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握砂｜
愛自己的歌/
煙/
秋風送爽/
難忘記的人們/
脫手套的時候/
｜可悲的玩具｜
｜叫子和口哨｜
無結果的議論之後/
一勺可可/
書齋的午後/
激論/
墓志銘/
打開了舊的提包/
家/
飛機/
《叫子和口哨》補遺/
｜可以喫的詩｜

這篇詩論的原題是《寄自弓町可以喫的詩》，發表於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七日的《東京每日新聞》上。根據岩波書店版《啄木全集》第九卷譯出。
關於詩這東西，我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曾經迷惑過。
不但關於詩是如此。我至今所走過的是這樣的道路：正如手裡拿著的蠟燭眼看著變小了，由於生活的壓力，自己的“青春”也一天一天地消失了。為了替自己辯護，我隨時都想出種種理由來，可是每次到了第二天，自己就不能滿足了。蠟燭終於燃盡，火也滅了。幾十天的工夫，我仿佛投身在黑暗之中——這樣的狀態過去了。不久我又在黑暗中，靜待自己的眼睛習慣於黑暗這樣的狀態也過去了。
可是到了現在，我用一種完全不相同的心情，考慮自己所走過的道路，卻覺得有種種想要說的事情。
以前我也作過詩，這是從十七八歲起兩三年的期間，那時候對我來說，除了詩以外再也沒有什麼東西了。我從早到晚都渴望著某種東西，隻有通過作詩，我這種心情纔多少得到發洩的機會。而且除了這種心情以外，我就什麼都沒有了。那時候的詩，誰都知道，除了空想和幼稚的音樂，多少還帶有一些宗教成分（或者類似的成分）而外，就隻是一些因襲的感情了。我回顧自己當時作詩的態度，有一句想說的話。那就是：必須經過許多煩瑣的手續，纔能知道要在詩裡唱出真實的感情。譬如在什麼空地上立著一丈來高的樹木，太陽曬著它。要感到這件事，非得把空地當作曠野，把樹當作大樹，把太陽當作朝陽或是夕陽，不但如此，而且看見它的自己也須是詩人，或是旅客，或是年輕的有憂愁的人纔行，不然的話，自己的感情就和當時的詩的調子不相合，就連自己也不能滿足的。
兩三年過去了。我漸漸地習慣於這種手續，同時也覺得這種手續有點麻煩了。於是出現了一種奇怪的情形：我在當時所謂“興致來了的時候”寫不成東西，反而是在自己對自己感到輕蔑的時候，或是等雜志的交稿日期到了，迫於實際情況，纔能寫出詩來。到了月底，就能作出不少詩來。這是因為每到月底，我就有一件非輕蔑自己不可的事。
所謂“詩人”或“天纔”，當時很能使青年陶醉的這些激動人心的詞句，不曉得在什麼時候已經不能再使我陶醉了。從戀愛當中覺醒過來時似的空虛之感，在自己思量的時候不必說了，遇見詩壇上的前輩，或讀著他們的著作的時候，也始終沒有離開我過。這是我在那時候的悲哀。那時候我在作詩時所慣用的空想化的手法，也影響到我對一切事物的態度。撇開空想化，我就什麼事情也不能想了。
像征詩這個名詞當時初次傳到日本詩壇上來了。我也心裡漠然地想：“我們的詩老是這樣是不行的。”但是總覺得，新輸入的東西隻不過是“一時借來的”罷了。
那麼怎麼辦纔好呢？要想認真地研究這個問題，從各種意義上來說，我的學問是不夠用的。不但如此，對於作詩這事的漠然空虛之感，也妨礙我把心思集中在這上頭。當然，當時我所想的“詩”和現在所想的“詩”，是有著很大差別的。
二十歲的時候，我的境遇起了很大的變動。回鄉的事，結婚的事，還有什麼財產也沒有的一家人糊口的責任，同時落到我的身上了。我對於這個變動，不能定出什麼方針來。從那以後到今天為止我所受的苦痛，是一切空想家在自己應盡的責任面前表現得卑怯的人所應該受的。特別是像我這樣一個除了作詩和跟它相關聯的可憐的自負之外，什麼技能也沒有的人，所受的痛苦也就更強烈了。
對於自己作詩的那個時期的回想，從留戀變成哀傷，從哀傷變成自嘲。讀人家的詩的興趣也全然消失了。我有一種仿佛是閉著眼睛深入到生活中去似的心情，有時候又帶來一種痛快的感覺，就像是自己拿著快刀割開發癢的疙瘩一樣。有時候又覺得，像是從走了一半的坡兒上，腰裡被拴上一條繩子，被牽著倒退下去的樣子。隻要我覺得自己待在一個地方不能動了，我就幾乎是無緣無故地竭力來對自己的境遇加以反抗。這種反抗常常給我帶來不利的結果。從故鄉到函館，從函館到札幌，從札幌到小樽，從小樽到釧路我總是這樣的漂流謀生。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和詩有如路人之感。偶爾會見讀過我以前所寫的詩的人，談起從前的事情，就像曾經和我一起放蕩過的友人對我講到從前的女人似的，引起同樣的不快的感覺。生活經歷使我起了這樣的變化。帶我到釧路新聞社去的一位溫厚的老政治家曾對人介紹我說：“這是一位新詩人。”別人的好意，從來沒有像這樣使我感到過侮辱。
橫貫思想和文學這兩個領域的鮮明的新運動的聲音，在為了謀生而一直往北方走去的我的耳朵裡響著。由於對空想文學的厭倦，由於在現實生活中多少獲得了一些經驗，我接受了新運動的精神。就像是遠遠地看去，自己逃脫出來的家著了火，熊熊地燃燒起來，自己卻從黑暗的山上俯視著一樣。至今想起來，這種心情也還沒有忘記。
詩在內容上形式上，都必須擺脫長時間的因襲，求得自由，從現代的日常的言詞中選取用語，對於這些新的努力，我當然沒有任何反對的理由。“當然應該如此。”我心裡這樣想。但是對任何人我都不願意開口說這話。就是說，我隻是說什麼：“詩本來是有某種約束的。假如得到了真的自由，那就非完全成為散文不可。”我從自己的閱歷上想來，無論如何不願意認為詩是有前途的。偶然在雜志上讀到從事這些新運動的人們的作品，看見他們的詩寫得拙劣，我心裡就暗暗地覺得高興。
散文的自由的國土！我雖然沒有決定好要寫什麼東西，但是我帶著這種漠然的想法，對東京的天空懷著眷戀。
釧路是個寒冷的地方。是的，隻是個寒冷的地方而已。那是一月底的事，我從西到東的橫過那被雪和冰所埋沒，連河都無影無蹤了的北海道，到了釧路。一連好多日子，早晨的溫度都是華氏零下二十度到三十度，空氣好像都凍了。冰凍的天，冰凍的土。一夜的暴風雪，把各家的屋檐都堵塞了的光景我也看到了。廣闊的寒冷的港內，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流冰聚集，有多少天船隻也不動，波浪也不興。我有生以來頭一次喝了酒。
把生活的根底赤裸裸地暴露出來的北方殖民地的人情，終於使我的怯弱的心深深地受了傷。
我坐了不到四百噸的破船，出了釧路的海港，回到東京來了。
正如回來了的我不是從前的我一樣，東京也不是以前的東京了。回來了的我首先看到對新運動並不懷著同情的人出乎意外的多，而喫了一驚或者不如說是感到一種哀傷。我退一步想了想這個問題。我從冰雪之中帶來的思想，雖是漠然的，幼稚的東西，可是我覺得是沒有錯誤的。而且我發現人們的態度跟我自己對口語詩的嘗試所抱的心情有類似之處，於是我忽然對自己的卑怯產生了強烈的反感。由於對原來的反感產生了反感，我就對口語詩因為還沒成熟的緣故，不免受到種種的批評這件事，就比別人更抱同情了。
然而我並沒有因此就熱心的去讀那些新詩人的作品。對於那些人同情的事，畢竟隻是我本身的自我革命的一部分而已。當然我也沒有想過要作這一類的詩。我倒是說過好幾次這樣的話：“我也作口語詩。”可是說這話的時候，我心裡是有“要是作詩的話”這樣一個前提的。要末就是遇見對口語詩抱有的反感的人的時候我纔這麼說。
這期間我曾作過四五百首短歌。短歌！作短歌這件事，當然是和上文所說的心情有著齟齬的。
然而作短歌也是有相當的理由的。我想寫小說來著。不，我打算寫來著，實際上也寫過。可是終於沒有寫成。就像夫婦吵架被打敗的丈夫，隻好毫無理由地申斥折磨孩子來得到一種快感一樣，我當時發現了可以任性虐待某一種詩，那就是短歌。
不久，我不得不承認這一年的辛苦的努力，終於落了空。
我不大相信自己是能夠自殺的人，可是又這麼想：萬一死得成……於是在森川町公寓的一間房裡，把友人的剃刀拿了來，夜裡偷偷地對著胸脯試過好幾次……我過了兩三個月這樣的日子。
這個時候，曾經擺脫了一個時期的重擔又不由分說的落到我的肩上來了。
種種的事件相繼發生了。
“終於落到底層了！”弄得我不得不從心底裡說出這樣的話來。
同時我覺得，以前好笑的事情，忽然笑不出來了。
當時這樣的心情，使我初次懂得了新詩的真精神。
“可以喫的詩”，這是從貼在電車裡的廣告上時常看見的“可以喫的啤酒”這句話聯想起來，姑且起的名稱。
這個意思，就是說把兩腳立定在地面上而歌唱的詩。是用和現實生活毫無間隔的心情，歌唱出來的詩。不是什麼山珍海味，而是像我們日常喫的小菜一樣，對我們是“必要”的那種詩。這樣的說，或者要把詩從既定的地位拉下來了也說不定，不過照我說來，這是把本來在我們的生活裡有沒有都沒關繫的詩，變成必要的一種東西了。這就是承認詩的存在的惟一的理由。
以上的話說得很簡略，可是兩三年來詩壇的新運動的精神我想就在這裡了。不，我想是非在這裡不可，我這樣說，隻不過是承認，從事這種新運動的人們在兩三年前就已經感到的事，我現在纔切實地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