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事物因此現身
雷平陽
雲南山中的畢摩，往來於人鬼神之間。他們的營生神聖、神秘、多向度但又隻呈現出單一的一面：溝通人與鬼神之間的種種訴求，把人推薦給神靈或將鬼魂帶走的人帶回人世，同時向人通報鬼神世界的諸多信息，平息是非，讓不同的語言形成一種聲音，並讓這一種聲音趨於完美繼而達成三界的互相體認與和解。因為這種聲音的存在，光可以照入黑暗，而黑暗裡的事物也因此現身。
對我而言，將一種語言準確地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將不為人知的各種思想與智慧引渡到人們的視野中來，翻譯者所做的工作就類似於畢摩。除了有限的使用母語，對其他語言我是一無所知的，那些隱身於“黑暗”的、一個個偉大的靈魂，用各種語言書寫的偉大詩篇，如果沒有翻譯者作為中介，我將永遠領受不到它們的“神跡”。開瑞·哈蒂、維西納·帕倫、達流士·托馬斯·勒布奧達、弗拉吉米爾·科什瓦內克、卡雷斯·沃丁斯、布蘭科·塞科斯基、特拉揚·彼得洛夫斯基、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維奇這樣一些屬於英語的、波蘭語的、斯拉夫語的歌者，沒有了欣蔚的翻譯，我肯定不能通過語言去認識他們，他們是不存在的，他們猶如冰川之下的懸崖，我永遠不可能看到他們的身影並聆聽他們的歌吟。詩歌翻譯有一個現像，多數翻譯者均注目於那些懸空的烈日、皓月和北鬥，不同的譯本爭奇鬥艷，光華灼灼，但“繁星”總是被忽略，繼續存在於暗處。欣蔚無疑對狄蘭、米沃什、布羅茨基和特朗斯特羅姆等漢語世界中封神的人物也有深入的研究，但她給我們帶來的是八位陌生的黑衣人，不速之客。至少對我而言，這八位詩人在漢語裡是次遇上。達流士·托馬斯·勒布奧達的《中央公園的石頭》一詩開篇是這麼寫的：
我從中央公園帶回一捧石頭
它們在美國已百萬年
隻為了等待
我的手
他們的詩歌在英語繫中，我相信一定擁有眾多的讀者，因為他們的詩歌品質足以證明他們非常優秀。仿佛他們也是“美國中央公園”的石頭，一直在等待欣蔚握筆的手。
“又是準備迎接黑暗的時候了/夜空被繁星撕成無數的碎片”，開瑞·哈蒂在《鼕天的心》一詩中如此寫道。“我是位來自人間的客人/發現了這美的發源地”，特拉揚·彼得洛夫斯基在其《旅程》中也如是說，兩個人的詩句均在開顯由一個空間轉入另一個空間時詩人奇觀似的發現，他們的發現與我在閱讀他們的詩作時的發現性質相同。語言撕碎夜空，詩歌之美讓我看到了八座詩歌的發源地。隱匿、無聲、闊遠，他們的存在因語言的隔絕趨於虛無，又因語言的溝通而光芒四射。尤其讓人欣喜的是，欣蔚的譯詩情緒節制、語言結實、表意清晰，沒有“翻譯體”慣常的腔調和人為的玄虛，如清流，如明鏡，可以渴飲，可以鋻人。
期待欣蔚給我們帶來更多的陌生詩人，掀起語言夜幕的一角，讓繁星閃耀於漢語之中。
2018.11昆明
序 二
特殊的認知裝置或靈魂伙伴
霍俊明
此次青年翻譯家吳欣蔚又憑借一人之力翻譯了開瑞·哈蒂（愛爾蘭）、維西納·帕倫（克羅地亞）、達流士·托馬斯·勒布奧達
（波蘭）、弗拉吉米爾·科什瓦內克（捷克）、卡雷斯·沃丁斯（拉脫維亞）、布蘭科·塞科斯基（馬其頓）、特拉揚·彼得洛夫斯基（馬其頓）、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維奇（塞爾維亞）等八位詩人（主要集中於東歐國家）的代表性詩作，這些詩人以及他們的文本則一起形成了特殊的認知裝置。這不僅為我們理解這些詩人的精神肖像和文本樣貌提供了具體參照，而且對於了解波蘭、捷克、克羅地亞、拉脫維亞、塞爾維亞、馬其頓等東歐國家和地區的當代詩人寫作的文化背景、詩歌譜繫以及時代征候也大有裨益。對於上個世紀的東歐國家的一些城市而言，對於生活和工作於這裡的詩人和作家而言，似乎很多都有著極其深刻的個人記憶。尤其是多年來當歐美詩歌文化成為主流傳播和主導性譯介的時候，吳欣蔚翻譯的這八位詩人則喚的語言文化、區域文化和族裔文化背景下容易被忽視和遮蔽的那一部分。確實，從文化和詩歌的“影響的焦慮”以及“影響的剖析”來看，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主流文化的主導性影響，而一再忽視了其他空間的詩歌傳統、民族文化在當代的寫作事實。盡管吳欣蔚提供給我們的隻是冰山之一角，但是這背後所攜帶的文化含量、詩歌特質、精神載力和思想能力足以讓我們在此刻和今後保持足夠的關注。
詩歌譯介也許是所有門類中難的，不僅在於其語言難度而且在於詩歌作為一種高濃縮的有機體所蘊含的各種特殊的知識以及更為特殊的表達方式和修辭技藝。而在閱讀這八位詩人文本的時候，我並未感受到過多的障礙和隔膜之處，這顯示了吳欣蔚非常優秀的語言能力和非常高的譯介水平。而就這八位詩人的詩歌而言，他們（身份、代際和寫作經驗上的差別都很大）也提供了各自特異的創作纔能，對於在“同時代性”（阿甘本）互文語境下理解所謂的“世界詩歌”“地方詩歌”提供了不同的通道和縫隙以及可能，當然也有外國詩人對中國的想像（比如開瑞·哈蒂的《你寄來的中國詩》），而這正是這本譯詩集的重要之所在。
由於所譯詩人的詩作數量上的限制，我隻能約略談談閱讀這八位詩人的感受。
開瑞·哈蒂的詩歌提供的仍然是日常生活之流中的經驗，提出的是“如何活在當下”以及如何在當下面向未來以及過去進行寫作的問題。這一問題在她這裡是格外具體的，生命感知在時間流逝、季節轉換、身體變化、生命消隕以及日常景物和場景中得到不斷地激活和重現。日常經驗和冥想能力在已知和未知、實有和虛無、具體的和抽像、可見和不可見的不斷掂量中生發出疑問，詩人凝視的正是那些幽暗中的紋理，“我或許知道/如何活在當下/但我更想知道/睜開眼睛，攤開掌心，/要怎樣度過餘生”（《還剩下什麼》）。
而維西納·帕倫的詩更為精敏和內斂，賦形、變形和冥想在她這裡成為重要的話語方式。這也是一種深度的個人經驗在歲月餘光中的反刍和磨礪，是個人的夜歌。維西納·帕倫在她那些帶有&ldq詩”意味的文本中對語言和經驗進行了雙重的叩訪和詰問，“我跨過又一個靈感的深淵/從時間的一邊到另一邊/那裡，生而為人就是不要來到這個世界/那裡，來到這個世界並不意味著至死方休”（《我是拿著彈弓的男孩，我是一隻鳥》）。
達流士·托馬斯·勒布奧達由於更為復雜的人生經驗和寫作經驗而為我們提供了更為精深而開闊的詩歌景觀。就如《中央公園的石頭》那樣，詩人從精神對位法出發在那些物像上投注了盡可能多的個人觀照，進而呈現出個人化的歷史想像力、情感經驗與現實空間之間更為復雜的對話關繫。燃燒、鍛造、淬火、冷凝，這正如達流士·托馬斯·勒布奧達的時間法則和寫詩過程。由於出行和遊走的關繫，達流士·托馬斯·勒布奧達也給我們提供了流動的世界景觀和後現代性的時間體驗。
弗拉吉米爾·科什瓦內克的詩歌景觀更為冷徹和深刻，語言色彩也多為冷凝調性的沉暗，但是他的詩歌仍能由此發出微光般的慰藉。這不能不讓人想到波蘭“新浪潮”詩歌的代表人物亞當·扎加耶夫斯基的詩句“嘗試贊美這殘缺的詩句”，這樣的詩歌話語方式和精神方式顯然要更為艱難。
出生於1979年的拉脫維亞詩人卡雷斯·沃丁斯則在《畫一樣》等詩歌中提供了令人印像深刻的精神肖像。這是精神、性格、文化環境和個體命運遭際使然，而具有重要性的寫作者都會在文字累積中逐漸形成“精神肖像”。
布蘭科·塞科斯基的詩歌方式則更為直接和精練，這也顯示出詩人在長時間寫作中形成的詩歌能力和語言經驗，而沉靜的光和不安的陰影一起交織在他的詩歌中。
特拉揚·彼得洛夫斯基的詩歌因為明顯的像征意味和超驗色彩而更為深沉而開闊，他詩歌的精神背景和文化根性尤其是宗教意識也非常突出。在那些精神自我以及智性的詩歌視線中向上的力量在牽引著我們，其中既有肯定也有疑問，既有上升也有沉墜。精神層面的升階書的完成是更為艱難的，這一切都必然要回落到生命本體（包括人性、命運、死亡等）和存在哲學的原點上來，“在我生命的所有秘密中/隻有一個我不會告訴任何人/我將會像投擲鐵餅一樣將它扔到湖的深處/讓它在那深遠的地方融化、繁
衍/幻化成睡蓮”（《秘密》）。
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維奇顯然在詩歌中擔任了一個智者的形像，無論是十行之內簡短的詩歌形式還是經由經驗、閱歷而得出的總結和啟示性的詩句都印證了這一點。與此同時，他也是一個凝視者、傾聽者和祈求者（祈禱者），這是已知與未知較量過程中所激發的願景式話語方式——既關乎個人又指涉存在。聯想到當年美國詩人羅伯特·潘·沃倫的《世事滄桑話鳴鳥》，在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維奇詩中我聽到了另一種隱秘不察而又驚人靈魂的聲響，“莫名的鳥/在花葉中穿行/沒有歌聲/隻有尖利的摩擦在沉靜中回蕩”（《紅山之鳥》）。
通過以上風格殊異的八位詩人，吳欣蔚為我們找到了個人化的標志性文本，它們更像是一個，能夠讓我們圍繞一個個刺激點來談談詩人的個人經驗、語言能力、詩歌的結構和層次、區域空間的結構以及個人化的歷史想像力。在一定程度上，這八位詩人也是我們精神層面的命運伙伴和靈魂密友。對於閱讀來說，就是一個靈魂與另一個靈魂的相遇，是靈魂的彼此尋找和相互慰藉的過程，由此，時空就可以通過精神對話而跨越無礙了。這正源於深層的心理結構和精神命運的共鳴與親近。此刻，我想到的是裡爾克的詩句：“我怎能制止我的靈魂，讓它/不向你的靈魂接觸？我怎能讓它/越過你向著其他的事物？”
2018年1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