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而美麗的自由”
——關於卡明斯基的《聾啞劇院之夜》
“再一次，一句有益健康的話浮現：最主要的事情是構思的宏偉。”在阿赫瑪托娃的晚年給尚年輕的布羅茨基的信中曾這樣引證了他本人的這句話。
的確，布羅茨基早年的驚人之作《獻給約翰·鄧恩的哀歌》，“最主要的”就是“構思的宏偉”。讀這首長篇挽歌，我們不能不為詩人所展現的非凡構思和氣像所折服。難怪那時阿赫瑪托娃逢人便說布羅茨基的詩是“俄羅斯的詩歌想像力並沒有被歷史拖垮”的一個有力證明！
如今，我們又讀到一位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的精神傳人，來自烏克蘭的美國移民詩人伊利亞·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的“構思宏偉”的力作——他近十多年來傾心創作的帶有詩劇性質的抒情詩集《聾啞劇院之夜》（原詩集名為Deaf Republic）。
《聾啞劇院之夜》於2019年在美國和英國相繼出版，是卡明斯基繼《音樂人類》（Musica Humana）、《舞在敖德薩》（Dancing in Odessa）之後的第三部英文詩集，它進一步展現了卡明斯基不同凡響的心靈稟賦和詩歌纔華。《聾啞劇院之夜》出版後，在美英廣受好評，在美國獲得《洛杉磯時報》圖書獎、美國“國家猶太圖書獎”，入圍當年美國“國家圖書評論獎”等；在英國獲得“前瞻詩歌獎”“T.S.艾略特獎”。《聾啞劇院之夜》還被美國國家公共電臺，《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書評》《時代文學》增刊，英國《金融時報》《衛報》，愛爾蘭《愛爾蘭時報》等評為年度最佳圖書。以下為幾則著名詩人、作家的評語：
一個詩人如何使沉默可見？一個詩人如何闡釋並照亮我們共同的聾啞？這是一本卓越的書，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交響樂曲之一。一次深深的鞠躬。——科倫·麥凱恩（Colum McCann）
他的詩令人脈搏加速跳動，如未被埋葬的礦藏閃耀，在想像力、政治、道德和個人的領域中全面開花，是一部雷霆般令人震驚的著作。 ——簡·赫希菲爾德（Jane Hirshfield）
我讀《聾啞劇院之夜》時，帶著一種極大的興奮和深深的驚奇，這些書頁中散發著憤怒、急迫和力量，還有一種偉大的救贖之美。伊利亞·卡明斯基的詞語帶有一種電流般的新鮮的嗡嗡聲；閱讀它就好像把你的手放在活生生的詩歌電線上。他是他們這一代中最有光彩的詩人，是世界上少數的天纔之一。——加思·格林威爾（Garth Greenwell）
這些贊語都帶有一種初讀的興奮感和欣悅之情，我們很難說它們不夠冷靜。 也許有人認為評價過高，但對我來說，這部詩集起碼具有足夠的魅力，它的每一首詩都在吸引我讀下去。它既是緊張刺人的，又是美妙輕盈的。它有一種令人驚異的美和新鮮感，從整體上看，它又是“一本高度嫻熟、精心鍛造的書”。我讀過不少卡明斯基早期的詩，這部詩集仍大大超出了我的預期。
而這部激動人心的抒情詩劇是如何構思的？它又是如何開始的？——它從一個聾男孩對占領軍的一聲“呸”開始。
這個聾男孩，也就是卡明斯基一直攜帶在他自己身上的那個來自敖德薩的在四歲時因醫生誤診而失去聽力的男孩，來自他在異國所不能忘懷和遙望的童年故鄉……
而那個聾男孩的一聲“呸”，來自童貞，也來自卡明斯基自己所譯介的茨維塔耶娃。在卡明斯基和美國女詩人吉恩·瓦倫汀合作譯介的《黑暗的接骨木樹枝：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的詩》（2012）的長篇後記中，他這樣介紹這位他熱愛的俄羅斯天纔女詩人：
何謂茨維塔耶娃神話？一個詩人，她的生命和語言都很極端、陌異，不同於其他任何人。是的，她的生命就是她的時代的表現。
一個女人，逃避，奔跑，叫喊，停頓，並留在沉默裡——沉默，那正是靈魂的喧嚷聲：“但是我們站立……隻要我們的嘴裡還留著一口‘呸’！”
卡明斯基引用的這句詩，出自茨維塔耶娃的組詩《致捷克斯洛伐克的詩章》之六。茨維塔耶娃曾在捷克居住過三年多（1922—1925），視捷克為第二故鄉。1938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蘇臺德省被瓜分，1939年3月，整個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國法西斯占領。茨維塔耶娃對此感到震驚和憤怒，她隨即創作了這組詩：
他們掠奪——迅速，他們掠奪——輕易，
掠奪了群山和它們的內髒。
他們掠奪了煤炭，掠奪了鋼鐵，
掠奪了我們的水晶，掠奪了鉛礦。
甜糖他們掠奪，三葉草他們掠奪，
他們掠奪了北方，掠奪了西方。
蜂房他們掠奪，干草垛他們掠奪，
他們掠奪了我們的南方，掠奪了東方。
瓦裡——他們掠奪，塔特拉——他們掠奪。
他們掠奪了近處，然後向更遠處掠奪。
他們掠奪了我們在大地上最後的樂園，
他們贏得了戰爭和全部疆土。
子彈袋他們掠奪，來復槍他們掠奪。
他們掠奪了手臂，掠奪了我們的同伴。
但是我們站立——整個國家站立，
隻要我們的嘴裡還留著一口“呸”！
一聲“呸”，一聲最後的拒絕、蔑視和尊嚴——茨維塔耶娃的血流到了伊利亞·卡明斯基的身上。
這一聲“呸”，也為一個“良心共和國”定了音。曾身處北愛爾蘭暴力衝突和倫理與寫作困境中的詩人謝默斯·希尼，曾寫下過組詩《良心共和國》（“From the Republic of Conscience”）。從倫理、政治和靈魂的種種層面上看，卡明斯基的《聾啞劇院之夜》，正是一個“良心共和國”。
隻不過卡明斯基的構思和角度太巧妙了，也太富有詩的想像力了。他從自己的“聾”出發，從他所歸屬的“人民”的沉默與拒絕出發，從“詩的正義”出發，虛構了一個“瓦森卡”小鎮聾啞人木偶劇團和居民們“起義”的故事。這部抒情詩劇的劇情跌宕起伏，讀來緊扣人心。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反抗的故事。詩人所要做的，在我看來，不僅是“以童話來對付（歷史和）神話中的暴力”（這是本雅明在論卡夫卡時所說的一句話），還如科倫·麥凱恩所說“闡釋並照亮我們共同的聾啞”。
這甚至也不同於一般的“詩劇”（原版的《聾啞劇院之夜》也並沒有標明這是“詩劇”），它就是詩——是帶有敘述性的詩，但也是富有最奇絕的想像力的詩；是“鼕天裡的童話”，最後也是悲劇——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是折磨人的良心的“刑訊室”，但也是天使蹦跳的樓梯！
作為一個詩人，卡明斯基這部詩集吸引我的，首先是他從聾啞人的“聾”和比畫的“手勢”出發所發明的一套“帶有一種電流般的新鮮的嗡嗡聲”的詩歌語言和隱喻，如作品開始部分的“——聾，像警笛一樣在我們中間穿過”，到後來的《藍色錫皮屋頂上方，聾》：
一名士兵跪下乞求，而鎮上的人搖頭，指指他們的耳朵。
聾高懸在藍色錫皮屋頂
和銅鐵檐角的上方；聾
被樺樹、燈柱、醫院屋頂和鈴鐺喂養……
不僅有令人驚異的美，這些隱喻、描寫和講述也獲得了更豐富、更深刻的意味。正是在“聾”的統領下，藍色錫皮屋頂，鎮上的男孩、女孩和居民們，復仇的阿方索以及銅鐵檐角、樺樹、燈柱、醫院屋頂和鈴鐺，一起達到一個極限狀態，共同構成了一個“聾啞劇院之夜”（即“良心共和國”）。
不僅是與“聾”“手勢”有關的隱喻語言，像“抱著那個孩子，好像弔著骨折的斷臂，加莉亞慌張地走過中央廣場”“在大雪飄旋的街上，我站起來像根旗杆//沒有旗幟”這樣的敘述，也令人難忘。不僅如此，它們還與一種整體上的詩歌意識結合了起來。正如威爾·哈裡斯所指出：“瓦森卡鎮的人民，震驚於對一個聾啞小孩的謀殺行動，他們‘像人類旗杆那樣站立’。通過他們的沉默，嚴格執行（的沉默），展示出的不僅僅是沉默的尊嚴，還是它們（沉默）的革命能力——一種警報的鐘鈴聲，穿過並超出這些令人驚嘆的詩歌本身。”
當然，這樣來“概括”多少顯得有點干巴。《聾啞劇院之夜》是一個多聲部、多角度的充滿魅力的藝術整體，或者說是一部“交響曲”。當然最後它必然帶著一種悲劇的性質。到了《頌悼文》（“Eulogy”）這一首，詩的敘述者滿懷著悲痛為他的主人公撰寫頌悼文（“Eulogy”這個詞的本義是指頌揚死者的悼詞、悼文，據這首詩和整部詩集的性質，我譯為“頌悼文”），“全劇”由此進入悲傷的音樂，並獲得了一種巨大的感人的抒情力量：
你不僅要講述巨大的災難——
我們不是從哲學家那裡聽說的
而是從我們的鄰居，阿方索——
他的眼睛閉上，爬上別人家的門廊，給他的孩子
背誦我們的國歌：
你不僅要講述巨大的災難——
當他的孩子哭啼，他
給她戴上一頂報紙做的帽子，擠壓他的沉默
就像用力擠壓手風琴的褶皺：
你不僅要講述巨大的災難——
而他演奏的手風琴在那個國家走了調，在那裡
唯一的樂器是門。
三次重復的“你不僅要講述巨大的災難——”一次比一次更為悲傷和堅定（當然，也可以倒過來說）。這是悲劇主人公的最後自白，也是敘事者在自言自語，巨大的悲傷把他推向了這一步（在《挽歌》中他甚至這樣乞求：“……主：//請讓/我的歌舌//容易些。”）——無力承受的慘敗與背誦的國歌，赴死的父親與哭啼的嬰兒。但是讓我們更為驚異的，是接下來的“給她戴上一頂報紙做的帽子，擠壓他的沉默/就像用力擠壓手風琴的褶皺”，在至深的悲傷中竟出現了這一“神來之筆”！
而全詩的最後同樣出人意料：“而他演奏的手風琴在那個國家走了調，在那裡//唯一的樂器是門。”什麼樣的門？開著的門或關著的門？生之門或死之門？自由的門或監獄的門？這樣的“樂器”在那樣一種命運下又將如何“演奏”？
巨大的抒情力量與耐人尋味的隱喻，令人陶醉的美與噩夢般的現實，就這樣在這部作品中相互交織和推進。這一切讓我們著迷，但也讓我們警醒。到了《斷頭臺一樣的城市在通往脖子的途中顫抖》這一首，不僅是“斷頭臺一樣的城市在通往脖子的途中顫抖”，奮力殺了犯罪士兵的阿方索的手和嘴唇在顫抖，我們讀者的內心也在“顫抖”。詩人把我們帶向了這最嚴苛的，但也是讓人不能不反身自問的一刻：
在上帝的審判中，我們會問：為什麼你允許這些？
而回答會是一個回聲：為什麼你允許這些？
什麼是“追問”和“沉默”？關於這類話題，已大量充斥於我們的詩學論述中。但卡明斯基這部作品的真實力量，在於他把我們帶到了拷問的“現場”：他著眼的不僅是表面上的東西，而且是在更高更嚴酷的戒律下，他把追問引向了我們自身更內在的倫理困境。是的，“回答會是一個回聲”，我相信它也將在每個讀到它的讀者那裡引起一個回聲。
正因為達到了這樣的思想深度，所以《聾啞劇院之夜》不再限於是一出簡單的道德劇了。在詩集第二幕的最後部分，我們看到的，是對於暴力和恐怖下的人們的恐懼，人性的懦弱和背信棄義的混合著沉痛和諷刺的無情揭示（雖然它表現起來也不無喜劇性）。當女主角加莉亞最後向“瓦森卡”小鎮的居民們大喊求助，那些曾參與反抗的人，這時同樣“指指他們的耳朵”（亦即“裝聾賣傻”了）。這真是一個充滿了所謂“歷史必然性”的結局。悲劇的主人公們還能怎麼樣？最後加莉亞也隻能對她那些“親愛的鄰居們！了不起的家伙們！”大喊：“挖個好洞！把我埋在鼻孔裡//朝我的嘴裡多鏟些像樣的黑土”！
這部以反抗開始的悲劇，最後留下的，就是這種“兩場炮擊之間的寂靜”。
震動人心的，還有這部作品的最後結尾。它出人意料，但又太好了！我還從未見過有哪部作品這樣表達過“最終的沉默”：
我們仍然坐在觀眾席上。沉默，
就像錯過了我們的子彈，
旋轉著——
多麼奇絕的結尾！在我看來，它不僅屬於這部作品，甚至也可以說是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所經歷的人生的一個結尾：一切都結束了，但是拷問仍在進行。無論我們置身其中，還是“坐在觀眾席上”，那種良心的目睹和拷問，“就像錯過了我們的子彈”，仍在旋轉著和尋找著我們。
耐人尋味的是，在這兩幕抒情詩劇的前後，還各有一首《我們幸福地生活在戰爭中》《在和平時期》。這兩首詩的語境看上去都遠離了詩劇中血與火的“瓦森卡”小鎮，都處在詩人現在所生活的美國。它不僅構成了一種兩個世界的比照，更需要我們去品味的，是其中對一個所謂“偉大的金錢國家”的和平假像的諷刺、對“幸福地生活在戰爭中”的人們的道德冷漠的諷刺，它頗為刺人，並讓人羞愧和警醒。這種匠心獨運的結構藝術，擴展了詩的視野和意義結構，也更深地加重了良心的刺痛。
“像一個完美的園丁——他把俄羅斯更新了的文學傳統繼續嫁接在美國詩歌和遺忘之樹上。”波蘭著名詩人扎加耶夫斯基曾這樣評價卡明斯基。扎加耶夫斯基所說的“繼續”，可能是指在繼英語世界對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的譯介之後。
現在，美國的詩人和讀者也都不難看到這一點，詩人、藝術家福勒這樣稱卡明斯基：“作為世界上少數的跨越邊界的詩人之一，他已經成為美國詩歌圈裡一個離心的存在。伊利亞·卡明斯基身上帶有偉大的俄羅斯傳統的力量和可被辨識的明顯的潛能。”
的確，他用英語寫作，也受惠於英語詩歌，但他的每一首詩，都是“俄羅斯更新了的文學傳統繼續嫁接在美國詩歌和遺忘之樹上”綻放的最新鮮的葉片。別的不說，如《聾啞劇院之夜》中的這首《什麼是日子》：
像中年男子一樣，
這五月的日子
步行到監獄。
像年輕人一樣他們走向監獄，
長外套
扔在他們的睡衣上。
這樣的詩，會馬上讓人們想到英國著名詩人拉金的《日子》，但其隱喻基礎和詩的感覺是多麼不一樣！我們再看這一首《這樣的故事是由固執和一點空氣編成的》：
這樣的故事是由固執和一點空氣編成的——
一個在上帝面前無語跳舞的人簽名的故事。
他旋轉和跳躍。給升起的輔音以聲音
沒有什麼保護，隻有彼此的耳朵。
我們是在我們安靜的腹中，主。
讓我們在風中洗臉並忘記鐘愛的嚴格造型。
讓孕婦在她的手裡握著黏土那樣的東西。
她相信上帝，是的，但也相信母親
那些在她的國家脫下鞋子走路的
母親。她們的足跡抹去了我們的句法。
讓她的男人跪在屋頂上，清著嗓子
（因為忍耐的秘訣就是他妻子的忍耐）。
那個愛屋頂的人，今晚和今晚，與她和她的忘卻做愛，
讓他們借用一點盲人的光。
那裡會有證據，會有證據。
當直升機轟炸街道，無論他們打開什麼，都會打開。
什麼是沉默？我們之內某種天空的東西。
這種來自傳統的精神信仰，夏加爾式的奇思異想和跳躍句法，溫暖而又刺人的色調，不僅和英美詩人有異，而且和布羅茨基美國時期那種冷俏的反諷也很不一樣了。尤其是其中“脫下鞋子走路”“她們的足跡抹去了我們的句法”“借用一點盲人的光”這樣的詩句，不僅很動人，還包含了一種新的“開創性”的詩學（“我認為《聾啞劇院之夜》的出現是一個光輝的、開創性的時刻。”——克萊默·道斯）。
還需要再次提醒的是，和一般的移民作家、詩人不同，卡明斯基現在是一位英語詩人。
我們都已知道，卡明斯基本人在四歲時失去聽力，他的猶太人家族也曾飽受屈辱和磨難，但他仍是受到“保佑”的：他從小就讀巴別爾的小說和布羅茨基的詩（他父親認識很多詩人，包括布羅茨基），十二至十三歲開始發表散文和詩，出版過小詩冊《被保佑的城市》，被視為神童。蘇聯解體後排猶浪潮掀起，1993年他隨全家以難民身份移民美國，定居在紐約州羅切斯特市。1994年父親去世後，卡明斯基開始用英語寫詩。同時，他就學於美國，先後獲得政治學學士學位和法學博士學位。
和一直用俄語寫詩的布羅茨基不一樣，卡明斯基選擇了用英語寫詩，因為“這是一種美麗的自由”。而他成功了！他的第二本英文詩集《舞在敖德薩》在2004年出版後受到很大關注，該詩集獲得了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的“阿迪生·梅特卡夫獎”及其他多種獎項。
他在接受《阿迪朗達克評論》采訪時說：“我之所以選擇英語，是因為我的家人或朋友都不懂英語——我所交談的人都看不懂我寫的東西。我自己不懂這種語言。這是一個平行的現實，一種瘋狂而美麗的自由。現在仍然是。”
他奇跡般地打破了那個“用非母語寫不出好詩”的咒語。當然，他的英語是簡單的、稚拙的（隻要讀過他的英文原文就知道這一點），像是一個有天賦的孩子的“作業”，卻恰好和他的“童話風格”相稱，和他的精靈般的詩性相稱！相對於英美詩人，他的英語當然是簡單的，但他用英語所創造的詩歌音樂（這一點在譯文中會有所損失），所展現的某種特殊、陌生的美，令英美詩人也不能不驚異。
記得布羅茨基在談論以英語寫散文時曾說：“英語語法至少被證明是比俄語更好的一條逃離國家火葬場煙囪的路線。”布羅茨基在他的散文中做到而未能在詩中嘗試的，卡明斯基做到了！
卡明斯基的英語是有魔力和磁性的語言，這一點以上已有所論證。他的“英文行文風格”又是一種直接的、出其不意的風格。他的許多句子看似如隨口道來，不假文飾，卻令人難忘，如《聾啞劇院之夜》最後所附的《在和平時期》一詩中寫到的那個被警察射殺在人行道上的男孩：
我們在他張開的嘴裡看到
整個國家的
赤裸。
場景轉換了，這是在美國，但又和那個血腥、暴力的“瓦森卡”小鎮恰成對照。
卡明斯基的詩又是某種帶著陌異性的語言。對此，卡明斯基自己可以說是非常自覺的。在他編選的《國際生態詩選》序言中，他特意引用了美國詩人羅伯特·克裡利的這樣一句話：“我們將在語言中沉睡，如果語言不用它的陌生性來喚醒我們的話。”
也許，這正是卡明斯基的詩充滿魅力的一個秘密所在。他致力於在他的創作中發現語言的陌生性。在這一點上，他又深受策蘭的影響。在他的詩中頻頻可見策蘭式的語言實驗。他曾與策蘭的英譯者沃爾德裡普合作編選過《向保羅·策蘭致敬》，他還撰寫過《關於喚醒我們的那種陌異——論母語、父國和保羅·策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