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9年，英國出現了兩本暢銷的虛構文學作品：丹尼爾×笛福的《魯濱遜×克魯索》和艾麗莎×海伍德的《過度的愛》。隨著識字人數的增多，一個日漸擴大的讀者群正迫不及待地盡享各類虛構文學作品。而就在20多年後，塞繆爾×理查遜將會發表《帕米拉》。該書引起轟動，也引發爭議，仿寫，續寫，以及其他的成文的回應更是紛沓而至。這些顯著的例子證明，小說——那時它還不知道將被稱作小說——已然引起了越來越廣泛的注意。

像許多孩子仍熟知的一樣，《魯濱遜×克魯索》講述的是一個失事船隻上的海員在一座荒島上的身世沉浮。《過度的愛》包含了一繫列半情色故事，由彼此認識的參與者串聯起來，並以其中一個經歷了多次情色體驗的男人的幸福婚姻為結局。《帕米拉》講述了一個15歲女僕的故事：她打破主人誘奸、強奸的企圖，直至他迎娶自己，而後不得不直面她丈夫的貴族姐姐的強烈反對。這些例子表明，早期小說探討了許多主題。如果這些小說家們隻是在敷衍經典所堅持的文學必須起到愉悅和教誨作用的理想，他們在聲稱擁護後者時，卻日趨強調著前者的作用。同時，他們也常堅稱自己作品的真實性。理查遜就聲明自己僅僅是帕米拉書信的“編訂者”；笛福在他好幾部小說前面加上了關於它們真實性的詳細聲明。

但把笛福，海伍德，理查遜的作品稱作“早期小說”的例子使文學史比實際情況更簡潔了。小說的起始點和定義都存在著爭議。當然散文式虛構文學(prose fiction)從古典時期就存在。2世紀時，朗戈斯的筆下達佛涅斯就追逐著克洛伊。甚至更早一些，在阿普列烏斯的想像中，盧西恩就變成了一頭驢，踏上精彩的冒險之旅。古希臘人創造了傳奇故事，中世紀的歐洲和亞洲也是一樣。到了16、17世紀，翻譯過來的精巧構思的法國傳奇故事在英國有著廣大的讀者群。這些傳奇故事——道德家們認為，因為它們突出愛情，因此威脅了年輕女性的道德健康——以上流社會美麗的少女為中心，她們眾多的追求者們為效力於自己所愛的人面臨嚴峻的、無盡的磨難。傳奇故事以精巧的散文，閑適的筆調，繁復的細節，講述著與讀者生活沒有直接聯繫的故事。它們屬於幻想的範疇，因此——像我們這個時期流行的愛情小說一樣——滿足的是想像的需要。

從18世紀的開端開始講述關於小說的故事是一個主觀的選擇。之前寫就的很多作品為1700到1800年間將要出現的作品做好了準備與鋪墊。但這一主觀設定的時間段見證了新的活力的爆發，一繫列小說嘗試，因此值得特別的關注。本世紀早期出現的一個創新自己就引發了其後大部分的變化。像丹尼爾×笛福這樣的作家開始圍繞著想像中的工人階級或是中產階級人物的生平組織小說——不是每個男人或是每個女人，或是像約翰×班揚在《天路歷程》中的基督徒；也不是像阿弗拉×貝恩在《奧魯諾克》中有著超常能力的異邦“野人”；而是有著個性化特點，個性化生命軌跡的船長和女僕。這種發展的影響仍繼續存在。

把新小說中的“普通人”當成中心人物並不是說18世紀小說一定是“現實主義的”。恰恰相反：我要講述的故事重點在對現實主義的偏離。主要因為小說刻畫的人物有著物質需求，普通的職業，相對常見的背景，所以它們纔常常被描述成是現實主義的。另外，我很快會更全面地展示，這一時期的小說常常以可識別的方式反映它們所植根的社會之思想和動蕩。我們所處的世界用事實為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衡量現實，而18世紀小說常常依賴現實經驗。但因為這些原因就把它稱為現實主義則需要忽視其他許多：例如，它對明顯的技巧的依賴程度，涉及到的得遂所欲，以及依賴太簡潔而不符合現實生活軌跡的情節發展。這一章裡除卻其他，我還準備開始探究對現實主義的期待掩蓋了的早期小說的方方面面，並讓人們關注18世紀小說中幻想的復雜作用。我會從不同角度討論這一主題。

在我們關注的這一時期，有些小說家對刻畫細致的心理活動表現出了新的興趣。其他作家則提供了社交界的大量細節。因此，他們的作品從有限的意義上符合現實主義的傳統標準，即：給現實提供了貌似真實的一個假像。但很多作品嚴重依賴誇張的技法，這是諷刺常使用的，也是感傷文學常用的；而且幾乎全部作品展示的情節都按需要而不是可能性發展的。小說的現實因素很重要：它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及反映，它們對社會階層含義的興趣，以及它們在調查深層次心理方面的努力。但那些方面並不是全部的重點。把18世紀小說看成是由現實主義主導的，會讓我們更難看清它的復雜性和廣度，更難體驗它的豐富多彩。

   從一個角度來說，不講述妖怪和巫師的故事都屬於現實主義的範疇。但泛泛的名稱掩蓋了18世紀敘事在形式上的多樣性，它探索的技法的種種可能性，從高到低可信度之廣，這些都是這一時期小說的特點。1957年，伊恩×沃特宣稱“形式上的現實主義”是18世紀英國小說的重要特點，他選用笛福，理查遜，和菲爾丁做了主要的例子，忽視了一大批名聲不那麼顯赫的小說家。差不多在50年之後，一定程度上因為沃特之後的幾代評論家的努力，我們能看到更復雜，更令人困惑，更引人入勝的一副圖景，考察更大一批有著種種抱負的作家們。從一個新的角度研究這些小說，我希望從一定程度上拋開現實主義的問題，一切重新開始，努力再現18世紀小說的多樣性。

   換句話說，我打算講述一個關於18世紀小說的全新的故事，一個爭論的要點是，很多故事尚未被發掘。像其他文學史上劃分的各個時期一樣，18世紀可謂多姿多彩。如同其他文學史的敘述一樣——實際上，如同所有的故事一樣——我的故事將不得不為其連貫、為其簡約而將事實化繁就簡，但它會努力呈現出一個見證激進的文學嘗試時代所有的躁動與力量，整個18世紀就是這樣的一個時代。活力是它的標志，是新勢力的首要證據——小說的命名本身就體現了它的“新”。到這一世紀末，小說已成為主導文體。亨利×菲爾丁早在1740年間曾半真半假地試著將他的新文體與史詩結合，聲稱《約瑟夫×安德魯斯》是“以散文寫就的喜劇性史詩”（4）。盡管它不及史詩宏大，但小說確實是通過宣揚民族的價值及其自身在巨變時期的復雜的自我定位方面起到了傳統上史詩所起的作用。

我把本世紀的小說首先當作文學，而不是當作社會文獻或是單一運動的實例來考量，將注意力不但放在了其時著名的作家和作品上，也放在了幾乎已被遺忘的作家的作品中所展現出的敘事技巧，我所講述的本世紀小說的故事同樣也會竭力使21世紀的讀者感受到面對陌生的觀點以及陌生的刻畫人物、活動手法時的喜悅，這也是本書對閱讀行為及閱讀過程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