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的開始（代後記）
寫作，從事這門手藝的人，從理論上講，都有一個開始，也都有一個結束。
我知道自己寫作的開始，我的青少年時代，一首變成鉛印的小詩，為了立志，也為了質疑和迷惘。但實際上，我知道，那不是寫作開始。寫作，那時對於我，還遠遠沒有開始。四十歲時，我去了農村老家，泡在泥土裡，一住四個月，寫下了大量帶有泥土氣息的詩歌和小說，我以為我的寫作開始了。我想說，我自己所謂的寫作的開始，隻是剛剛嗅到了一點點寫作的氣味。這個世界上，熱衷於寫作的人太多了，然而太多寫作的人，寫作沒有開始，就結束了。唯有少數人的寫作，有開始，也有結束。
世上不乏寫作開始很早的寵兒,他們布滿了文學的星空。雪萊、蘭波、海子等詩人，他們的寫作開始得早。雪萊21歲時，寫出著名的敘事長詩《麥布女王》，30歲海難時，長詩《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以及其不朽的名作《西風頌》都已完成。蘭波從14歲開始寫詩，到19歲時已完成了屬於他和後世的詩篇《醉舟》。海子，生命短暫的天纔，25歲自殺前，為我們奉獻了一部厚厚的抒情大詩。依憑了天賦的秉性，他們寫作開始得早，寫作結束得也早，短暫的使命被召喚後文思噴湧,然後生命歸於平寂。
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等長壽型作家，寫作有一個很早的開始，也有一個很晚的結束。傾盡六十多年時光，老歌德為世界文學殿堂奉獻出了長詩巨著《浮士德》；而直到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在不斷地為我們奉獻著《白痴》《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等巨著；列夫·托爾斯泰臨近晚年，則寫出了思想性藝術性極強勁有力的長篇小說《復活》。
正如肉身生滅的軌跡是一條線段，寫作的開始和結束也是一條線段。然而，後者卻因文字洞開了永恆的時間和空間。有寫作的開始和有寫作的結束，是作家在寫作中達到的一種靈魂修為狀態。他們肉身寂滅後，在文字裡繼續呼吸著，而後來的讀者，也於他們文字所築建的精神世界裡行著。這個世界，人類肉身更新換代的延續中，書籍，給後來者注入的是更強勁的啟蒙光輝。寫到這裡，我想到了“文學經典”一詞。
寫作是一件殘酷的手藝活。寫作者都在迷途，寫作者都是浮士德，很多時候，他們或許並不知道自己的寫作是否開始。他們寫作，也被靡菲斯特誘惑著，可能走了很多岔路，終卻因寫作，在臨近黑暗深淵時得到了拯救。但丁用文字打通了地獄、煉獄、天堂三者的通道，他穿行其間，終他看到了貝特麗采，全身發光的人引導了他的文字。赫爾曼·梅爾維爾寫出了充滿像征與寓言氣息的《白鯨》，我不清楚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寫作已有了開始和結束，或許他知道而他身處的那個時代不知道。卡夫卡默默無聞地度過了一生，他工作、戀愛、為戰勝對父親的恐懼而寫作，臨死前要求朋友焚燒小說手稿。卡夫卡結束時，也在其留下的文稿中又一次開始了新生，隻不過，他在文本中化身為更復雜的靈魂。有人說，這個靈魂早早看透了人類異化的降臨。
熱愛寫作，是苦差事也是一種福氣。對於我的寫作狀態來說，我隻是在路上奔波。我很清楚，文學不是一塊伊甸園，被逐出的人很多。在當下的狀態中，文學已從眾多的娛樂和消費景觀中退到了邊緣。而那些因文學修為、思考、判斷、耐力等諸多因素都欠缺的寫作者，雖然在寫，可在盲目性中，他們連一個寫作的開始都沒有，更談不上寫作的結束。這樣說，是因為我看到了文學生態圈殘酷的淘汰事實。在這個時代，娛樂至死和貪欲橫流的世風籠罩下，文學還有多少魅力？況且，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在大浪淘沙後，有多少金子可以留下來？
寫作，我用詩歌來向它致意，也用詩意面對自己的未來。我寫詩，就像喫喝拉撒一樣自然。我不要求寫作的結束，一個有經典的結尾，隻是幻想能有一個寫作的開始。起碼，我還有幾十年的寫作光陰和堅定的毅力。這是我坐在小書房，面對書櫃中的壁立的名著經典所想到的。多數時光，我靜靜地讀書，深入到一個紙世界。那些經典，用文字囊括了一個寫作者的肉身和靈魂，也囊括了人類一個逝去的時空。它是一個有寫作軌跡的人留下來的，是一本物質的書。詭異的是，那物質的書能不斷地衍生，更新，它有著更復雜的啟蒙力量，它是一個十足的復雜靈魂，並且向著未來不動聲色延宕著。博爾赫斯曾用文字築建了一部永遠讀不完且不重復的神奇之書——《沙之書》，或許，那就是它——文學經典。它平素靜靜地塵封著，但隻要你打開，就像擦亮了阿拉丁神燈，立刻充滿了光芒和奇跡。
閱讀經典，我妄想著從那個紙世界脫胎換骨地走出來。我打開那些書，走進大師所創造的世界中去，在那裡喜怒哀樂，並且像修行一樣沉浸其中。經典世界，是文學大師創造的道場，是熱愛真善美的人類尋求的世界。是的，我們的生命現實充滿沉重、無奈與平庸，充滿迷途，卻會因那一本本書趨於生動、鮮活、明亮。經典就是這樣，它是人類的希望和日出後的光芒，它引導著人類走向自由開闊之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裡，終為青年大學生拉斯科爾尼科夫找到了自我救贖的精神之路，同時也結束了我閱讀中的糾結與黑暗。我，還有那個叫做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他者”，人性的曙光被文字冉冉點亮。艾略特在《荒原》裡展示了種種現實絕境，那是現代社會和瘋狂都市的絕境，但詩行中仍在不斷地尋找著“向上的道路”。人類是和人類所寫作的“經典”一起上升的。
經典性，從寫作終端來看，是每一個已經開始寫作人的夢想。但面對自身的現實，做一個誠實的寫作者或許比面對經典性寫作更好。一個誠實的寫作者，先是要面對自己內心，然後再面對他人和社會。這樣，也許算一個寫作的開始。我喜歡謝默斯·西尼的一句詩：“我寫詩，是為了凝視自己，為了使黑暗發出回聲”。寫作何為呢？拋棄“高大上”文字構建的雄心，一個開始變得成熟的寫作者，他肯定看見了自己身體中的黑暗部分，也看到了不完整世界的真實不虛。他以現實主義的眼光介入了自我和世界的衝突中。他的悲憫心摧毀了小小自戀，而至此關注了半明半昧的眾生。寫作是一種自我救贖，自我修行。通過寫作，我走出無意識的我，走出小我，走出風花雪月式的寫作、過度自我的寫作，進而有了一個大我，關照更大的世界。
寫作的開始，需要堅實的生活。堅實的生活，是寫作的源泉，如同糧食對寫作者的身體一樣重要。我不喜歡那種弔書袋子式的寫作方式。寫作來源於身體的直接感受，來源於寫作者的生存經驗，更來自寫作者對生活的獨立判斷和思考。麥爾維爾多年的海上捕鯨生活，成就了他的《白鯨》；從軍參戰經歷則成就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保險職員的生活成就了卡夫卡的《變形記》等；而一個卑微者的小偷生涯，成就了法國作家讓·熱內，他的自傳體小說《小偷日記》，讓我們看到了靈與肉的衝突與精神的自我救贖。
寫作需要觸及泥土。高高在上的人看不到真相，因而也不可能成就眾生。我以為:大治者，居於平民和底層；大智者，隱於紅塵俗世。
寫作的難度是語言的難度。語言是符號，是智慧。在寫作時，個性語言構成了文本肉身，個性語言區別開了多樣的世界。文本首先是語言，是語言的技巧，是語言可能性中對語言難度的挑戰，然後是語言所指的一切。從語言開始，它走向深度空間，譬如情感、情懷、思索、存在之真相等。我相信，一個人是什麼人，在作品中就會自然而然產生一個相對的你，這就指涉到靈魂了。寫作中，語言的深度也是一個人思考和判斷的深度，當然這和沉迷於玩語言遊戲、語言趣味不一樣。那些意淫的、自我迷戀的、風花雪月的，無病呻吟的分行文字，永遠不是寫作；那些口號式的，貌似有力量的文字，當然也不是寫作。唯對語言敬重，纔能有好的和偉大作品。
寫作的開始是語言，寫作的結束是語言但又不是語言。艾略特評葉芝曾說：“當他以個人的身份開口說話之初，他就一直在為公眾發聲。”他看到了語言滲透後不再是語言的秘密，它觸及了寫作者肉身和靈魂真實不虛的“在場性”問題。文字的“在場性”，實質是人肉身的真切在場，是肉身行動後認知的結果。王陽明心學所強調的“知行合一”，解決的是肉身與內心如何諧調一致的問題。過於“靈魂”和“肉身”都很可疑，前者可能淪落到道德高地上的裝腔作勢、空洞無物等。後者過於肉身後，也容易淪落到私我和動物性一方，走不了多遠。美國詩人惠特曼、金斯伯格的寫作，使我看到了他們自己和藏在他們身上的普遍人類(人性)。
寫作中，語言和技藝是作品的形式也是作品的內容，對於真正的有力量的寫作來說，二者是一體的。如果說寫作有技藝可言，寫作就是寫作者在現存空間發現或者創造了一個“黑洞”。“黑洞”，自在自為，此種隱秘性的解放，讓堅硬的現實和虛幻的想像，都變得可有可無。唯有自由的意志出入，唯有被抵制的可能性出入。借於此，有力量的寫作者，就是能變通語言字詞間的相互交往，能使它們各自隱去了彼此，從而團結一致地釋放了“黑洞”——這種失而復得的秘密的人。
寫作就是創世紀，納博科夫在《優秀讀者和優秀作家》一文中寫道：“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待一個作家：他是講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師。一個大作家集三者於一身，但魔法師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為大作家，得力於此。”作家正是用文字的魔法來創作一個真實的人生境地。
在寫作中，我不會用大量精力談論空蕩的“黑”與“白”。我以為，灰色地帶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永恆處，它應在文字中保持謙卑，實在地顯現。基於某種利益集團的需要，“非黑即白”的論調好像理直氣壯，實質上是虛空搔癢，弱得很。如果我隻在寫作中舞弄一個高蹈的靈魂(真、善、美等)，而沒有發現這個世界問題所在或者有真切的體驗認知，作品也隻會淪為一具華麗僵尸或者“雞湯”文字。在這個世界上，相對性永遠是存在的，它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某種程度上，正如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所談到的，“人所擁有的，可以確定的，是一種不確定的智慧。”這種“不確定的智慧”，恰恰是這個相對性世界所真正需要的。
寫作是行動，是一場漫長細致的體力活。對於那些在道路上狂奔的寫作者,我不看其寫作時刻,我看其寫作之外的每個時刻。除非,他每時每刻都在寫作。否則，我看其寫作之外喫喝拉撒，待人處世，閱讀和生活經歷的每一刻。在寫作中，寫作者的差距是拉不開的，而在寫作之外的每個微妙時刻，都是拉大其差距的瞬間。你是誰、你不一定成為誰、你不是誰的時刻，正是決定你成長的時刻。
寫作中並不存在一種正確、沒有疑問的主導性素材，也並不存在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哪一種文體孰優孰劣的問題。我想，文學可以書寫一切。人的內心，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界，都應當是文學書寫的一部分。而在寫作中，無論何種文學形式，隻是個表達載體問題。文本內在需要作家深刻的思想和對人類命運的關懷為底蘊，需要作家的獨立精神。米蘭·昆德拉說，媚俗是藝術的主要敵人。好的寫作，應有大格局，應有使命感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應是一部作家認知自我的精神史，更是敢於啟蒙人類認知的精神史。
寫作是一場穿越時空的書寫。這種書寫，是對當下、當代和當代性的有效回應。我曾在一篇小文中說過：“‘當下’是短視的，隨心而無心。‘當代’有著相對恆定的此在性。……我以為，很多藝術作品隻是具有了‘當代’價值，卻無‘當代性’價值，因而它們流行一陣就悄無聲息地消失了。……‘當代’的指向應是‘當代性’。而真正的‘當代性’，一定要具有過去性和未來性指向。當代性復活了過去，也展現出未來的趨勢。”在當下，關於文學寫當下轉型期社會生活的提法沒有問題，關鍵在寫作中要能通過現像看本質，穿透生活的表像，穿透公共體驗的表像，抓住那些與過去和未來都發生關聯的東西去寫。
世界經濟趨於一體化的格局中，文化的趨同性也越發強烈。我看到，人類對於差異性的呼喚也水漲船高。當下社會性對身體、性別、女權、同性戀、種族、民族等差異性的強調之風潮，這是人類社會命運的必然結果，這全球化的人類存在狀態誰也改變不了。對於未來的寫作，這裡涉及放眼和固守問題。在當下，我注意到大視野鑄造下的作家們對世界宏闊的敘事能力，也注意到地域或地理學意義上的寫作，精神上越發深度的指涉。
對於中華民族而言，從晚清至今，更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滄桑巨變。尤其在當下，一個更豐富更開闊更復雜的社會展現在每個寫作者的面前。作品就是作家靈魂的流溢，如何審視大時代下的中國，如何將這樣的生活變成寫作資源，如何讓筆墨當隨時代，如何寫出富於厚重思想、人性深度、有穿透性的中國式的本土作品，對作家們是一個考驗。我喜歡這幾個詞彙，或者算是寫作標簽：詩意、直接體驗、批判現實主義、人道主義。也就是說，我的寫作在路上，我寫作的開始和結束，目前都基於此！
2017年9月21日—10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