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戀歌
——聶魯達詩評介
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1973），一九七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智利大詩人，也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拉丁美洲詩人。他的詩作甚豐，詩貌繁復，既闊且深，不僅廣受拉丁美洲人民熱愛，並且因屢經翻譯而名噪世界。盡管許多批評家認為聶魯達的詩作受到超現實主義、艾略特（T. S. Eliot）以及其他詩人的影響，他詩中那種強烈而獨特的表現方式卻是獨一無二聶魯達的；他的詩具有很奇妙的說服力和感染力，他拒斥理性的歸納，認為詩應該是直覺的表現，“對世界做肉體的吸收”：“在詩歌的堂奧內隻有用血寫成並且要用血去聆聽的詩。”
聶魯達於一九〇四年出生於智利中部盛產葡萄的帕拉爾（Parral），父親是鐵路技師，母親在生下他一個月後死於肺結核。他兩歲時就隨父親搬到智利南方偏遠的拓荒地區特木科（Temuco），聶魯達最親密的童年伴侶是樹木、野花、甲蟲、鳥、蜘蛛，也就是在這塊未受社會、宗教、文學傳統干預的地方，他詩人的根誕生了。十歲左右，他寫下了他最早的一些詩。在將近六十歲所寫的一首名叫《詩》的詩裡，回憶那段歲月時他如是說：
某樣東西在我的靈魂內騷動，
狂熱或遺忘的羽翼，
我摸索自己的道路，
為了詮釋那股
烈火，
我寫下了第一行微弱的詩句……
一九二一年，他到首都聖地亞哥讀大學，初見城市的內心衝擊供給了他更多的創作激素，一九二三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霞光集》（Crepusculario），立刻受到了矚目。一九二四年，《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Vei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perada）的出版，更使得他在二十歲就受到了全國的矚目。這本詩集突破了拉丁美洲現代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窠臼，可以說是拉丁美洲第一批真正的現代情詩，如今早已被譯成多國語言；在拉丁美洲本地，這本詩集更像流行曲調或諺語般家喻戶曉地被傳誦著。
《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是一名青年的心路歷程，記錄著他和女人、世界接觸的經驗，以及他內在的疏離感。為了排遣城市生活的孤寂，聶魯達隻有把自己投注到喜愛的事物和女人身上。在詩中，他把女人融入自然界，變形成為泥土、霧氣、露水、海浪，企圖借自然和生命的活力來對抗僵死的城市生活，企圖透過愛情來表達對心靈溝通的渴望。然而女人和愛情並非可完全溝通，有時候她也是相當遙遠的。在一些詩（譬如《思想著，影子糾纏於》）裡，我們可以找到像這樣的句子：
你的存在與我無關，仿佛物品一樣陌生。
我思索，長時間跋涉，在你之前的我的生命。
在任何人之前的我的生命，我崎嶇的生命。
面對大海，在岩石間的吶喊，
自由、瘋狂地擴散，在海的霧氣裡。
悲傷的憤怒，吶喊，大海的孤獨。
脫韁，粗暴，伸向天際。
或者——
所有的根在搖撼，
所有的浪在攻擊！
我的靈魂無止盡地滾動，歡喜，悲傷。
思想著，將燈埋進深深的孤獨中。
你是誰，你是誰？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些情詩始終是在愛的交流、企圖溝通以及悲劇性的孤寂三者間生動地遊離著。
一九二七年，聶魯達被任命為駐仰光領事，此後五年都在東方度過。在那些當時仍是英屬殖民地的國家，聶魯達研讀英國文學，開始接觸艾略特以及其他英語作家的詩作。但在仰光、科倫坡和爪哇，語言的隔閡、文化的差距、剝削和貧窮的異國現像，使他感受到和當年在聖地亞哥城同樣的孤寂。他把孤絕注入詩作，寫下了《地上的居住》（Residencia en la tierra）一、二部中的詩篇。這兩本詩集可說是精神虛無期的產品。詩中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在永恆腐蝕狀態下的恐怖世界，一個無法溝通，逐漸瓦解，歸返混沌的世界。盡管詩人企圖在詩中追尋個人的歸屬，但時間卻不停地摧毀現在，帶給他的隻是過去自我的蒼白的幻像，這現像始終困擾著詩人；《無法遺忘（奏鳴曲）》這首詩可以作為說明：無法超越時間的挫敗感為全詩蒙上了淒冷和孤寂的色彩。人類既然生存於時間的軌道內朝腐朽推進，人類經驗——對聶魯達而言——因此也即是荒謬的，而世界唯一的秩序就是“紊亂”。聶魯達否定秩序，描寫混亂的現實，但他的寫作技巧卻有一定的脈絡可循，這種秩序不是建築上的工整，而是一種浪濤拍岸式的秩序，在松散的結構下，現實被展衍成一連串毫不相連的夢幻似的景像，因共同的情感核心而彼此相通。例如在《獨身的紳士》一詩裡，性意像一個接著一個地迅速閃過，堆砌而成的效果成功地把獨身男子的欲望和心態襯托出來。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任駐馬德裡的聶魯達的詩風有了明顯的改變，從他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詩集《地上的居住》第三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為不純粹的詩辯護，認為詩不是高雅人士的風雅品，而應該以一般民眾為對像，記載勞工的血汗、人類的團結以及對愛恨的歌頌。在《我述說一些事情》一詩中，我們可以找到他對詩風轉變的宣告：
你們將會問：你的詩為什麼不告訴我們
夢或者樹葉，不告訴我們
你家鄉偉大的火山？
請來看街上的血吧！
請來看
街上的血，
請來看街上的
血！
而一九三九年，他更明白地寫下這些句子：“世界變了，我的詩也變了。有一滴血在這些詩篇上，將永遠存在，不可磨滅，一如愛。”因為對詩本質的觀念改變，詩的功用也有所改變，由個人情感的記載演化成群體的活動，詩不再隻是印在紙上的文字，對他而言，詩成了新的表現形式，成為一種見證：“當第一顆子彈射中西班牙的六弦琴，流出來的不是音樂，而是血。人類苦難的街道湧出恨和血，我的詩歌像幽靈一樣頓然停步。從此，我的道路和每個人的道路會合了。忽然，我看到自己從孤獨的南方走向北方——老百姓，我要拿自己謙卑的詩當作他們的劍和手帕，去抹干他們悲痛的汗水，讓他們得到爭取面包的武器。”毫無疑問地，他在寫這些作品時是一方面假想有聽眾在聽的。
聶魯達把這種“詩歌民眾化”的觀念延伸到《地上的居住》第三部以後的詩作上去，於一九五〇年出版了不朽的《一般之歌》（Canto general）。《一般之歌》是一部龐大的史詩，由大約三百首詩組成，長達一萬五千行，分成十五個大章，內容涵蓋了整個美洲：美洲的草木鳥獸、古老文化、地理環境、歷史上的征服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它們和詩人自傳式的敘述交織在一起；全詩在對生命及信仰的肯定聲中結束。盡管《一般之歌》是針對一般聽眾而寫（聶魯達喜歡在貿易工會、政黨集會等許多場合為一般民眾朗誦他的詩，他後來表示：朗誦詩歌是他文學生涯中最重要的事實），但這並不表示這些詩作是簡單淺顯的。就拿《馬祖匹祖高地》這章詩為例，全章共分十二個部分，具有一個復雜而嚴謹的結構。詩人先陳述個體在文明城市中的孤離、不安，使前五部分的詩成為一種“下坡”，下沉到個體認知了生命的挫敗為止：想在人類身上找尋不滅的因子的企圖隻是更將詩人拉近死亡。從第六部分起，“上坡”的結構開始開展，他攀登上“人類黎明的高地”，那使高地上碑石有了生命的諸種死亡縈繞著他，他想到那些建築高地的苦難的奴隸，最後了解到他的任務是賦予這些死去、被遺忘了的奴工新的生命，恢復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至此，詩人把全詩帶入全人類認同一體的新境界。詩人以見證者的姿態出現詩中，透過詩的語言，美麗且有力地把自己所見所聞，所接觸到的經驗、真理傳達出來。
《一般之歌》出版之後，聶魯達更加致力於詩的明朗化，貫徹他“詩歌當為平民作”的信念，一九五四年出素頌》（Odas elementales）。在這本詩集裡，聶魯達不再采用禮儀式、演說式的語言，而用清新又簡短的詩行，使得一首詩自然得像一首歌謠。他禮贊日常生活的諸多事物：書本、木頭、番茄、短襪、字典、集郵冊、腳踏車、鹽、地上的栗子、鄉間的戲院、市場上的鮪魚、海鷗、夏天……他歌頌最根本素，他歌頌愛、自然、生命，甚至悲傷、慵懶。聶魯達說：“我喜歡變換語調，找出所有可能的聲音，追求每一種顏色，並且尋找任何可能的生命力量……當我探向越卑微的事物和題材時，我的詩就越明晰而快樂。”這些詩印證了他在一九七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致辭中所說的：“最好的詩人就是給我們日常面包的詩人。”在一首詩裡他曾如是描述他心目中未來文學的風貌：
又一次
有雪或者有青苔
能讓那些腳印
或眼睛
去鐫刻
他們的足跡。
換句話說，他肯定未來的詩歌會再一次和人類生命緊密相連。我們此時所看到的聶魯達已不再疏離、孤寂了，他將自己投到工作、活動之中，這些詩中所流露的對生命、對事物的喜悅正是最好的說明。
即使聶魯達如是強調詩的社會性，他卻一點也不限制自己寫作的範圍。他個人的經歷和私密的情感生活一直是他寫作的重要題材，在《狂想集》（Estravagario， 1958）中的一些詩裡（如《美人魚與醉漢的寓言》），他更應用了神話與寓言。一九五二年，他在那不勒斯匿名出版了《船長的詩》（Versos del capitan），這是他對瑪蒂爾德·烏魯蒂亞（Matilde Urrutia）的愛情告白，直到一九六二年他纔承認自己是作者。一九五五年，他娶烏魯蒂亞為妻，一九五九年出版《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Cien sonetos de amor），獻給妻子。之後，他的詩歌又繼續經歷另一次蛻變。他把觸角伸入自然、海洋以及他們所居住的黑島（Isla Negra），像倦遊的浪子，他尋求歇腳的地方，企圖和自然世界達成某種宗教式的契合，《智利之石》（Las piedras de Chile， 1961）、《典禮之歌》（Cantos ceremoniales， 1961）、《黑島的回憶》（Memorial de Isla Negra， 1964）、《鳥之書》（Arte de pajaros， 1966）、《沙上的房子》（Una casa en la arena， 1966）、《白日的手》（Las manos del dia， 1968）和《世界盡頭》（Fin de mundo， 1969）等詩集相繼出版。在這些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詩作裡，聶魯達探尋自然的神秘，從一石一木中汲取奇異神聖的靈感。在他看來，一塊石頭不僅僅供人建築之用，它是神秘、空靈的物質，述說著一個不為人知的宇宙。他不想為所有的事物定名，他希望所有的事物能夠混合為一，重新創造出更新的生命：
我有心弄混事物，
結合他們，令他們重生，
混合他們，解脫他們，
直到世界上所有的光
像海洋一般地圓一，
一種慷慨、碩大的完整，
一種爆裂、活生生的芬芳。
——《太多名字》
雖然聶魯達晚年並沒有停止創作他政治和歷史性的詩作，但在寫作“自然詩”的同時，他似乎也有某種回歸自己根源的渴望。聶魯達一度把自己比喻成在時間水流中行船的船夫，而在晚年不時瞥見自己在死亡的海洋中航行，因此把一九六七年出版的一本選集命名為《船歌》（La barcarola），追述一生的際遇，他的漂泊、政治生涯諸般愉快之事。他優雅平和地吟唱自己的天鵝之歌，然而很不幸地，他的死亡並不曾如他詩中所繪見的那般平和。一九七三年，當他臥病黑島時，智利內亂的火焰正熾烈。九月二十三日，聶魯達就在這種內外交攻的苦痛下病逝於聖地亞哥的醫院，他在聖地亞哥的家被暴民闖入，許多書籍、文件被無情地摧毀。
聶魯達死後，八本詩集陸續出版：《海與鈴》（El mar y las campanas， 1973），《分離的玫瑰》（La rosa separada， 1973），《鼕日花園》（Jardín de invierno， 1974），《黃色的心》（El córazon amarillo， 1974），《二〇〇〇》（1974），《疑問集》（Libro de las preguntas， 1974），《哀歌》（Elegía， 1974）以及《精選的缺陷》（Defectos escogidos， 1974）。在這些晚年的詩作裡，我們看到了兩個聶魯達：一個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情感豐沛、積極樂觀的聶魯達，用充滿自信的洪亮聲音對我們說話；另一個是充分感知生命將盡的“夕陽下的老人”，對孤寂、時間發出喟嘆，並且企圖攔阻歷史的洪流以及生命流逝的軌跡。從詩集《在我們心中的西班牙》（España en el corazón， 1938）以來，即不斷發出怒吼、譴責前輩詩人隻知耽溺於自我的這位民眾詩人，如今也讓他的詩迎向親密的自我，迎向沉默的孤獨，迎向神秘之浪不可思議的拍擊。這是一項回歸，終極的回歸，回到老家，回到自我的老屋：
有一個人回到自我，像回到一間
有鐵釘和裂縫的老屋，是的
回到厭倦了自我的自我，
仿佛厭倦一套千瘡百孔的破舊衣服，
企圖裸身行走於雨中……
這些“回到自我”的詩作可視為聶魯達個人的日記。他向內省視自己，自己的現在和過去，以及等候著他的不確定的未來；他發覺到有許多是他所愛的，許多是可嘆而欲棄絕的，有光，也有陰影，但總有足夠的奇妙力量得以抵抗陰影，維持寧靜之希望。聶魯達仿佛一位先知，一位年老的哲人，思索人類生存的意義，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生命永恆的問題。這些詩作，讓我們看到了聶魯達憂郁哀傷的一面，捕捉到詩人更完整的面貌。
《海與鈴》中另一首《原諒我，如果我眼中》，聚合了聶魯達晚年詩作的幾個重要主題：孤寂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大海是隱秘自我的像征，死亡是另一種諧和。這是一首和大海之歌相應和的“沉沒的歌”。從這些主題，我們又可衍生出第四個主題——寂靜。年輕時慷慨激昂、大聲疾呼的詩人，而今以寂靜的語言向世界訴說，要我們“聆聽無聲之音”，“細察不存在的事物”。晚年的聶魯達將語言溶解成寂靜，用否定語言來實現語言。
此種“消極能力”同樣見諸《疑問集》。這本詩集收集了四百個追索造物之謎的疑問；詩人並不曾對這些奧秘提出解答，但他仍然在某些問題裡埋下了沉默的答案的種子：“死亡到最後難道不是／一個無盡的廚房嗎？”“你的毀滅會熔進／另一個聲音或另一道光中嗎？”“你的蟲蛆會成為狗或／蝴蝶的一部分嗎？”死與生同是構成生命廚房的重要材料。聶魯達自死亡見新生的可能，一如他在孤寂陰郁的鼕日花園看到新的春季，復蘇的根。通過孤獨，詩人再一次回到自我，回到巨大的寂靜，並且察知死亡即是再生，而自己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周期的一部分。
有論者認為：“聶魯達在人生的最後四十年，拜寫詩之賜，讓自己成了危險人物。……他將詩視為一種兼具個人與社會責任的道德行為。”但在他晚年的詩作裡，我們不時看到一個恣意展現戲謔與玩世不恭態度的聶魯達，不管寫作的是頌歌、寓言、情詩、哀歌或自嘲之詩，強烈的即興色彩鮮明在焉——《情歌》《要讓你煩的悲傷的歌》《大尿尿者》等詩即是顯例。唱出“洗腦歌”式空洞而“獃獃的”情歌以及繞口令式《要讓你煩的悲傷的歌》的聶魯達，和《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裡深情款款的聶魯達很不一樣；拋下一句“再見！打聲招呼後我要到／一個不會對我發問的國家”，將讀者帶入“大尿尿者所指為何”的困惑之中，自己卻一走了之的聶魯達，和以童真又誠摯的口吻邀請讀者歡喜地進入《疑問集》的聶魯達，判若兩人。不一樣的聶魯達，不一樣風格的詩作，對喜歡聶魯達的讀者而言，是不一樣的享受。
聶魯達死後五十年間，許多討論他作品的論文和書籍相繼問世。毫無疑問，他對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學的影響力歷久不衰。他的詩作所蘊含的活力和深度仍具有強烈的爆發力，將持續成為後世讀者取之不盡的智慧和喜悅的泉源。聶魯達說：“文字和印刷術未發明之前，詩歌即已活躍大地，這即是為什麼我們知道詩歌就像面包一樣，理應為眾人所享——學者和農人，不可思議而且絕不尋常的人類大家族。”的確，這位詩作質量俱豐的拉丁美洲大詩人，在死後半個世紀仍源源不斷地供給我們像面包和水一樣的詩的質素。在他的回憶錄裡，他曾說可愛的語字是浪花，是絲線，是金屬，是露珠；它們光潔如像牙，芳香若花草，像鮮果，海藻，瑪瑙，橄欖。讀他的詩我們感覺自己又重新回歸生命最質樸的天地，跟著人類的夢想和情愛一同呼吸，一同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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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我的靈魂是日落時分空無一人的旋轉木馬》收錄聶魯達各階段詩作一百二十多首，是四十多年來我們譯介聶魯達詩歌的辛苦小結晶，有些詩作在這次選集裡，我們提供了新譯，希望跟歷久彌新的聶魯達的詩一樣，依然能“翻”生出一些新趣味。《我的靈魂是日落時分空無一人的旋轉木馬》一書敘述了聶魯達一生對世界的愛、對自然的愛、對孤寂與死亡的沉思，可謂一闕綿綿不斷，對詩、對所愛的人以及大地與生活的深情戀歌……
陳黎、張芬齡
2023年3月 臺灣花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