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〇〇二年，法國發生了一個非常事件，轟動法國文壇乃至世界文壇。在大仲馬誕生二百周年之際，逝世一百三十二年之後，法國政府做出一個非常決定：給大仲馬補辦國葬，讓他從家鄉小鎮維萊科特雷搬進巴黎的先賢祠。
先賢祠是何等地方？乃是真正不朽者的聖殿。它始建於一七六四年，坐落在塞納河左岸，聖日內維埃芙山上，右依巴黎索邦大學，左擁巴黎高師，俯臨法國參議院所在地——盧森堡宮。
永久居住在先賢祠的文人，先前已有五位。
首批入住的是伏爾泰和盧梭，即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時期的兩位大師，法國現代文明的兩座思想燈塔。隨後則是十九世紀的兩位代表人物：大文豪，共和鬥士雨果；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挺身而出、發表《我控訴……》的文學家，社會正義的衛士左拉。二十世紀的法國仿佛進入迷惘的時代，在先賢祠險些出現空缺，後總算將馬爾羅安排進去，雖有以爭議替代尷尬之嫌，但這位神主畢竟有人格力量，是當代人類生活狀況的勇敢探索者。
進入二十一世紀，法國人仿佛為了填補時間的空白，做出了非常之舉，將逝世一百三十餘年的大仲馬請進先賢祠，完成了跨世紀的工程。不過，法國人雖然素有別出心裁的名聲，但是這種史無前例的非常之舉，如果選錯了對像，還是會造成超現實的大笑話。
必是非常之人，纔配得上這種非常之舉，而大仲馬恰恰是這種非常之人。因此，法國這一超越文壇的盛事，隻給世人以驚喜，並沒有引起什麼非議。如果在全世界的讀者中搞一次差額選舉，我敢斷定大仲馬會贏得多數票，雖然別的候選人的作品在文學價值上比大仲馬可能高出一籌。這就是大仲馬的非常之處。
我撚出“非常”這兩個含義寬泛的字眼兒來界定大仲馬，就是因為給風格鮮明的那些作家冠名的用詞，放到大仲馬的頭上都不大合適。提起雨果便會想到浪漫主義，提起司湯達或者巴爾扎克，必然想到批判現實主義，而提起左拉，則回避不了自然主義。大仲馬和雨果、司湯達、巴爾扎克是同時代人，他們都投入了當時在法國剛剛興起的浪漫主義運動；而且，大仲馬的浪漫主義劇作《亨利三世和他的宮廷》，於一八二九年在巴黎演出又打響了炮，可是稱大仲馬為浪漫派作家，就難免以偏概全了。
不少文學批評家稱大仲馬為通俗作家，這倒有一定道理。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報紙為了吸引讀者，刮起了小說連載風，於是，連載的通俗小說大量湧現，同時也湧現了大批通俗小說作家。雨果、巴爾扎克等，也都給報紙寫過長篇連載小說，但是負盛名的，還要數當時並駕齊驅的大仲馬和歐仁·蘇。然而，通俗小說大多是短命的，這已為歷史所證明，那個時期大批通俗小說及其作者，都已湮沒無聞了。可是大仲馬的代表作品，如《三個火槍手》及其續集、《基督山伯爵》等，在世界上卻一直擁有大量讀者，甚至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賞閱，顯示出特別的生命力，這便是大仲馬的非常之處。
大仲馬名下的作品（因為某些作品有合作者）非常龐雜，難以計數，有的材料上稱多達五百卷。僅就戲劇和小說而言，他嘗試了所有劇種，創作了近九十種劇本，而小說的數量則近百部。這種龐雜也招致批評，說他的作品多有疏漏，流於膚淺，缺乏鮮明的風格。這些指責都有一定道理。大仲馬的寫作往往高速運轉，疏漏明顯存在。此外，他搞的不是命題文學，也不專門探討某一社會問題，隻是講故事，講好聽的故事，求生動而不求深刻，結果創造出一個非常生動的大世界，一個不能拿文學精品去衡量的充滿非常景、非常事、非常人的大世界。
非常景、非常事、非常人，構成了大仲馬的非常世界。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大仲馬一生都那麼放誕，誇飾，豪放，張揚。因而，他所創造出來的世界裡，景非常景，事非常事，人非常人，一切都那麼非同尋常，就好像童話，也如同神話。
景非常景。大仲馬不像巴爾扎克等人那樣，花費大量筆墨去描繪故事發生的背景和場所。他總是開門見山，起筆就要用故事抓住讀者的注意力。本書正文句話便是：“話說一六二五年四月頭一個星期一，《玫瑰傳奇》作者的家鄉默恩鎮一片混亂，就好像胡格諾新教派要把它變成第二個拉羅舍爾。隻見婦女都朝中心街方向跑去……”讀者也一定要跟著跑去，“想瞧瞧發生了什麼事”。
無獨有偶，《基督山伯爵》開頭一句話也是：“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從士麥那起航，取道的裡雅斯特的裡雅斯特：意大利港城市。和那不勒斯的三桅帆船法老號，駛近馬賽港……”緊接著便是碼頭上“很快擠滿了看熱鬧的人”。
這兩部小說一開場，主人公就在變故中亮相，這就決定了故事情節展開和發展的速度，也決定了故事背景的特異和不斷變幻。大仲馬總把他的主人公置於命運的變化關頭，或者歷史的動亂時期。不斷變幻的特異場景，恰好適應故事情節快速發展的需要，與巴爾扎克“靜物寫生”式的場景大相徑庭。
《基督山伯爵》的主人公唐代斯又譯鄧蒂斯。剛剛升為船長，在同心愛的姑娘結婚的婚禮上，因遭誣陷而突然被捕，並且很快被押往伊夫獄堡終生監禁。於是他開始了由命運安排的非常經歷，越獄逃生，找到財寶，報恩又報了仇。非常的經歷，自然都發生在非常的場景中：海水環繞的獄堡地牢、荒涼岩島的山洞，就連沙龍和花園等各種交際場所，也都因為密謀而籠罩著特殊的氣氛。
《三個火槍手》的故事背景則是一樁宮闈密謀和拉羅舍爾圍城戰，場景頻頻變化，忽而路易十三宮廷，忽而紅衣主教府，忽而火槍手衛隊隊部，忽而鄉村客棧，忽而修女院，忽而拉羅舍爾圍城戰大營，忽而英國首相白金漢宮……每一處作者都不多加描述，但是每一處都因為有參與密謀的人物經過，便喪失了日常的屬性，增添了特異的神秘色彩，故而景非常景了。
事非常事。大仲馬不是現實主義作家，無意像巴爾扎克等作家那樣，繪制社會畫卷。基督山伯爵恩仇兩報，猶如神話，表面常事掩飾著非常事，事事都驚心動魄，引人入勝。
《三個火槍手》是歷史題材的小說，然而大仲馬坦言：“歷史是什麼，是我用來掛小說的釘子。”這一比喻不大合乎中國讀者的習慣，換言之，歷史不過是大仲馬講故事的幌子，他不但善於講故事，還善於戲說歷史。達達尼安的雄心和戀情，同宮闈秘事、國家戰事糾纏在一起，事事就都化為非常事了。他和三個伙伴為了挫敗紅衣主教的陰謀，前往英國取回王後贈給白金漢的十二枚鑽石別針，一路險像環生，絕處逢生，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保全了王後的名譽，但是與權傾朝野的紅衣主教結了怨，性命就握在黎世留的手中了。神秘女人米萊狄為了要達達尼安等人的性命，就奉紅衣主教之命，去阻止英國首相白金漢發兵，救援被法國大軍圍困的拉羅舍爾的新教徒。於是，雙方暗中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較量，故事情節演進發展，鋪張揚厲，逐漸超越社會，超越歷史，成為超凡英雄的神奇故事了。
多少讀者的歷史知識，是從閱讀歷史小說中獲取的。中國老百姓所了解的三國歷史，大半不超過《三國演義》，而有關清朝歷史的知識，更是來自各種戲說和歷史武俠小說。同樣，大仲馬的歷史小說，也向法國讀者提供了似是而非的歷史知識。通而觀之，人類閱讀時追求故事情節的興趣，多少世紀以來並沒有減弱。這就是為什麼大仲馬的一些小說至今仍然經久不衰。此外，大仲馬講述故事的輕快語調，情節每發展一步同讀者的興趣所達成的默契，也都是他的作品具有長久生命力的原因。
人非常人。大仲馬筆下的主人公，如唐代斯、達達尼安等，當初就是普通的海員、鄉紳子弟，但是命運（作者的安排）把他們變成了非凡的人物。何止主人公，就連其他重要人物，如路易十三、火槍手衛隊隊長德·特雷維爾、紅衣主教黎世留、英國首相白金漢、法國王後奧地利安娜等這些歷史人物，本來都在塵封的歷史書中長眠。可是，他們一旦被大仲馬拉進小說，就改頭換面，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從歷史人物搖身變為歷史小說人物，從而有了超越歷史的非凡之舉，他們特異的性格與命運，也就引起了讀者的極大關注了。
大仲馬的小說人物的非凡之舉，原動力固然因人而異，其中不乏高尚的忠誠、友情、正義感和俠義精神，但是幾乎無一例外地受貪欲的驅使。他們貪圖榮譽、金錢、女人、權力，貪圖美酒佳肴，還渴望報仇……由希臘宙斯諸神所開創的貪欲和復仇的傳統，源遠流長，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又發揚光大。從拉伯雷到伏爾泰，再到大仲馬，可以說一脈相承。
大仲馬筆下人物的超常胃口，也正是大仲馬的胃口，他在生活中的各種貪欲，都程度地體現在他所塑造的人物身上。例如達達尼安，差不多什麼都貪，貪圖功名、金錢、地位、女色，等等，正是這些貪欲激發出他的冒險精神，促使他走上一條充滿各種誘惑的人生之路。三個火槍手也各有所貪，連清高的阿多斯，也還貪酒和復仇，更不用說波爾托斯了。位極人臣的黎世留貪權貪名；國王路易十三貪錢，心胸狹隘又貪圖“正義”的名聲，讓人們稱他“正義者路易”。
大仲馬在生活中和作品裡，都毫不掩飾，甚至炫耀各種欲望，而在他的筆下，不炫耀者便是心懷叵測的人物。當然，在達達尼安和三個伙伴身上，如果沒有忠誠和豪爽的一面，貪欲就成了討厭的東西了。他們四個人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生死朋友，誰有錢都拿出來大家花，遇到事情也一起行動。達達尼安很想當官，他拿到空白的火槍手衛隊副隊長的委任狀時，還是先去逐個請求三個朋友接受。在大家都拒絕，而阿多斯填上達達尼安的名字後，達達尼安禁不住流下眼淚，說他今後再也沒有朋友了。
大仲馬的人物有貪欲而不求安逸，他們認為安逸是僕人和市民過的日子，不冒任何風險，無異於慢慢等死。他們是躁動型的，往往捅馬蜂窩，自找麻煩，冒種種危險而樂在其中，憑智慧、勇敢和天意，後總能實現不可能的事情。
大仲馬一生充滿貪欲和豪情，過著躁動瘋狂的生活。他花費二十餘萬法郎建造基督山城堡，每天城堡裡高朋滿座、食客如雲，豪華的排場名噪一時。他不斷地寫作，不斷地賺錢，又不斷地揮霍，屢次陷入債務麻煩，後連他的城堡也被廉價拍賣了。有福同享的大有人在，有難同當者卻不見一人，這就是他的小說與現實的差異。
大仲馬深知，惟一借用而無須償還的東西，就是智慧。他以自己的大智慧，創造出一個由非凡的人、非凡的故事構成的文學世界。但是千慮還有一失，有一個非常動人、出人意料的故事，沒有寫進他的作品：在逝世一百三十二年後，大仲馬作為這個奇異故事的主人公，完成了從家鄉小鎮遷入巴黎先賢祠的非凡之舉。
李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