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約：喚醒的時光與詩意（代序）
龔靜染
1917年2月，胡適先生在《新青年》發表白話詩《兩隻蝴蝶》，被學界認為是中國現代詩歌之肇始。今年正好是新詩百年，各種紀念活動在陸續舉辦，我居住的成都也搞了一繫列的詩歌活動，聲勢不小。這期間我專門寫了一篇名為《‘螢！你造的光’——詩人葉伯和先生紀略》的長文，來紀念這位四川早的新詩實踐者，這是國內次為詳細、客觀地介紹這位被長期遮蔽的開創性詩人，他出版的《詩歌集》僅僅比胡適的《嘗試集》晚兩個月，所以我用“螢”來比喻他曾用微弱的光芒劃亮過新詩的天空。這篇文章的價值在於為四川的新詩百年找到了回顧的源頭，而借著這樣的時間節點，是重新梳理中國新詩歷史，反思新詩發展之路，重估詩人作品及其藝術價值的一個契機。
從地理上講，樂山偏於西南，是一個千年古城，看起來遠離新文化中心，但它在新詩百年中卻有著不同尋常的地位，那是因為這個地方跟當年的新詩大潮是相呼應的，與新詩的脈絡是相通的。而更重要的是，在其間有幾個樂山人的身影是不能被忽視的，他們已經光亮地、巨大地投射到了中國新詩歷史的背景牆上。當然，樂山也因為這些詩人而不同凡響，他們都是從樂山走出來的，為樂山帶來了巨大的聲譽。同時，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風起雲湧的現代詩潮中，樂山作為巴蜀詩群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以其獨特的川南地域文化氣質抒寫了絢爛多彩的詩篇，所以樂山的新詩百年是值得濃墨重彩地寫上一筆的，而編輯出版《樂山百年新詩選》的意義就在於回顧與展望，提供一個以時間為線索、以文本為尺度的選本，留下在樂山這片土地上行走過的詩歌腳印。
在樂山籍的詩人中，重要的當屬郭沫若，他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國新詩史上他占著極重的分量。他的詩集《女神》堪稱中國新詩的奠基之作，被視為“五四時代狂飆精神的文學再現”，一個新的時代幾乎都是先呼喚著浪漫主義詩情的來臨，而《女神》讓新詩的火苗在舊文學中得以熊熊燃燒，並光耀於新文學的天空。有人曾稱郭沫若是“偉大的‘五四’啟蒙時代的詩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國的預言詩人”（周揚《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也有人稱郭沫若是 “百年新”（謝冕《百年新詩排序，郭沫若/艾青/徐志摩》）、 “桂冠詩人”（程光煒《解讀“桂冠詩人”郭沫若的內心世界》），這些評價其實是比較客觀的，細數百年過往詩人，在思想精神層面那樣廣泛、猛烈、持久地影響過中國詩歌的，確實難以找出一二人來與之相比。當然，由於郭沫若的存在，樂山在一定程度上被視作中國新詩一塊特殊的土壤，而這個文化巨匠背後的地緣背景也就成為了後世研究者們恆久的課題。不過，郭沫若的後半生為人詬病者甚多，相信他今後也會成為文化與人性批判中的鮮活個案。郭沫若特殊時期的“政治打油詩”，也許正是荒誕時代的真實反映，在今天對這一文學現像和精神現像的深入探究，也許比對它的徹底否定更有意義。但瑕不掩瑜，郭沫若在中國新詩上的獨特貢獻是不能被抹殺的，這也是我們在重溫新詩走過的百年歷程中需要的價值判斷和立場。
陳敬容的出現無疑讓樂山詩歌再抹上了一層亮色，在當年她是個傳奇女子，人生經歷頗為豐富，有幸的是我曾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樂山玉堂街與她有一面之緣，而那時她是以“歸來者”的形像出現的。陳敬容出生於1917年，正好是新詩萌芽的那一年，可能這也預示了她的一生在詩歌道路上的不平凡。實際上她成長的時期，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新詩受西方詩歌的影響日盛，中國新詩正在接受現代性的輸入，而就在這個過程中，陳敬容的青春與詩歌的現代思潮遭遇了。也就是說在她的精神資源中，西方文化成為了喚醒她生命之詩的助燃劑，而這一時期正好與郭沫若時代的狂飆猛進形成了反差，詩藝的細膩與風格的紛呈把一些優秀的詩人推到了前臺。陳敬容成為“九葉詩派”中的佼佼者不是偶然，這是一個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詩歌流派，裡面的主要成員如辛笛、穆旦、鄭敏、袁可嘉等都已成為中國新詩早期的傑出代表。這個群體的詩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陳敬容的文學視野極為開闊，具有深刻的現代文學意識，而正是有著這樣藝術自覺，纔讓她在經歷了“文革”浩劫後仍然延續著持久、鮮活的詩歌生命，保持著詩歌探索的先鋒姿態。毫無疑問，她是中國早期一位優秀的現代主義詩人，同時也是在詩歌抒情藝術上為出色的女性詩人之一，而特別是後者，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那個特殊的歷史氛圍下，她的作品中呈現的女性意識是極為重要的，而遺憾的是至今仍然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點，陳敬容的詩歌價值也未完全得到彰顯。在今年舉辦的2017成都首屆國際詩歌周中，我作為策劃人之一，專門將陳敬容的名作《窗》選到了開幕式中朗誦，我想這是對她在中國新詩中的貢獻的致敬。
在抗戰時期，樂山作為大後方成為了西遷重鎮，當時的嘉州風雲際會、群賢畢集，文學藝術一度得到了從來沒有過的繁盛。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當時的青年詩人鄒絳比較有代表性，如《破碎的城市》一詩就是他在1943年就讀於西遷到樂山的武漢大學時期寫的，其場景是登上了龍神祠眺望樂山城區，這是一首個人、城市、國家情懷交織的感奮之作，可貴的是，他的詩歌創作是在校園裡進行的，還為抗戰歷史時期提供了一份地方人文記憶。鄒絳1922年3月生於樂山五通橋，他的主要成就是在翻譯方面，雖然他也是國內著名詩歌研究學者，但他早期的詩歌鮮為人知，在過去的各種選本中均未收錄其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在編輯《樂山百年新詩選》的過程中，我們專門進行了打撈和補救，通過西南師範大學新詩研究所（他曾經的工作單位），找到了鄒絳當年發行極微的個人詩集，從中選出了有代表性的詩作，讓大家重新去認識一位曾經活躍於20世紀40年代的校園詩人，我想這也是紀念新詩百年的應有之義。
在樂山詩群20世紀50年代後寫作的重要詩人中，首先要提到的是梁南。梁南是峨眉山人，出生於1925年，早年參軍入伍，但實際上他是早受新詩潮影響的一代人，同時也是天然具有濃烈的家國情懷的一代人。但在1949年後，他們這代詩人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命運，一種是去臺灣後繼續現代詩歌實踐，但根是五四詩歌傳統，此如紀弦、覃子豪、痖弦等；一種是在大陸經歷了長期政治漂洗，又在歷次運動中受到衝擊的一批詩人，此如邵燕祥、公劉、白樺等。梁南屬於後者，他一生坎坷，多災多難，但也可能正是因為苦難讓他的詩歌獲得了一種人性的高度和獨特的審美。梁南的詩是幸存者的歌唱，帶著歲月的厚重、生命的透徹和思想的銳利，他是在中國文學經歷了一段空白之後的早發聲者之一，所以他的聲音是悲憫的，也是高亢的，這也注定了其作品帶著深刻的時代性，為新時期文學留下了一份有血有肉的詩歌見證。
在梁南稍後一些的樂山詩人中，周綱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詩集《大渡河情思》（列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詩叢”第二輯）是20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文學面臨轉型的樣本之一，這本詩集出版於1983年，當時與他一起出詩集的詩人如流沙河、胡笳、戴安常等基本都已經步入中年，而這一年周綱也年滿50歲。對於一個詩人而言，經歷了大半生的文學荒蕪，面對已失的青春年華，他們的內心是復雜的，而詩行是滾熱的。這是一個特殊的詩人群，他們是站在貧瘠的詩歌土地上的反思者，也是剛剛來臨的文學春天的擁抱者，所以從本質上講，這些詩人是為真誠的詩歌回歸的呼喚者。周綱這一代詩人的有價值寫作與朦矓詩派那一批“崛起的詩群”幾乎是同期的，而顯然那些詩人要年輕很多，他們在對社會批判的力度、對人性的高揚以及對詩藝的探索等方面更為大膽、有力，其詩歌的影響也更為廣泛和深遠。也就是說，周綱這一代詩人的文學命運注定是曲折而沉重的，他們處在一個短暫的過度時期，在文學史上可能留不下什麼東西，但若論詩人個體生命價值以及在其作品中的呈現，仍然值得後人去研究和反思。
整個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古老的樂山跟中國的現代詩潮是合拍的，這一時期的詩人眾多，詩派林立，詩作鋪天蓋地而來的景像同時在樂山也能見到。我們可以發現，在那一時期樂山詩人同外界的詩人聯繫廣泛，信息通暢，這得益於民間性質的互訪和地下刊物的流通。當年宋渠、宋煒兄弟雖然深居沐川，但詩名遠揚，海子曾獨自尋訪至此談詩論道，這不得不說那個時代頗具竹林七賢的遺韻，心靈與寫作的自由為詩歌大開天窗。有個有趣的現像，由於詩人的活躍，四川被視為詩歌重鎮，樂山自然也成為了其中的一部分，有不少詩歌名篇、詩人故事，甚至詩歌事件都出自或發生在樂山，樂山是蜀地詩歌的風水寶地一說似乎很能夠找到充足的理由。更為重要的是，樂山具有川南丘陵地帶的氤氳氣息，山靈水秀，在古代就是詩歌的繁盛之地，而這份自然饋贈轉換成了詩人的精華內蘊；同時，又不得不說到岷江古音對詩歌語言的神秘影響，馬悅然（瑞典漢學研究者，翻譯家，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之一）當年尋覓於此，獨缺了對當代樂山極具個性的詩歌文本的細微考察。可以說，詩歌場域的偏遠與隱秘，不僅為詩人提供了清逸的容身之處，可能也有助於詩人發出天地真聲。
從20世紀90年代到現在，由於社會生活的變遷，80年代詩歌運動的熱鬧場面迅速過去，但我認為詩歌逐漸成熟了，微觀詩學的呈現更為活躍，詩歌回到了更為個人的精神領域。激流之後，源遠流長的詩歌在大部分時間是平靜流水，也許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期。樂山的優秀詩人不少，限於篇幅就不再做蜻蜓點水的評論，其實我的意思是新詩百年相對於古詩歷史而言，仍然是個極其短暫的時間，仍然隻能算是新生事物，對其間的詩人、詩作的評判還遠未形成一套牢固可靠的評論標準，此其一。二是當代詩歌仍然在嬗變之中，特別是新新詩人的不斷湧現，都在詩歌觀念、寫作實踐上突破我們的審美視線，我們常常會產生落伍的尷尬，但反過來也證明詩歌的未來值得期待。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把對同代詩人的評價留給未來，也許這纔是明智的做法。那麼，這本《樂山百年新詩選》的編輯出版就沒有獨具慧眼的自居，而是坦承其中可能存在的相對、局限甚至失誤，雖然這個重要的時間節點為我們提供了有利的措辭，但我們還是應該為那些未選入的詩人和詩歌表達歉意。詩歌在人心，詩歌在路上，庶幾這又將成為我們下一次時光與詩意的百年之約。
2017年12月14日於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