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生息於處處溝壑

——毛培斌先生散記

文/胡赳赳

毛培斌先生是我的一位恩師，自一九九九年認識以來，我們餘生的交誼便開始了。隻是甚少對他執弟子禮，而多以朋輩過從，如此方形跡不拘，隨形賦物，忘記先生長我十歲又五。但在內心裡，我是對他極為敬重的。他有一顆敏感的內心，包裹在無奈的肉身之中。所以我的內心，必然對他極為敬重，怕他受傷害。

他的敏感，不知是如何煉成的。隻能歸結於其天性，上帝造物，愚肖混質，敏感者與天相應，鈍感者和地流俗。毛先生的過去，有他那一代人的苦難，也使他敏感的天性，殊為磨礪出一種獨特的光華與氣質。他常提及：上大學之前，那種一無所有的卑賤。必是自我菲薄的。如刍如狗，“遭此百年譴”（蘇東坡語），降生於湖北丹江口市石鼓村一戶艱難度日的人家。從此開始漫長的、改變命運、打量世界的生活。

介於不惑與知天命之間，他帶我訪問他的村落。八百裡武當的漫漫群山之間，一個小村莊居於遙遙山巔，仰視白雲，俯瞰漢水。初的貧賤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陶淵明式的桃花源，竹林、肥狗、野雞，親戚三兩戶，皆院落幽靜、農田沃美、汲水甘甜。一切是東方式的樂陶陶的境遇。他幽居之思日長，歸根之情蔓生。後來我抄錄羅大經的《山居述事》於他，言“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歸隱山居，林泉高致，料是他的不二情懷。

少年時的貧窮，大約影響了他的人格，敏感、自尊、不屈。酬酢之際，我亦發現他暗暗的爭強好勝。考上大學，先生成為當地的名人，他負笈遠遊，下漢水至武昌，求學於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繫。聽他言說，大學四年，隻有一件軍綠外衣，今近絕跡的毛線衣，是他那時的衣物夢想。風花雪月，自是與他無緣。青春年華，苦楚（此一詞意，後多現其詩端）而落寞。自審面孔，雖有異相，但纔華隱於胸壑，尚無賞識者來發見。敦敏之軀，雖時時提撕，終清流不落俗潭。

畢業分配，他人留存於大城市，後來南下淘金、北上創業者亦多。他獨懷一份武當文化的情結，飄然返鄉，過起鄉野人的生活，在鄖陽中學當一名語文教師。如此孑然獨立，在“自我實現”蔚為大觀的時代，顯得落寞悲摧，毛先生亦有不平，也有對錯失良機的浩嘆，但他肉身之上的靈指引他選擇這樣一條道路，必是自有道理的。我仍記得，多年後，他在某報上首發的詩歌，石破天驚，一抒胸臆，將一位中年寫作的知識分子的萎頓之氣一掃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平靜、自足與臣服，這種對現世運命安妥的服順，已是徹悟後的契合，激越後的坦蕩。“我從漢水之湄動身/從一個生長五谷的谷地動身/擷一枝素馨臘梅/傾一泓碧波丹水/執一面笑不去的憂郁/自東盤旋而上/也將盤旋而下  向西”。他將目光投向深林仙山，將自我意識與武當聖峰融為一體，以寂寂蒼山的慧眼觀照當下自我的境遇，從而獲得的澄明之境：“在有我置身其中的卑俗和宿命裡/面對貧困敗壞時代/沒有必要尋找/沒有必要執著”（《本土武當》）。

這讓我聯想起偉大的詩人孟浩然，自嘆“不纔明主棄”，放鶴歸山，以致“纔大不堪用”。纔具愈大，人格愈獨立，天地之間任往之，精神涵蓋時空維度，隻有在詩學中，纔有藏身與葬纔之處。毛培斌想必對孟浩然亦是有類同杜甫的心理的：“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或如李白對孟浩然的形容：“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在21世紀的一個春夜，他寫下了這樣的句子：“我們每天把死亡體驗/勤勞的鳥棲落在初萌的料峭上/清脆的叫著右耳/一個人此時有些頹喪/間歇傾聽窗簾上的春色”（《三月的孟浩然》）。

至此，他將現代人的生存困境與孟夫子的天人哲思打成一片，“此刻，翻閱手機短信的毛培斌/有可能是/正穿木屐的孟浩然”。這既是一曲現代文明的挽歌，也是田園荒蕪、心無所寄的悲愴曲。但作者會心於那機智的境地騰挪與自他轉換，將“他者與自我”、“現代與古代”、“詩酒與世俗”、“田園與都市”變成一個徹境，在這個徹境中，詩人獲得了靈魂上的升華與身體上的修持。

也許正囿於此，那個作為文化評論家的毛培斌，性喜談玄論道的毛培斌，對於文壇掌故與時人新作了然於胸的毛培斌，憑藉詩意的靈犀，豁然洞穿了“存在的本質”。

顯然，他對都市化既有排斥，也有投奔。在教書後又南渡海南幾年之後，他棲身於十堰市的一家企業。在這家以生產商用汽車聞名的企業中，一介文人勉力周旋，在世故中褒有人格，將人性的貪榮與卑賤盡收眼底，予以杯酒和解。大的時代況味與弄權豪強的狹路相逢，使得個人命運愈發的工薪化、無求化。他並未生懷纔不遇之感，也徒有濟世淑賢之纔，每每在升遷、機遇、改制的時機中，變成頹喪與隨波伏流的一份子，既便扼腕嘆息，亦屬事後解頤。但也由此，練就一份沉定功夫，落落觀世，寡淡聽潮。“你對呼告的處理可能尺度過大/我是傲慢的 還是謙卑的/拯救不能可有可無/而選中的幸運不在於概率/我的虛妄如此虔誠/逍遙一直處於緊張狀態”（《天啟》）。

“虛妄的虔誠”或“虔誠的虛妄”，“逍遙而緊張”或“拯救與逍遙”，在他這裡，得到內部的調柔。《金剛經》雲“降伏其心”、“善護念”、“念起心覺”，毛培斌對此具有先驗意識的覺察力。他將其以詩性的方式妙懸其間，正是一個修持者對“空”、“無為”境地的拆解與多義性把握。

老子善“伏”、“利下”，無美丑善惡之別，且“絕聖棄智”，張三豐絕塵於“雲水”， “鳥語喚卓午，氣靜何翠壁，踏到水澗外，鹿步響木葉”（語見《雲水集》），道家清靜觀、無為觀的哲學思想眷養著“一頭自我意識的豬”。這也是毛培斌多年雌伏山守一，不肯進入主流話語圈和中心地帶的原因。且看毛的自我省悟：“我是一頭上帝的豬/遠遠喂我/不在乎我的發育/讓我在短暫的成長中體驗生命”（《一頭自我意識的豬》）、“我確信自己曾是/一頭形而上的豬/一個叫毛培斌的人體/是我這次輪回的居所/痛苦而肉感/我常常深入肉體/同時關注宇宙/猜測上帝的意圖”（《徒勞的肉感》）。

我識培斌先生恰逢其搬來十堰有年，我及弱冠，先生壯年。其時，他正從企業借調到十堰電視臺當編輯（因此也錯過了分房）。那是世紀之交的前夜，他受制片人的哄誘，欲一逞纔具之力，在新聞編輯臺上，字斟字酌地為龐大的宣傳機器貢獻心力，也手把手提攜新人，與年青人溫言相和。他得知我和朋友陳冰在大學辦文學社，寫作詩歌，便欣然“可以見一見”。至此，我們的會面宣告完成。在五堰某個火鍋店中，熱氣蓬勃，酒肉與好心腸皆具，當時還無談經論道的本事，隻是就文學熱點及詩學興趣交流看法，即受益匪淺。此後，訂交是當然的，我請他作文學社指導老師，每每耳提面命、縱論大塊，遇有新作，必奉之親閱，以獲提點。毛培斌是位“覺者”，識貨，這也每每勾起他的運思之情，或許，他詩集之醞釀，也是與我等互相激發的結果。

於是經年，我的詩歌自是精進，而畢業亦在即。我揖別漢水，北上京城，展開一趟無法返鄉的孤離與騷動之旅，陳冰少年入川，志在老死綿陽。另一位文學社的成員李初初，則以詩興於旅途，成為一名跨越北京和拉薩的“旅者”。每個人都在追隨自己的內心，以自己的方式觀察宇宙和人性的進化，這是一個無比緩慢的過程，與現代化的節奏格格不入。

有時不適，有時焦頭爛額，有時想抱著古人的典籍痛哭。但毛培斌則扮演那位清醒的覺者，冷眼觀照傳統文化的腐朽與危機，體會現代西方文明的興盛、科技物質對人類生存環境的改寫。某時，他對西方的思想予以崇拜，大唱贊歌，在話語間輕易流露。他從拉康、海德格爾那裡汲取關於心靈與思想的智慧。他買了一部紅色轎車，喝紅牛，曾經一天之內奔襲一千二百公裡開到京城。他戲稱“享受汽車文明”。隻有耷拉在脖頸用以擦汗的敷子，以及口齒間棗核的田園之甜替代口香糖的工業咀嚼，暴露出農業文明的遺跡。

對於西方的過度贊賞，隻是他與他之間的自我思辨，旁人置評力所不及。至少我並不認為這代表（代替）他的內在真實意圖，或許，他僅是以此表明華夏道統此在的難堪，以及西方科學對真理探詢嚴謹邏輯的嘉許。“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五千年來，中國人一直如此微言大義。

2013年8月底的北京，在他與毛喻原先生的會晤中，此間對西方的嘉許，和對東方的辭冷，恰有相同的呼應。而我隻默然作為一個旁觀者，在他們的字裡行間尋找依存與旁證。至少在毛培斌先生的所有詩歌中——我原諒了他過份抬高西方的作法——未曾表露出此種態度，恰是受傳統古典的浸養，而表露出自成一體的、與老莊同遊的心物觀感。

惟他多了一份“肉體意識”。這種對身體高貴的洞察力，或許來源於西方人文精神的發端。東方文化是成就聖人的，而西方文化是成就平等人的。又一次，我說服自己原諒了他。

陳丹青言，畫人物肖像實際上是在畫自己。毛有一次為我的詩集寫評，我恰發現是他自己的寫照，他說：“這是一個有些逍遙的體態英雄，深具由於氣短而產生的頹喪氣質。”毛正是這樣的“體態英雄”，他的詩集有力地袒露這一點，在“色”、“相”、“名”混合而成的表像與觀念世界中，人的溫度、情性、可感的的意識，恰如《易經》所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傳感器”，接受著彼此的觀照。“我觀照的世界形態/由虛空裡的生命重填/我那一掠而過的曖昧/感性悸動誘發的自省，以及/由此而起的佛性，在持續進行”（《世界因為少女而突然呈現》）。

他機敏地內省，使得“發乎中”的“性”，成為尚未流布的“情”。正如本雅明所言，都市化的性感與迷醉並非“一見鐘情”而是“後一瞥”（語見《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毛又摻入東方式的自我“止觀”，觀察自我念頭的發生，並且任其來去。這是一種透徹的修為與意識，跡近於禪境。

但他的心並非老僧入定，而是時時有著鮮活的騷動，“身體意識”、“體態英雄”以一種生命自身所具有的腥香、肉感和美質覆蓋著他意圖形而上的智慧。他想像：“一車車的川妹子一掠而過/一個個隧道等候洞穿/僕僕風塵/慰安著原始期的市場和經濟”（《南望山邊鐵路》）；他打量：“一個年輕女子/身份模糊曖昧/看上去時尚、漠然/渾不在意車窗裡看客的猜想/兀自隱入無序繁殖的甬道”（《火車上的郊區》）；他帶有政治隱喻地嘲弄：“一些雌丐從事獻身式乞討/隻為疲軟高樓裡鼠疫般的陰莖/抵擋更多的搗棄/但朵朵良家桃花/幽怨地守身，卻不如玉/這是一個三十年的洪荒期/這是一個潘多拉的東方紅”（《三十年河東》）；他終於指認出自己：“自從賦有此具肉身/除了自我形態/擁有太少的喧嘩和呼吸/宇道周行不息/濺出痛楚/奇妙呵，那是世界剝離自己/將吾賦予”（《揖別》）。

這種豁然醒悟的方式，是詩學近乎失傳的絕技。外觀與內觀交融在一本奇特的詩集一體的靈意噴射，帶有復雜氣候的隱秘特征，有時低空俯視察勘，有時高宇抬眼逍遊。他再一次洞察到觀者的洞察，於是提前說出：“以肉身殉詩/身體中的精神疼痛/控制飛翔/語辭的撫慰晚來於身後/大地收留不甘/刪除生命曾經的特異和波瀾/偏執的隱秘享受/癖性隻是平凡。”（《內熱》）

跑在眾生之前，甚至跑在上帝之前，跑在宇宙的奇點之前，這便是“內熱”，也是宇宙的“減熵”原理，從減熵的角度，來看一個增熵的世界，其混亂、丑陋與不堪，卻又是那般的合情合理，充滿秩序、美滿和誘情。

在《劫運》組詩中，他對肉體的追問、對生命的究竟、對宇宙的浩嘆達到一種想像力的高峰。他自我辯難、反復詰問、略帶乖張與喋語的叩答使人想見屈原《天問》的氣質，想見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寂妙，想見東坡《水調歌頭》的清邁。“這個世界沒有不朽，供你我寄托/一切都隨‘自我’進程湮滅/由於性質，人類先行逝去”、“ 讓‘世界生動’這種願望/源始了彌漫天地的罪過/每種事物都是生成和受劫/加入到一種罪的洪流”、“漣漪隻能堆積於湖岸/而無法弄皺另一個湖”、“ 你占位時空之前/並不感到遺憾/因為它存於抽像/構成你的事物在緣中歷險/劫育何其巨大”。

可以說，毛先生所寫的“肉詩”與“哲詩”交相輝映，其“肉體背景”襯映著“哲思”的不朽，而“哲思”也賦予“肉體背景”以當下的寧靜與永恆之和諧，使其從速朽、刀口舔蜜的迷狂狀態中超撥出來，從而在布滿焦灼與苦楚的地獄烈焰中委身於更大的光明體，臣服並接受黑暗的、極權的統治，與無上的“根”、“無極”互相坐忘，將“客氣”驅走，主觀者獲得根性上的體認和自信。

不止一次，毛先生跟我講：“我其實開悟了。我都看得很清楚。我就是玩一下。狗日的好玩嘛。”他的楚豫交界的口音，綿長委婉而又短促決絕，常常是酒局上的攪拌劑，也是我們戲謔的對像。

但這並不妨礙他具有個人魅力的表達，搖頭晃手間的淡定，洞察全局的了然於胸，一幅香港演員午馬式的表情，但言辭之間卻是朱大可式的犀利與判詞，一俟用戲詞般的鄉音拖出，竟是意想不到的豁語。詩人秦曉宇2004年底造訪十堰，與毛先生徹夜長談；2009年底毛在秦曉宇北京百望山家中談詩，又是徹夜縱橫。這種景像發生在21世紀，已不多見。毛的用語“肉體背景”，曉宇寫進《七零詩話》，也是逸事一件。

但詩人的生活實在是平乏的。這樣往來的詩友少之又少。偶爾他會以文學批評家的面目出現在十堰本土的一些飯局上，但大多數時候他都不去。約他寫評論的文學青年和詩人不在少數，畢竟他的面目是以評論見長，但他隱藏起詩人的氣焰，心平氣和地婉拒某些邀約。可以說，正是由於詩學的質地，纔使得他更易感，敏於對詩人的理解和剖析，這使得他的評論恰如福柯所言：“我忍不住夢想一種批評，這種批評不會努力去評判，而是給一部作品、一本書、一個句子、一種思想帶來生命。”

毛用一簇火焰去靠近另一簇火焰，這是他的天質。但更多時候黑暗的廣漠無邊是平庸、單調、匱乏，如同斯賓諾沙和克爾凱郭爾的隱忍精神一樣，毛寂靜衝漠的內心世界足夠豐饒而完整，外界的貧乏並不構成威脅，隻是可以觀察的生活摹本。

他長時間地散步，從家裡出來，下坡，經過一個操場，拐到一片河灘，沿河道五裡，俱在眼底。這是他去廠區的線路。每天都能見到一匹馬，從馬眼中他發現了動物的豐富性，他與馬成為熟人、道友。他讀出了一種靈與靈的擦讓：“途中，一匹馬橫立拱橋/它瑟縮惕讓，馬屁已退懸欄外/錯身剎那，那張凜冽的幽默嘴，蹭了我的右肩”（《一匹意外的馬》）。

有時，他又能偶遇陌犬，便欣然為其題詩，言：“很是咬了我的猝不及防”，幾次後，“而今已在陌路中有了掛念/成了彼此某一刻的生活期待”，他認為狗認為他“你的體味很有善意”，然而終於某天不再偶遇了，失落的詩人說：“隻有矮牆，在河樹遮掩下空寂/一如我的悵然/我那打馬走過的江南”（《陌犬》）。

這從日常生活中產生的詩，頗似英國詩人拉金，不為其大，以幽微意識為美，冷峻而又寓意豐富。

周一到周五，他河灘散步，上班，整頓詩情，然作品甚少，近於對自己的刻薄。也許詩情不待濃郁，便被生活化的場景一一稀釋，落入俗世人情的巢穴：在廠區承擔書記的職能，日日開會、組織工作、談心洗腦、以德服人。惟上與惟下，都以平等和尊嚴體待之。

但他周末，則必定放車進山，攀爬五條嶺，呼吸吐納，在山林間一洗世塵。有時，他會接上另一位老友，閉門讀書、研習哲學的熊興國先生。五條嶺上，遠眺武當風姿，獵獵大風，雜樹聳雲，陰晴各有地貌。喜人跡罕至，這片獨有境地，正應了他大學畢業時的想法：“我就是要回到山區，搞本土武當文化。”

對山林天然的親近，相和為詩，則是自然天成的。毛信手撚來，所獲非多，沓沓詩情，如鴻爪雪泥，供人一窺真空妙有，其有無相生，獨生妙義。“水央靜穆，不可詠思/道家寂寂群峰。更有唯我獨尊者/倒影於此，涵納於波瀾/向著深淵透徹生長”（《滄浪蝴蝶》）。這首詩作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二日，細一推算，正是我長休於武當的那一年，若未猜錯，當作於他開車帶我去拜謁孔子滄浪聽歌之處。“龍巢山定水古塔，則煙雨南岸”，在毛視域之中，布羅迪阨眼中的“文化場域”化為這一片上古山水，武當神農一脈，先秦牧盛，房縣尹吉甫編篡《詩經》，屈原行吟《滄浪》，孔子問道漢水，神農嘗百草於斯地。再早，恐龍在這裡留下大量遺跡，鄖縣人頭骨化石將人類活動提前至今80萬年，改變了人類起源非洲說。

古今纏綿，令人無眠。基因是在進化還是退化。“文明”與“無明”（胡蘭成語），相克相生。人是自我的囚徒，精神超然物化，肉體萎頓於泥。“孔子攜樵歌北歸 三月不知肉味/在苦楚艾蒿之外/困惑綻出儒禮”。

在古均州府遺址對岸，登塔而望，仍有百世興衰之嘆。繼而生起李白之感喟：“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陳子昂雲：“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類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代有遺情。此一片漢水，將南水北調至京，人力之堅，自然之柔，皆顯乎此。登塔，攀岩，臨近漢水，捧水而飲，一對蝴蝶翩至。忽一隻落水，毛先生不顧安危，奮然救起，揚天而放，蝶又飛起，不知所終。其水也可掬，其蝶也可掬，毛先生之憨態亦可掬。未料他後來妙化成詩，苦吟處亦見洞機：

我這個現代土著

洞察了我們之間的莊周個性

此刻隱忍、專注，願心浩大

終於釣起這朵夏花

轉瞬，蝶身水霧微茫

空闊裡，拙笨笨又栩栩然

繼爾倏忽不見

像是逐夢，並歉意於掀起某處風暴

我心虛擬  怡然

陽光下江山茂盛

寥廓裡我渺茫為江山一蝶

萬物生息於處處溝壑

（《滄浪蝴蝶》）

此蝶，是莊周之蝶，亦是混沌理論中的“效應”之蝶，何嘗又不是詩人自身的化身?“萬物生息於處處溝壑”、“我心怡然”、“歉意”，所指與能指之間，蝶人打通、，“願心浩大”的“現代土著”洞察萬物之先機本質，自我渺茫於“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張充和）的衝淡平和之境。

毛詩數量甚少，概因其詩學造詣不在多，而在精。一首詩能說盡的事，何必自摹一百首呢?若境界未有提升，寫一百詩，也隻不過是同一首。正是對於精當的嚴謹追求，毛詩反復吟哦，充分修改，必求形式與內心的妥帖安放。

也由此，他精於煉字，每自出機抒，造詞執拗，料峭多姿。如“縱逸”一詞，縱和逸二字聯用，現出其特質，縱中有逸、逸中有縱，“縱逸世界根柢/吾屬意那些深心/那些萬古”（《意義》）。如“冥測”（“緘默尺度超出冥測”《劫運》），這個造詞，也恰如其分地表達他的靈思默運。

其中很可愛的，也現出批評家的鈍厚，用補語的句式入詩，是其特點。如：“怒放於頹污土質中”； “囿於楚人不諳風月的南方被動”； “吾決計一遊北地大澤”。還有那句：“萬物生息於處處溝壑”。

毛培斌先生是“荷爾德林意義上的”詩人。一七九八年二月十二日，荷爾德林給他的兄弟寫信：“我們生活的時代，不是詩人的氛圍。”我們所處的時代，與之並無不同。荷爾德林一繫列名詩《漫遊》、《歸鄉》、《故鄉》，盡可以與毛培斌的詩《本土武當》、《滄浪蝴蝶》、《逆旅》一起比一比。不是詩體的高下，而是“萬物生息於處處溝壑”，散落、自在、發出光華。詩人與上帝之間是“同構”的。詩人與詩人之間亦是“同構”的。詩人與非詩人之間亦屬同構。萬物即是上帝自己。

人人皆有詩性。人，必然已在詩意地棲居。

2013年9月23日—10月24日 於不動心齋



（胡赳赳，詩人，資深媒體人，《新周刊》副主編，出版詩、文集多種）

每天去說不清的地方……忽覺一路拖曳的暗影蔓延成晦澀的荒原。”這是陽光下的痛楚，暗夜裡靈魂逸放的幽香。讀毛培斌兄的詩，很肉感，很骨干，而又不乏從容散發的那種靈性的氣息。詩中流露出來的那種情愫，在我們這個智殘情虧的時代，尤顯彌足珍貴。

——毛喻原



毛先生的詩歌跟他的人生一樣是一個極為自足的作品，其中的尋找感、尊嚴感和獲得感隨處可見，沉靜、堅定、不乏驚心動魄的瞬間，貞於一時一地而啟氣。詩歌寫到此境，值得祝賀。值得關注漢語世界演進的人們關注。

——餘世存



他機敏地內省，使得“發乎中”的“性”，成為尚未流布的“情”。正如本雅明所言，都市化的性感與迷醉並非“一見鐘情”而是“後一瞥”。毛又摻入東方式的自我“止觀”，觀察自我念頭的發生，並且任其來去。這是一種透徹的修為與意識，跡近於禪境。

——胡赳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