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劉夢芙

詩詞是我國古典文學之英華，自先秦以至現代，名家輩出，星光燦爛。近百年來風雲變幻，傳統文化遭到激烈的批判，詩詞亦受株連，被視為“封建文學”，讓位於白話新詩。但護持傳統者依然大有人在，“文革”後詩詞復興，社團林立，近年更在互聯網上迅速發展，憑借高科技手段廣為傳播，在新世紀展現生機蓬勃的氣像。縱觀中國三千年詩史，可知詩詞深深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是人文精神與高雅藝術的結晶，具有真善美合一的永恆價值，其生命之堅韌，不可能被暴力摧毀。而求真、向善、愛美是人類共同的願望，文明總是在不斷地向高層境界提升，道路雖多曲折，但人類有足夠的信心與毅力克服困難，戰勝邪惡，實現偉大的理想。以漢字書寫創作、包括詩詞在內的中華典籍，屬於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繼承珍貴的文化遺產，重建心靈家園，為民族復興乃至世界和平作出貢獻，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詩詞在古代，愛好者頗為廣泛，從王侯將相到平民百姓，都有醉心吟詠者，歷代詩集與詩話多有記載。但作詩填詞的主體無疑是士大夫階層，屈原以後，諸如李、杜、蘇、辛，乃及清末黃遵憲、丘逢甲、陳三立、文廷式、王鵬運、朱祖謀，在詩詞史上留下一繫列閃光的名字。科舉時代的士大夫詩人是文化精英，大多立身正直，秉承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仁民愛物，餘事為詩以抒情言志，胸襟博大，志向高遠。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杜甫“窮，太息腸內熱”；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無數富有憂患意識與愛國情懷的詩篇，顯示詩人崇高的品格，為後世永垂風範。辛亥革命廢除帝制，民國之後又誕生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官從政者無復士大夫之稱，但蘊含於古典詩詞中的人文精神作為一種優良傳統，理應賡續弘揚，並結合新時期的社會實踐加以創造發展。如果我們的黨政官員多出一些文化素養很高的詩人，必能在精神文明建設和民族復興的進程中起到表率作用。

這部詩集的作者張金銳先生從政數十年，曾任懷寧縣委書記，安慶市副市長，安慶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現任政協安徽省委員會委員、政協安慶市委員會主席，若在古代，可稱“士大夫”了。張先生頗有詩人氣質，此前多寫新詩，近年轉習傳統詩詞，興趣濃厚，一發而不可收。作品題材豐富，意境宏闊，舉凡海內外山川名勝、四時風景，以及友誼親情與種種生活感悟，皆隨時隨地寫成詩篇，或抒發壯偉的抱負，或寄托柔婉的情思，佳句聯翩，氣韻生動。昔人謂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詩人之心可包括宇宙，張先生詩中的關愛大到國家民族，小到一花一鳥，正乃仁者與詩人發自內心的情感。在詩藝方面，張先生謹遵傳統的格律聲韻，修辭煉句，力求雅正精工，取法乎上。時下詩壇多有不良風氣，作詩填詞者目空前古，大言不慚，以“改革”為由，任意突破千年形成的藝術規範，其作品出律亂韻，語言粗俗，全無典雅高華之美，名為“創新”，實為對傳統的毀壞。張先生步入詩詞之宮，選擇了一條艱辛的道路，讀書積學，追慕前賢；為詩反復推敲，中規中矩，在此基礎上升堂入室，成就未可限量。詩為文學金字塔上的明珠，惟有奮力登攀者，纔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

張先生寫作語體新詩早於傳統詩詞，詩集中多有存稿。“五四”後新詩歷史已近百年，在崇洋的風氣下走向西化，當今新詩雜志刊載的許多篇章，非但徹底拋棄傳統詩詞的格律，形式上追求自由；內容也以宣揚西方價值觀念為主，甚至語言怪誕、意像離奇，毫無中國詩歌的作風與氣派。張先生的新詩則無論長篇短制，皆格調健康，情懷真摯，通體押大體相近之韻，瑯瑯可誦，詩句清新明暢，與生澀詭異的歐化詩迥然不同。筆者歷來認為，詩體可新可舊，以精品為旨歸，身為中國人，作詩理當植根於本土文化，體現中華民族的思想德性與審美情趣。歐化新詩脫離了傳統的根基，在標榜“走向世界”之時喪失民族獨立自尊的品格，非可大可久之道。一個拋棄自家文化寶藏、精神卑屈的民族，不可能真正學到異邦文化的優長。新詩的發展狀況，與近百年中西文化的衝突緊密相關，話題宏大，這裡不能詳論，隻是說明張先生的新詩立足於本土，有民族風格，未受歐化之影響。倘能多多汲取傳統詩詞的營養，融通變化，精益求精，或將開拓更為瑰美的境界。

安慶地區古屬皖國，文化之積累源遠流長，代有詩中雄傑。二十世紀傳統詩壇亦不乏名家，諸如懷寧陳獨秀、潘伯鷹、洪傳經，桐城吳闿生、方守敦、姚永樸、方東美，潛山張恨水、太湖趙樸初等前輩，或為革命家，或為文學家、學者，皆有詩傳世。張先生長期生活並工作於安慶，受鄉邦文化之薰陶，詩亦飽含桑梓之愛，上舉鄉賢，足堪師法，循此以進，必上層樓。筆者在省社科院從事詩詞研究，成就甚微，承張先生虛懷若谷，不恥下問，殷殷囑為序言，遂不揣譾陋，妄加論介，謬誤之處，尚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