會常常面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情景，十多年來人們經常向這個餘華打聽另外一個餘華：那個血腥和暴力的餘華為何失蹤了？
    現在，我的印度同行也這樣問我，我想是認真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應該發布一個非盜版的回答。需要說明的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餘華，而不是之後的。法國評論家Nils C.Ahl說《兄弟》催生了一個新的餘華。他的理由是，一本書有時候會重塑一個作家。一些中國的朋友也說過類似的話，我本人十分贊同。於是《兄弟》出版之後的餘華也許要對兩個失蹤了的餘華負責，不是隻有一個了。如何解釋第二個失蹤的餘華，是我以後的工作，不是現在的。
    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我分別出版了《在細雨中呼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就是這三部長篇小說引發了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討論，我就從這裡開始自己的回答。
    首先我應該申明：所有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評論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與我的寫作願望大相徑庭的評論也是正確的。為什麼？我想這就是文學閱讀和批評的美妙之處。事實上沒有一部小說能夠做到真正完成，小說的定稿和出版隻是寫作意義上的完成；從閱讀和批評的角度來說，一部小說是永遠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遠有待於完成的。文學閱讀和批評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如同是給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樣，給予一部小說很多的闡釋、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學閱讀和批評的價值並不是指出了作者寫作時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寫作時所沒有想到的。一部開放的小說，可以讓不同生活經歷、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獲得屬於自己的理解。
    基於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雖屬正版，仍然不具有權威性，純屬個人見解。因為一部小說出版以後，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權，作者所有針對這部小說的發言，都隻是某一個讀者的發言。
    我的回答由兩個部分組成。部分是為什麼我在1980年代的短篇小說裡，有這麼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為什麼到了1990年代的長篇小說裡，這個趨勢減少了。回答這樣的問題並不容易，不是因為沒有答案，而是因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為一位小說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選擇，我可以滔滔不絕地說上幾天，把自己說得口干舌燥，然後發現自己仍然沒有說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著被我說出來。
    經驗告訴我，過多的答案等於沒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隻有一個。所以我決定隻是說出其中的一個，我想可能是重要的一個。至於是不是那個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
    現在我又要說故事了，這是我的強項。很久以來，我始終有一個十分固執的想法，我覺得一個人成長的經歷會決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基本的圖像就是這時候來到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如同復印機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復印在一個人的成長裡。在其長大成人以後，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不管是偉大，還是平庸；其所作所為都隻是對這個基本圖像的局部修改，圖像的整體是不會被更改的。當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我相信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覺得是自己成長的經歷，決定了我在1980年代寫下那麼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念小學一年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高中畢業。我的成長目睹了一次次的遊行、一次次的批鬥大會、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間的武鬥，還有層出不窮的街頭群架。在貼滿了大字報的街道上見到幾個鮮血淋淋的人迎面走來，是我成長裡習以為常的事情。這是我小時候的大環境，小環境也同樣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醫生，我和哥哥是在醫院裡長大的，我們在醫院的走廊和病房裡到處亂竄，習慣了來蘇兒的氣味，習慣了號叫的聲音和呻吟的聲音，習慣了蒼白的臉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習慣了沾滿血跡的紗布扔在病房裡和走廊上。我們的父親時常是剛剛給患者做完手術，手術服上和口罩上血跡斑斑，就在醫院裡到處走動，喊叫我們的名字，要我們立刻到食堂去喫飯。
    當時醫院的手術室是一間簡陋的平房，有時候我和哥哥會趁著護士不在手術室門外的時候，迅速地長驅直入，去看看正在給病人進行手術的父親，看到父親戴著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劃開的口子伸進去，扒拉著裡面的腸子和器官。父親發現我們兄弟兩個站在一旁偷看手術過程時，就會吼叫一聲：
    “滾出去！”
    我們立刻逃之夭夭。
    然後在1986年至1989年，我突然寫下了大面積的血腥和暴力。中國的文學批評家洪治綱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餘華評傳》裡，列舉了我這期間創作的八部短篇小說，裡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達二十九個。
    這都是我從二十六歲到二十九歲的三年裡所干的事，我的寫作在血腥和暴力裡難以自撥。白天隻要寫作，就會有人物在殺人，就會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著以後，常常夢見自己正在被別人追殺。夢裡的我孤立無援，不是東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時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來的時候，我從夢中驚醒了，大汗淋漓，心髒狂跳，半晌纔回過神來，隨後發出由衷的慶幸：
    “謝天謝地！原來隻是一個夢。”
    可是天亮以後，當我坐在書桌前繼續寫作時，立刻好了傷疤忘了疼，在我筆下湧現出來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報應，晚上我睡著後，繼續在夢中被人追殺。這三年的生活就是這麼的瘋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寫作的世界裡殺人，晚上我在夢的世界裡被人追殺。如此周而復始，我的精神已經來到崩潰的邊緣，自己卻全然不覺，仍然沉浸在寫作的亢奮裡，一種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奮。
    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個漫長的夢，以前的夢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時候驚醒，這個夢竟然親身經歷了自己的完蛋。也許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夢見自己完蛋的時候仍然沒有被嚇醒。就是這個漫長的夢，讓一個真實的記憶回來了。
    先來說一說這個真實的記憶。“文革”時期的小鎮生活雖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壓抑。在我的記憶裡，一旦有犯人被槍斃，整個小鎮就會像過節一樣熱鬧。當時所有的審判都是通過公判大會來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間，犯人胸前都掛著大牌子，牌子上寫著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殺人犯、強奸殺人犯和盜竊殺人犯等。在犯人的兩旁一字排開陪鬥的地主和右派，還有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犯人低頭彎腰站在那裡，聽著一個個慷慨激昂的聲音對自己長篇大論的批判，批判稿的後就是判決詞。
    我生活的小鎮在杭州灣畔，每一次的公判大會都是在縣中學的操場上進行。中學的操場擠滿了小鎮的居民，掛著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場的主席臺前沿，後面坐著縣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通常是由縣革命委員會指定的人站在麥克風前，大聲念著批判稿和後的判決詞。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綁，身後又有兩個持槍的軍人威風凜凜，那麼這個犯人一定會被判處死刑。
    我從童年開始就站在中學的操場上了，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會，聽著高音喇叭裡出來的激昂的聲音，判決書其實是很長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說過的話和魯迅說過的話，其後的段落大多是從《人民日報》上抄下來的，冗長乏味，我每次都是兩條腿站立得酸痛了，纔會聽到那個犯人是什麼罪行。後的判決詞倒是簡明扼要，隻有八個字：
    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文革”時期的中國，沒有法院，判刑後也沒有上訴，而且我們也沒有聽說過世界上還有一種職業叫律師。一個犯人被公判大會判處死刑以後，根本沒有上訴的時間，直接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聲音響過之後，臺上五花大綁的犯人立刻被兩個持槍的軍人拖了下來，拖到一輛卡車上，卡車上站立著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其氣勢既莊嚴又嚇人。卡車向著海邊行駛，後面是上千的小鎮居民蜂擁跟上，或騎車或奔跑，黑壓壓地湧向海邊。我從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個判處死刑的犯人，他們聽到對自己的判決那一刻，身體立刻癱軟下來，都是被兩個軍人拖上卡車的。
    我曾經近在咫尺地看到一個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車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綁在身後的雙手，可怕的雙手，由於繩子綁得太緊，而且綁的時間也太久，犯人兩隻手裡面的血流早已中斷，犯人的雙手不再是我們想像中的蒼白，而是發紫發黑了。後來的牙醫生涯讓我具有了一些醫學知識，我纔知道這樣發紫發黑的手已經壞死。那個犯人在被槍斃之前，他的雙手已經提前死亡。
    槍斃犯人是在海邊的兩個地方，我們稱之為北沙灘和南沙灘。我們這些小鎮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車，所以我們常常事先押寶，上次槍斃犯人是在北沙灘，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灘了。當公判大會剛剛開始，我們這些孩子就向著海邊奔跑了，準備搶先占據有利位置，當我們跑到南沙灘，看到空無一人，就知道跑錯地方了，再往北沙灘跑已經來不及了。
    有幾次我們幾個孩子跑對了沙灘，近距離觀看了槍斃犯人。這是我童年時為震顫的情景，荷槍實彈的軍人站成一個圓形，阻擋圍觀的人群擠過去，一個執行槍決的軍人往犯人的腿彎處踢上一腳，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後這個軍人後退幾步，站在鮮血濺出的距離之外，端起了步槍，對準犯人的後腦，“砰”地開出一槍。我感到，一顆小小子彈的威力超過一把大鐵錘，一下子就將犯人砸倒在地。執行槍決的軍人在開出一槍後，還要走上前去，檢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經死亡，如果沒有死亡，還要補上一槍。當軍人將犯人的身體翻轉過來時，我就會看到令我全身發抖的情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隻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喫飯用的碗那麼大。
    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1989年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臺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鬥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小鎮名流黑筆杆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臺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仿佛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後是判決的八個字：
    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臺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臺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
    “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
    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髒狂跳。可是與以前從畺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隻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致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復展現。
    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
    “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
    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的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
    現在，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二十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獃。
    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