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延達：在詩歌中淬智、撥刺或尋找世間的光亮
王 冰
在魯迅文學院工作多年，培訓過的學員粗略一算，也能有三千五百位來自祖國各地的優秀作家了，但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是來去匆匆，短暫的學習之後，便又各自回到各地，各忙各的事情了，慢慢就淡忘起來。當然也有一些印像深刻的學員，其中就有寧延達。寧延達是優秀的詩人，對於詩歌的感悟力很強，待人接物也熱情。記得他在魯迅文學院讀書時，給人的印像，首先他是一位優秀的詩人，其次他為班級做過很多事情，包括至今還在魯院大廳裡懸掛的魯迅先生的剪紙畫像，就是他代表班級選取和贈送給魯院的。我在魯院多年，每次帶學員到各地社會實踐，很少飯後與學員一起散步，但寧延達是不多之中的一位，說的什麼，如今竟也忘了，但肯定是言談甚歡，也覺出了寧延達作為一位優秀詩人的睿智。於是，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星評選完畢，我就主動領受了為寧延達寫序的任務。
詩歌是不容易寫的，因為門檻很低，導致了寫作者眾多，且各人有各人對於詩歌的理解，各人秉持自己的文學觀點，以至使得詩歌寫作熱鬧得很，但也繁雜得很。記得柏拉圖在《文藝對話錄·大希庇阿斯篇》中，記載自己的老師蘇格拉底與希庇阿斯談到的一個話題：美是難的。同樣的，談到詩歌，被我們經常提到的話題也是，詩歌是難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上面所說的因素之外，其他的，比如，以如此少的文字，卻要去抒發展示一種大喜悅和大悲涼，寫作中的張力如何做到；比如，詩歌是遊走在激情和理性之間的，如何在其中找到一種化表達的平衡；比如詩人往往是行走在暮色中的，如何能在時間中尋找到世間的光亮；比如詩歌肯定與其他文體一樣，是要到達藝術之智的境地的，可詩歌之智在於何處，等等。無疑，寧延達在《魔鏡制造者》中對於詩歌寫作中的種種難題，也是試圖在自己的創作中得到展示和解決的。
寧延達的詩歌創作，首先要解決的是詩歌之智問題。正是因為這個因素，他的詩歌呈現出一種從具像到抽像，從細部到開闊的創作道路。寧延達的詩歌一般都是從一個具體的物像開始的，比如《大雪》《狗與藥片》《蝴蝶》《情書》《藥片》《車過臨潼》等，都是如此。他習慣於從詩歌所寫事物的具體細部，走向或者到達一種更為開闊的抽像，走到智之為智的地方去。在《傍晚的不安》中，他這樣寫道：“空曠 包圍著枝丫上的烏鴉/三兩聲悲涼的叫/把天空拉得遙遠//門前的籐椅兀自搖晃/在冰冷空氣裡散發孤獨/籐椅上的人不見了/留下了一團不安的空氣//我來到一個孤獨之境/內心長滿荒草/亂風吹拂/雙眼湧出驚懼而冰冷的雪水//我甚至不敢抬頭看那樹梢/一直側耳等待那隻烏鴉的啼叫/我生怕一抬頭/就連那荒涼的枝丫/也會空空如也”。其中那些細碎的事物，包括時間，流動在“被柏林禪寺的鐘聲擊散在深沉的大雨裡”；而在“被生命遺棄在無法領會的宿命裡”，不論是“你看見的”或者“看不見”的，其實都“盛開在芬芳的季節裡”。而做到這一點，詩人首先要做到的是在激情與理性之間找到一種平衡，即在外界事物、歷史理性、人文關懷和文體升華之間保持張力和平衡，寧延達的詩歌是具有這樣的特點的。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原點，他的詩歌創作對於具像的選擇，纔能是相對寬泛的，加上他那種理性的力量對詩歌的介入，使得他的詩歌在紛繁叢雜的事物中，不但沒有進入盲目與混亂的境地，反倒在其中呈現出了一種豐盛繁復的詩歌景像。我想，這應該是寧延達從文學的精神價值出發，觸及到的具有現實主義特色的主體架構的探索與嘗試。
寧延達不但具有這種詩歌創作的藝術傾向與實踐，而且有能力在混濁中將智性的訴求表達出來，將其中的善不斷彰顯，將惡或者非正義的毒刺，看穿，撥出，剝離開來，創造一種充滿智慧和純淨的詩歌敘事。由此，我們看得出寧延達在他的詩歌創作中，憑借著這一種釋放藝術魅力的有效形式，通過還原現實本真狀態的無奈甚至殘酷，使得在廟堂、雲層之上的詩歌，回到了民間和地面。就這點而言，即使寧延達在詩歌自身建構方面，還依舊略顯殘缺而模糊，甚至是表現出一種搖搖欲墜的傾斜，顯示出一種搖擺不定的寫作傾向。但他的詩歌散發著一種信號，即他在詩歌創作中表現出的那種對於時間的錯置和空間的傾斜的喜好，那種對人生價值、人道主義、人的主體性、崇高、理性精神、正義立場等現代性精神的逆向肯定，也能夠為他求取自己詩歌的進步發展，提供一片更為廣闊的空間，為他的詩歌創作找到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支點。
而在搖擺之間，我們甚至可以認定寧延達的詩歌是在自我隔離的。就像他詩歌中所寫的那樣，“我已走遍世界，想看到的依然沒有”，他就像一個林中修士，“到了該了解秘密的時刻/到了 每一天中要定時冥想/的時刻 到了在空氣中盤坐/默默療傷的時刻”，他也“總在想/黎明 是時候了/揭開答案”了。這種文本所具有的對於自我的割裂和自我封閉，使得寧延達的詩歌具有了現代性精神和後現代敘事之間結合的效果。這讓人緊張喘息，卻又不得不糾纏其中；這也使得他的詩歌在一定範圍內，有了意義上的分化與重組的可能，從而架起了自己的詩歌空間，讓自己所描述的事物，以及語言本身，成為了他自我表達的對應物。而他這種對現世存在不斷否定的價值判斷，其本質表現也是對現實存在的反映，應該是他作為詩人在意識到自我主體的巨大局限後，痛苦無奈的自我解嘲。
寧延達的詩歌是由一幅幅欲望組成的圖景，裡面有內心的焦慮、苦悶和欲望，有人格理想、主體地位、道德立場在俗世中迷失後的呼喊。但是，在這樣的詩歌中，寧延達的自我迷失，其實是一種清醒的選擇，它意在表述自我無力確認自己身份而痛苦掙扎的心路歷程。從這個意義上說，詩人每一首詩歌在對使命感、道德觀進行拆解時，已經把一種現代性焦慮灌輸進自己的詩歌場景中了，從而激活了自我詩歌話語的生存空間和再生能力。比如他在《退出你的世界》中寫道：“我退出你的世界 就像螞蟻/退出陽光 回到深深的洞穴/就像眼淚 退出身體/回到緘默的深淵//就像星星 嘲弄一切活物/它回到靜止 回到沉默/回到冷”。於是在寧延達的詩歌中，他寧願放棄重返理想主義的中心，而是去開啟一條屬於自己的詩歌創作之路。在《拒絕》中，他表達出了這樣的指向：“我越來越拒絕聽到人們談及黑暗/我確信/如果你亮著/身邊的人就不會遇上它”。他所寫的事物是如此卑微，卻又是如此強大，這就成就了像《泥土之下蔚藍無限》這樣的詩歌：“每一棵小草的萌芽/都為了看見 遼闊天空//一棵草來東風中舞蹈/它知道要盡情舞那麼一場//時光枯黃過/季節僵冷過/夜晚悲傷過/內心吶喊過//水深之處遊魚千萬/泥土之下蔚藍無限”。在寧延達的詩歌中，當他找到並力求表述對於一種事物的拒絕時，他詩歌的語言幾乎就要變形了，他用了很大力氣控制住自己幾近癲狂的感受，他不時“向土裡潑一瓢水”，期待看到“忽然有一扇窗戶亮了”，他看到“鼕夜 雪/欲來未來/樓群的燈盞一家家熄滅了/窗外變得漆黑/隔壁的咳嗽聲也隨我的心情/漸漸暗了下去/此時/忽然有一扇窗戶亮了/仿佛黑暗中有人睜開了眼/就像/我突然想起了/那天的你”，由此，寧延達也將一些精神創傷的感受生動地呈現出來。在他的詩歌中，他不斷重現的，是暴虐對於平靜的破壞之後的重新平靜；他要保持的，是自己將深度體驗轉化成淺層次表達的呢喃獨白，這是他智性的一種特殊呈現。
我們知道，人生是有無數毒刺橫在前面的；人世是有很多荊棘擋在道路上的；人的不完滿，是人的一種常態；人的有限性的存在，是人必須面對的困惑。於是，寧延達在其詩歌中力圖撥雲見日，在濃霧中破除人的一種所謂的能效，這應該是他立足於基本的社會文化現像癥候加以總體審視的結果，是他面對現實真實存在的問題，不斷將其剝離，並不斷撥取那一根根橫亙在自己面前的尖刺的成效。在寧延達的詩歌創作中，他從不會故意遺忘苦難，進入一種無情的抒情模式，而是進行一種詩性的沉重的反思。如果說，生命給予人的生命意識，是寧延達詩歌思想的內核，那麼，他在他的詩歌中，是用挪用、拼貼、組合、改寫之類的寫法，來抒寫自己對於生命和人世的理解的，這本應該就是詩歌初的承諾。生命的孤獨和悲苦，讓寧延達將生命中那些精神性的東西得以尖銳噴發，使他的詩歌具有了自我的文化精神向度。
於是寧延達詩歌的光亮就漸漸顯露出來，“為了存在/我塑造一切可能的我/為了塑造不存在/我故意對你之外的人撒歡”（《蝴蝶》）。進行著蝴蝶一樣的蛻變，這就是一種生命之光，但是，這種光亮是要有一種時間背景的，於是他在《南京時光》中寫道：“南京城亮起來了 秦淮河的水/倒映著旖旎的燈影/暮晚 人群散步/青石板在繁華間磨損著孤獨”。他在《車過臨潼》中寫道：“在路上 成群的石榴和我賽跑/我的車有多快/它們後退的速度就有多快”。他拿來時間的利器，將人變成妖，“不知你有沒有感到幸運/循環復循環/據說 人變畜生再變妖怪的時間在縮短”（《妖變》），當然，寧延達也想“從此 我試著寬恕自己”。這些都是作家的獨立思考發出的亮光，符合寧延達的寫作理想中對於藝術個性或獨立神智意識追求的要求。從中，我們能夠看得出，他的詩歌裡充沛著一種張揚個性的魅力和生命不氣，而這又是深深地立足於日常社會生活的。就如他在《天亮了》中所寫的：“天就要亮起來/我到底該不該放下那些陰暗/攜帶微光走向明亮/事物再硬也硬不過歲月/偏道子對面的石頭山/被風刮走了半邊”。
其實，當今的詩歌創作並不缺乏對理想主義的闡釋和宣傳，但在詩歌中，從一開始就能徑直走到對於塵世和事物否定的壕溝裡，然後卻又能讓詩歌這個痛苦的盛器去散發光亮，其實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樣的詩歌，讓人很容易產生一種絕望感，但寧延達的詩歌在快要到達這個地方的時候，他讓他的詩歌轉了一個彎，讓詩歌離開了對於一種苦楚的糾纏，走向了表達的彼岸，開啟心靈，去感知和傾聽一種光亮開啟的聲音。
“但他越來越像一個詩人/就那麼一小行一小行地/讓光 撲面而來”（《持微火》），而這就是詩人寧延達了。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