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棣：另一種印像

有朋友建議我讀一篇文章。“……《霍拉旭的神話》……是針對你們‘幸存者’的。”他的聲音怪怪的，有點幸災樂禍，也有點語重心長。

霍拉旭我知道，“幸存者”我也知道；可針對“幸存者”的霍拉旭或被霍拉旭針對的“幸存者”我就不知道了。1991年年初某日，我感到一頭霧水。

這位朋友所說的“幸存者”指“幸存者詩人俱樂部”，由芒克、楊煉和我於1988年4月間發起，初衷當然是為了創造某種現代詩的“小氣候”。俱樂部主要的活動方式是詩歌沙龍，無非朗誦、討論，間或喝一次酒；也辦了一份交流性的刊物，刊名就叫《幸存者》，包括“首屆幸存者詩歌藝術節”特刊，前後共出了三期。“首屆幸存者詩歌藝術節”也許是俱樂部輝煌的一次作為，但正如在中國常見的那樣，“首屆”就是末屆，輝煌就是結束——藝術節舉辦兩個多月後，俱樂部就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動。

“幸存者”的宗旨是“致力於維護和發展詩人的獨立探索，並通過詩人間的交流，促進這一探索”，而不是要建立一個風格流派；它從來沒有具體倡言過、事實上也不存在什麼共同的詩歌主張。一篇闡釋性的文字，大概就是我為《幸存者》創刊號所寫的發刊詞《什麼是“幸存者”》了。在那篇文字中，“幸存者”意味著隱身沉默與死亡對弈，這和霍拉旭有什麼關繫嗎？而且還“神話”！霧水變成了好奇。

好在文章不難找到，《發現》，也是創刊號。奇怪的是，讀完這篇署名“戈臣”的文章，我絲毫也沒有那位朋友所說的感覺，相反倒有一種息息相通的快意。當然，它確實“針對”了“幸存者”，然此“幸存者”非彼“幸存者”。如果說，前一種“幸存者”（或“幸存”意識）因偏執於詩的“見證”功能而具有自我神話化的傾向，因而必須解構的話，那麼，對後一種“幸存者”（或“幸存”意識）來說，這同樣是題中應有之義。

真正令我感到喫驚的是文章所顯示的耀眼的理論纔華，以致有所保留的歧見變得無關緊要。“後生可畏哪。這位戈臣，必定長著兩片薄薄的嘴唇；可是，他是誰呢？”

又過了一年多，我纔從另一篇文章中得知，“戈臣”就是臧棣。

我和臧棣相識肯定遠遠早於這一小小的文本事件，然而，當我答應寫一篇“印像記”，試圖搜羅、整理有關他的印像時，此前的記憶庫房中卻頑強地呈現出一片空白；換句話說，《霍拉旭的神話》暗中做了“消磁”的工作。這種情況似乎還從未有過，我不免反躬自省：究竟是他的纔華掩沒了他的魅力，還是我太注重他的纔華，卻輕慢乃至忽視了他的魅力？如果是前者也就罷了；但如果是後者，我將和許多女同胞一樣，對我的審美能力感到不可原諒。當然，認定戈臣“長著兩片薄薄的嘴唇”已與事實核對無誤，可對臧棣來說，兩片薄薄的嘴唇又算得了什麼呢？“前幾天你們北京的臧棣來過這裡，哎呀，一米九的大個子，白白的臉蛋寬額頭，圍一條五四青年的大圍巾，嘖嘖，那叫‘要型有型，要款有款’！”說這話的可不是什麼女同胞，而是一位東北糙老爺們兒。他又看了看我，一副於心不忍的樣子，但終於還是忍不住，續道：“恕我直言，曉渡兄相比之下，可就……慘了點兒。”

戈臣之所以“必定長著兩片薄薄的嘴唇”，是基於命相學所謂“唇薄善辯”的推斷；然而薄唇的臧棣還是成功地狙擊了這一推斷，使之充其量隻實現了一半。90年代與臧棣的交往慢慢多起來，纔發現他於命相學多少有所辜負。他的敏感、他內在的激情、他思維的活躍程度，與他的口頭表達能力似乎有點不對稱。前者往往過於快而猛烈，以至後者像是在故意設置障礙。這不是說他口拙，不喜歡表達，而是說他的話經常顯得突而禿，有點辭不達意，沒頭沒腦。先指出這一點的不是別人，而是我的女兒、其時尚不到十歲的鬧鬧。當時她狂熱地痴迷於“腦筋急拐彎”，幾乎所有來客進門後的件事，就是要像回答攔路的司芬克斯那樣，回答她從書上販來的那些令人對自己的智商深感擔憂的問題：世界上什麼帽子不能戴？一個人從十樓的窗子往下跳卻沒有受傷，為什麼？等等。由於懷揣事先備好的得意，通常情況下她總是不待客人猜到第三遍便宣布答案，於是大人目瞪口獃，滿屋響徹她咯咯的笑聲。可那次她發出的卻是惱羞成怒的大叫：“臧棣叔叔你怎麼啦，沒頭沒腦的！”過去一看，她小臉憋得通紅，正對一旁也紅著臉，同時訕笑著的臧棣叔叔耍橫。相問之下，原來是臧棣叔叔故意回避她的問題不答，卻就問題本身和她糾纏個沒完。當然，臧棣叔叔始終是受她歡迎的客人之一，但她卻從此確立了對臧棣叔叔的心理優勢。

那次臧棣也紅了臉大概是因為我作為家長突然到場，然而他遇事愛紅臉對我早已是見慣不驚。據說這樣的人一般都心地誠實，不過我更感興趣的是，現在的女孩子們是否還像從前一樣，特別喜歡這樣的男子？假如仍然如此，那臧棣的優勢是否太多了點？好在上帝公正，賜一利者必予一弊。臧棣既愛紅臉，也就不易守住秘密。比如一段時間電話尋他不著，再見面時調侃一句，若面不改色則無事，若紅了臉，則必有蹊蹺矣。當然我等也是點到即止，不會再作深究。前些時偶翻《詩歌北大》，發現他的學生也注意到了他的這一特點。一篇紀言師尊的文章，有關他那節的標題就叫《30多歲還臉紅》，其結論是：“一個到了30多歲還愛臉紅的人必定是善良的。”也是在這篇文章中，我於我所蠡測過的他的授課風格亦有所驗證。在說到1999年“盤峰論戰”留給老師的餘緒時作者寫道：“一些人的超出了正常的學術論爭的無理指責顯然激怒了臧力（臧棣的本名——唐注）。在給我們上的‘當代詩歌’課上，他的情緒依然難以平靜，談到某些問題時，嗓音會顫抖，寫粉筆字的手也會顫抖……”其未及之處，大概與前面說到的那種“不對稱”不無關繫。

薄唇的臧棣顯然深諳“損不足以補有餘”的資源配置之道，他把“善辯”的天賦更多地留給了他的詩歌和批評寫作。作為批評家，臧棣的“善辯”應該和一個諧音詞——“善辨”，即洞察力——結合起來考慮。在這方面，《霍拉旭的神話》隻不過是端倪初現，其“耀眼的理論纔華”背後，是對當代詩歌寫作在經歷了80年代的劇烈動蕩和分化之後正迅速步向成熟，並形成嶄新的自我意識這一趨勢的敏銳識讀和反省。隨後的《犀利的漢語之光》等文章進一步呈現了這種識讀和反省的細部：新的欲望、新的語境、新的壓力、由此導致的“加速寫作”現像、加速之於傳統的意味、普遍的實驗風格、對形式的迷戀……“向心式”的專業態度和“對漢語的全新理解和感悟”相匹配，從中臧棣發展出一種既雄辯滔滔，又極為節制縝密的批評風格。這種風格在《後朦矓詩：作為一種寫作的詩歌》（1994）一文中找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在這篇文章中，臧棣以一批成熟的詩歌文本為倚托，以解構“朦矓詩的語言、語言風格和它所借助的語言規約的真實性”為切口，以“對語言的行為主義態度”和“不及物性”的誕生為標志，以不斷拓展漢語詩歌的可能性為前景，令人信服地闡釋了當代詩歌在80—90年代的持續裂變中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如果說，實現了“從傳統意義上的寫詩活動裂變成以詩歌為對像的寫作本身”是後朦矓詩對當代漢語詩歌的重大貢獻，那麼，繫統地總結這一裂變並予以上述經典性的定義，就是臧棣對當代詩歌批評的重大貢獻。

為“後朦矓詩”正名，昭雪其“靠造反起家”的不名譽出身隻是這篇文章的副產品，其高屋建瓴的氣勢和深摯的內省目光表明，一部裝備精良、動力強大、雄心勃勃的批評機車剛剛開始提速。這部機車後來好像一頭扎進了某條叫作“新詩傳統”的時光隧道中，我們不知道它終會選擇誰的天靈蓋作為出口，但還是能透過《現代性和新詩的評價》等，聽到它沉穩的運行聲。

很抱歉一篇印像記寫著寫著竟滑入了“小評論”的窠臼；同樣需要抱歉的是，被事先限定了的篇幅已使我無法對作為詩人的臧棣說得更多。問題還在於，至少是就目前而言，關於臧棣的詩，還能有誰比詩人胡續鼕在《金蟬脫殼》一文中說得更好？該文不難找，就刊載於《作家》雜志2002年第3期上，從中讀者可以發現，另一個同樣與“善辨”諧音的詞似乎一直在等著臧棣，那就是“善變”。在詩歌的“本質”被打進現像學意義上的括號，“隻指涉自身的寫作”（福柯語）為詩的自主提供了進一步的合法性依據，詩的可能性的天空因之向我們無窮敞開之後，“變”差不多已經和臧棣所倡言的“享受寫作的歡樂”成了一回事。那麼，它也會成為他不憚於突出的“局限”嗎？

20月26日，天通西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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