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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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翟永明的長詩《隨黃公望遊富春山》,有很多感想,其中之一是,我們這個時代還能不能產生偉大的文學作品?
回顧歷史,幾乎每個時代都曾經呼喚偉大的作品出現,而且,不論圍繞有關經典化的問題在過去和今天都發生過多少爭論,實際上,每一個世紀初,或者世紀末,總會有一些被公認為偉大的文學作品,意外地從人們的視線中升起,就像從海濤裡湧出幾座高山。那麼21世紀呢?
這個世紀還會有文學的高峰憑空湧現嗎?
2
21世紀不過纔過了十五年,還剛剛開始。
可是如果一定要給21世紀找一個文化的像征物,它是什麼?
我想,那隻能是手機。
能夠和當代文化有密切的關繫,而且還能夠嚴重影響文化品行和變遷方向的東西太多了,隨便選其中一個,其實都具備成為今天文化像征物的資格,比如電視,比如超市。可是,隻有手機——這個二十年前還是個蠢頭蠢腦的“大哥大”,至今也不過是一個手可盈握的小盒子——今天突然獲得了一個神奇的身份:這小物件竟然有如一個萬人迷的寵物,成為人人須臾不能離的有用的寶貝,可實際上,它還有另一個隱秘的身份:這小東西原來是文化領域中縱橫捭闔的一位霸主。我們簡直可以相信,是上帝和魔鬼一起住進了這個小小的盒子裡,並且強迫我們和他們一起,重新定義並且也同時演義什麼是人,什麼是生活。
在今天,我們生活裡還有什麼層面和維度沒有被手機改變、改造,甚至被顛覆以後再重塑?
幾乎看不到,哪怕是生活裡偏僻、陰暗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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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們問:從手機掀起的這些改造運動中,有沒有一個結果,對當代文化的影響是根本、重要的?
我以為有,不過很容易被人忽略。
那就是對文化和大眾關繫的改造。
說起大眾和文化,這是個老問題,相關的分析、討論、研究太多了。可是歷史上那些研究者,如果看到手機給今天帶來的新文化,還有與之相關的新的大眾和文化的關繫,他們一定個個都會驚訝得不知所措,而且絕不相信眼前的事實:他們所熟悉的“大眾”,已經莫名其妙地消失——手機隻用了一眨眼的時間,就基本上消滅了讓大眾所以獲得意義的小眾。不論是哪種意義上的小眾,以“自我”和“孤獨”做標記的詩人也好,自認為是尼采弟子的文化精英也好,一直沉溺在先鋒迷夢裡的藝術家們也好,或者從“文革”和改革的歷史中艱難生長起來的“文青”們也好,都忽然發現,所有這些立場、身份和名義,以及由此產生的差別,在手機面前一下子變得毫無意義。因為在手機所創造的文化裡,隻承認大多數:什麼樣的內容能吸引大多數人的眼球?什麼樣的情調能讓大多數人認同?什麼樣的聲音和顏色能在大多數人中流行?什麼樣的怪異能刺激大多數人的感官?等等等等。總之,手機文化不但在實際上以“大多數”代替了大眾,而且創造了“文化大多數”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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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手機的文化時代。
在這個時代裡,任何文化的意義,隻有得到“文化大多數”的認可纔有意義。當年安迪沃霍爾做過一套享譽世界的裝置,其中有個牌子上寫了這麼一句話:
“一切都好看。”(All is pretty)後來這句話成了他的招牌名言。
他這麼說不奇怪,因為在他眼中,藝術品和商品本來就沒有什麼根本的美學區別。但是今天再回顧這句名言,我們會發現,正是在我們生活其中的這個手機時代,沃霍爾的主張纔得到了真正的實現——隻要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好看”纔可以是美的,或者,本來就都是美的。如果說,當年的很多西方藝術評論家和藝術史家,在“一切都好看”這個說法裡,曾經看到了一種新的文化政治的訴求,認為那是走向文化民主化的一個必須的路向,那麼,手機時代給了他們一個巨大的諷刺。事實是,文化的民主化倒是大大向前推進了,但其結果,是“文化大多數”所建立起的文化統治。
這裡不僅沒有大眾,也沒有群眾,沒有人民,隻有大多數。
這是一個新的文化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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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
如果在這個新秩序裡,文學寫作首先要獲得“文化大多數”的認可纔能夠生存,那文學還能有創造性嗎?
如果文學寫作的意義必須得到“文化大多數”的認可纔能有效,那文學寫作還能有對現實的懷疑嗎?
如果文學變化的走向不能得到“文化大多數”的認可就隻能止步不前,那還有文學的發展嗎?
這類問題還有很多,可以不斷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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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也無數次自己向自己追問這些問題。
不過,無論問過多少次,我給自己的答案隻有一個:文化大多數是可疑的,至少對發展文學是可疑的,如果涉及是否有利於出現優秀或偉大的文學作品,那就更可疑。
也許,手機所代表的大多數,是這個時代所必須的。如果網站不重視點擊數,如果手機商不在意銷量,如果大V們不計算粉絲數量,如果一個帖子不追求轉載量,更不必說,如果馬雲不為他的阿裡巴巴謀求客戶的增長,那就根本不會有今天這個網絡時代。占有和征服大多數,如今已經成為一種絕不可能停止也一分鐘都不會停止的戰爭,一旦停止,就意味著全線敗潰。
當然,如此拼命渴求數量,把占有大多數認作目的,這在過去時代也有過,例如在資本年輕得意的年代,占有大多數的衝動也曾經十分強烈,不過,無論其目的,還是規模,完全不能和今天相比。在今天,手機時代對大多數的追求和創造是沒有邊際的,的,一律的,幾乎有著一種形而上的哲學意味。
這種形而上學究竟會給人類帶來什麼樣的未來?恐怕誰也說不清。
然而,當這個大多數漫過經濟的堤壩,成為“文化大多數”的時候,它肯定是可疑的,不祥多於吉利。
7
讀翟永明的長詩《隨黃公望遊富春山》,讓我更堅信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投合文化大多數的趣味,會出現這樣充滿創意的作品嗎?
如果逢迎文化大多數的願望,會出現這樣抱負高遠的作品嗎?
如果信任文化大多數的常識,會出現這樣心境闊大的作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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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此想,文學應該有自己的少數。
不是反對手機時代的文化大多數,反對也沒用。
但是必須有一個和它對立的少數。
如果現在還沒有這個少數,那就應該立即著手建立這個少數。
讓真正熱愛文學的人在這少數裡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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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期待偉大的文學作品的出現。
這樣的作品也一定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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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不必峰巒羅列,但是幾座突兀的高峰絕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