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分卷本中國文學鋻賞辭典·宋詞鋻賞辭典

編輯推薦

作為文學樣式之一的詞，其鼎盛之時在兩宋時期，人們多習慣於將宋詞與唐詩並舉，並將其與曲視為我國文學史上並峙輝映的三座高峰。宋詞諸多名篇流傳至今，無論是“大江東去”，還是“楊柳岸曉風殘月”，都廣為傳誦，深入人心。《中國詩詞大會》節目更是掀起了全民吟誦詩詞的熱潮。
正逢國家大力倡導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際，上海辭書出版社以此為契機，為滿足讀者需要，推出分卷本中國文學鋻賞辭典繫列。本書以入選國家“首屆向全國推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普及圖書”的《宋詞鋻賞辭典》（新一版）為基礎，分為六卷，共收錄宋詞名作1200餘篇，選目涵蓋各家各派，全面精到。每篇詞作由古典文學領域的專家學者夏承燾、唐圭璋、繆鉞、葉嘉瑩、周汝昌、宛敏灝、萬雲駿、鐘振振等撰寫鋻賞文章，講解詳盡，深入淺出，幫助讀者領略宋詞之美。書中插配有關宋人詞意的書畫作品，書後附有宋詞書目、詞學名詞解釋、詞牌簡介等資料供讀者參考。

內容簡介

正逢國家大力倡導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際，以此為契機，上海辭書出版社文學鋻賞辭典編纂中心為拓展我社文學鋻賞辭典的風格和品牌，推出分卷本中國文學鋻賞辭典繫列。本套書以入選國家“首屆向全國推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普及圖書”的《宋詞鋻賞辭典》（新一版）為基礎，分為六卷，彙編成《分卷本中國文學鋻賞辭典•宋詞鋻賞辭典》。共收錄宋詞名作1200餘篇，選目涵蓋各家各派，全面精到。每篇詞作由古典文學領域的專家學者夏承燾、唐圭璋、繆鉞、葉嘉瑩、周汝昌、宛敏灝、萬雲駿、鐘振振等撰寫鋻賞文章，講解詳盡，深入淺出，幫助讀者領略宋詞之美。書中插配有關宋人詞意的書畫作品。第六卷後附有宋詞書目、詞學名詞解釋、詞牌簡介等資料供讀者參考。全套書進行重新設計包裝，使之更加賞心悅目，全面提升本書的檔次和品位，以滿足讀者需要。

作者簡介

上海辭書出版社文學鋻賞辭典編纂中心主持編纂了本社以《唐詩鋻賞辭典》為代表的中國文學鋻賞辭典繫列叢書，還主持編纂或組稿出版了中國名家名作鋻賞辭典繫列、外國名家名作鋻賞辭典繫列、開卷書坊叢書繫列等一繫列文學作品圖書。鋻賞文作者均為古典文學界一流的專家學者，如夏承燾、唐圭璋、繆鉞、葉嘉瑩、周汝昌、宛敏灝、萬雲駿、鐘振振等。

出版說明
凡例
序言（一）
序言（二）
篇目表
正文
附錄
宋詞書目
詞學名詞解釋
詞牌簡介
名句索引
篇目筆畫索引

前言

序言(一)鐘振振

在中國古代文學的閬苑裡，宋詞是一塊芬芳絢麗的園圃。她姹紫嫣紅，千姿百態，與唐詩爭曲鬥艷，遠從《詩經》、《楚辭》及漢魏六朝詩歌裡汲取精華，又為後來的明清戲劇小說輸送了養分。直到今天，她那些閃爍著愛國主義、人文主義光輝而又達到很高藝術境界的作品，仍在陶冶著人們的情操，給讀者帶來美的享受。序言(一)鐘振振

在中國古代文學的閬苑裡，宋詞是一塊芬芳絢麗的園圃。她姹紫嫣紅，千姿百態，與唐詩爭曲鬥艷，遠從《詩經》、《楚辭》及漢魏六朝詩歌裡汲取精華，又為後來的明清戲劇小說輸送了養分。直到今天，她那些閃爍著愛國主義、人文主義光輝而又達到很高藝術境界的作品，仍在陶冶著人們的情操，給讀者帶來美的享受。
詞起源於隋，原是當時興起的、以漢族民間音樂為基礎、糅合少數民族及外來音樂而形成的新聲“燕樂”（“燕”同“宴”，此樂因常在宴會上演出，故名）的歌詞。由於所配合的音樂比此前的“雅樂”與“清樂”更優美動聽，文學結構也比其他詩歌體式更繁復精巧，故為人們所喜聞樂見，並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音樂家和詩人參與創作。經過隋唐五代近四百年間眾多民間作者和文人作者的共同努力，她從初發源時僅可濫觴的一泓清淺，演為略具波瀾、力能浮舟的溶溶流川。到了宋代，因著創作隊伍的不斷壯大，創作視野的不斷開闊，創作技巧的不斷新變，其發展形勢更有如江出三峽，一瀉千裡，吞天坼地，濺玉噴珠，挾五湖百瀆之水赴海朝宗。今存唐五代詞僅八十家，不足二千首；而宋詞卻多達一千四百三十餘家，近二萬一千首（含殘篇斷句）。盡管唐五代詞因時代較早，散佚的比例更大一些，不好據此斷言其詞人、詞作一定隻有兩宋的十八分之一和十分之一；但兩宋詞壇的繁榮程度大大超過唐五代，卻是毋庸置疑的。單從這個數量的對比上，我們也可約略窺見詞在入宋後的鼎盛氣像。
北宋的統治者有懲於晚唐五代藩鎮割據、兵連禍結、禁軍怙亂、擅主廢立的歷史教訓，早在建國之初，就慫恿和誘導高級將領交出兵權，“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史•石守信傳》載宋太祖語）。後來，又擴大科舉取士及任官的名額，設置一繫列疊床架屋的行政機構，實行“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宋史•職官志》）的繁瑣官制，建設起一支龐大的、以文職為主的官僚隊伍，作為保障其高度中央集權的基干力量。為了換取這一階層的忠勤服務，封建君主也必須給他們以優厚的生活待遇。因而，當時達官貴人蓄養家妓的風氣，士大夫階層文酒雅集的風氣，十分盛行。此外，大一統政權的鞏固，又給飽經晚唐五代干戈俶擾之苦的人民提供了休養生息的機會，使得他們可以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將社會生產力恢復並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隨著農業、手工業、商業的日趨興旺，都市經濟的日漸繁榮，市民階層的人數急遽膨脹著，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社會力量。他們口腹之餘，自然也要娛樂，於是便有那民間樂工、歌妓“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老《東京夢華錄》），風尚所趨，凌轢往世。上流社會與中下層社會對於聲歌的共同需求，構成了推動宋詞發展的合力。而由於這兩種社會階層有著不同的藝術旨趣，與之相適應的詞的創作面貌也就大相徑庭。這在北宋前期表現得尤為典型。
官僚士大夫們得利較早，因而宋初詞壇是他們的一統天下。但官僚士大夫詞藝術高峰的出現，還在第四代君主仁宗統治時期，代表作家是晏殊、歐陽修。他們都官至宰輔，詞作側重反映士大夫階級閑適自得的生活和流連光景、感傷時序的情懷；所用詞調仍以唐五代文人駕輕就熟的小令為主；辭筆清麗，氣度閑雅，言情纏綿而不儇薄，達意明白而不發露，詞風近似南唐馮延巳。藝術造詣不可謂不高，但因襲成分較重，尚未擺脫南唐詞的影響。晏殊的幼子晏幾道也擅長小令，與晏殊並稱“二晏”。他是由貴公子降為寒士的，經歷了較多的人世滄桑，故其詞高華之中，深寓悲涼。論時代他已入北宋後期，論流派則仍是晏、歐的變調嗣響。
市民階層的勢力不可能因統治階級內部權力和財產的再分配而立刻壯大，它需要經歷一個社會生產水平提高、社會勞動總量積累的過程。因而市民詞起步較晚，今存宋初詞中尚不見她的倩影。但她發展的勢頭很猛，也在仁宗時期達到了高潮。其代表作家是柳永。柳永一生漂泊，沉淪下僚，較能接近民眾；所作多描繪都市風光，傳寫坊曲歡愛，抒發羈旅情懷，內容比晏、歐詞豐富，語言也俚俗家常，頗合市民階層的口味。他精通音律，長期混跡秦樓楚館，與民間樂工、歌妓合作創制了許多新腔，大都是更宜於表現繁復多變的都市生活的慢曲長調。慢詞在民間早已有之，但自唐以迄宋初的文人較為矜持，寧願擇用句度類似五七言近體詩（那本是他們的拿手戲）的短調，而不甚措意於所謂哇聲淫奏的慢曲子。柳永是扭轉此風的人。詞的篇幅拉長，容量加大了，表現手段自然也要出新。於是，柳永將六朝、隋唐小賦的技法引進詞的領域。他那層層鋪敘、處處渲染、淋漓酣暢、備足無餘的作風，確與崇尚含蓄、講究韻味、抒情小詩般的傳統文人詞大異其趣。由於柳詞具有較廣泛的群眾基礎，較新鮮的時代風貌，故而風靡四方，贏得了“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引西夏歸朝官語）的盛譽。
北宋前期，主要是仁宗時期，詞壇上就呈現著這樣一種官僚士大夫詞與市民詞、雅詞與俗詞、令詞與慢詞雙峰對峙、二水分流的局面。當然，晏、歐未始沒有俗詞、慢詞的創作嘗試，柳永也並非不作雅詞、令詞，以上不過是各就其主導傾向而言。同期還有一位以善用“影”字而聞名的詞人張先，官沒有晏、歐做得大，但也不像柳永那樣仕途偃蹇。他的詞“適得其中，有含蓄處，亦有發越處”（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大抵出入於兩派之間。
宋詞至於柳永，完成了次轉變。但這轉變隻是翻新了詞的音樂外殼，並未能從內容上根本突破“艷科”的藩籬。因此，當文學史家站在更高的層次為宋詞劃分流派時，仍將柳永與晏、歐一並編入“婉約派”的陣營。而拓寬詞的意境，擴大詞的表現功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恢復和發揚早已式微了的唐代民間詞的現實主義精神，使詞能像詩一樣自由地、多側面地表達思想感情，觀照社會人生——宋詞發展進程中這更為艱巨，也更有積極意義的第二次轉變，不能不有待於“豪放派”的異軍突起。
北宋建國六十年後，社會繁榮背後隱藏著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政治派別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表面化。為了緩和這些社會矛盾，維持宋王朝的長治久安，有識之士紛紛提出政治、經濟改革的主張並付諸行動。自仁宗慶歷年間的“新政”到神宗豐時的“變法”，雖因大官僚地主保守勢力的阻撓而終至失敗，但它們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影響卻不可低估。宋詞“豪放派”的興起恰在這一時期，恐怕很難用巧合二字來解釋。由於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進程有不平衡性，未必所有的改革者都是“豪放派”，所有的“豪放派”都是改革者；然而改革精神必定會曲折地反映到文學包括詞的領域中來，則是可以斷言的。
“豪放派”的發軔之始，可追溯到與晏、歐、柳同時的範仲淹。他出身貧寒，貴不忘本，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博大胸懷，曾親率宋軍抗擊西夏黨項族政權的武裝侵略，後又主持過“慶歷新政”。其詞雖隻傳五首，卻頗有新意。如《漁家傲》寫邊塞風光、軍旅生活，以悲涼為慷慨；《剔銀燈》借詠史發洩政治牢騷，於詼諧見狂狷：在當時以批風抹月為能事的詞壇上，不啻是振聾發聵的雷鳴。豪放之作在唐代民間詞中已有一定數量，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前期的其他文人詞裡亦偶一露面，不可謂無，隻是湮沒在婉約詞的茂草底下，呈間歇泉狀態，未曾噴湧成溪而已。至範仲淹出，它纔正式成為文人詞的一種自覺的創作傾向。我們之所以這樣說，是連同範氏那些散佚了的豪放篇什一並考慮的。宋人魏泰《東軒筆錄》記載：“範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倘若諸詞一一俱存，那麼豪放詞在其可知見的詞作中，就該占有數量上的優勢了。
進入北宋後期，神宗朝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一方面在創作上步武範仲淹，以《桂枝香》等剛健亢爽的懷古詠史詞騁其政治長纔、豪傑英氣，一方面又從理論角度向詞須合樂的世俗觀念發出了挑戰。他說：“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後有聲，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卻是永依聲也。”（見宋趙令畤《侯鯖錄》）這話實質上是以破為立，“豪放派”的創作綱領，已然音在弦外。前此詞中之所以充滿著“婦人語”和“妮子態”，英雄志短而兒女情長，多陰柔之美而少陽剛之氣，關鍵即在以詞應歌。而晚唐以來世尚女樂，歌者多是妙齡女郎，為適應她們的鶯吭燕舌，詞就隻好以男歡女愛、離情別緒、傷春悲秋為主題，以婉約為正宗。“豪放派”要解放詞體，打破“詩言志”（泛指情志）而“詞言情”（特指情愛）的題材分工，衝決“詩莊詞媚”的風格劃界，就一定要松開束縛著詞的音樂枷鎖。在這一點上，時代略晚於王安石的蘇軾走得更遠。
蘇軾“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陸遊《老學庵筆記》），他隻把詞當成一種句讀不葺的新體詩來作。他在詞裡懷古傷今，論史談玄，抒愛國之志，敘師友之誼，寫田園風物，記遨遊情態，“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清劉熙載《藝概》）；其詞或表現為平岡突騎、錦帽貂裘、挽弓射虎時的激昂慷慨，或表現為驟雨穿林、芒鞋竹杖、吟嘯徐行時的開朗曠達，或表現為大江酹月、故國神遊、緬懷英傑時的沉郁悲涼，或表現為長路走馬、酒渴思茶、叩問農家時的隨和平易，“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蘇軾《答謝民師書》）。他是“豪放派”當之無愧的奠基者。
蘇軾的衝擊波在北宋晚期詞壇上引起了兩種不同的反響，贊成者有之，持異議者亦有之。傳統是一種巨大的慣性，因而蘇軾對詞體的革新暫時還不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連他鐘愛的學生秦觀也還是學柳永作詞的。
在北宋後期的婉約詞人中，秦觀是藝術造詣很高的一位。秦詞的特色是隻以中音輕唱，隻以淺墨淡抹，而旋律間自有一種沉重的詠嘆，畫面上自有一種層深的暈染。他的佳作既達到了“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記晁補之語）的俗賞，也贏得了文化修養較高的士大夫們的眾口交譽。他政治上屢經挫折，遠謫南荒，而性格軟弱，不像與他有著相同遭際的蘇軾等人那樣倔強，故其晚年之作多絕望語，格調也由哀婉而淒厲。古往今來，社會心理一般都同情弱者和不幸者，秦觀以及類似的悲劇型婉約作家，如前之李煜、晏幾道，後之李清照，其詞之所以偏得人憐，這未嘗不是一個重要因素。
北宋晚期“婉約派”的另一位代表作家、徽宗朝曾主管國家音樂機關大晟府的周邦彥，在繼承柳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婉約詞的藝術形式。如作縱向比較，他對柳永的新變，著重表現在以下幾點：其一，柳永參與制作的大批慢曲，多是民間新聲。口耳相傳，此出彼入。樂工歌妓既得自由發揮，興之所至，擅行損益音拍；詞人倚聲填詞，自不免客從主便，就文字作出相應的增減。故柳詞中頗有同調作品句度參差、字數不一的現像。而周氏作為大音樂家兼高級樂官，無論其獨立創作抑在其領導下整理和創作出的歌曲，都具有嚴格的規範性，故其詞字句較整飭，呈現為格律化的定型。其二，柳永時代的樂曲，一曲僅用一種宮調，對歌詞字聲的要求還不算太講究，故柳詞多隻在樂律喫緊處精心調配。而周氏制樂，或於一曲之中多次轉調，音律更為繁復，這就必須處處留意字聲，平上去入，陰陽輕重，各用其宜，不容相混。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謂，讀周詞，“覺拗怒之中自饒和婉，曼聲促節，繁會相宣，清濁抑揚，轆轤交往”。誦讀尚且如此，當時歌唱之悅耳可想而知。其三，柳詞長調多平鋪直敘，大開大合，蓋篳路藍縷之際，未暇作營構迷樓之想。而周氏躬逢慢詞盛行之時，遂刻意出奇，人為地制造曲折回環，或無垂不縮，或欲吐先吞，或虛實兌形，或時空錯序，章法變化之能事至此已極。如作橫向比較，則同是一時婉約高手，周與秦的作風也不甚相同。大抵秦之筆輕靈，周之筆凝重；秦詞醇正，周詞老辣。北宋婉約詞人，周邦彥晚出，薰沐往哲，涵泳時賢，宜其詞中千門萬戶，集婉約派之大成，開格律派之宗風。
與秦、周同輩且並駕齊驅的還有一位詞中雄傑賀鑄。他是北宋從武官隊裡脫穎而出的著名詞人。所作取材較廣，風格也不拘一隅，婉約、豪放，兼收並蓄，如雜花釀蜜，自成滋味，合金鑄劍，別有鋒芒。
總的說來，北宋後期名家都屬於士大夫階層，部分人偶也寫有俚詞，但主要創作傾向卻是雅俗共賞乃至以雅化俗；並且除晏幾道外，一般都令慢兼長。因此，這一時期詞壇的格局轉而表現為“婉約”、“豪放”二派的對壘。論暫時的力量對比，前者如老柳吹綿，漫天飛絮，占據著上風；論將來的發展趨勢，則後者如新筍解籜，撥地而起，“棲鳳枝條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南唐李璟《詠新竹》詩，見宋人馬令《南唐書•嗣主傳》），前程正未可限量。
北宋末年，宋、金聯合發動的滅遼戰爭，充分暴露了宋王朝的腐敗和宋軍的孱弱，於是，遼亡後不久，女真族政權的鐵騎便大舉南下，一口吞並了整個中原。徽、欽二帝被擄，高宗倉皇南渡，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二次南北朝的分裂局面。
南宋前期是劍與火、血與淚的時代。且不說其間宋金雙方曾有過若干年、若干次慘烈的進攻戰、保衛戰和拉鋸戰，即便是在宋向金稱臣稱姪、歲貢銀絹、屈膝求和的苟安時期，以愛國的將領、士大夫和人民為一方，以誤國甚至賣國的昏君（或庸君）、奸臣為另一方，戰與和、戰與降的鬥爭也始終不曾止息。國家的危亡、民族的恥辱、人民的苦難，面對這一切，隻要是具有正義感的詞人，誰還能鎮日價偎翠倚紅、淺斟低唱？誰還能鎮日價雕琢章句、錎銖宮商？他們不期然而然地集合到蘇軾的旗幟下來，撥動銅琵琶，叩響鐵綽板，放開關西大漢的粗嗓門，高歌抗戰，高歌北伐。天平急劇地向“豪放派”一側傾倒。宋詞光輝的一頁，就是由這批愛國詞人用自己動脈中沸騰的血液寫成的。
早的愛國詞作者中包括好些站在抗金鬥爭前列的名臣戰將，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嶽飛，就是他們的傑出代表。其詞作今雖僅存三首，但首首與抗戰相關，幾於字字珠璣。尤其是那“壯懷激烈”的《滿江紅》，光昭日月，氣吞山河，不僅唱出了那個時代的強音，在近世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的嚴峻鬥爭中，也曾教育和鼓舞過千百萬人。
在詞史上以“二張”並幹和張孝祥，是南宋早期愛國詞人中成就較高的兩位。高宗紹興年間，朝士胡銓因上書反對和議、請斬秦檜之頭而遭迫害，被流放廣東蠻荒之幹不畏株連，毅然作《賀新郎》為他餞行，竟以此得罪，受到削籍除名的處分。孝宗朝“隆興北伐”失利後，投降派重新得勢，遣使向金人乞和，張孝祥悲憤地在建康留守宴上賦《六州歌頭》，致使主戰派大臣張浚傷心罷席。此類慷慨悲涼、駿發踔厲的優秀愛國詞作，二人集中，絕非僅見。有詞以來，人但以“小道”目之，認為是“詩餘”。清代著名詞論家劉熙載讀二張詞後，由衷地感嘆道：“詞之興、觀、群、怨，豈下於詩哉！”（《藝概》）詞至愛國，其體自尊。明白這個道理，便覺清人挖空心思以《詩經》中的長短句體為詞之源，靠虛報年齡來抬高詞的身價，真正是多事了。
怒瀾排空的南宋愛國詞潮，至辛棄疾出而上升到了。辛氏出生於北方淪陷區，青年時即參加義軍，獻身抗金復國的大業。南歸後卻始終不得朝廷信用，屢官屢罷，壯歲被投閑置散於鄉裡達二十餘年之久，北伐宏願蹉跎成空。其將纔相略既無處發揮，一腔忠憤遂盡托之於詞。無論高樓登眺、寒窗夜讀抑旅途書壁、歸隱題軒，無論移官留別、餞客夕觀燈、中秋賞月，無論遣興寫懷、侑觴祝壽抑撫今追昔、論史談經，他那橫戈躍馬、以恢復中原為己任的豪情壯志，那因受昏憒無能的統治集團壓制、排擠、打擊，長期郁積而成的一肚皮不合時宜，隨時隨處，一觸即發：擊築悲歌，不讓荊軻《易水》；揭喉高唱，肯輸劉季《大風》？浩嘆沉吟，無非磊塊；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他那股渾厚蒼莽之氣，那支雄奇奔放之筆，不但曲子裡縛不住，就連詞起碼的句度也無法範圍了。在他的面前，蘇軾的“以詩為詞”都還顯得保守——他干脆進一步解放詞體，“以文為詞”，從此，散文句法也在詞中通行了。辛詞的特色，還不止於此。由於他是來自北方的“歸正人”，頗受猜忌，動輒得咎，有些復雜的感情、過激的言論不便直接吐露；又由於他飽讀詩書，胸藏萬卷，學養博大精深，所以便在詞裡大量用典，甚至用生典僻典，經史子集，悉聽驅遣，信手撚來，往往有出神入化之妙。這種作法擴大了詞的意蘊容量和藝術張力，雖然，也給今天的讀者造成了許多困難和障礙。
與辛同時的愛國詞人，長者有陸遊，平輩有陳亮，後進有劉過。陸遊是南宋偉大的愛國詩人而不以詞特別著稱，劉過學辛而未有突出的個性，故此皆從略，隻說一說陳亮。陳與辛是志同道合的密友，人纔相若，唱和之作甚多，詞風亦相近。所不同者，辛棄疾身為朝廷命官，不能直言無忌，因而詞多摧剛為柔，更見沉郁頓挫；而陳亮則是一介布衣，沒有什麼拘束，所以敢大聲疾呼。他以策論、檄文為詞，橫放恣肆，痛快淋漓，頗有自己的戛戛獨造。雖粗獷發露了一些，不及辛詞的雄深雅健，但自是黃鐘大呂之音，足以起頑立懦。
南宋前期，“婉約派”隻為我們貢獻了一位出類撥萃的詞人，那就是中國古代秀的女作家李清照。她的一生和創作橫跨兩宋。早在徽宗時，她那些真正屬於女性自己的心聲，而非由男士們代庖的愛情詞，即已以其特有的那份純摯和纏綿悱惻而卓然名家；但《漱玉集》中的成就，卻主要體現在她南渡以後的作品裡。她是愛國的——“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她的《烏江》詩句句燃燒著火焰，其對於抗戰之態度的堅決，絕不亞於任何一位豪放詞人。可惜，“婉約派”關於詞“別是一家”（李清照論詞語，見宋人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的傳統觀念限制了她的創作，使她偏心地把俠肝義膽都給了詩，而隻在詞裡向讀者展示一個弱女子的自我形像。盡管如此，她的晚期詞作仍有相當高的現實主義價值。雖然她寫的隻是個人在流落天涯、孤苦無告時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聲聲慢》），但卻典型地涵蓋了當時千千萬萬的北方難民在國破家亡後的共同境遇，從側面暴露了侵略者和投降派的歷史罪行。這一社會功能又非“豪放派”的愛國詞所可以替代。至於她的詞在藝術上的造詣，則主要是能“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清彭孫遹《金粟詞話》），辭淡於水而味濃如酎。為此，她獲得了“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清人瀋謙《填詞雜說》）的高度贊譽。
“事無兩樣人心別”（辛棄疾《賀新郎•同甫見和再用前韻》）。北中國的喪失，在愛國志士們固然如刳腸剜目，痛心疾首；而對於南宋小朝廷，則隻當是切除了半個胃，並不十分妨礙他們啖肥飲甘。更何況，以新都臨安為中心的東南地區，山川秀麗，物產富饒，正是理想的安樂窩。因此，一旦妥協和屈辱換得了苟安，北宋末年那種以趁歌逐舞為特征的“宣政風流”，就又成為達官貴人們的生活必需品了。這樣的土壤，為培養南宋自己的周邦彥提供了溫床。經過數十年的一再優化繁殖，南宋後期詞壇上終於結出了兩顆“格律派”的碩果——姜夔和吳文英。
姜、吳二人都是遊徙於豪貴之門的清客詞人。他們都精通音樂，長於言情詠物，為詞格律謹嚴，音韻響亮，措辭高雅，造句新奇，頗能傳周邦彥的薪火。但姜氏旁參宋“江西詩派”的生硬，得周之峭撥；吳氏側入晚唐詩人的密麗，得周之深華。分鑣歧路，走向了不同的。就技法而言，姜詞多用虛字提唱，故結體清空，層次的演繹和轉換較為顯豁，筋骨全在明處；吳詞卻每每排比藻繪，故為體質實，脈絡多藏在暗處，所謂潛氣內轉，空際翻身。就風格而論，姜詞似疏梗白荷，幽香冷艷；吳詞似千葉牡丹，復瓣濃薰。他們雖憑藉藝術上的成功與辛棄疾在南宋詞壇分鼎三足，但畢竟不如稼軒那樣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息息關心。當然這隻是相對而言，他們總還沒有完全忘懷時勢世事，姜詞《揚州慢》、吳詞《八聲甘州》等就是證明。
南宋晚期有不少文人雅士是沿著姜、吳的道路繼續向前走的，其中周密和張炎兩家頗值得注意。周密號草窗，詞風接近吳文英，因吳氏號夢窗，後人遂有“二窗”之目；張炎詞集名《山中白雲》，論詞推重姜夔，而姜氏號白石，後人便以“雙白”並稱。和那些老死於先生牖下的愚頑學者不同，他們一個往酒裡兌水，降低夢窗的釅度，變其秾華為韶茜；一個給鑄鐵拋光，磨平白石的圭角，變其清峻為圓朗。能入能出，因而仍有獨立的存在價值。但他們宋亡前的作品至多不過是“鼓吹春聲於繁華世界”，“令後三十年西湖錦繡山水猶生清響”（宋鄭思肖《山中白雲序》）而已，格調較高的篇什大都問世於亡國之後。清人趙翼《題遺山詩》有雲：“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信然！
從藝術角度來說，南宋後期的“豪放派”中沒有產生能與姜、吳抗衡的大家。可是，圍繞著寧宗朝抗擊金人，金亡後理宗、度宗兩朝抗擊蒙古人南侵的鬥爭，愛國詞人們仍一直在吶喊。其中較出色的作家是劉克莊和陳人傑。
劉克莊與劉過號稱“二劉”，同屬辛派的嫡繫。其詞風酷肖稼軒，但功力未逮，渾厚不足，粗豪有餘。惟詞中頗有些新的政治內容，能發前人所未發，如諄諄告誡官軍不要濫殺被逼造反的少數民族百姓，批判朝廷猜忌甚至敵視北方抗金義軍的錯誤態度，提議在抗蒙鬥爭中應不拘一格地選撥、重用起自卒伍的軍事人纔，等等。其《玉樓春》詞直言規箴沉湎酒色的友人：“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正氣凜然，千載下猶能令人奮起。凡此種種，都為宋詞增添了新的思想光彩。
陳人傑詞僅傳《沁園春》三十一首，但多為憂時憤世之辭。當蒙軍重兵壓境而南宋君臣文恬武嬉之際，他挾醉濡筆，在臨安豐樂樓壁上大書道：“扶起仲謀，喚回玄德，笑殺景升豚犬兒！”咄咄逼人，如唐且對秦王挺劍而起，真有彗星襲月、白虹貫日、蒼鷹擊於殿上的氣像。他作雖不盡如此，要皆鋒芒畢露，大有陳亮遺風。而事實上陳人傑一生科場失意，未曾步入仕途，也確是陳亮那種類型的狂士。援“二張”、“二劉”之例，我們正不妨也把陳亮、陳人傑合稱為“二陳”的。
由於統治集團自身的腐朽沒落，南遷一百五十年後，趙宋王朝蒙的北方政權所軍的長刀利斧可以洗劫城市、屠戮人民，卻封不住詞人的喉嚨。在徐徐降落的大幕下，不同經歷、不同氣質、不同流派的詞人們，同臺演完了宋詞史上的後一出悲劇。
此期名家，大略有文天祥、劉辰翁、蔣捷、周密、王沂孫、張炎等。諸人處境有別，性格各異，故詞風亦多參差。文天祥，被俘北去，英勇不屈，從容就義。其《酹江月》詞曰：“鏡裡朱顏都變盡，隻有丹心難滅！”精忠耿耿，聲情激壯，如天外風吼。劉辰翁在宋亡前即能以詞筆揭露批判朝政之非，宋亡後亦不肯顏事仇，所作多痛悼故國，骨堅格遒，辭慟意苦，如林表鵑啼。蔣捷、後隱居不仕，保持了民族氣節，所作哀傷亡國諸詞，旨意明顯，語調蒼涼，如山中鶴唳。王沂孫、張炎雖苟全性命於新朝，但也無時無地不發故國之思、興亡之戚，或如草際蛩吟，或如葉底蟬嘒。就在這立體聲的管弦樂多重奏中，宋詞結束了她三百多年的曲折歷程。
以上，我們就宋詞的發展經過、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作家，作了一番粗略的勾畫。不當之處，敬祈指正。宋詞這塊芬芳絢麗的園圃令人目迷，令人心醉，每一個徜徉其間的遊客都會有自己的種種感受，或與他人所共，或為個人所獨。我們熱切地期待讀者以自己對於真、善、美的追求來認識她、欣賞她。如果本書能給大家一些啟發和幫助，那我們將感到十分欣慰。

在線試讀

近年來，中國出版界出現的諸般特色之一，是很多詩詞鋻賞一類書籍相繼印行。這是一個新興的可喜的現像。它並非隻是一種“風氣”。由於歷史的原因，向來極少這類著作問世，幾乎形成了一個文化方面的空白；而讀者卻非常需要這些個人撰寫的或集眾家合編的賞析講解的書物，來解決他們在欣賞唐宋名篇時所遇到的困難，提高他們的欣賞能力。本辭典的編纂，正是這一歷史要求背景下的一部具有規模的鴻編巨制。
唐詩宋詞，並列對舉，各極其美，各臻其盛，是中外聞名的；而喜愛詞的人，似乎比喜歡詩的人更為多夥，這包括寫作和誦讀來說，都是如此。原因何在，必非無故。廣義的“詩”（今習稱“詩歌”者是），包括了詞；詞之於詩，以體裁言，實為後起，並且被視為詩之旁支別流，因而有“詩餘”的別號。從這一角度來說，欣賞詞的要點，應該在詩之鋻賞專著中早就有所總結和抉示了，因為二者有其共同質性。但詞作為唐末宋初時代新興的正式文學新體制，又有它自己的很多很大的特點特色。如今若要談說如何欣賞詞的綱要與關鍵時，我想理應針對上述的後一方面多加注意討論纔是，換言之，對如何欣賞詩（無論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的事情，應當估計作為已有的基礎知識（例如比興、言志、以意逆志、詩無達詁……），而不必在此過多地重復贅說。
基於這一認識，我擬乘此撰序之便，將個人的一些愚見，貢獻於本辭典的讀者。
我想敘及的，約有以下幾點：
，永遠不要忘記，我國詩詞是中華民族的漢字文學的高級形式，它們的一切特點特色，都必須溯源於漢語文的極大的特點特色。忘記了這一要點，詩詞的很多的藝術欣賞問題都將無法理解，也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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